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现状

几乎从反虚无主义小说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学术界对这一术语的争议就未停息过。有的学者直接将其命名为“论争小说”（Полем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学史家П.В. 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将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称之为“我们论争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及“论争小说的纪念碑”。[1]1890年，斯特拉霍夫也在他的《文学虚无主义史论》提出，В.П. 克柳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楼》“像《浑浊的海》一样属于论争小说。换言之，他以此体现了思想和信念的斗争，它们如今仍在激荡社会。而且，作者本人也暗地站在斗争的某一面。”[2]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安年科夫、斯特拉霍夫等人的立场，他们所谓的“论争小说”其实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与革命民主主义小说家们的争论。因此在当时环境下，说到“论争小说”实际上就是指反虚无主义小说。

苏联时期的研究者基本上采用“反虚无主义小说”这个概念，并往往冠之于“反动保守”这样的形容词。进入新世纪，研究形势为之一变，出现了一些专门著述。如瓦列里·捷廖欣用了“保守小说”（Охранительно-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Роман）这一称呼来指代反虚无主义小说，这当然是侧重于小说的倾向性而言的。而另一位研究者伊利亚·维尼茨基（Илья Виницкий）则直接认为：“从皮谢姆斯基《浑浊的海》（1863）到阿夫谢延科《邪恶的精神》（1883）的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妖魔化小说（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3]此等种种，多数侧重在小说的社会内容而言。不过，当前俄罗斯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使用“论争小说”来指代反虚无主义小说。譬如，2003年出版的《1860—1870年代哲学—宗教论争背景下的俄国小说》一书中，作者虽然运用了反虚无主义小说这一特定称谓，但也指出：“我们把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小说看作是论争小说（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的变体。”[4]直到2005年俄罗斯出版的大型研究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7卷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仍将反虚无主义小说称之为“论争小说”，并且在注释中指出“反虚无主义小说”这一术语是“苏联文学研究并不合理的遗产”，因为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反”较为流行，如“反革命”“反苏维埃”等等。[5]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涅兹维茨基（В.А.Недзвецкий）在2011年的新作《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史：非古典形式》中干脆把新人小说和虚无主义者小说分开来讲。涅兹维茨基认为“苏联时期把上述1860—187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与道德伦理规范称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而它的体现者则是革命民主派。在如今按照民主常理概念来说，显然不正确。更准确地可以将其界定为西欧实证主义（斜体为原文所有——下同）的俄国变体。这样，在自己生活中受此主导的‘新人小说’也可命名为俄国实证主义者小说。”[6]至于反虚无主义小说，涅兹维茨基认为：“更准确的命名是大众化的俄国实证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小说，但要从俄国传统信仰与价值观念的层面去予以批判性理解。”[7]不难看出，上述观点重在强调虚无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也没有抓住该类作品的真正关键。

笔者以为，论争是这类小说的特色之一，也是俄国文学的一大主题。从伊凡雷帝与库尔勃斯基（А.М.Курбский，1528—1583）之间的通信笔战开始，直到今天，很多作品都可以算是论争性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小说。仅仅以“论争”来命名十九世纪60—70年代的小说，似乎彰显不出这一时期小说的特性，甚至无法区分小说和文学批评、政论。卢森堡曾谈及这个问题：“正是由于俄国文学的论争性质，它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作品之间的界限就划得远远不像现在在西方那样明确。在俄国，这两种往往相互混同，就好像德国过去的那样一个时期，当时莱辛给资产阶级指出了途径，他时而从戏剧评论转向戏剧，时而又利用哲学—神学的辩论作品和美学的研究，为近代世界观开辟了道路。”[8]另外，在当前语境下，“论争小说”应该包括虚无主义小说在内，这显然又扩大了本研究的范围。总体来说，反虚无主义小说这一术语自然有其不足之处，但考虑到“虚无主义”一词本身能体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思想状态，在此基础上的“反虚无主义小说”更能体现被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时代性；加之俄罗斯及欧美学术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也有一段时期，这一术语基本上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本书也采用这一固定说法，在有需要的地方适当加以补充。

