第三章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翻译家。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如胡适所说，他的《人的文学》（此外还有《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个性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理论基础的。他还是新文学的重要批评家，更以独具风格的散文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他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与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他对希腊文学、日本文学、俄国文学、东欧文学的翻译、介绍，在“五四”时期就被认为是“开纪元的工作”。

“五四”以后至1930年代，周作人的思想与文学逐渐发生变化。在1928年所写的著名的《闭门读书论》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与“英雄”相对的“凡夫”（另一些文章则有“凡人”之称）的概念：这是一个自我命名，意味着周作人自觉地从强调知识分子使命感的“五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启蒙主义传统中分离出来，放弃了救国的责任，回到“专门读书”即坚守思想文化学术的基本建设这一读书人的本位上来。周作人强调，这并不是回到“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封建读书人的传统老路上去，而是“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因此，他主张读史书，特别是野史：“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就在这里面了。”这些观点都与鲁迅惊人地一致，说明周作人根底上仍属于“五四”。与“五四”传统的这一纠缠——既努力摆脱，又藕断丝连，就构成了周作人的基本矛盾。

1930年代周作人几乎在每本著作的序言里都要说到“谈风月”与“谈风雨”的选择的艰难：“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所谓“谈风雨”就是对现实与历史直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伦理批判（“呵佛骂祖”），“谈风月”既有回避现实的一面，更包含对人类文化的根本，人性、人的基本生存价值的超越性关怀，前者“忧世”，后者“忧生”。周作人的写作就徘徊于这两者之间。——同时期的鲁迅则把自己的杂文集命名为“准风月谈”，在“不准谈风雨”的政治压力下，仍坚持借谈风月而谈风雨，甚至谈风云，即所谓“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准风月谈〉前记》）。将两者对比，看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