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方学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1]

雷武铃

【作者简介】　雷武铃，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特长领域为中外诗歌研究。

王向远教授将我国学术研究划分为国学、西学和东方学。我认为这样把东方学与国学、西学并列，三分天下，很好地揭示了东方学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的位置。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以来，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开始薪火相传，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让人尊重的成果，但相对于国学与西学的显赫与热闹，几乎处于被忽略之中。这些东方学方面的研究，大多从属西学与国学冲撞、激荡而产生的结果之一部分，或者因为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之影响而走向东方学，或者因为国学为应对西学而自我扩张而走向西域研究。在自觉性、整体性和深远性上，与国学、西学相称的东方学始终未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视野和自觉意识之中。现在，中国学术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门槛上：中国现代学术由两极对抗（中西、古今），要变成三国演义了。我想这也是对应于我们国家文明、文化的发展的历史状况。以前，中国面对着西方优势文化的强大压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下，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学术的核心问题围绕着民族文化的生存与自保。如今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国力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具有世界影响了，学术问题所面对的是文化的发展，如何发展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新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时候不仅仅需要对西方文化的压力作出被动反应了，而是要主动地对全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理解。这种研究就其根本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交往的现实需要。有了现实发展的需求，学术研究才能获得发展动力。这也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东方学研究。我相信我们的东方学研究，就像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一样，未来的若干年在世界学术的影响力也会很大的提升。在东方学站在自觉的大发展的门槛之上时，我想探讨一下东方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

我们可以把一项研究分为三个构成因素：一是材料（事实、对象），二是研究方法、手段，三是研究者，研究主体。我们知道，在彻底排除主观影响的纯客观的物质科学的研究领域，比如物理学、数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就是研究主体的身影与声音是不会出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所有的研究者都是隐身的，消失在科学逻辑之后，研究成果就是这种科学逻辑的演算结果。但是，另一种研究，比如人文研究和社会研究，这些叙述性和阐释性学科中，叙述者和阐释者的身影就无处不在了。这些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研究主体紧密关联。这种研究主体，研究者，会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研究事实的选取，进而影响到研究结论。因此，在人文研究中，研究者是第一位的。研究者，主体，在人文研究中，就像上帝隐含在他创造的世界中一样。我们在审查一种人文学科的时候，我们要检查它的材料是否真实，运用的方法是否正确，我们还会审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他的意识形态。以前我们常见的例子是：审查其阶级立场。这种审查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今天，在跨文化研究领域，这个研究主体（文化身份）问题审查，也成了最激烈的斗争场域。

东方学研究，就是跨文化的研究。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所批评的，不是西方东方学研究的纯粹知识领域，材料与方法，而是西方研究者的立场、认识，他们的主观意识对其东方学研究所面对的事实与材料，还有方法的影响，这种立场偏见带来的歪曲，带来的对抗后果。正是基于这点，萨义德说：“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这是一种斗争性的批判。

在我们开始自主和自觉的东方学研究之时，吸取西方东方学研究的教训，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作为研究主体的自己。怎样确立我们的研究主体呢？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一、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国家利益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去影响别人。在跨文化研究中，这个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个人所代表的文化。就像在阶级社会中，发言的主体也并非个人，而是所属的阶级。因为这种身份的从属是无法摆脱的，无法超脱。就像前面所引的萨义德的话，他认为每一个欧洲人无论观点如何，都是欧洲人，都是帝国主义者。同时学术，究其根本，服务于一种经济文化发展的利益，没有这种利益，学术也不会得到支持。欧洲的东方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相适应的。我们的东方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是与我们国家、文化的处境与状况紧密相关的。它与国家文化承担的责任相关：一个大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有责任。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的文明文化，对世界文明与文化也有责任。

二、在坚持自己文化身份的同时，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身份绝对化。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绝对分离，绝对对立。要在自己的文化中留下空间，吸收和容纳其他文化的进入。要接受自己文化的变化，改变。就是也要接受别人的影响。不能把自己变成一座堡垒，不接受任何影响。不能是原教旨主义的纯洁，纯粹，纯种。要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是一百多年前发展出来的一个伟大历史观念。中华文明，也是不断变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上古文明，和接受了印度佛教印象之后的唐宋文明，很不同。佛教，不仅是给中国带来了佛教本身，也改变了儒家思想。宋代的新儒家，就是在佛教刺激之下，对原来的儒家思想的发展。同样，我们今天的文化，也必然要吸收新的文化。那种保守的文化纯洁主义，试图隔绝外界影响，保持古代传统，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本身，也始终是在变化的。

