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探索

新丝绸之路与新文艺复兴
——21世纪及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1]

冯达旋

【作者简介】　冯达旋，教授，前新竹清华大学资深副校长，现为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助理。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北京大学跟大家谈一谈我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英国的大文豪狄更斯写了一本名著《双城记》，里面开门见山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相信21世纪跟他所处的19世纪很相似。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不同的，那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变迁比19世纪所面临的变迁在速度上要快了好几个数量级。

大家把世界地图拿出来看一看，是否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这是北美洲，它看起来是一块完整的土地，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个洲。南美洲也是一块很完整的土地。非洲也是一块很大并且很完整的土地。澳洲和新西兰，也就是大洋洲，更加是这样。但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却不明确，是人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原因是早期欧亚人口的分布主要是在这块大陆的极西部与极东部，以及南部，而中部人口稀少。我猜想这应该是人们把欧洲和亚洲分成两个洲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几千年来，无论是从文化、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出发，人类都希望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的形成就是人类希望把欧亚联系起来最好的明证！

我想各位应该都注意到了21世纪的一个大型基础建设的发展，那就是建设亚洲高速铁路的普遍化，无论是在韩国、日本（20世纪就已经开始高铁的建设）或中国台湾，高速铁路的建设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在本世纪内，亚洲的中部，比如哈萨克斯坦，也低调地加入了大力发展高铁建设的进程中。随着地域经济与政治上的成熟，我认为下一步很明显的发展就是开拓一条欧亚高铁。这条铁路我觉得可以把它看成是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毫无疑问，铁路交通与航空交通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铁路可以推动沿途的各种发展。所以欧亚高铁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空前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欧亚”这个概念一定会产生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人会慢慢感觉到他们是处在同一块超级大洲，而非今天具有局限性的亚洲和欧洲。各位，这可是一个千年的思维变迁呀！

大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摇篮应该如何针对这一思维变迁做准备呢？我在去年有幸参加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后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今天在此与诸位分享一下我的初步理解。欧洲有一个由23所顶尖大学组成的联盟，叫“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亚洲有一个由17所顶尖大学组成的联盟，叫“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去年年底在台湾新竹开了一个由新竹清华大学主办的两大联盟的大学校长会议，这是两大洲重要大学的领导首次真正坐下来在连续两天的时间里围绕着大学的重要性及其构成等问题进行讨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很自然的，会议的主题是探讨21世纪欧洲和亚洲的高等教育要如何发展才能对全球人类负起责任，以及21世纪之后的大学发展前景等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这两个大学联盟的会员其实也体现了旧和新的比较。与会的欧洲大学都是在文艺复兴前后创办的，而亚洲的大学就晚了许多。最早的东京大学在1877年建校，其他的则都是近代创办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当今亚洲的大学都在竞争排名的冲击力下生存。许多大学的领导都感到莫名的压力，比如台湾某大学校长在他卸任的半小时发言中只提到他在任的排名功绩，“教育”这两个字完全不提。这些个别的亚洲大学除了大力推动排名的提升以外，作为高等学府它们能集体为人类做些什么贡献呢？这正是本世纪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欧洲和亚洲在思维与实际上形成一个超级大洲时，大学能为人类文明做出什么贡献？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上，为了回答此问题，与会者就大学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提问。欧洲的一些大学校长提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无知”。以我的浅见，文艺复兴对人类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在欧洲普及了高等教育。

我们可通过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来展开我们对高等教育及其未来发展的思考。首先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文艺复兴早期的博学者。另外一位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与他们十五六世纪的同仁已经为人类在美术、工程、医学、科学等领域开辟了崭新的知识层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文艺复兴时期四所大学的故事。这四所大学分别是波兰的雅盖隆大学、意大利的比萨大学、法国的亨利大帝皇家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比萨大学在1581年收了一名医科专业的学生，此人被今天在剑桥大学的伟大科学家史蒂芬·霍金称为自然科学的发起人，他就是伽利略。法国的亨利大帝皇家学院在1604年收了一名10岁的男童，在学校总共念了10年书，专攻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被称为几何学之父，他就是笛卡儿。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波兰的雅盖隆大学在1491年收了一位名叫哥白尼的学生。该大学是以天文学和数学为主。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用正确的科学方法证明了当时被普遍接受的地心说是错的，提出了日心学模型并且提倡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最后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在1546年收了一个只有12岁的孩子叫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在剑桥大学就读神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教育奠定了培根后来成为英国的散文大师、法学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也成为了古典经验论的始祖及工业科学的哲学家。他的两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产物，不是权威的产物”以及“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到今天还完全适用。在1661年，剑桥大学又收了一位叫做牛顿的18岁青年。在大学里，牛顿喜欢阅读笛卡儿的现代哲学及伽利略、哥白尼的天文学，而他自己在1665年发明了微积分，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就是今天我们学的三大运动定律。

