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6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
第一节
总况
一场席卷全欧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在16世纪达到高潮。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发轫于14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其邻国德国传播。在法国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的支持下，法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同步展开。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英国，灿若群星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们铸就了该国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巅峰。尽管运动兴起的时间较晚，西班牙依然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经历了它的“黄金世纪文学”。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空前革命，为近代欧洲迎来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曙光，也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因此，无论是体裁、创作手法，还是内容、主题，16世纪的欧洲文学总体呈现出成熟而典型的文艺复兴精神，而作为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文主义”，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限制，尽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或纲领，却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一百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一言以蔽之，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盛世，其时代精神就是象征觉醒和解放、具有蓬勃朝气的人文主义。
那么，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是何时传入中国的？陈小川[1]、张铠[2]的研究皆证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在明末已传入中国；李长林[3]的系列文章更是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史实梳理，结论是：明末清初，经由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引入，在天文学、数学、地矿学、生理学、地理学和美术等领域，文艺复兴文化已在中国流传，但是这一流传很不全面，反映意识形态和思想面貌的文学和哲学等尚未开始传播。文艺复兴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引进中国则始于清末，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等人将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加以考察和详评，培根、笛卡尔、哥白尼、拉斐尔、但丁、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代表人物渐为国人熟悉。五四运动时期，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被推至高潮，从此“欧洲文艺复兴的余绪，催发了古老中国的‘再生’”。
一、五四至1949年
五四运动前后，在“爱国救国”“革新政治”的大背景之下，国人对文艺复兴文化展开理性而全面的考察和推介。除了向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汲取丰沛的灵感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同时有意识地借鉴文艺复兴文化，“再生”主题就像贯穿在五四文学中的一根银线，[4]其影响不容小觑。陈独秀、李大钊撰文热情讴歌文艺复兴运动的革命意义；傅斯年等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英文名即为The Renaissance；胡适提出了“中国文艺复兴说”，追随者颇众，蒋梦麟和之，梁漱溟则别有见地；蔡元培在对中西文明进程进行比较时，多次论及文艺复兴，肯定文艺复兴运动对奠定欧洲文明的空前推动作用。
这期间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引进中国的首推周作人。他竭力鼓吹人文主义，希图藉由吸纳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推动中国儒家人文主义的改造和复兴。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作人著《欧洲文学史》，该书实为周氏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的讲义汇编，第3卷第1篇中有3章全面论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主要欧洲国家的作家及其著作。周氏因首肯希腊精神之故非常推崇文艺复兴运动，认为“文艺复兴，乃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又合尚美，是希腊精神之回归”；认为文艺复兴的本质在于“人生生力之发现”，其倡导的是“乐生享美之精神”。周氏论述偏重文学背后的精神，义理发挥多于辞章分析，因而书中对于世人公推的文艺复兴巨子莎士比亚反而语焉不详。[5]同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6]在“以文学立人”的设想中，对发展中的新文学提出要求，提倡创作出“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的主张。
1918年梁启超携蒋百里欧游，一年之内踏遍欧洲主要国家，回国后蒋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7]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世便引起巨大轰动，14个月内连出三版。蒋氏赞誉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其成就有二：“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研究文艺复兴即研究欧洲现代文化之由来；而研究文艺复兴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不可有成见，第二，不能专注伊大利，第三，不可专注美术文学”；坚信中国必将走上文艺复兴之路，“实为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五四期间全面考察文艺复兴运动的里程碑式的专著，对文艺复兴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意义重大。
1926年历史学家陈衡哲出版《文艺复兴小史》，[8]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小史》着重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件大事：1. 古学的复兴；2. 方言文学的产生；3. 艺术的复活与兴盛；4. 科学的兴起；5. 传播文化工具的进步。作者概括“伟大新文化产生的普遍现象”，犹如文艺复兴一般：初期的倾向是偏于复古的，“后来到了盛极将衰的时期，却又见老树根儿上，到处产生新芽儿了”。陈氏有胆有识，见解独到，她的著作既为大众启蒙，也拓宽了知识界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视野。
除各类专门性的文艺复兴史、文学史、西洋史之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30、40年代，文艺复兴文化的经典著作也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面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但丁及其《神曲》，以及培根和马基雅维利。可以说，在30、40年代，中国重要的现代作家——周作人、鲁迅、瞿秋白、唐弢、曹禺、王西彦、何其芳、冯文炳、张天翼等人都与文艺复兴经典著作和其中的不朽人物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他们对这些人物形象具有不同的领悟和接受，“这本身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精神现象，充实了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内容”。[9]
二、1949—1977：偏见与沉寂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在高度强调意识形态之别的背景之下，加之受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大跃进”、整风、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的干扰，外国文学研究要么步入外向型批评的歧途，要么为避踩政治雷区而噤若寒蝉。从最初十年的文艺界“全盘苏化”到60年代的狠批修正主义，莫不是文艺沦为“斗争武器”的极端事例。针对欧洲文艺复兴以及人文主义的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非但如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近三十年间，国内为数不多的相关评介被赋予了深重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偏见。
