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特性

《苏联文学大百科辞典》（1987）对“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定义是：“流传于十九世纪60—80年代上半期俄国社会政治小说的一种俗称。小说中以敌对口吻反映了所谓‘虚无主义者’——即思想和实践的‘否定性派别’，盼望剧烈变革俄国生活制度、社会生活与道德基础（教会、家庭、婚姻）的平民知识分子。”[1]可以看出，在这个今天看来并不完整的定义中主要强调的有三点，即小说是“社会政治小说”；其次，小说的反映对象是“虚无主义者”，即平民知识分子；再次，小说是以“敌对口吻”来反映平民知识分子的。需要指出的是，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主要论战武器是俄国东正教思想，这一点是上述定义所忽略的。

首先，所谓“社会政治小说”其实指的是反虚无主义小说过于强烈的思想性或者倾向性。这实际上导致了反虚无主义小说在艺术性方面相对薄弱。索罗金（Ю.С.Сорокин，1913—1990）甚至在《俄国小说史》中说：“一般而言，这些倾向反动的小说在纯艺术上的优点所得寥寥，其思想如此偏颇，其手段如此易于化为陈词滥调，以至于没必要对这类作品作详尽分析。”[2]在著名的反虚无主义小说家行列中，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氏为公认的一流作家外，另外如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尽管各有特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列入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大师之列，剩下的作家如克柳什尼科夫（В.П.Клюшников）、阿维纳利乌斯（В.П.Авенариус）、克列斯托夫斯基（В.В.Крестовский）等则影响更小了，有的甚至已被历史遗忘。即使是那些知名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也大多因论战的需要而充满了说教和攻击。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群魔》的时候，便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在思想和感情上积聚起来的一切吸引着我；哪怕写成一部抨击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意见全部讲出来。”[3]结果也正是如此，固然小说中揭示了大量哲理思想，充分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但无可否认的是，小说中也充斥大量说教，以及对革命者形象的攻击之词。这一点，连保守阵营的一些作家都承认。在《群魔》出版之后，以保守倾向而著称的《俄国世界》杂志上出现德·阿夫谢延科（Д.Авсеенко）的论文，“除了对长篇小说具有倾向性这一点产生共鸣外，同时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缺乏艺术性，过于冗长和充满虚构的成分。”[4]有鉴于此，皮萨列夫甚至认为：“无需认真谈论小说的构思，原因很简单：那样做只会夸大这一类小说的意义。”[5]过于强烈的思想主题的确妨碍了反虚无主义小说在艺术性上的发挥，这也是反虚无主义小说长期在文学史上处于无名状态的原因之一。

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倾向性主要表现为小说对西方思想的反对，对俄罗斯宗教思想的推崇。正如《群魔》开头的那段题词所说，真正的魔只有一种：即来自西方，对俄罗斯传统文化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正是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虚无主义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之代表——宗教：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原先的那种理性意识，必须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相结合，回归到宗教上去。小说结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出走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意义，它很容易让人联系起俄罗斯大地上漫无目的的流浪者和朝圣者，尤其是当他和传播福音书的人相遇之后，这种色彩就更为明显。此外，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同样塑造了一个虔信宗教的女主角：叶甫普拉科西娅。她一出场时便因其笃信宗教而显得与众不同，最后当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或身陷牢狱，或虚度时日时，她毅然离开丈夫和孩子，移居到莫斯科——这个传统的城市，在修道院里追求心灵的安宁。俄国当代研究者斯塔雷金娜（Старыгина Н.Н.）正是据此指出：“虚无主义者与反虚无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但反映了两种对立思想的冲突，而且首先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即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宗教唯心主义。”[6]可见，当时反虚无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武器便是宗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兴起才显得不是那么突兀。

其次是关于小说人物的问题。由于“新人小说”（即通常所谓“进步的革命民主文学”）基本上以平民知识分子为正面人物，通过其学习、生活来展示其完美个性、通过其斗争经历揭示其对未来的美好畅想，因此“反虚无主义小说”便反其道而行之，将类似“新人”故意加以丑化，以其同样的经历，揭示出不同之个性。在这方面，《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悬崖》等堪为此类小说之典范。

这其中，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可谓起了典型的示范作用，几乎为反虚无主义小说构造了一个所谓的“屠格涅夫模式”：常见情节是一个激情洋溢的热血青年，深受西方唯物主义思潮影响，鼓吹否定一切，但最终不是幡然醒悟，弃恶从善，便是英年早逝，留下诸多遗憾。死亡在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结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往往和改信宗教一起，被视为虚无主义者两种不可逃脱的命运（不妨想想巴扎罗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等诸多代表）。除此主人公之外，小说中基本上都伴随着一个或多个极端可笑的虚无主义者形象。作者往往夸大其言行举止，如漫画般将其丑化，以收嘲讽之效。苏联学者巴扎诺夫（В.Базанов）指出：“西特尼科夫的形象成为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中心人物……当然，在当前情况下，不能否认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皮谢姆斯基、列斯科夫、克柳什尼科夫、克列斯托夫斯基的反动保守小说之间的联系。”[7]