萨义德批判西方的东方学，就是西方把东西方观念绝对化，本质化。认为西方是这样，而东方是那样。各个文明之间就像不透水的墙。就像堡垒。抱持这样的文明概念，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文明的冲突。

三、在坚持自己的特色、特殊性，也要确信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国家文明特色和人类大同的理想要结合。我们的东方学研究，要有人类共同体的观念。我们的东方学研究作为文化的交流就是促进这种共同体感觉的深化。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但是决不能到“白马非马”的程度。决不能把自己摆在人类之外。必须是人类文明之一部分。

人类观、人道主义、普世人权观念我认为是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文明成果。我们的历史进展到现在，尽管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战争，现在我们的世界被称为危机重重之类，但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进展是，我们有了人类的概念，有了人道主义，有了普世人权概念，也就是有了一种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体的概念。这时候，我们最高的政治理想，或者说理想社会，就不能只限于我这个国家，独自伟大的政治文明思想，而是可以容纳，和接受所有人的一种理想。也就是说，如果今日有文明危机，那就不是西方文明危机，或者中国文化危机，而是人类文明的危机。只要有一种出路，那就是所有文明的出路。某个单独文明的危机，或者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文化的消亡，并不重要，它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之中，就像小河流入大海。现在，还有文明的冲突，但是人类的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就像一个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一样，这些冲突只要是在一个共同体感觉之类，就能够和谐处理好，因为觉得对方也和自己是一样的人，一样有权利，应该获得平等的尊严，你就没法去杀人。如果把别的文明排除到共同体之外，把对方妖魔化，那就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就可以无动于衷地杀死对方。

在古代社会，因为相互交往上的封闭与隔绝，敌国与自己国家，文明和野蛮，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是不可穿透的。它体现在空间上的独占：我占了，就没他的。他占了，就没我的。而野蛮人和敌人，是非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类生物。没有共同感，因此不是一种共同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渗透的。空间不再是独占。以前的空间是资源。一方独占水草耕地山林矿藏资源，增强自己民族国家生存的空间。但现在，这些资源，对方国家的公司，比如上市公司的石油公司，其他国家也可以去买他的股票，可以投资它的公司的话，那意思就是享受了那个国家的资源的好处。

现在的国家之间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就像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相互间有工资福利的区别，有生产和销售的区别，但是更多的是互相联接的共同体社会之中，共同的市场之中。现在，一个国家消灭另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灭绝另一个种族，是不可想象和接受的。自己国家的人也不可接受去屠杀另一个种族的人。比如日本人，也会为南京大屠杀而觉得自己是非人类，而拒绝承认。干了坏事不承认，有点无耻，但也说明还是有点自认为是人，一定自觉在人性道德上要站稳。但是在以前，国家、民族为了生存，是你死我活的。把某个敌对部族全杀了，也很正常，并被视为民族英雄。

在如今，任何封闭的理论思想，都是过时的。当人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没有界限时，你自己限定界限，只是会把自己搞死，搞成化石。任何一种要保守边界，在文化守住防线，做文化的原教旨主义，把自己的传统绝对化，都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共同体的概念形成，你把别人推出去，其实是把自己推出更大的共同体之外。

当然，世界文明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但我认为这种共同感越来越强。一个国家的政治理想，必须也考虑到全人类，且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时，这种进程就是在进行的，并且是不可阻挡的。我认为那些障碍，最终都会解决。那些极端的排外的纳粹法西斯，一神教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文化歧视，通过封闭与隔绝来自我保护，都会慢慢消失。某些文化形态肯定会消失。生活方式也会彻底改变。观念意识，文化生活，也都会改变，融合。今后的政治理想，应该是包容着一切的，多元共存的民主政治。我们的东方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研究应该促进这种共同文明的形成。

[1] 本文是根据在北京大学“对话·视野·方法：‘东方学研究方法论’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