反虚无主义小说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因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被贯之以“反动小说”之名而埋于故纸堆中。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俄罗斯学者因占有材料之便走在了研究前列，以下按时间顺序就笔者手头材料做一概述。

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恰是俄国文学批评界总结回顾百年文学的时期。正如当代研究者指出的：“在白银时代初现曙光的日子，人们已经意识到俄罗斯经典文学遗产对于世纪之交文学的意义（我们在此简略地引用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9]这其中，文学史的编撰成了重新审视文学遗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譬如佩平（А.Н.Пыпин，1833—1904）编撰的4卷本《俄国文学史》（圣彼得堡，1898）、奥夫夏尼克—库利科夫斯基编撰的4卷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圣彼得堡，1910）、西波夫斯基（В.В.Сиповский，1872—1930）的《俄国文学史——十九世纪新俄国文学史：普希金、果戈理及别林斯基》（圣彼得堡，1910）、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Р.В.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1878—1946）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市侩习气》（圣彼得堡，1911）等等。其中涉及反虚无主义小说的是奥夫夏尼克—库利科夫斯基的文学史。在该书第4卷以《60—70年代的倾向性小说》为题的第4章里，作者扎莫京虽然从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将两种倾向的文学分成左派和右派，但总算一视同仁，没有过分厚此薄彼。扎莫京对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常见情节做了概括：“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以家教、教师及医生等身份走进地主或某个社会名流甚至官僚家庭，与老一代守旧派和现存不完善秩序的代表作斗争，后者主要是富有的老爷或某个高官。平民知识分子还吸引了一些青年男女，结果他与某个反动分子的妻子或女儿私奔了，两人凭借自己的劳动过得很幸福，或者落在当局手里，为自己 勇敢的反抗而承受严酷的惩罚。”[10]其中话语，虽有些许褒贬倾向，但总体而言尚属平和。

1929年，以研究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而著称的苏俄老一辈文学研究者蔡特林（Цейтлин А.Г.，1901—1962）在《文学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文集上发表了《反虚无主义小说的情节》一文。此文发表于俄国形式主义盛行之时，又兼苏俄初创，正逢阶级斗争理论大行其道，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深受两者之综合影响。蔡特林首先将文学对现实的展现分为三种方式：日常生活、事件及心理。在此基础上，评论家结合反虚无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根据其不同阶级出身将反虚无主义小说分为三种类型：日常生活、历险故事及心理分析。蔡特林指出：“资产阶级和庄园贵族是反虚无主义文学的创立者和需求者。其阶级心理的多样性、趣味的深刻差异、对虚无主义不同的思想态度决定了他们各自叙述道路的倾向。”[11]如屠格涅夫、克柳什尼科夫等人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者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或小贵族家庭，故而这类小说重点描写其日常生活的情况，如《处女地》中的涅日丹诺夫。其次是如克列斯托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这类作品更多考虑的是冒险因素，反虚无主义因素在这里更多服务于作品的娱乐性。第三种小说类型则是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数为外省的知识分子，小说所强调的是他们受虚无主义的吸引与之前的陈旧生活方式决裂，并最终对虚无主义失望的过程。这类小说较为突出的是人物心理转变的描写。

蔡特林甚至将这种划分直接运用到具体作品分析里。譬如，他以《奥勃洛摩夫》为例，认为其中奥勃洛摩夫是心理描写的对象；查哈尔则是日常生活的代表；希托尔兹则当然是资本家冒险者的形象。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蔡特林的论述并不高明，因为其侧重点在于从阶级出身来看待反虚无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固然简单明了，但也难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因此有些作品如Б.М. 马尔凯维奇（Б.М.Маркевич，1822—1884）的作品就无法放入上述三种类型之中。这一点研究者本人也有同感，他指出“一批倾向性小说因其复杂的结合超出了上述三种叙述层次。”[12]

