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南来影人”与本土影人

第一章
上海遗风：早期香港电影

开 端

香港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内地电影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香港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之一。^[1]香港在1909年制作了长度为两本的最早的喜剧片：《瓦盆伸冤》及《偷烧鸭》^[2]，二者均改编自中国戏曲的曲目，导演梁少坡是文明戏的演员及导演，他初涉电影，却醉心于此。而他的制片人则是在上海建立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3]，他在香港开始影片制作的同时，还关注着中国内地的市场，因此开启了香港与上海之间这两座城市初兴的电影工业之间的关联。

1913年，文明戏导演黎民伟制作了改编自粤剧的《庄子试妻》（黎本人扮演庄妻的角色，因为当时女演员登台仍是一个禁忌）。黎民伟曾与梁少坡创立了清平乐剧社。1923年，黎民伟与梁少坡、二兄黎北海，以及堂兄黎海山一道在香港成立了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新”），为香港最早的电影工业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租用地皮的申请遭到港英政府的拒绝，“民新”于1924年迁往广州。他们制作的故事长片《胭脂》曾于1925年在香港新世界戏院上映。这一年，省港大罢工席卷香港和广州，给“民新”造成严重影响（所有影片拍摄活动，包括影片的制作和发行都一度陷入停顿），“民新”不得不于1926年再次迁址——这一次是迁往上海，并于1930年加入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

黎民伟对纪录片的创作和拍摄怀有巨大的热情，他今日仍以拍摄了孙中山的文献纪录片而为人所熟知。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引领中国进入共和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仍在领导革命：他的目标是以“天下为公”的宗旨统一中国。在孙中山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黎民伟追随在其左右，并且在1926—1928年间拍摄了这位政治家通过“北伐”——使中国北方摆脱军阀统治并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来巩固革命的最后的努力。然而不久，孙中山溘然长逝，将这一未尽的遗愿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蒋介石，由其领导“北伐”大业。

黎民伟拍摄的关于孙中山、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的纪录片保存了下来，成为民国初期这一历史记忆的标准影像纪录。关于这一时期的影像，可以在《勋业千秋》中看到，该片在黎民伟拍摄的原始素材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由黎民伟的后人保存。黎民伟支持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及政治主张，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运用电影这一新兴媒介宣传政治目的的电影制作者，正是他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作为一名制片家，黎民伟还监制了几部叙事性的故事长片，成为电影业发展的重要先驱：由他监制的1927年版《西厢记》，是默片时代的一部杰出的具有奇幻色彩的古装稗史片。这部上海制作的影片预示了日后胡金铨、徐克影片的出现，显示了早期上海电影是当代香港电影当仁不让的先驱。

在“民新”于1930年成为“联华”的一部分之后，黎民伟亲自监制了该公司最初的几部影片：《故都春梦》（1930）、《野草闲花》（1930），以及《恋爱与义务》（1931）。这三部经典默片都以封建环境中的爱情为主题，都是由处于演艺生涯高峰的阮玲玉（她被称为“中国的嘉宝”）主演。^[4]这三部影片也确立了“联华”作为上海最有威望和最重要的制片公司的地位。

“联华”的幕后推手是罗明佑，他生于香港，在北京接受教育，经营过戏院，后成为电影制片人。罗明佑于1927年建立华北电影公司，控制了北方五省的电影发行及放映业务。他联合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投资者发起成立了“联华”。罗明佑及黎民伟将自己的公司与另外一家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并将另一名合作者——印刷大王黄漪磋也纳入其中。公司总部最初设在香港，最大的股东据称是香港本地大亨何东爵士，他被任命为董事长。1931年，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到那时为止，对电影人而言，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显然比香港更有吸引力。然而，即便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制作的“圣地”，“联华”仍在香港保留了一家分厂。在中国电影业始自20世纪30年的黄金时代，“联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个黄金时代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中国自1937年卷入战争之后才戛然而止。先是抗日战争，在击败日本之后，又有国共之间持续至1949年的内战。在战争期间，中国的电影制作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间，而不仅仅是在上海。在上海于1937年8月13日沦陷之后，日军侵占了上海除外国租界之外的所有区域。1941年12月，在日军向西方列强宣战之后，上海的外国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在1937年沦陷后的最初阶段，大批上海影人逃亡至香港及其他城市，但仍有一些影人留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此时外国租界尚未落入日军之手。在那里，电影人继续他们的影片拍摄活动，而日军对此正虎视眈眈。

随着1941年上海的全面沦陷，仅存于上海的中国电影业最终被日本人所掌控。日本人在东北和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机构，并且很快就控制了上海的电影制作机构。1942年，日本人成立了由多家公司合并而成的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即“中联”），其后改组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即“华影”）。长期以来，中国内地的电影史家和批评家视“华影”为一家“耻辱”的公司，并且冷落那些曾为“华影”工作过的影人。日本控制下的上海电影业成了历史的“黑洞”，这一议题因战后针对那些留在上海，并为“华影”工作的电影人的政治批判而变得愈加敏感。这些影人因此被认为是日军的“合作者”或“汉奸”。或许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让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实变得更加清晰。^[5]

