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比较体育的研究目的
比较体育研究的概念大体确定后，研究基本目的便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影响着对象、内容与性质这三个维度。
在贝内特的著作中引述了学者安东尼（D. W. J. Antony）对比较体育研究的目的的概括，包括建立可靠数据、分析规律、预测未来以反对政策公式化、改革本国体育制度、建立体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等。贝内特以此为基础，补充了其他国家怎样评价自己的体育、增进理解等。[1]一般中国学者也大体延续了这个思路，如熊斗寅对于比较体育研究目的的表述，可以概括为“了解自己、借鉴他人、加强交流、预测未来”十六个字。我们试图从更概括的层次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一般来说，人类获取知识的理由可以分为纯粹知识指向、理论指向和实践指向。而这三个指向，可以涵盖比较体育的研究目的。
（一）纯粹知识指向
渴望知道、了解他人是比较研究最朴素的动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起源于“惊异”，任何知识的获得都与人对未知的好奇有关。于是，一方面，人们在比较研究中，有意识地建构他者、有意识地形成比较。另一方面，人们同样渴望了解自己，对自己的好奇也是这一纯粹知识指向的重要表现。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曾引用过西方一句传统的名言：“要了解自己，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2]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认识，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总之，纯粹知识动机永远是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理想的。当然，在比较体育研究的具体开展中，好奇心往往被理论指向和实践指向两个指向掩盖。
（二）理论指向
所谓理论指向，是指通过比较体育研究，获得有关体育的新的知识组织形式，与对体育本质的认识。
第一，比较是经验积累的逻辑起点。任何实证研究的起点都是资料的收集，如何将经验现象转化为研究对象，就需要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这一工作本身就需要比较方法的运用，这也是比较体育方法论意义上的基本功能。但是，进行分类整理的依据和标准，必须借由既有的理论支持。比较体育研究正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我们观察体育现象的某些基本原则。
第二，比较体育研究有助于检测现有的理论假说。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一切现象，因而，任何假说的提出都只能依据我们暂时所观察到的事实。一个假说能否最终成为被认可的理论，需要的正是超出原有经验事实范围的检测。人们对于普遍性规律的寻求，导致了寻求更多事实、更大时空范围的需要，而比较体育就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无论比较体育究竟起到证实还是证伪的功用，都完成了对理论假说科学性的必要论证。可以说，比较体育能否上升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能否为现有的理论起到验证、补充、完善的作用将是关键的一步。
（三）实践指向
实践指向，意指比较体育的目标在于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一般来说，国内学者更喜欢强调这一点，以至于连定义之中都包含着“为宏观决策、战略研究、体制改革”等字样。
首先，比较教育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学者想通过对他国的教育模式与制度的研究，起到对本国的借鉴作用。比较体育也概莫能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更有必要开阔眼界，从发达国家那里借鉴体育发展的经验与模式，为我们自己的体育发展提供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借鉴他国发展体育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通过了解各国的特殊规律找到其中的普适原则，以期能对我们的体育决策做出积极的建议。
事实上，诸多比较研究、比较学科均与国家行政决策密切相关。但是，比较研究的政策建议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被转化为政策辩护，从而使学术与政治处在不恰当的位置上。在比较体育中已经有了类似的例子。由于研究者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在进行中外体育制度的比较时，很可能陷入对所处现实环境与现实制度的合法性论证，从而削减了学术原有的批判力度。在这一点上，比较体育研究尚难以把握其中的度。以下拓展阅读部分，是比较教育学对于自身政策功能的反思。
【拓展阅读】
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比较教育研究人员根据本国的教育问题选择研究对象国，通过研究外国教育来制定本国的教育政策。对象国的选择通常决定于媒介的可获得性。比如，发展中国家往往研究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场合，比较教育家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外国教育进行解释，而不关心实在意义上的教育现实。
政策辩护也是许多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目的。假定在某一时期教育决策人员与社会其他人士就教育的一些问题已达成共识，一旦决策人员做出某项新的决策，那么这种共识就被破坏了。这时决策者与大众之间就需要经过互动达到新的共识。决策者必须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对其决策行为进行解释。显然，通过比较教育这个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然而，此时由于比较研究的“结论”已定，故研究人员往往努力寻求能证实“结论”的信息，而忽视与现有立场相矛盾的信息。因此，如果过分强调比较教育的这一功能，那将会严重地阻碍比较教育的健康发展。
在政策辩护研究中，比较教育家成为教育决策者的附庸。实际上，比较教育家还可以作为独立于决策阶层和公众的社会力量，在政策批评和鉴别方面发挥作用。这是教育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要一环。
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实现政策制定、政策辩护和政策批评的功能。三个方面的功能是统一的。显然，人们更重视前两个功能，因为研究人员可以获得资助。因此，在阅读有关研究报告时，应该有鉴别的眼光。[3]
