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道与幸福：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比较

在当前对于跨文化比较哲学不断上升的热潮中，对于古希腊哲学和儒家伦理学的比较已经非常普遍。这些研究大多数将二者的伦理学诠释为德性伦理学，并且通常聚焦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孙伟这部关于比较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将是一个创新性的尝试，有望在比较哲学领域开辟新的天地并且确定新的研究方向。尽管这部著作处于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之中，它还是区别于先前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的比较，因为这部著作不是强调伦理生活的构成性方式（德性），而是它最终的目的——在中国哲学中是“道”，在希腊哲学中是“幸福”。这部著作也超越了德性伦理学的范围，开始关注东西方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并探索东西方哲学中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联。

这部专著将会为赞同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观点的人所欢迎，因为南教授认为在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中，荀子值得加以更多地关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反对将荀子排除在儒家正统之外的做法，或者只是关注于他的哲学而不去探讨荀子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然而，很少有学者像孙伟这样作了如此之丰富的研究来证明荀子是一个儒家并且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部专著对于荀子哲学的阐释是在孙伟之前一部著作基础上的继续推进。正像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置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背景之中，并且对柏拉图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也同样将荀子哲学置于孔子和孟子的教义背景之中。尽管这部书的重点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但比较的范围更加宽广，它将对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古希腊思想家和中国哲学家也考虑在内，后者的观点则与比较的主题息息相关。

受到近来哲学中“方法论转向”的影响，孙伟在著作一开始就适时提出了他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主要引入了牟博教授所提出的“建构性参与”途径。像每一位从事比较哲学的学者一样，孙伟相信，尽管东西方哲学间有着显著的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但它们之间的比较是可能的，并且这种比较将有助于解决哲学问题。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了东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差异，详细分析了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传统，这就为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的哲学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章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介绍对那些不熟悉它们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引言。

由于对伦理行为的渴求与作为人类幸福一部分的对世间物质名利的欲望二者的冲突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对于“道”和“幸福”的选择就与当今我们的生活高度相关。尽管每种传统——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儒家学派——都有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但对于二者的比较将会更有启发性意义。一些学者或许会反对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假定了形而上学或至少是元伦理学的目的论，而这与早期儒家彻底内在的伦理性价值观不相容。其他学者也许会怀疑它们二者的道德心理学是否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来进行可行性比较。一些学者也许会质疑“天人合一”是否是一种对荀子“道”的适当描述，如果我们允许对这一观念进行不同界定的话。还有一些人或许会反对将儒家的礼等同于希腊思想中的理性或理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各种不同的诠释观点和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也会有读者们愿意赞同儒家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是在追求某些绝对的永恒真理。

这本专著为伦理生活提供了有趣的观察角度，比如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其中包含了对思辨或“大清明”二者在更高程度上的实现）就增强了现实世界伦理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孙伟强调了在“大清明”和在日常普通生活之中追寻儒家之道之间的连续性，而这就为解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理智生活和实践/政治生活关系的争论提供了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或许未必能说服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隔阂和无法解决的张力的学者。然而，它对于如何在伦理生活中包含精神维度的同时而不失去其实践性方面，仍然是一种饶有兴趣的思考。

我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发现这部著作中许多有趣的论断吧。最后，我要衷心祝贺孙伟用他的勇气和努力完成了这样一项宏伟的研究，并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在未来引领更多关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的比较。

陈素芬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