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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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与典

册字甲骨文写作等形,有意思的是,表示竹简的竖画,一般都写成一长一短的形状,似乎有一种临时编联的意思。汉代蔡邕的《独断》说:“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可见汉代的策书制度中有按一长一短的次序编联的简册。王国维曾据此推论古书本来就有这种长短相间的简册。[2]

从文字字形上说,凡是编联竹简而成的书,都是册。但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凡是称“册”的,都是跟国家实际政治活动有关的档案文书。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最常见的,就是册命文书,是王任命大臣的时候,由史官代表王宣读的诏书。史官起草册命文书叫做“作册”,“作册”也是起草文书的史官的官名;宣读册命文书叫做“祝册”。例如:

丙午贞:……酒人……册祝。(《殷契粹编》519)

隹十有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刑叔右免即命。王受作册尹书,卑册命免。(免簋)

王呼作册尹,册命师晨。(师晨簋)

《尚书》也有同样的话: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洛诰》)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汲,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顾命》)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这种册,也叫做“命册”:

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颂簋)

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一种册,跟祭祀或征伐有关,下面也常常加一个口,或加示旁:

叀且丁用二牢,王受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4014)

贞:且乙十伐有五,卯十牢有五。(《殷虚文字缀合》254)

乙卯卜,争贞:沚爯册,王从伐土方,受有又。(《殷虚书契续编》3.10.2)

……戌……殻贞:……爯册土[方]……王从……(《殷契粹编》1098)

爯册某方,似乎册字有颂簋之“命册”的意思,而似是动词,与征伐有关。周原甲骨H11:84有一个从口的册:

贞:王其祷(?)又大甲,周方伯◣(?),思正,不左于受有又。

这个字究竟是征伐,还是册命,尚有争议。不过,从“思正”这样的文例来看,这是周人说的话,似乎理解为册命比较合适。

当然,档案文书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仅限于这种册命文书。《尚书·金縢》记载武王病重,周公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请史官起草并念祷告的文书,说“史乃册祝曰……”,祷毕,又说“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这是向神祷告的文书。

《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看来所谓的“符命”,主要就是指册命。《说文》的概括虽不完备,但的确指出了“册”最重要的内容。王国维说:“制策之始,所以告鬼神、命诸侯,经所谓册祝、策命是也。”平冈武夫也指出:“在周代,册都跟王的祭祀和册命有关。”[3]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西周金文中除了册命金文之外,还有其他类文献,如土地制度(裘卫盉、散氏盘)、法律案件(曶鼎)、铭记战功(禹鼎、驹父盨盖铭)、大臣赏赐臣下(作册大鼎、多友鼎、不其簋盖铭)、家族史(史墙盘)、音乐(曾侯乙墓编钟)等等。所有这些铭文,当初都应该是有简册记载的。[4]所以册的本义,还是应看作编联而成的竹书比较合适。但是考虑到早期与文字相关的记录,可能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记录,私人著述还没有兴起,我们也许可以说,最早的册,都跟官府的文书有关,都是跟国家实际政治活动有关的档案文书。

“册”与“典”意思相近,常可并称。除了“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鲁侯伯禽:“封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备物典册”就是作为诸侯必需的各种物品和典册。“典”这个字,西周金文中写作“”,下从“丌”,这个字是“典”没有问题。甲骨文里有一个字,从册,下从两手,册下还常常有两个小短横:

这个字,一般也认为是“典”字。不过,从甲骨文的文例来看,似乎还没有可以确定无疑必须读成“典”的例子。

如果甲骨文的这个字就是“典”字,那么,它的本义似乎应该是动词,表示职掌的意思。《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广雅·释诂三》:“典,主也。”所职掌的事情有一定的稳定性或者说长久性,所以“典”又有常、法等引申义,也就是典章制度的“典”。如果甲骨文此字并非“典”,那么从西周金文的字形看,象典册放在某个基座上,表示尊重的意思。《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说是“五帝之书”,当然不符合事实,但是“典”作为“重要的册书”这样的意义,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分析起来,“册”是为具体事件而制作的简册,具有临时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典”是那种重要的,需要时常参考翻阅的简册,具有恒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套用训诂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册”与“典”,对文则异,散文则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