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10]封面特别注明“供内部参考用”。该书和1964年出版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同为周辅成编撰，为国内学者研究西方伦理学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原始资料，成为当时伦理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目。1971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同类选辑：《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11]从两部选辑的书名便可明确嗅出时代赋予的阶级斗争的特定气息。后一部《言论选辑》以时期和国别划分，系统搜集了六十多位思想家、作家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言论。开篇第一人物就是但丁，谓其《神曲》颂赞：人的高贵就其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继而辑入彼得拉克将爱情和荣誉作为理想的人生观、拉伯雷的自由观等等。尽管标题和评论都不可避免带有针对性和批判性，两部《言论选辑》仍然为封闭的国内治学环境吹进一阵别样“西风”，为在敏感的政治背景之下学人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注和思考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从“全盘苏化”到批判修正主义的两个极端，再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沉寂，唯有“革命的”“进步的”西方作家得到最大推崇。在数量极为有限的欧洲文学研究中，以英国文学为例，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弥尔顿、彭斯、布莱克、拜伦等。[12]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总体研究有意识地停滞了。
三、1978—1990：争鸣与发现
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的文论主潮即“人道主义之争”，朱光潜先生首先点燃争论之火。1978年在《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13]一文中，朱先生详尽分析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关联，论述自文艺复兴始，至19世纪终，特别指出，尽管人道主义集中表现在哲学著作中，但是文艺领域内具体作品的具体形象，比之哲学更能显现人道主义和实际生活的联系。文章概括性地将资产阶级历史以哲学和文艺发展为轴心划分为三个阶段：14世纪到16世纪的资产阶级新兴阶段、17世纪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由向外扩张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朱先生的观点随即得到美学家汝信的声援，[14]这场关于“什么是人”的论争延续了6年，全国几乎所有报纸和杂志都参与了讨论。据统计，各地出版文集20余种，发表文章750余篇，堪称思想界的一次大爆发、大争论与大高潮。[15]
思想界的大争论落实到文学界，即如何面对文学创作、文学审美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衍伸概念的“人道主义”成为热议论题之后，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于那场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欧洲历史上的伟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趣，西方文艺复兴史的经典著作相继在国内得到翻译出版，相关研究专著也陆续面世，在经历了50—70年代的研究断层之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在中国再次被“发现”了。
1979中译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6]出版，雅各布·布克哈特初版于1860年的这部作品一向被推崇为文艺复兴研究的正统名著，思想解放时期的文艺复兴研究得以及时地补充史学、美学和文学范畴内的理论基础，中国读者和四五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人一道“发现”世界，也“发现”人性。1982年，正值商务印书馆创业85周年之际，在当年由商务编译出版的十余种西方近现代思想家代表作之中，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17]赫然在列；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君主论》。马氏三部曲（另有《李维论》）一向被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奉为圭臬，《佛罗伦萨史》和《君主论》的面世无疑掀开了阅读并探讨这位文艺复兴巨子的热潮的序幕。80年代值得关注的译著还有坚尼·布鲁克尔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8]丹尼斯·哈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19]
1986年陈小川等人所著的《文艺复兴史纲》以简史的形式介绍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各主要欧洲国家的文学、哲学、史学和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成就，为80年代的国人提供了可资了解文艺复兴常识的入门读物。四川人民出版社自1984年始，用时5年，以百科全书式的气魄，跨越学科限制，印行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该丛书含74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探索与思考，影响巨大。李平晔的《人的发现》[20]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从宗教史的角度，对马丁·路德及其宗教改革在国内读者中的启蒙起到了推动作用。1981年外国文学名家、南京大学张月超教授的《欧洲文学论集》出版，此书的前身是张先生在50年代出版、曾获学术界高度评价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论集》论述了自荷马以来十余位西方经典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但丁、拉伯雷和莎士比亚，作者使用中国作家和作品作为参考，比如，但丁与屈原，《神曲》与《离骚》，《麦克白》与《孔雀东南飞》等等，因此，《论集》既是欧洲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是中外比较的文学史著作，在当时中国学者所著的外国文学史中独树一帜。80年代以流派评述的方式介绍“人文主义”的著作还有《中外文学流派》，[21]“人文主义”，连同其他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流派，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主张及其代表作家作品、创作特点得以概述。
四、1991年至今：复兴与重塑
随着改革开放头十年外国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井喷式的引入，新时期的中国走过了一个“启蒙期”，开始步入一个自觉的省视和探讨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为主题的译作、专著、论文大量刊行发表，尽管在整体性、系统性上依然不足，研究深度上也无法同国际水平接轨，但依然标志着这一论题在国内学界达到了空前的热度——文艺复兴真正意义上在中国“复兴”了；跨世纪和跨千年的中国在经历了80年代围绕人道主义的热烈争鸣之后，“以人为本”的思想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的内涵、外延以及它在现代化语境下的接纳和认知开始得以中国化地“重塑”。
90年代初，张椿年以“考察某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理论坚持为前提，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22]一文中系统梳理了欧洲文艺复兴率先从意大利发端的特殊原因，指出“文艺复兴是一整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既不是超历史的，也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能产生的”。他的《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23]一书则是90年代国内研究人文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重要成果。该书论述了人文主义的发展过程，展示了其丰富内涵、性质、历史作用和局限性，回答了诸如“人文主义是历史范畴还是超历史范畴？”“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无区别？”“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有何关联？”等等问题，呈现出国内学者尝试对人文主义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研究的努力。该书初版于90年代初的台北，后作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研究项目于2007年在内地再版。