此后，巴扎诺夫（Базанов В.Г.，1911—1981）也在1939年发表了《屠格涅夫与反虚无主义小说：巴扎罗夫与俄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一文。文章并不长，前半部主要谈了屠格涅夫创作的客观性，以及巴扎罗夫否定倾向中的积极因素。也许是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评论者较多地引用了赫尔岑、皮萨列夫、谢尔古诺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巴扎罗夫的评论，认为：“在分析了《父与子》的阶级排列之后，屠格涅夫得出结论说他的小说‘旨在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巴扎罗夫‘镇住了小说所有的其他人物。’”[13]这一论断在整个苏联时期对《父与子》的看法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文章后半部重点谈了屠格涅夫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作者看来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这是由卡特科夫等人促成的。“《俄国导报》的评论指出：西尼特科夫‘极为真实，对他的描写体现了生活的真理’。……由此，保守主义出版界利用西尼特科夫的形象来与革命民主派作战。这个漫画式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反而成了60年代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中心人物。”[14]在作者看来，屠格涅夫与反虚无主义的关系，主要便在于此了。

蔡特林和巴扎诺夫是老一辈苏联学者中较早关注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人，这显然体现了他们学术眼光的敏锐。但也不必讳言，他们的文章数量较少，而且受时代影响，大多在研究的同时抱之以批判的姿态，缺乏一定的深度。另外，限于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总体而言虽有开拓之功，却无后继之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学术界都没有出现反虚无主义小说方面的研究论述。

直到1941—1956年间，在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所编撰的10卷本《俄国文学史》中，才有作者比亚雷（Г.А.Бялый，1905—1987）在第8卷中以《60年代小说（综述）》为名，对反虚无主义小说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不过，比亚雷指出：“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作者们深深地偏离了现实主义原则。他们以人像木偶取代了新人的典型形象。社会现象的本质不但未在反虚无主义小说中得到揭示，反而被极大地歪曲了。”[15]同一版本的文学史第9卷也提及“在70—80年代的文坛上出现了不少所谓保守倾向的作家……”，并列举了Б.М. 马尔凯维奇，В.Г. 阿夫谢延科等作家的名字，进一步指出反虚无主义作家如列斯科夫之流“其命运与反动世界不可分离”[16]。其批判之意，昭然可见。

在随后由布什明（А.С.Бушмин，1910—1983）等人主编的两卷本《俄国小说史》（1962—1964），作者Ю.С. 索罗金对反虚无主义小说做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尽管其倾向仍是批判性的。作者把反虚无主义小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1年之后，“1862年的五月火灾及1863年的波兰起义成为系统地围捕民主力量的信号。”第二阶段则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随着1866年4月4日卡拉科佐夫刺杀沙皇未遂，俄国保守势力对革命民主派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第三阶段是70年代末。总体来说，作者认为：“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反虚无主义小说，就其自身内容而言，主要是政治小说；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是反动保守的小说；中心主题是两种力量，即民主与反动力量的斗争；就其对民主运动代表们的描写手段而言，这是攻击性的小说。它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客观历史全面地描写人物，不在于讨论‘新典型’，而在于攻击、诽谤式地评价所描绘人物。”[17]接下来，索罗金以近30页的篇幅逐个介绍了一些反虚无主义作家及其小说大概。从中不难看出，苏联研究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已越来越重视，但限于其时代背景，仍然拘泥于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也不可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反虚无主义小说。

