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如何可能？——一种关于比较哲学方法论的探讨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有关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问题，其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深入比较分析。然而，就这种比较本身而言，可能会有不少学者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由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下的两个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比较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思想往往是当时历史时代以及知识背景的产物，而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知识背景都不尽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何具有可比性？退一步来说，如果能够进行比较的话，这种比较的意义何在？我想上述问题不仅是本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比较哲学本身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下面笔者将详细考察比较哲学的本质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论问题。

美国华裔哲学家牟博先生在他主编的《比较哲学》创刊号中对比较哲学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比较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目标和方法论策略，简而言之，就是要探寻怎样通过反思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来自不同哲学传统或以不同风格/导向从事哲学研究（在一种传统中或在不同传统中）的不同思维方式、方法论途径、视界、洞见、重要观点或概念性以及解释性资源，能够从彼此相互学习，共同为一系列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议题、主题或话题的理解和论述共同作出贡献，而所有这些议题或主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哲学阐释和从更广阔的哲学视角来共同加以关注。[1]

这也就是说，比较哲学关注于不同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的比较，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些哲学问题或创建新的哲学观点。但这一目的如何能够保证比较的有效性呢？来自于不同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的观点，如何具有可比性？牟博认为，无论东西方哲学如何不同，它们在哲学问题上的关注则是一致的。就某一个哲学问题而言，无论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如何不同，或者表达方式如何不同，但都是在表述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所以，在探讨某个哲学问题的层面上，我们是可以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加以比较的。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的倾向是对不同思想家观点以及文本的单纯历史性的描述或者只是对其相似性或不同点的简单对比，而忽略了对不同思想的哲学比较与阐释。[2]唯有对哲学问题的具体深入分析和比较，才能使得阐释者能够对思想家本身的观点和其隐含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而思想家的这些观点本身也许并没有明确地被这个思想家自己考虑过，或者阐释者本身能够用一种更加哲学或者更加清晰和连贯的方式来对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另外一个传统的概念或者解释性资源就会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家观点或文本的理解。[3]

牟博接着指出了这一比较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参与阶段（pre-engagement phase）。这一阶段主要是思考关于某个哲学问题的来自不同思想传统的观点；第二阶段是参与阶段（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这些观点都内在地参与进来，共同为解决某一哲学问题提供自己的见解；第三阶段则是后参与阶段（post-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不同传统的观点被吸收成为解决某个哲学问题的新路径。

就第一阶段而言，我们需要用一种普遍的哲学视角从某种思想传统中抽取或剥离出一些哲学观念，而不去涉及这一观念所产生的传统或背景中的无关因素，尽管后者可能会对理解这些观念有所帮助。这样做的理由在于：首先，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研究一个观念如何与其思想传统或背景之间的联系，而是这个观念如何与我们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相关。其次，尽管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来理解某个观念，但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个观念的意义之后，我们就没有继续探讨背景的必要性了。再次，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并不否认某种观念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但问题在于这种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比较哲学中对其进行深入表述。

在第二阶段，来自不同思想传统的相关视角或观点进行建构性地参与。从某一方的观点出发，另外一方的观点是外在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哲学视角或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来说，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彼此互补。在这一语境中，“外在”这个术语就会忽略了我们的目的。这里的关键点不是这个或那个独立的视角，而是所有这些视角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这些视角都能够成为一个当前哲学议题中的内在的、能够互补的组成部分。

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对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进行调整、模糊并且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进路。这才是我们想在比较哲学中看到的东西。[4]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牟博关于比较哲学方法论的观点。首先，本书要进行比较的是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毋庸置疑，荀子和亚里士多德虽然在生活的时间上相隔并不很长而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荀子生于约公元前313年，卒于前238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前384年，卒于前322年），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都是极为不同的。荀子生活在中国古代的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分裂成七个较大的诸侯国，彼此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亚里士多德则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古希腊的雅典，而雅典虽然在当时处于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并不时会有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战争爆发，但最终雅典都还是处在马其顿王国尤其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代。荀子所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充斥着各家学派的学说和主张，其中既有儒家、道家，也有法家、名家、阴阳家以及纵横家，而荀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兼收其他学派有助于发展儒家学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主要作为柏拉图学园的学生来跟随自己的老师柏拉图学习，这就意味着他的哲学思想必然带有古希腊哲学由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传承下来的印迹，而其所处的知识背景也并不像战国时代那样“百家争鸣”，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单纯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在比较二者的伦理学思想时兼顾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或知识背景，那将会是一种极其繁琐的工作，而且可能会由于这种历史性的回顾而忽略了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所在，那就是二者伦理学中的某些共同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尽量少地介绍二者所生活的历史时代背景，而尽可能多地将篇幅留给哲学问题的探讨。

其次，我们要将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比较的意义在于发现二者思想中能够为解决某些哲学问题提供的途径。西方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幸福”概念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乃是指各种德性实践活动所能达到的圆满状态，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幸福”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究竟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或者，如果二者都说出了部分真理的话，那二者又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共处的呢？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诉诸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本身恐怕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前几章一直说“幸福”是一种德性的实践活动，而在最后一章又突然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幸福”乃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如果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本身而言，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应该被认为是“幸福”的一种定义。但这两种定义如果都是正确的话，如何能够做到互相兼容呢？这时候，我们通过审视荀子伦理学中的相关概念——“道”，也许会得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荀子伦理学中，“道”的实现既在于德性的实践活动，而其本质的实现更在于“虚一而静”所实现的“大清明”状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道”的这两种含义的相互兼容或许会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两种定义的争论提供一种解决的路径。同样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和人性教化之间关系的观点也能够为荀子对于法律的坚持乃是为了实现儒家关于人性的理想的观点提供一种有力的辩护。因此，这种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比较是为了发现一种解决彼此伦理学之中某些问题的途径。或者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的话，是为了对某个共同的哲学问题——比如说幸福和道这一伦理学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或解决思路。

然而，对于牟博所提到的比较哲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对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进行调整、模糊并且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进路，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可以从彼此双方借鉴很多观点来为自身的哲学形成一种外来的补充和辩护，并且二者伦理学发展的进程和目标（详见第五章最后一个部分）都有相当程度的类似，但对于是否需要最后将二者观点加以模糊并且调整吸收为一个观点，则是有疑问的。虽然二者观点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对于二者差异观点的模糊似乎也并无必要，因为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二者比较的价值和意义，而二者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某一哲学问题的回答。

基于上述的研究方法，本书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也大体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别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个部分中，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概念在各自学术传统中的沿承将会被详加探讨。第二个部分是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伦理学概念进行“建构性地参与”。在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荀子的伦理学将如何能够为解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难题提供一种路径。同时，也将探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将如何能够为荀子伦理学中的某些问题提供一种辩护。第三个部分将会探讨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这种“建构性参与”如何为某种普遍的哲学问题或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德性伦理学所关注的最终目的——人的德性培养和塑造，是如何与伦理学乃至人生的最终目的——“幸福”或“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如何在纯粹的思辨活动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1]Bo Mou，“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in Bo Mou ed.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No.1，2010，p.3.

[2]Bo Mou，“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in Bo Mou ed.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No.1，2010，p.5.

[3]Bo Mou，“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in Bo Mou ed.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No.1，2010，p.14.

[4]Bo Mou，“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in Bo Mou ed.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No.1，2010，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