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1. 就业质量的概念和指标体系

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就业”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工作机会，并且编制了一套衡量各国“体面劳动”的主要指标体系，内容有：（1）就业机会；（2）不可接受的工作；（3）足够的收入和生产性的工作；（4）合理的工作时间；（5）工作的稳定性；（6）社会公平待遇；（7）劳动安全；（8）社会保障；（9）工作与家庭生活；（10）社会对话与劳动关系；（11）经济和社会因素（刘素华，2005）。在此框架下，就业质量研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工作质量”指标体系，欧洲基金会构建了“工作和就业质量”指标体系。2010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协调上述三个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编制了“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包括：就业安全和道德伦理；收入和福利；工作时间和工作—生活平衡；就业安全和社会保障；社会对话；技能发展和培训；工作关系和工作动机7个维度，并在此框架下发表了“2010年欧洲9国就业质量国别报告”（UNECE，2010：4）。

就业质量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综合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高度统一的定义，从拉斐尔（Rafael）等人（2011）总结的就业质量的二十多种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国外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和指标体系，有的研究从个体角度出发，关注劳动者的工作质量，如德国工会组织使用的“好工作指标”（good work index）；有的研究则从雇主角度分析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如欧洲雇主委员会的指标体系；有的研究则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如失业率、就业率等指标；还有的研究则涵盖了从个人微观指标到国家宏观指标，如2005年福特基金支持的“好工作指标”（good job index）。

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概括来讲，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2004年9月，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举办了“2004年中国就业论坛”，中外专家与我国政府达成共识：“不断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首次明确提出将提高就业质量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目标（刘素华，2005）。就业质量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不尽相同（见表6-1）。

从上述研究者提出的测量指标来看，“就业质量”涉及的维度多、指标多，测量指标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基尼系数等，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工作主要特征等；既有客观层面的，如工作时间、收入等，也有主观层面的，如工作满意度、工作—生活平衡。研究者根据资料的可得性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指标体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测量中基本上都涵盖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体面就业”概念下提到的工资收入、工作情况、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2.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量

“现在要对不同群体的就业质量做深入研究，要有不同对策。临时用工、非正规就业人员可能面临的是获得就业岗位的问题，但是农民工可能面对的就是工资、工时的问题；专业人员、城市白领的就业质量更加强调职业发展、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等。要针对不同群体的情况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制定差别化的、精细化的政策。”（曾湘泉，2013）不同群体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就业中的诉求和就业质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大学生、青年农民工是就业质量研究的主要群体。从中国期刊网上查到的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来看，1997年以来篇名中含有“就业质量”的各类期刊文章一共522篇，其中涉及“农民工”/“流动”+“就业质量”的文章39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文章275篇。[1]不同群体就业质量研究中涉及的指标不同，那么，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量主要采用的指标有哪些？

陈海秋（2009）提出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包括：（1）聘用条件。分为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四个要素。（2）工作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安全环境、心理环境三个要素。（3）劳动关系。分为劳动合同、民主管理、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社会对话五个要素。（4）社会保障。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个要素。张妍、韩嘉玲（2012）在对流动妇女的研究中主要测量了四个维度：就业稳定性、就业环境、工资收入和社会保护，具体的指标包括：劳动者更换工作的频率；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安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是否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林竹（2012）的研究中则将农民工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工资福利、劳动关系、职业发展、工作环境、权益保护及参与管理和心理感受。张卫枚（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量包括工作状况（就职行业、工作时长、劳动报酬、社保状况）、工作环境（物理环境、安全环境、人际环境）、劳动关系（合同签约率、就业稳定性、管理参与）以及工作满意度。

由此可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量也没有统一标准，现有的研究中大都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安全、就业稳定性、工作时间、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和工作满意度等几个方面的指标。

3.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

近年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多是对某一地区的调查分析。张海枝（2013）通过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是不稳定的；过低的工资水平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并进而影响其生活质量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从事的是低声望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8%的人没有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障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参加过就业培训的比例不高，占总体的68%。