90年代至今的20年间，国内各种“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专题书”相继出版，这些“文学史”和“专题书”几乎都给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内容以极大篇幅进行详释。《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24]以“文本重读”为基础重写文学史，按时代和文学思潮结合作分章的体例，考察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27位作家的作品，编排和视角可称独树一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之后第三个重点介绍的外国文学思潮。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编《欧洲文学史》[25]的前身是60年代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等主编的两卷版《欧洲文学史》，新版既沿用了老版的体例和断代方法，又着力排除旧的思维定势的干扰，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全书分为7个大的时期段，“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单列一章，其中涉及的历史实际横跨了14—17世纪，足见两版主编对这一时期的高度重视。这一章的“概述”开宗明义：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主流。人文主义的实质概括为：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应该有权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鼓吹仁慈、博爱，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同时也指出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人文主义和中世纪有着密切联系。在材料的翔实、议论的客观、见解的权威性和信服力方面，新编《欧洲文学史》可谓独领风骚。
2001年10月，由刘明翰教授主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26]丛书纳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迄2008年初陆续出版，历时7至10年编撰，终于成就了这套12卷、400多万字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首次系统梳理和全方位阐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精华，全面总结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研究的成果，极大地填补了国内文艺复兴研讨领域的空白。丛书分总论、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学、教育、城市与社会生活、史学、科技、宗教卷，各卷特色鲜明，史料翔实；注意吸纳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国外有关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如瑞士布克哈特、英国西蒙斯等诸多名家的经典论述等，同时也呈现国内学者就相关问题的不同论点。《欧洲文艺复兴史·文学卷》概括了20世纪末中外学术界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涉猎国别达11个，评介了近70位作者及其作品。《文学卷》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指出了教皇和部分君主的支持是文学繁荣的社会背景因素之一；扩增了“西班牙浪游文学”以及女性作家和作品的专题阐述；将东欧、北欧文学成就各列一章；评点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及表现等。
20年间，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专题进行各种细致解读和宏观思考的论文相继发表，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论题包括：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和历史作用；文艺复兴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实质以及它们在现代性视阈下的重构；人文主义的由来、定义以及在欧洲文学不同阶段的呈现；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宇宙观；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比较；中国儒学和文艺复兴精神的比较；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作品分析等。“文艺复兴研究”渐成显学，而契合改革开放大环境以及“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研究”更是凸显了其文学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
相比于同时期西方学术界就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研究的累累硕果（如美国有专门的《文艺复兴史季刊》、英国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文艺复兴研究》），国内学者的工作仍然存在大片值得深入探索的空白地带。由于“历史学与文学艺术批评的紧密结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27]我们在如何“将历史描述、哲学思考和文学艺术批评融为一体方面”欠缺系统思考；对于文艺复兴精神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呈现风格和特点探讨，仍需在结合国际视野的前提下进行中国学者自己的考察。
[1] 参见陈小川：《文艺复兴史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2] 参见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3] 李长林：《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了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8）；《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与研究（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7）；《明末清初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流传》，《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会议论文，2005年。
[4]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6] 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钟书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7]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8] 陈衡哲：《文艺复兴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
[9] 李长林：《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10] 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
[11]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
[12] 陈众议编：《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3] 朱光潜：《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78（3）。
[14] 汝信：《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哲学研究》1978年8月。
[15] 韩晗：《新文学档案：1978—2008》，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
[16]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17]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8]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19]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20] 李平晔：《人的发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21] 雍容、黄遇奇：《中外文学流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22] 张椿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5）。
[23]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
[24] 李云峰等编：《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 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26] 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27] 周春生：《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热点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1）；《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热点述评（续）》，《世界历史》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