上述问题同样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报刊及某些专著中。著名的果戈理专家曼（Манн Ю.В.1929—　）在1968年第10期《新世界》上发表的《巴扎罗夫及其他》一文中涉及了反虚无主义小说的问题。在谈到巴扎罗夫的行动时，他说：“反虚无主义小说在其实质上讽刺性模拟革命民主派的活动：革命宣传、试图以村社的方式改造农村生活，解放妇女，而对于这些活动，巴扎罗夫或者冷漠不睬，或者不赞成。”[18]这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内容做了一点概括，但可惜并无太多深入。另外，在出版于1963年的《列斯科夫的讽刺》一书里，作者戈里亚奇金娜说皮谢姆斯基、列斯科夫、克柳什尼科夫等作家“在为自己确立了诽谤革命民主派阵营，否定革命思想本身的目标之后，所有这些作家都将自己的政敌描绘成道德堕落的刑事犯，他们的道德就在于没有任何道德。”[19]这显然属于泛泛而论，概括得过于粗糙了。

1980年，苏联科学院版的4卷本《俄国文学史》在评价反虚无主义小说方面应该算是一个进步。该书的第3卷第7章专门分析了反虚无主义小说，这章实际上是作者巴秋托（Батюто А.И.，1920—1991）在一篇名为《屠格涅夫与一批反虚无主义倾向的作家》的长文基础上扩充而成，收录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论文集《屠格涅夫及其同时代人》（Тургенев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Ленинград，1977）一书中。巴秋托在一开始便指出“反虚无主义小说——就该词语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反动保守的小说。”其后，作者逐次分析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关注重点：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民族问题等等，认为：“‘证明’革命民主派社会政治理想之无前途，无基础，无道德在反映农民暴动及彼得堡大火的反虚无主义小说章节中表现得尤为坚决。”此外，在教育问题上，“由虚无主义思想所激起的理智混乱状态在反虚无主义小说情节中占有显著地位。”在民族问题上，“除了大国沙文主义外，反虚无主义小说还有狂热的反犹主义。”最后，作者也指出：“不管其作者在反映对象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反虚无主义小说首先是一种小说：它捍卫国家和家庭‘基础’之不可动摇，否定‘快速发展’即革命方式解决俄国现实主要问题之合理性。”[20]这是继两卷本《俄国小说史》之后，苏联学术界再一次尝试将反虚无主义小说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进行论述。尽管在根本的倾向上还没有太大的转变，但可以看出，反虚无主义小说正由纯粹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学术性的研究开始取代阶级性的分析。

编撰于1987年的苏联文学大百科辞典因其时代的关系，在对反虚无主义小说评价方面又稍有进步，它的解释如下：“流传于1860—1880年代上半期俄国社会政治小说的一种俗称。小说中以敌对口吻反映了所谓‘虚无主义者’——即思想和实践的‘否定性派别’，盼望剧烈变革俄国生活制度、社会生活与道德基础（教会、家庭、婚姻）的平民知识分子。”[21]应该说，这一定义就其本身描述而言是比较完整的，但因其未能揭示出反虚无主义小说内在的思想基础，按照研究的需要来说还远远不够。