张卫枚（2013）通过对长沙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分布在制造业、建筑、服务等行业的低层次岗位上，平均每天工作9.16个小时，每周工作6.05天，高于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从劳动报酬来看，则大都处于低收入阶层或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比例很小，收入仅为长沙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收入工资的58.5%。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很低，多数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多数人没有接受培训或仅接受过简单的培训，绝大多数人未能得到职业发展的机会，无法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从环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物理工作环境较为恶劣，用人单位提供的安全保护条件堪忧，新生代农民工相互之间的同事关系相对和谐，而与直接上级的关系相对紧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就业的满意度偏低，就业期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

林竹（2012）通过对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薪资水平较高，因为加班和工资水平相关，所以多数人对加班不反感。70%以上的人有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劳动关系上，72.6%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75%以上的人的劳动合同都是两年之内的短期合同。在职业发展上，76.2%的被调查者在工作期间接受过培训，但多数人对将来晋升的信心不足。从工作环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选择那些相对环境优越、安全、不影响健康的工作，多数人对工作的物理环境、安全性及健康影响方面没什么不满。在权益保护及参与管理方面，知道企业有工会的比例不高，并且多数被调查者不认为工会能够起到权益保护的作用。从心理感受来看，多数人不认为户籍对其工资、福利和晋升有什么影响，不觉得自己的职业不体面。

何亦名、王翠先、黄秋萍（2012）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过低、就业稳定性差，无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严重，实际劳动时间过长，人力资本投资缺乏，职业技术培训实施程度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团结意识较强，但组织化程度仍然不高，劳资关系不容乐观。

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为对某一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比较研究则非常少。十年前，美国贝兹大学的玛格丽特·莫勒-法齐奥（Margaret Maurer-Fazio）等人通过对120家企业的调查，对外来民工和城市职工的收入水平、流动性、教育水平等进行了比较，她发现外来人口的工资水平要高于城市职工水平，但小时工资低于城市职工；55%的外来农民工接受过培训，低于在岗职工的培训比例，但要高于下岗职工接受培训的比例；和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天数多；农民工的流动性要高于城市职工，50%以上的农民工换过工作，而有60%的城市职工从未换过工作；农民工对于再就业的信心也高于城市职工，近7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1—3个月内就可以找到工作，而城市职工的这一比例不到50%（张照新、宋洪远，2002）。苏丽锋（2013）对本地非农户口人群与外地农业户口人群的就业质量指标得分差异进行分析发现，除了劳动安全、工作强度、加班及待遇、工资发放等方面二者没有明显差别外，其余指标差异较大，尤其是就业稳定性、职业发展、社会对话、劳动合同、工作与专业匹配度、职业受尊重程度方面本地非农户口群体的指标得分明显较高，表明外地农业户口人群的就业质量与本地非农户口人群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通过对不同户口人群就业质量总指数的比较，发现就业质量最高的是本地非农业户口劳动者，最低的是外地农业户口劳动者。

4. 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因素研究伴随着农民工的出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如何进入城市并找到工作，研究发现以亲缘、地缘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关系，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增加了农民工找到工作的机会（蔡昉，1997；李培林，1996；赵延东、王奋宇，2002）。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新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的文化程度、诉求与上一代不同，文凭、技能、工作经验等在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劳动力按户口等制度性因素分层逐渐转变为按照市场机会和人力资本分层，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李强，2002；张永丽、黄祖辉，2008）。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谢勇（2009）通过对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人力资本因素是决定城市中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的状况以及技能水平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农民工，其就业的质量也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取得一份稳定工作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但是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工资报酬方面，社会资本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积极的作用。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现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在社会等级上处于较低层次。青年农民工内在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制度因素对其就业质量施加着相当显著的影响，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都有显著影响的是就业机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状况（彭国胜，2008）。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与其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网络质量对就业质量指标中的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心理契约达成三个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的帮助者拥有较多的资源，能施加较大影响，更加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找到高质量的工作（张昱、杨彩云，2011）。

总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大都分布在社会声望较低的行业和岗位上，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低、缺乏社会保护是基本的状况。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青年农民工的这些特点是他们特有的吗？与城市青年相比，他们之间的就业差距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就业差距有多大？影响城乡青年就业质量的因素有没有不同？古罗马著名学者塔西陀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比较研究法现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更客观地说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1] 查询时间：201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