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1. “职业流动”“跳槽”与“工作转换”

目前有关工作或职业变动的研究中混用了多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因此首先对几个主要概念进行一些辨析。已有研究对工作转换相关的现象主要使用了三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职业流动”（如吴愈晓，2011；宋月萍，2007）。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中采用较多。另一个概念是“跳槽”（如李志等，2009；吴冰等，2012）。这一概念往往在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探讨和采用较多。此外还有少数研究采用“离职”的概念（李向民等，2007）；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则将二者看作同一件事。比如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将“职业流动”特指“在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转换”（龙书芹，2009）。

笔者认为，“职业流动”与“跳槽”的概念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职业流动”概念往往更强调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职业”属性。比如，一个人原来是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转换工作到某大型商场当售货员；他的职业从“建筑工人”转变为“商业人员”；同样的，一个人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师，后来转换工作到行政机关当干部，他的职业也就从“教师”转变为“政府部门行政人员”。而“跳槽”的概念则主要强调的是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单位”属性。前述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较多采用“跳槽”概念的一个可能原因，正是因为研究更多的是从作为“单位”的企业的角度出发的。而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即使其换了工作，也称不上“跳槽”，其原因也在于此。在“跳槽”这种工作转换中，劳动者既可能转换了职业，也可能没有转换职业。比如，一个人从甲IT公司的经营人员转到同一类型的乙IT公司，成为乙公司的经营人员。其职业并没有发生改变，仅仅只是换了工作单位；如果他从IT公司调到一所大学当老师，从事计算机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它不仅转换了单位，同时还转换了工作性质，即转换了职业。

而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的是“工作转换”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职业流动”和“跳槽”两种情况。笔者认为，青年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进入了某种职业中，相应地也往往具有了具体的单位（个体经营等职业除外）。而青年转换工作，本质的特征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换了另一件工作。我们关注的主要是青年“工作变动”或“转换工作”的情况，即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在职青年是否发生了转换工作的行为，或者说是否具有转换工作的经历，而不去关心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究竟是转换了“职业”，还是转换了“单位”，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2. 相关文献回顾

笔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探讨“职业流动”方面的论文有65篇、探讨“跳槽”方面的论文共有162篇（分别以题目中包含“职业流动”或者包含“跳槽”进行检索）。前者整体的学术性相对较强，但内容主要涉及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企业管理者的职业流动，以及其他特定职业群体（如教师）的职业流动等，除了大学生就业的研究外，较少涉及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而后者在内容上不仅整体学术性相对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方面的论文主要都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甚至只是有关这一现象的简单议论，缺少经验性的研究结果。就笔者阅读相关文献的结果而言，现有文献中，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与本研究关系密切，其研究结果对本研究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一是大学生就业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大学生迅速出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而其职业状况也迅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翁杰等人使用浙江省就业大学生的数据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稳定性，其数据结果表明，“1995—2005年，劳动合同期限基本呈现单调下降的趋势……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首份雇佣合同的期限在持续降低，即事前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降低。”（翁杰等，2008）该研究的数据同时表明，“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有60%左右的人在3年内发生了就业转换”，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转换率提高，就业稳定性持续下降。”（翁杰等，2008）该研究已经很敏锐地看到，毕业大学生频繁转换工作是对其首职的纠正以及自我价值的再发现的过程，但是该研究并没有从青年本身出发，就青年的社会适应做出足够的分析，而是局限于相对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关系的改变。

李志等人的研究调查的是在企业工作，但是工作时间未满三年的40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其结果表明，“有过自愿离职经历的大学生员工比例较高，而平均离职次数并不多。这说明，职业适应期大学生员工频繁‘跳槽’现象更多地表现为‘跳槽’人数比例高，而非人均‘跳槽’次数多。”（李志等，2009）而他们频繁“跳槽”的现象“缘于高离职倾向；价值观念不融合、薪资待遇不满意、发展前景受阻碍、工作缺乏安全感、自我实现不满足是影响离职倾向的五大因素”（李志等，2009）。可以看到，李志等人在原因分析中已经涉及了青年的职业社会适应。遗憾的是，一方面，其研究仅仅关注于企业中入职未满三年的大学生的跳槽问题，过分集中于高学历和职业初期使得其结论也相对狭窄，事实上很难认为其结论可以直接代表所有青年的长期工作转换情况；另一方面，李志等人还是强调要从企业出发看到和解决相应的问题，并没有将视角真正置于城市在职青年的社会适应。