苏联解体前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1991年，孔久琳娜（Кондюрина А.А.）以题为《十九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作为自己的语文学副博士论文；之后出现了以作家（如列斯科夫、冈察洛夫等）为研究个案的论文及专著，不胜枚举。比如上文提及的瓦列里·捷廖欣的著作。1994年，他以论文《十九世纪60—70年代俄国文学中的“反虚无主义”小说类型学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答辩，次年，该文以《“反潮流”：被隐匿的俄国作家，反虚无主义小说类型学》的名字出版，2009年又再版，其时扉页上注明作者是后苏联时代俄国文学研究中第一批关注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人。在这部篇幅仅为100多页的论著中，捷廖欣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俄国虚无主义的起源及其文学体现，指出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小说模式等艺术角度对反虚无主义作品进行了剖析。因为作者重点在于克列斯托夫斯基等一批无名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倒反而谈得不多，总体来说，还不能说是对反虚无主义小说全面彻底的研究。并且，受篇幅的限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列出作家作品予以一一论述，只能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2003年，俄国出版了斯塔雷金娜的专著：《1860—1870年代哲学—宗教论争背景下的俄国小说》，其中涉及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人小说的分析，这是作者1997年进行答辩的博士论文，原名为《1860—1870年代俄国论争小说：人的概念、进化、诗学》，是目前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方面新成果之一。该书共分为4部分，352页，其内容分别是“关于人的哲学—宗教论争中的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1860年代下半期—1870年代前半期哲学宗教论争背景下的反虚无主义小说：人的概念与人物形象体系”，“反虚无主义小说作为论争小说的实践：基本思想和主题的象征化和比喻化”，“论争小说在1870—1890年代文学史背景下的转变：某些方面问题”。应该指出，就笔者目前所掌握材料而言，这是俄国迄今为止研究反虚无主义小说最为详细的一本专著。该书大量采用十九世纪的小说文本，发掘了克柳什尼科夫、阿维纳利乌斯、克列斯托夫斯基等这样一批早已被遗忘的作家文本，并展开分析。作者将上述作家的作品与皮谢姆斯基、列斯科夫等人作品并列，研究其人物形象的相似性、传承性并努力构建反虚无主义者的形象体系。这种努力是有一定成效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就小说整体结构来说，从社会背景到文本分析，再到对后世的影响，步步推进，逻辑性很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2006年第81期的俄国《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杂志上刊登了斯特罗加诺夫（М.Строганов）的书评文章《丧失的可能性》，对该书进行了严厉批评。斯特罗加诺夫认为，斯塔雷金娜的著作没有给读者带来预期的收获，反而使之丧失了正确了解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可能性。评论者指出，作者将1860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潮分为两种，即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且不说这种划分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否失之简化，即使在对这两种思潮的界定方面，斯塔雷金娜都往往语焉不详。在具体到对作品的分析上，斯特罗加诺夫认为，作者列举了众多小说，唯独缺乏最主要的几部：反虚无主义的《浑浊的海》《无处可逃》，虚无主义的《父与子》《怎么办？》，“舍此则虚无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无从谈起。这部或那部小说有时会被提及，但这并不足以构成与整体现象相应的认识。”[22]另外，作者认为反虚无主义的基础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但在论著中，这种传统的具体体现得不到详细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评论家的这些观点，同样对本研究的开展起到警示作用。

此外，2010年俄罗斯东北国立大学（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博士斯科列伊尼斯（Склейнис Г.А.）的毕业论文《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起源与体裁特点》，是目前俄国关于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根据笔者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阅到的资料，论文共分序言、4章及结语，第一章谈虚无主义起源、本质及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形成；第二章从皮谢姆斯基及其《浑浊的海》和克柳什尼科夫《海市蜃楼》两部作品着手，分析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体裁形成；第三章则是以克列斯托夫斯基的《染血的椅子》《两种力量》等作品为例，分析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体裁特点；第四章则是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巨作（Великое пятикнижие）展开论述，也是加强上述对反虚无主义小说体裁特点的论述。总体来说，该作者的论文是在斯塔雷金娜的著作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挖掘[23]，着重分析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体裁方面（属于艺术性角度），有别于斯塔雷金娜对宗教哲学背景的强调（属于思想性角度）。但在笔者看来，论文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文章缺乏对列斯科夫两部小说的分析，考虑到《无处可走》和《结仇》在反虚无主义小说中的代表性，这颇有些不可理解；或许是限于资料搜集的关系[24]，论文中虽然涉及卡特科夫的反虚无主义问题，但仅是一带而过；至于另外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理论家斯特拉霍夫，文章中更是没有涉及。尽管如此，该论文仍不失为当前俄罗斯学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问题的最新思考，值得我们注意。