其次，由于比较体育研究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个国家的如上领域。这样，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理解他国，对于人与人之间增进了解、促进友谊，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共同的命运”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共鸣。如何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让多元文化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是每个国家所关注的话题。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也注意到，一元文明总有自己所难以医治的痼疾，必须通过比较，与异质文化展开对话，实现对自我的文化解剖，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这样看来，比较体育将从体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自己独到的探索，力争实现一种既能保持差异，又符合人类命运的体育发展格局。以下这段扩展阅读，所谈到的正是比较体育的文化学功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将西方体育的核心归结为理性主义色彩，且认为理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功利性”，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采用韦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就会发现，过分的、导致人异化的所谓功利性，仅仅是工具理性达到顶峰而与价值理性发生割裂的结果。西方的理性的危机，终究要靠理性自己来医治。而且，20世纪是现代体育大发展的时代，而西方文明在20世纪恰恰进行的是理性的反思。即使我们将东方体育、中国传统体育看作西方文明的异质文化，也不能将中国的体育描述为“非理性”的，中国文明也一直以道德理性为核心，这同样隶属于理性概念当中。
【拓展阅读】
目前，当我们将体育置于全球人类发展的平台上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体育至少在两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由于现代体育是以西方文化为基本内核发展起来的，而西方文化又是以理性主义为基本核心，所以现代体育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从学术角度来看，理性体育的基本特点是其功利性。可以这样讲，现代体育为了“更高、更快、更强”这一目标，完全地走上了“极限运动”的发展道路。这样，体育起源时所具有的为人类进化与发展服务的基本内涵就被彻底地异化了，这就使得现代体育无法消解技术化社会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例如，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提升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的提升，而非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同步的和谐的提升。由于人们过于满足物质的享受，而忽视了人本的价值——人类和谐发展的价值，所以造成了人生理的健康问题（身体素质水平下降、健康水平下降、各种疾病滋生等）以及人的心理问题（孤独、焦虑、自我迷失、主体缺失等）。虽然人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开始认识到人类的人本价值必须通过和谐的运动来体现，但是现代体育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
因此，如何促进现代体育进行角色的合理回归，使之成为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社会活动内容之一，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2）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体育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必然会孕育和产生不同的体育发展模式，即体现出体育的多文化特征。然而，受现代西方体育垄断发展的强力制约，其他的一些形态的体育如东方体育一直没有获得其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和时间，即使东方体育以感性为基本内涵、更能体现人本价值，即使东方体育更强调人与物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即使东方体育恰好是消解以理性为基本内涵的西方体育弊端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可以说，现代体育的发展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公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广泛的不公平性，对人类进步与进化的强干扰性等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现代体育进行复归。要解决这些由于单一的体育——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就必须促进体育的多文化特性发展。在多文化体育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各种文化的互动来实现弥补单一文化的种种缺陷这一目标。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体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平台上展开的对体育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应该是当今体育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也应该是比较体育学科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进行规划，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现代体育的合理发展作为其学科发展的基本任务。
总之，比较体育的研究目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向，两者皆不可偏废。若过度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比较体育将成为游谈无根的玄想；若过度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比较体育很难获得深层次的研究进展。从某种角度说，任一偏废都可能成为遏制比较体育研究突破的瓶颈。
[1] 〔美〕贝内特. 比较体育与运动［M］. 张争鸣，项四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
[2] 〔美〕贝内特. 比较体育与运动［M］. 张争鸣，项四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
[3] 顾明远，薛理银. 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