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结论及其对大学生就业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利用全国12个城市2357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并对若干与青年就业途径相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实现就业的各种途径中，自己应聘就业的占到一半左右，学校分配就业的约占20%，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就业的约占25%。自己应聘就业是最主要的途径。

第二，青年的城乡背景、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等因素与其就业方式的分布之间有一定关系：青年为城市背景时，依靠学校直接分配的比例相对较高，自己应聘的比例相对较低。来自镇和乡村背景的对象则正好相反。同时，与一般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方面三者的总比例相差无几。

第三，青年的文化程度与采用自己应聘就业途径的比例基本上成正比，而与依靠社会资本途径就业的比例成反比。总的趋势是，低文化程度青年，特别是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在就业时更依赖社会资本的途径，而具有本科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学生则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自主应聘就业。

第四，青年就业的时间越早，通过学校直接分配就业的比例越大，而自己应聘就业的比例就越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就业的比例则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一结果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依靠自己应聘就业将越来越成为青年就业最重要的途径。

第五，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青年的文化程度对于青年就业途径的分布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除本科文化程度者外，在具有相同文化程度但不同城乡背景的青年中，他们成功就业所依靠的途径基本相同。而本科文化程度者中，农村青年由于相对缺乏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同时，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早晚对他们就业途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初中、高中或中专等较低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参加工作时间对他们就业途径的分布没有影响。但对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随着参加工作时间的不同，学校分配就业的比例急剧下降，自己应聘的比例显著上升，成为最重要的就业途径。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对于研究大学生就业的结果或状况（包括就业途径、就业质量、就业绩效等）来说，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调查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问题。现有的青年就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而研究的方式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对即将毕业的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的方式来进行。尽管从实际研究的可行性来看，这是一条合适的途径，但我们应充分意识到这条途径所存在的不足。研究者常常通过问卷调查，询问大学毕业生是否找到了工作，然后对找到的和未找到的作为两类进行统计分析，以说明哪些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对“找到”工作有作用或有影响。问题是，由于调查往往是在大学生毕业之前进行的（基本上是在4—7月之间），而此时那些在统计分析中被作为参照对象的“未找到”工作的对象，实际上还处在“找”的过程中，他们的就业过程尚未结束，所以，许多分析和结果实际上只是对那些“较早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而不是对全体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而用这种从“较早找到工作的”对象那里得到的结果，可能会给解释带来偏误。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本研究对这种“已就业青年”的研究结果或许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实际上，本研究关于青年就业途径的结果与现有的几项关于大学生就业途径的调查结果之间就存在较大差别。比如，本研究结果中，自己应聘的大约占50%，而前述的陈海平、张红两项调查中这一结果都高达80%，而通过他人介绍联系的都不到15%，明显低于本研究中25%的结果。由于现有的调查都是在找工作过程中进行的，所以有可能恰恰是那些在研究者调查时“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在后期更多地依靠了各种社会关系找到了工作。

二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因素在青年实际就业途径上的作用问题。尽管单独分析青年的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与其就业途径分布之间的关系时，二者与就业途径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当控制住青年的文化程度后进一步分析的结果则表明，青年城乡背景因素以及青年参加工作时间早晚的因素与青年就业途径的分布之间都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资本基础之一的城乡背景的因素对就业途径的影响在文化程度上大部分都消失了，参加工作时间的因素的影响也在低文化程度的对象身上消失了。这些结果似乎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出代表青年人力资本要素的文化程度因素对其就业途径分布的影响更加重要。或者说，表现在青年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与其就业途径之间关系上的一部分结果，实际上是青年文化程度作用的影响。同时，本研究的结果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只有当青年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时（本研究中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时），他们在就业途径上才会相对较多地依赖社会资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途径获得就业的比例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也为更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青年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

三是本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问题。笔者在探讨青年就业途径问题时，注意到了青年的文化程度因素，并将其作为青年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分析。但实际上，青年人力资本的内涵要比青年文化程度的内涵更加广泛。比如，现有一些研究中所使用的学生学习成绩、是否获得奖学金、各种考级证书、是否党员和学生干部、是否兼职等，都是比较合适的指标，但这些指标本研究中都没有包含。此外，尽管青年的文化程度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指标，但同样不能忽视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影响。即对于同样是本科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是毕业于普通大学，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不同的。所以，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学校类型的变量并进行控制，或许可以更好地分析青年的文化程度、城乡背景以及就业时间等因素对其就业途径的影响，也能更加客观地反映青年人力资本因素所具有的作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