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内地的电影制作者被迫辗转于武汉、重庆、香港拍摄电影。中国电影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国防电影”。这是一种爱国的战争电影，反映日军侵袭中国的村庄，犯下累累罪行，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主题。香港制作了不少“国防电影”，不少影人自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便避祸至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香港电影史至多是一部简史，因为流传至今的影片拷贝极度匮乏。从现有的材料可知，到20世纪30年代初，香港电影工业已经颇具规模。彼时，香港刚刚从省港大罢工的巨大影响下恢复过来，这场罢工始于1925年6月，持续至1926年10月（电影业迟至1929年才恢复正常的产量）。重要的制片公司有“联华”的香港分厂，经理为黎北海，旗下导演有梁少坡，以及华裔美国人关文清，后者刚刚从好莱坞返回中国香港及内地，具有丰富的电影制作经验。关文清还是设立于美国的“海外联华”的监制之一。1933年，关文清与另一名华裔美国人赵树燊在美国成立了大观声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观”）。正是“大观”于1934年在美国制作了粤语片《歌侣情潮》（第一部粤语片是1933年由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出品的《白金龙》）。次年，“大观”在香港成立，它是资源最丰富的香港制片厂之一，与前一年在香港成立的“环球”“南粤”以及“天一”分庭抗礼。

“天一”或许是“大观”最知名的竞争者。这家制片公司起家于上海，因大量制作逃避现实的神怪武侠片而在内地大受欢迎。然而，此类影片被保守的圈子斥为“道德堕落”，并遭到国民政府的禁映。1933年，“天一”推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这部影片如此成功，以至于“天一”的老板邵醉翁决计将制片厂搬离上海，迁往距讲粤语的地区更近的地方，继续用粤语制作“道德堕落”的影片，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他将公司迁往香港，这不仅拯救了公司的前途，而且指明了香港应当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电影制作中心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天一”开辟了有声片的时代。“天一”与诸如中国声默片制造有限公司（由不知疲倦的黎北海创立）等公司一道，引领了本土有声片的制作，使有声片于1933年首次出现在香港。^[6]

使用粤语拍摄电影在民族主义者中引发了争议和论辩，并且引发了反对全部使用国语拍片的声浪。1936年，南京的国民政府通过了一项禁映粤语片的法令，招致香港及广州的粤语电影制作者的上诉。^[7]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有更为紧急的事务需要处理，于是网开一面，对这一法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州的粤语片制作者深受这一法令之苦（广州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粤语制片业的重镇），索性迁往英国殖民地香港，香港由此成为粤语片的制作基地，更依赖以粤语方言为卖点的影片。粤语片在东南亚及美国等海外地区拥有相当庞大的市场。据估计，1935—1937年间，香港共制作了157部粤语片。而在1935年之前，有声片出现后，香港平均每年仅出产4部粤语片。^[8]

在香港制作粤语片的公司中，“大观”的制片厂最为庞大，雇佣了一些最具声望的电影制作者，包括公司的创建者赵树燊和关文清，两位导演都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大观”占据一席之地。他们都赢得了重要粤语片导演的名声，对后来的粤语片制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晨风、吴回、李铁等人都是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在“大观”获得最初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大观”制作的早期影片均已散佚，包括曾获奖的“国防电影”《生命线》（关文清执导）。担任“大观”监制的赵树燊也于1937年执导了广受赞誉的“国防电影”《肉搏》及《四十八小时》。正是在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刺激了香港的电影业，大批电影人涌入香港制作“国防电影”。由于中国电影业的主力已落入敌手，香港是唯一能自由制作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国防电影”的地方（尽管日本人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映或审查这些影片）。电影史家一般认为，抗日战争是香港电影史的重要转折点。香港吸收了从上海避祸而来的移民，导致香港本土电影业迅速发展。事实上，移民潮开始得更早，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历史互动远不只是战祸导致的移民潮的结果，而是更为深入（尽管自1931年以来日军入侵中国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3—1934年间，由内地的政治因素（“天一”的主导类型——神怪武侠片及古装稗史片遭禁映的威胁）引发的“天一”南迁，或许是比战时上海导演南下更为重要的事件。“天一”迁往香港，见证了邵氏兄弟（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坐镇香港总部整合、调度、扩张并在东南亚建立电影帝国的努力。最初的“天一”公司演变为数家公司，每一家都比其前身更为人所熟知。1936年，一场大火焚毁了“天一”港厂，南洋影片公司在此基础上浴火重生，担任总经理的是被兄长邵醉翁由新加坡召回的邵邨人。此后，邵邨人将公司改组为邵氏父子（香港）有限公司。1956年，邵逸夫建立了邵氏兄弟片厂，这是邵氏兄弟旗下众多制片企业中最知名的一家。

由此观之，“天一”迁往香港（以及“大观”公司的跨太平洋互动）颇具先见之明，显示了香港作为影片制作及发行中心的巨大潜力。以香港为基地，诸如“天一”（以及后来的模仿者）等公司，可以将上海制作的国语片及香港制作的粤语片出口到东南亚，以及其他重要的华人聚居地。邵氏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上海电影制片业中其他成员的发展。南粤影片公司的创建者竺清贤是上海电影界率先尝试录音的电影人，他发明了拍摄有声片的录音设备。在上海与“天一”有过合作的导演及编剧也纷纷南下，包括苏怡（“环球”公司的经营者）、汤晓丹、文逸民、侯曜。这些电影制作者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直到1937年上海的“进步”电影销往香港，继续其战斗的步伐：彼时的燃眉之急是抗日战争，以及向中国人民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