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比较体育学科地位的讨论

当我们接触“比较体育”时，最大的障碍就在于，迄今为止，学界尚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学科地位达成一致。本书称“比较体育研究”而不称“比较体育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不过，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们暂且这样称呼），一些基础性问题并非完全可以依靠学科内部得到解决。学界普遍认为，体育学科是从教育学中生发出来，而比较体育又以比较教育学为母学科。但是，迄今为止，连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尚存在质疑和争论，作为“子学科”，这一“正名”的呼唤还未到急迫的地步。相反，对于一些基础问题的质疑，反而有助于学术底蕴的养成。

一、对“比较体育”的三种理解

（一）经验性、规范性与“仅作为研究方法”

怎样为“比较体育”进行定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一般学者对于比较体育的理解。这里，我们借用比较政治学使用的术语，可以对比较体育的理解分为“经验性”和“规范性”两种。所谓“经验性”的理解，是指以比较体育所研究的现实课题作为它的研究范围，用现有的研究实践的经验作为边界划定的依据。而“规范性”的理解则是这样一种观念，它要为比较体育研究成为规范性学科找到依据，试图从比较体育学“应当是什么”入手，找到它超越经验事实的研究领域界定。一般来说，采取经验性理解的学者会以研究发展的现状作为依据，不认为这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对应于规范性理解的学者，往往更注重比较体育的潜在发展力，给予它独立学科的地位。除了这两种理解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比较体育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项研究领域似乎还有不足。

（二）对“仅作为研究方法”理解的批判

对于这第三种理解，任海在对“比较体育”与“体育比较”的辨析中做出了回应。所谓“体育比较”，只是指比较研究方法在体育学科中的应用。由于这一方法广泛运用于所有学科，所以“体育比较”肯定谈不上是一门学科；但是，真正的“比较体育”概念“指的是一个体育科学中特定的研究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可以说，比较法虽在比较体育中以名称的形式凸显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但单单一个比较方法毕竟不足以涵盖比较体育研究的全貌。[1]我们同样不同意将比较体育仅仅看成一种方法的使用，甚至仅仅是比较方法在体育研究中的使用。事实上，任何一个拥有独特研究方法的学科或研究领域，都不可能只靠一种方法就得以确立。随着比较体育的发展，研究者会逐步建构一套以比较法作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最关键的是，比较研究的进行过程，是一种重新组织知识的形式。通过研究形成比较体育的知识，才是比较体育的内涵所在。

（三）成熟学科的标志与“研究领域”定位

于是，我们的问题仍然回到前面两种理解，即将比较体育看作研究领域或者独立学科的地位。一般说来，判别一个研究领域是否成为一个成熟学科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看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相关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实践方面，即是否拥有代表人物、经典著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乃至在高校中课程的开设情况。关于比较体育研究目前实践层面的现状在本书第四章会有介绍，是否“成熟”读者自有评判；而理论层面的建树，至少学科还没有形成独特的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是指研究者所假定、接受和采用的基本信念、概念、模式、理论架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2]。在社会科学中，范式代表着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代表着公认的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从而可以作为学科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发展态势的标志。有时候，一种全新的基础理论的诞生，往往就会催生原本它所支配领域的新范式；在新旧范式的冲突与交织中，在常态与革命的转换中，学科才会逐渐成熟起来。但目前来看，可以称得上学科“范式”的，也仅有“因素分析”这一借鉴比较教育学的模式，而且，在比较教育学当中，因素分析已经受到较多的质疑与反思。

既然对这些问题尚有争议，那么我们就采取退而求其次的方针，据现状给予它“研究领域”的定位，而所谓研究领域，只是指知识的范围或分支，在内涵的深刻性方面远不如“学科”，但是，我们并不否定它会发展为独立学科的可能。

二、比较体育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可能

比较体育是作为一门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下去，还是能够成为成熟的学科，将视研究者在学术实践上所能达到的深度而定，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的问题。也许，比较体育研究的突破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作为母学科的体育学基础地位的巩固

《比较政治学》宣称：“比较研究的高级发展，特别是在相应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基础上高度发展起来的、有着特定课题领域的比较研究，则形成众多的分支性或边缘交叉性的比较学科。”[3]诸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等学科，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传统学科的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果没有来自体育母学科的支持，比较体育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基础理论与实践探索并重

前面说到，对比较体育持规范性理解的学者会对其应该如何进行某些规定，而构建方法论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但是来自比较教育学的“教训”是，以建构方法论为宗旨的学者们容易过于执着于形式上的思考，他们相信：“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是一套程序或方法，而且是建立科学信念的途径”，但由于方法论建构成效不显著，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与他们分道扬镳，从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被分割为玄想家和外国教育史专家，直接导致了比较教育研究给人以“只是跨学科研究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的印象。[4]但从另一方面讲，缺少基础理论与基本研究方法的研究领域终归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与基础方法论是一门学科逻辑生长的基础，它决定了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起点和基本的操作形式。相对于具体研究的资料积累，理论研究虽然进展缓慢，但一旦获得突破，就是一场革命，就将为学科翻开崭新的一页。所以，两种研究要相互促进的。

（三）独立探索语词体系、争夺话语权

中国学者要有意识地独立探索语词体系、争夺话语权。由于世界各国的体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对未来体育都处在探索阶段，各国都处在同等的历史背景下，因此，结合本国的文化历史传统进行比较体育研究的意义不仅限于对本国有利，而在于对这门学科的连续性、完整性做出有益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学科“同一性”的问题。“同一性”（identity），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原意是“个体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一生取向的一种相当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从这一词源的语义来看，所谓‘学科同一性’也就是指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发展的连续性”[5]。当我们普遍对比较体育不知走向何方、近于“迷茫”之时，刻意追求统一的话语形式与解释模式，必将丧失研究固有的活力与探索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确立各国学者在话语权上的独立地位。近代以来，世界学术的概念、框架、基础理论基本由西方学界提出，这一点固然是由于西方近代化的实践深度为其他地区所不及，但也因此形成了所谓“话语霸权”的现象。在体育界也同样如此，在实践上，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运动形式与运动理念在全世界推广得最为成功。因此，体育学科基本概念的提出与基本理论的建构，也基本依据西式体育。这样，在进行比较体育研究时，我们的知识框架会让我们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体育观的视角上审视体育现象的差异，并且，既有理论很可能在差异性的描述上捉襟见肘，以致我们不得不将其描述为一种“优劣”差序的格局。例如，奥林匹克理念中强调体育的竞争观念作为体育所必不可少的元素，那么在审视中国传统体育时，我们甚至会怀疑中国“是否有体育”，这将是异常危险的。因此，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话语，对于比较体育研究的成熟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整个研究面貌必将为之一新。

总之，比较体育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之路还很漫长。如何借鉴更多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如何介入更丰富的文化元素，都需要艰苦的探索。

[1] 任海.“比较体育”与“体育比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1（01）.

[2] 张小劲，景跃进. 比较政治学导论［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2.

[3] 张小劲，景跃进. 比较政治学导论［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4] 项贤明. 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14—5.

[5] 项贤明. 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