二是职业与社会分层流动的研究。社会学者常常以个体的职业流动状况来研究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如吴愈晓通过对20—60岁城市在职人员的调查数据讨论了初职获得方式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在职业流动模式上的差别。其指出，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比通过正式渠道或“正式+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更可能转换工作，而后两者之间在工作转换的倾向上没有形成显著差异（吴愈晓，2011）。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就工作转换而言，和大多数社会分层的研究一样，吴愈晓更为关注初职与现职，而并不会将整个工作转换作为一个过程来讨论原因或是职业者的适应。

龙书芹的研究因而很值得重视，其使用事件史分析的方法对南京666位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过程进行了分析，以揭示出职业变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员工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龙书芹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带来了机会结构的转变，这成为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制定下游戏规则，最终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体因素仅是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龙书芹，2009）。通过对社会转型和劳动力市场（所有制）的强调，龙书芹为青年的工作转换设定了社会环境和背景，但是在社会背景下青年更为微观的职业流动和转换仍然需要关注，毕竟相同的社会环境仍然造就了不同青年个体相当不同的工作转换状况。

三是工作转换的不同群体差异的研究。最为常见的就是性别差异的研究，并且研究都揭示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宋月萍利用第二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讨论了与女性相关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两性的职业流动模型存在显著的不同；而仅仅人力资本恐怕难以完全解释这种性别差异，女性在职业流动上的弱势可能更多地来自其家庭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宋月萍，2007）。宋月萍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暗示男性和女性在职业上的追求可能因自身家庭状况等出现不同的适应状况，但是其研究焦点过分集中于性别差异带来的职业流动的不同，反而对社会个体实际的工作转换状况较少涉及。

唐美玲则以青岛300多名青年白领的调查数据来考察“跳槽”的性别差异。其结果表明，“从职业流动来看，青年白领女性和男性在是否跳槽以及跳槽的次数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跳槽与否与青年白领的工作时间、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以及工作单位的性质有关，国家垄断大部分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转变，使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为青年白领，特别是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青年白领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流动到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唐美玲，2007）该研究结果还是更为偏重宏观的社会背景以及偏重对性别差异的揭示，而对青年实际的工作转换有所忽视；且该研究中的差异揭示过分倚重双变量统计，可能也使其研究结论需要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廖根深对工作转换的群体差异的揭示偏重于年龄差异。其根据广东省18—30岁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计算不同类别青年群体的平均职业流动周期的方法，探讨了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18—30岁青年经历了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职业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化。”（廖根深，2010）并据此将中国青年的职业发展阶段划分为社会闯荡期、职业磨合期和事业起步期三个阶段（廖根深，2010）。应该说，廖根深的研究已经很多涉及青年在职业方面的社会适应过程，但是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其对青年职业阶段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揭示相当不够；二是其研究样本特殊，由城市青年、农村青年、外来务工青年三部分构成，样本构成的群体差异可能会给其研究结论带来很多影响，至少该研究样本并不能反映出城乡分割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发展与适应。

从总体上看来，已有的研究尚缺乏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进行较系统化的经验研究，尤其是较大规模且合理抽样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到，上面综述的研究都是在其他研究思路中进行的，尤其缺乏的是以城市青年为视角，着力考察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过程的。现有的文献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应该进行相应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现有文献主要局限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毕业初期）、城市白领，对文化程度较高青年的过分关注难以获得关于所有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状况。二是研究跨度。已有研究或者将视野关注于所有在职成年人（如20—60岁），或者仅仅局限于大学生的毕业初期（如毕业三年内）；前者容易忽视以“成家立业”为主要社会化任务的青年在工作转换中的特殊性，而后者则难以将职业初期的相关结论认为是整个职业历程的青年都具有的特点。实际上，关注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有可能对上述两种跨度的研究进行深化的。三是研究重点。可以看到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工作转换本身，而是将工作转换与性别职业过程、职业分层过程等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当“立业”本身就是（在职）青年的基本社会化任务时，对于青年工作转换本身无论在现状还是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显得必要而且深有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这些方面出发，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数据，对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城市青年的工作转换的现状、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