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青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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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分析

1. 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现状与特征

在12城市被调查的在职青年中,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青年占多大比例?他们转换工作的具体次数是如何分布的呢?我们的统计结果详见表4-2:

表4-2 请问这是你的第几份工作?

(续表)

表4-1中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大约有一半(49%)有过工作转换的经历;表4-2进一步展现了有过工作转换经历青年的实际工作转换情况。表4-2中可以看到,转换过1次工作的青年占23.4%,转换过2次工作的青年占15.0%,而转换过3次及以上的占10.7%。在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在职青年中,换过1次或者2次工作者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其概括出了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最基本状况。

当然,有必要将青年的工作转换置于相应的时间维度上。吴愈晓(2011)曾对城市中20—60岁的在职人员的调查数据进行离职风险率计算,其结果显示,“离开初职的风险函数并不是一个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一个左偏的钟形曲线趋势。也就是说,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延,换工作的可能性逐渐上升,而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换工作的风险率则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下降。”从其研究结果的图示上可以粗略地看出,钟形曲线的顶点大约在7年的位置。本研究的实际结果又是如何呢?详见表4-3:

表4-3 城市在职青年换工作次数与其工龄的交互统计 %

表4-3的结果表明,虽然本研究的对象在年龄上与吴愈晓的研究对象有较大差别,但将本研究结果与其研究中工作年限(工龄)在10年内的对象的结果进行比较,情形还是比较吻合的。从表4-3中可以看到,城市在职青年离开初职、换工作的比例(非0次的比例)从最初的19%,随工龄逐年上升到39%、50%、54%、50%、58%、63%,直到第7年的64%达到最高,然后又逐渐下降为61%、60%、52%、62%。限定工作年限在10年以内的工作转换率变化图见图4-1。可以看到,图4-1基本上呈现先高后低的倒U形。

图4-1 分工龄的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率(%)

2. 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影响因素

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被调查在职青年中,有过工作转换的大约为一半,比例为49.1%;而在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青年中,其平均每人的工作转换次数为大约2次(1.92)。下面我们以青年是否转换过工作为因变量以Logit模型来考察包括性别、教育在内的各变量对青年是否转换工作的影响。模型结果见表4-4。

表4-4 估计是否转换过工作的Logit模型

(续表)

注:因变量为是否转换过工作。样本量=2269。******分表表示p<0.1、p<0.05、p<0.01、p<0.001。

表4-4中报告了两个模型,模型1考察了各个变量对工作转换的影响状况;由于工作本身对于性别而言可能的含义不同,模型2中进一步在教育年限和父母压力对工作转换的影响中,区分了性别变异。表4-4的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文所呈现的工作年限(工龄)与工作转换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作年限与是否转换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倒U形的,即当青年开始参加工作之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发生风险)也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工龄[1]之后,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则开始下降。

模型1中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对工作转换有显著影响。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者比未婚或离婚者换工作的可能性要低33.6%。独生子女身份对工作转换有显著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48.0%。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会降低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降低14.3%。被调查者所处的行业同样对青年的工作转换有重要的影响,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服务性行业比生产性行业的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133%,而事业机关行业的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比服务性行业的要低22.5%。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非正式工比正式工的工作转换可能性高116%。而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直辖市的青年工作转换可能性最高。[2]模型1的结果也表明,性别、18岁之前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以及父母是否施加了工作的压力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由于工作本身对于青年两性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性别的可能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进一步区分教育程度和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影响的性别差异。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的,对女性青年而言,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可能带来工作的稳定性。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女性青年的总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18.3%;相对而言,男性青年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下降9.7%,显著地降低。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同样具有性别差异,实际上在模型2中,父母压力只对男性青年换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保持其他变量恒定,没有父母压力的男性青年相对于有父母压力的男性青年,其换工作可能性要低30.2%;父母压力对女性青年的工作转换并没有显著影响。