英语世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研究最早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莫瑟。1964年他出版了《1860年代俄国小说中的反虚无主义》一书，1965年在《东欧斯拉夫杂志》第9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1860年代俄国诗歌中的反虚无主义》，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莫瑟教授的专著仍是目前西方世界唯一一本论述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专著，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西方斯拉夫研究者对作为整体的反虚无主义小说研究迄今尚无建树，尽管对该传统下的个别作者有所论述。”[25]该著作之独特意义不言而喻。该书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聚焦于1855—1872年的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其中既有《父与子》《群魔》这样的名家名作，也有《浑浊的海》《海市蜃楼》等这样的久被遗忘的作品。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即对18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形势的论述；当时俄国小说的反虚无主义因素，人物刻画之现实基础、影响；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特征。书末还附了十九世纪60年代一些主要俄国刊物的简介，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反虚无主义小说情节概述。

但是，作为西方最早研究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一部专著，莫瑟教授的这部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全书共计215页，但分析虚无主义及反虚无主义背景的就占了136页，真正用以分析反虚无主义小说本身的仅有第三部分，仅44页，似乎有些比例失调。再如，作者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定位并不明确。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虽是较早以虚无主义者为主人公的小说，但是否能定义为“反”，这个问题值得商榷。皮萨列夫作为年轻一代的领袖，在俄国文学史上素来被看成虚无主义者，但作者在本书中似乎也未过多加以论述。

当然，这一点在作者后来的专著《作为梦魇的美学：1855—1870年间的俄国文学理论》得到了弥补。该书作为一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实际上是对《1860年代俄国小说中的反虚无主义》在理论上的补充。因为前者过于重视小说文本的分析，因此本书着重于1855—1870年间，文学批评界对虚无主义思想的纠正和反驳。其中涉及大量今天已不为人知的评论家，如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叶甫盖尼·埃德尔松（Евгений Эдельсон，1824—1868）、尼古拉·索洛维约夫（Н.И.Соловьёв，1831—1874）。全书分为4部分，在介绍了这个时期的报刊及参与论争的批评家之后，便分别从“艺术与理性”“艺术与道德”“艺术与现实”这几个角度列举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两派的观点，展开论述。总体而言，莫瑟研究的意义在于他能在历来被视为官方正统的革命民主派文学之外另辟蹊径，从旧纸堆里发掘那批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为读者揭示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的另一条发展脉络，使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乃至思想进程得到更为完整的展现。

莫瑟之后，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出现了停顿，尽管有零星的论述，但至今有影响的著述不多。比如，谢尔盖·格列戈里于《斯拉夫评论》（1979年9月号）上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与反虚无主义小说。该文侧重对《群魔》在思想和形式上的两重分析，将之与其他反虚无主义小说对比，指出了《群魔》深远意义及形式上的创新。由维克多·特拉斯（Victor Terras，1921—2006）主编的《俄国文学史》（1991）也对反虚无主义小说有所涉及。该书认为第一部反虚无主义小说是维克多·阿斯科琴斯基（Виктор Аскоченский，1813—1879）的《当代魔鬼》（1858），之后编者介绍了克柳什尼科夫、克列斯托夫斯基、皮谢姆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反虚无主义小说作家，并扼要介绍了其作品内容。可能是限于文学史的体裁，编者未对反虚无主义小说做出整体性的评价。[26]此外，初版于1989年，修订于1992年的《剑桥俄国文学史》（查尔斯·莫瑟主编）对于反虚无主义小说丝毫未有提及，仅在第6章“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时代，1855—1880”中涉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在文学目的论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并未提及反虚无主义小说，更没有进一步的分析。[27]