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往往是那些贵族，或者宗法制家长。他们笃信上帝，诚实勤劳，以传统美德来对抗那些不信上帝的虚无主义者。（冈察洛夫《悬崖》中的老祖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对于这种正面人物，皮萨列夫后来说：“这都是些没有面目的形象，具体化了的说教，温和的、笑嘻嘻的庸常之辈，活像旧式喜剧中兹德拉沃苏多夫和斯塔罗杜莫夫那一类人物。”[8]这种丑化革命者，美化贵族等保守势力的做法当然会引起革命派的不满。难怪列宁在《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1908年）中旧话重提，谈及这类小说，认为“从那里可以找到描写高贵的贵族首领，心地善良的心满意足的农夫、食得无餍的恶棍、坏蛋以及革命怪物等等的小说。”[9]

再次是“敌对口吻”，即小说的论战性特点。绝大多数反虚无主义小说都是发表于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其目的就是为了与代表激进倾向的《现代人》《俄罗斯言论》杂志针锋相对。因此，当代俄国研究者普拉斯库林娜在《1860年代反虚无主义小说的风格多样性》一文中指出：“‘反虚无主义小说’……通常指的是以与哲学、政治、道德方面的激进民主观点展开论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10]从整体上看，几乎每本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出现，都是为了与当时的革命民主小说（主要是《怎么办？》）进行论争，小说的主要矛盾就是革命民主主义与传统宗教思想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冲突和辩论，而论战最常发生的地方便是某个贵族地主的家庭。

事实上，家庭问题及随之而来的妇女问题也是反虚无主义小说一再围绕展开的中心。如文学史家指出的：“在第一批反虚无主义小说中（《浑浊的海》和《无处可逃》）特别提出了家庭问题。皮谢姆斯基和列斯科夫确信：出现虚无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恶劣或者过于浅显的家庭教育不能将年轻人对‘时髦思想家’的盲目崇拜中转变过来。”[11]家庭中往往会有待字闺中的小姐，她们多少接触过一些西方思潮，便梦想着解放和自由。虚无主义者如撒旦化身为蛇一样，以花言巧语勾引之，使之私奔或身败名裂。最终，在“高贵的贵族首领”等正面人物的努力下，特别是在上帝的感召下，失足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全书在大团圆中结束。这种团圆实际上也意味着激进派与保守（或者温和）派的论战往往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与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目的比较一致。正如《俄国文学史》指出的：“不管其作者描写对象的方式如何不同，反虚无主义小说首先是一种小说，它捍卫国家和家庭‘基础’的稳固，否定以‘快速发展’—即革命方式—解决俄国现实问题的合理性。”[12]

从艺术性的层面上说，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确乏善可陈。正如美国学者谢尔盖·格列戈里（Serge V. Gregory）指出的：“反虚无主义文学的内在问题之一就是强调内容以至于无固定形式。因为缺乏独特的类型，反虚无主义小说本质上被它反对的东西所定义。作为一种保守艺术形式，它以一种被设计成诉诸于大众品味的方式来回应教堂、家庭生活和现存秩序所受的威胁，但并没有展现出一个连贯的视角。”[13]换而言之，反虚无主义小说在思想上的倾向比较容易归纳，但具体到艺术性上，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高明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能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不但反对彼时的虚无主义，也反对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极端理性主义思潮。比如小说中基里洛夫的自杀便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里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知道，同样的主题在基里洛夫——《群魔》的主人公之一——身上异乎寻常地得到广泛而又深刻的具体化。”[14]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向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也有拙劣的作家把小说写成了对现实事件及人物的丑化和攻击，使作品彻底沦为反虚无主义思想的传声筒。素以研究十九世纪小说著称的涅兹维茨基教授（В.А.Недзвецкий，1936—2014）对此曾评价说：“和‘新人’小说一样，我国的'虚无主义者'小说与其说是语言艺术的产物，不如说是思想小说化的产物。”[15]

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特点当然不仅限于此，然于上述几点之中却也可大致了解该小说类型的基本面貌。

[1]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В.М.Кожевникова и П.А.Николаева.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7.C.29.

[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2 т. М-Л.: Наука, 1964.Т.2.С.102.

[3]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0页。

[4] ［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相濡以沫十四年》，倪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89页。

[5] ［俄］Л. 普洛特金：《皮萨列夫》，高惠群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6] Старыгина Н.Н.: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в ситуац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емики 1860—1870-х годов，Москва.: 2003.C.12—13.

[7] Базанов В. Тургенев и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Карелия .Альманах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Карелии , Кн. 4.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39.С. 167.

[8]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Т.4.C.255.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10] Ю.М.Проскурина. Жанровые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омана 1860-х годов // Проблемы стиля и жанр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ⅩⅨ века : Сб.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4.С.87.

[11]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0.Т.3.C.279.

[1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0.Т.3. C.282.

[13]Serge V. Gregory Dostoevsky's the Devils and the Antinihilist novel. Slavic Review, Vol.38.№.3（Sep., 1979）, p.455.

[14] ［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论荒谬》，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15] В.А.Недзве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ⅩⅨвека.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С.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