表4-4的结果提示我们,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1)青年自身人力资本占有越高,其工作转换可能性越低。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和人力资本积累高的青年本身的职业获得也相对要高联系在一起,这类青年可能并不需要通过换工作来寻求更高的职业收入或是更好的职业发展。(2)青年的流动欲望越强,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越高;青年越走向稳定,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则越低。工作年限的影响最具有说服力:在工作初期,青年更多追求工作的发展,则其换工作的可能性不断上升;但是在工作了一段年限之后,在职青年开始稳定下来,则其换工作可能性也开始下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非正式工可能需要更高的换工作率;而逐渐走向家庭稳定的已婚青年,其在换工作概率上也走向更低。(3)青年所处的环境的流动性越强,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处于流动性最强的服务性行业的青年,其换工作可能性远高于生产性行业,而后者的换工作可能又高于最为稳定的事业机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流动性最强的直辖市的在职青年的换工作可能性更高。(4)社会背景给青年的工作转换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结果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压力(父母压力)只给男性青年带来更高的工作转换几率;而有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有可能选择稳定。

3. 青年工作转换次数及其影响因素

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期望进一步追问,那么对于那些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青年,其工作转换次数如何?尤其是其是否如某些研究或者媒体所指出的那样跳槽频繁呢?其实在表4-1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1131名青年中,其平均转换过1.92次工作,即平均每人约“跳”过两次。这一频次与已有研究相比比较接近。应该说,城市在职青年的这一工作转换次数并不算频繁。我们将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近似看做是定距变量进行线性模型拟合(OLS)。由于因变量在实际的分布上并不完全正态,我们仅仅探索性地讨论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次数的相关影响因素。

模型的结果见表4-5。

表4-5 估计换工作次数的OLS模型(有换工作经历的青年)

(续表)

注:因变量为转换工作频次。只针对有过工作转换的在职青年,样本量=1113。******分别表示p<0.1、p<0.05、p<0.01、p<0.001。

表4-5的模型3的R2为12%,基本达到了模型拟合的要求。从模型3的数据结果来看,性别、独生子女身份、职业状态和父母压力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男女青年之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青年之间、正式工和非正式工青年之间、父母施加工作压力和没有工作压力青年之间都并不存在工作转换次数上的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青年比不在婚(主要是未婚)青年平均少转换过0.33次工作;青年的教育程度对其换工作次数有负向的影响,当其他情况一致时,青年的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平均换工作次数减少0.08次;工作年限(工龄)对青年工作转换次数有正向作用,可以理解,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在职青年的平均换工作次数增加0.09次;而就行业而言,服务性行业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相较于生产性行业,其平均多出0.27次;城乡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当其他情况一致时,18岁之前主要生活在农村者比来自城市的青年平均多转换0.13次工作;地区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直辖市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当其他变量恒定时,省会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33次,大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3次,中小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0次。

单独考察有过工作转换的在职青年,我们发现其工作转换次数是受到包括青年个人资源、工作年限以及社会背景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由于模型在因变量上的限制,我们不打算对已有的结果作过分的阐释,然而表4-5的结果中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与已有研究总是强调社会优势群体——如职业上占优势的白领、人力资本上占优势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转换频次,并且往往暗示其转换频率过高不同的是,模型3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谁的工作转换次数更多?不是在资源等方面占据优势的青年,而更可能是在各方面占据劣势者。从表4-5的模型3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表明了是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或者在农村出生的在职青年有更高的工作转换次数。

[1] 从表4-4模型1的具体回归系数来看,青年工作年限的转折点为大约8年,即在工作了约8年后,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停止增加,开始下降。这一结果与上文的描述基本一致。

[2] 从表4-4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直辖市的青年相对于省会城市青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62.8%;相对于大城市青年,高48.5%;相对于中小城市青年,则高52.3%。城市规模与换工作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关系可能是由城市的流动性和资源性带来的,流动性高的直辖市工作转换较多,但是资源比较少的中小城市同样可能带来较高的工作转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