综上所述，俄罗斯与欧美学界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相形之下，国内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受俄苏传统影响较大，虽不能说是亦步亦趋，但往往把思想内容作为判断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有些泛政治化。这就使得反虚无主义小说这样的“反革命小说”没有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研究本身而言，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反虚无主义小说，无论是原始资料的占有，还是最新成果的把握，都与俄罗斯或者欧美学者有一定的差距。仅笔者能力所及，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第一卷寥寥数语提及十九世纪50—60年代，有《俄国导报》刊发了许多反虚无主义小说，并引了列宁的话，说“这些‘反虚无主义’小说专门‘描写高贵的贵族首领，心地善良的心满意足的农夫、食得无餍的恶棍、坏蛋以及革命怪物’”[28]。蒋路先生在他的《俄国文史采微》中也略有提及：“克柳什尼科夫、皮谢姆斯基、阿韦纳里乌斯、克列斯托夫斯基等人的所谓‘反虚无主义小说’，更是极力给虚无主义者抹黑，描述他们如何寡廉鲜耻，干出讹诈、偷窃甚至谋杀之类的勾当，因而受到皮萨列夫、谢德林和赫尔岑的严正批驳。”[29]此外，任子峰教授于2010年推出的《俄国小说史》，也提及反虚无主义小说，这应该是国内较早也是较严肃对待这一小说的代表。但总体而言该书对这一小说着墨不多，并且其论述基本未超出俄苏学者的研究。该作将反虚无主义小说定义为“社会政治小说和政治纪实小说”，认为“表现‘善’与‘恶’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这类小说的基本主题。”“其基本思想倾向是保守和反动的”[30]。此后，作者列举了一些代表作的故事梗概便结束了全部介绍。这说明反虚无主义小说已经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但仍需投注更多的力量去加以进一步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将反虚无主义小说放在中国语境下加以研究，归纳并系统地展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和填补空白。何况，从前文所述可知，反虚无主义小说本身确实有其值得被研究的价值。

[1] Анненков П.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сква.: 1983.С.501，502.

[2] Страхов Н.Н.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нигилизма. 1861—1865.СПб.: 1890.С.344.

[3] Илья Виницкий Русские духи: спириту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южет романа Н.С.Лескова“На ножах”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1860-х годов.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7.№87.

[4] Старыгина Н.Н.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в ситуац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емики 1860—1870-х годов.C.11.

[5]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7.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05.С.4.

[6] В.А.Недзве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ⅩⅨ века.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1.С.81.

[7] Там же.С.87.

[8] ［德］卢森堡：《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序》，载于［德］卢森堡：《论文学》，第78—79页。

[9]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1卷，谷羽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0]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ⅩⅨ века: в 4 т.// под ред. 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ого.Москва.: 1910.Т.4.С.130—131.

[11] Цейтлин А.Г. Сюжетика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марксизм.1929.№2.С.40.

[12] Цейтлин А.Г. Сюжетика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марксизм.1929.№2.С.67.

[13] Базанов В. Тургенев и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 Карелия. Альманах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Карелии , Кн.4.С.164.

[14] Там же.С.167.

[15]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М-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ССР.1956.Т.8.С.295.

[16] Там же.Т.9.С.136—137, 134.

[17]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амана. В 2 т.М-Л.: Наука, 1964.Т.2.С.97、102.

[18] Манн Ю.В. Тургенев и другие.Москва.: 2008.РГГУ. С.54.

[19] Горячкина Н.С. Сатира Лескова. М-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ССР.1963.С.19.

[2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0.Т.3.С.282.

[21]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В.М.Кожевникова и П.А.Николаева.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7.С.29

[22] М.Строганов.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См.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06/81/st33-pr.html.

[23] 这一点从她论文中对斯塔雷金娜的推崇也可看出，并且斯塔雷金娜也是她论文答辩的委员之一。

[24] 东北国立大学是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马加丹（Магадан）地区的一所高校，前身是1960年建立的师范学院，期间几经变迁，于2007年才升级为东北大学。

[25]Charles A. Moser. Antinihilism in the Russian novel of the 1860's. p.8.

[26]Victor Terras: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尤其是第320—369页。

[27]Charles A.Mos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尤其是第248-333页。

[28] 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一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71页。其中列宁的话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29] 蒋路：《俄国文史采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30] 任子峰：《俄国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