我常说，看了牛顿就感到老天爷对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们不确定牛顿到底是哪一年生的（有些人说他是在1642年的圣诞节晚上出生的，也有人说是几天后的1643年生的），无论如何，随着他的出生老天爷送给了西方一位科学方法的开山祖师。而一年之后的1644年，老天爷给中国送来了顺治皇帝。顺治代表的是封建政治系统的延续，而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就开始实施全面闭关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

那么几百年的文艺复兴的精髓是什么？是不是在这个期间诞生了比如我刚才列举的那几个划时代的例子，完成了改变人类思维的突破？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时期的确有人完成划时代工作，但那并非是精髓。据我看来，其精髓如下：文艺复兴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对追求事实和真理的不妥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空前、最伟大的社会运动：在欧洲大陆普遍设立大学，让千千万万的学子有效地、有系统地推动人类对自然界、对文化更深以及更正确的认识。

大家想一想，牛顿在大学里，有许多同学跟他学习同样的课程。虽然这些同学未在史上留名，但是他们也肯定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属于他们的贡献。对我来说，这就是大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贡献。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一般只想到牛顿的伟大，但是我们不会想到牛顿念书的时候必定要与他的同学、老师讨论，甚至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深信这种教育和思辨方式必定对牛顿日后完成伟大的工作有一定，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大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的大学改善了人类的未来。

到了21世纪，西方和东方的大学都有一个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培养为人类服务的好公民。对研究型大学，这个任务就更重了，那就是如何为全人类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亚洲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开始转变。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有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对这个转变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第一个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二个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是亚洲大学由教学到研究的转变则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叶，甚至到20世纪末期才真正地开始。

要使亚洲的大学由教学型转变成研究型，其所需要的条件也是多维的，需要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熟度。在亚洲，研究型大学这个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的。今天，亚洲的大学的确是起飞了，而亚洲当今的大学生更要挑起为全球克服困难的重担。要能挑此重担，首先就要拥有“内在自信”。

19世纪欧洲的青年人沉浸在伟大的创造时代，当时的他们一定有强大的内在自信。20世纪的美国青年人，也同样满怀浩瀚的内在自信、回应罗伯特·肯尼迪的豪言，“有些人看到一件事情时会问为什么，而我梦想着有一天人们都会说：为什么不呢。”那么在21世纪，亚洲的青年能不能怀有同样强大的内在自信？

几个月前，我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做了一个相同的演讲。有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认为在欧亚超级大洲的思维中，我们亚洲的大学可以贡献什么？”这个问题令我深思。

自20世纪以来，亚洲看到欧洲科技绝对领先的地位，就几乎全心全意在科技上追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亚洲的高校多多少少都是以理工领航。但是回顾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理工的发展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基础的。显然，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追赶上，但是要在思维上有质的超越还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们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的普遍化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克服人类当时的一大挑战，也就是无知。今天人类的大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无知了。今天的挑战是缺水、缺能、贫穷、无知、疾病、贪污以及人口暴增。要克服这些挑战所需要的工具是超越科技的。今天需要的工具就是要对人的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要能够推行完善的公共政策同时拥有政治勇气。今天人类面对的挑战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可想象的。虽然在进入21世纪的这十几年内人类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是从深度和广度来看，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我认为位于由欧洲和亚洲组成的“超级大洲”的大学可以融合东方和西方千年的文化以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挑战，同时创造出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伟大的大师。我刚才所提到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全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基础发展出他们的工作。今天在“超级大洲”的我们可以把东、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来发展，培养出新的牛顿、新的伽利略、新的笛卡儿和新的培根。他们会提出跨世纪的新方案来克服人类面临的挑战。正如文艺复兴时，这些伟人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处于“超级大洲”的大学，成长在这个“超级大洲”的年轻人也会有很丰富而且很强大的内在自信。那就标志着“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创新。

2008年，全球面临经济恐慌。2009年，台湾的成功大学为亚洲发展银行开了一个以“全球经济危机工业重整”为题的大型会议。他们请我做总结，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在整个20世纪中，亚洲在心理上是跟西方紧紧地耦合在一块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西方有超前的经济和学术力量，自然地亚洲会认为它是卓越的标准。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周期，当西方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弱点后，很可能在全球经济体制的现状下，亚洲有机会跟西方脱钩。我绝对不是建议亚洲应该在经济和学术上跟西方脱钩，我说的是心理上的脱钩，使我们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假如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没有可能拥有强大的内在自信，21世纪也没有可能成为人们所提到的亚洲的世纪。”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欧亚“超级大洲”的各大学在面临21世纪及之后的全球挑战中，能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思维推动亚洲的新文艺复兴并且改善人类的将来。

谢谢！

[1] 本文由冯达旋教授在北京大学“对话·视野·方法：东方学国际研讨会”（2014年5月15-17日）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