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我们的基本观点

开展对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其蕴含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建立在我们对以下问题的理论思维基础之上的，它们是：

1）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兴起，从形式上看是对20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系统”范式的超越，但本质上却蕴含着人类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以及人类知识获得的方式和手段等发生了重大转折，即内容上由“词语中心主义”转为“语篇中心主义”、重心上由“形式中心主义”转为“语义中心主义”。因此，如果可以说20世纪初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转向了“语言客体”的话，那么80年代后俄罗斯语言哲学又实现了另一次转向——由语言客体转向了语言主体。

2）从学理构成看，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研究并不是对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范式的反叛，而是其有机的延续、深化和发展。社会范式是由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学派或流派共同搭建起来的科学样式，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接触中的各种变异以及语言的社会功能等，而人类中心论范式则在此基础上深入到人的思维、人的心智、人的情感以及伦理等层面，进一步探索语言个性的形成机理及人的知识的获得机理等一系列重大命题。

3）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学理形成，除了上述受到社会范式的推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对言语交际尤其是跨文化言语交际的一项简单假设：人的思想无法直接从一个人的头脑传输至另一个人的头脑，而只能使用专门的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来实现；人在言语交际中所使用的知识是在母语文化的框架内形成的。（赵爱国2011：31-35）这一假设客观上使得语言学研究离不开对操该语言的人的研究，更离不开对“言语活动”具体语境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中心论范式的语言学研究，是继“作为个体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язык индивида）、“作为语系成员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член семьи языков）、“作为结构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структура）、“作为系统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система）、“作为类型和个性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тип и характер）、“作为计算机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компьютер）和“作为思维空间或精神家园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ысли или как дом духа）等之后（Степанов 2005：26），所形成的一种崭新范型——“作为文化产品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продукт культуры）和“作为言语活动一个方面的语言”（язык как аспект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1]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的新兴交叉学科，如语言文化学、民族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其研究重心正是集中在上述视域。

4）从语言学理论的学理演化看，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形成，是在其特有民族文化土壤和人文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从古罗斯多神教传统、中世纪的“宁静主义”（исихаизм）、“禁欲主义”（нестяжательство）到18世纪的“欧洲主义”（европеизм）、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从波捷布尼亚（А.А. Потебня，1835—1891）的“言语思维活动论”到列昂季耶夫（А.А. Леонтьев，1936—2004）的“言语活动论”，从谢尔巴（Л.В. Щерба，1880—1944）的“积极语法”到邦达尔科（А.В. Бондарко）的“功能语法理论”，从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1894/95—1969）的“词的学说”到帕杜切娃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等一系列学说思想中，都无不清晰地看到了该范式语言学理论的历史传承轨迹。

5）如果说洪堡特的“语言心灵论”和波捷布尼亚的“言语思维活动论”是人类语言史上掀起的“第一次人文化”高潮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就是自洪堡特以来的“第二次人文化”热潮，因为当代的人类中心论视域，语言研究不再是第一次人文化时期所理解的那样仅局限于反映人的心智或精神的领域，而是拓展到人的全部精神内涵和人类所有经验的层面。

总之，语言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范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论题，它不仅昭示着当代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目标有了创新，同时也宣告着人文主义开始主导语言学研究时代的到来。

[1] 参见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奠基人列昂季耶夫的观点。他认为，言语活动是活动的一个方面，而语言又是言语活动的一个方面。（Леонтьев 2003：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