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美文学研究
第一节
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时期至17世纪初）
早期英国文学研究门槛较高，需要专门训练，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三代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者代际传承明显，薪火相续不断。第一代学者以方重[1]、鲍屡平、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裘克安、阮珅（以出生年月为序）等为代表，成就巨大，但现在大都已经凋零或年高德勋；第二代学者以胡家峦、陆谷孙、何其莘、陈才宇、刘迺银（刘乃银）、沈弘等为代表，成绩显著，大都健在，是目前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学者系第二代学者的学生和/或留学归国人员，是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三代学者大都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我国新时期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本综述在回顾和记录成绩的同时，也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以期我国在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这一重要而迷人的领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方法上，作者以讨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刊载的有关文章为主，辅以其他期刊论文，旁及文学史、翻译、论文集、专著等研究载体，力求对三十余年的情况做全景式鸟瞰。为了叙述的方便，按照时间顺序，本文把这一时期分为三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复苏期（1978—1989）;90年代的深入期（1990—2000）;21世纪的成长期（2001—2011）。在三段情况的述评之后，将在结论部分集中讨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一、复苏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1978—1989）
新时期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是从拨乱反正、走出“文革”开始的。人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将其帮派体系痛贬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热烈肯定莎士比亚的价值（莎士比亚作品尤其是“一面巨型的照妖镜”）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划时代意义。[2]“读书无禁区”的鲜明口号言犹在耳。[3]经过了十多年的压抑和痛苦挣扎，中国人迎来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代。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无论老中青，“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都英姿勃发，奋发有为，夜以继日，大干快上，为追回逝去的时光而努力工作。学者们对于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早期英国文学倾注了极大热情，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五点：（1）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2）注重基础建设；（3）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复苏；（4）比较研究勃兴；（5）许多论著生动可读。第一点俯拾皆是[4]，毋庸赘述，最后两点容后再述，先来看中间两点。
注重基础建设表现在：五大刊物、《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都初创于这一时段，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1980）,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出版（1982，两卷），高等院校的运转，包括招生、学科设置、教学、科研等，重新走向正规化，复苏期的各种工作奠定了三十余年来外国文学，包括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基本格局。另外，杨周翰选编的影响很大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1979,1981）、《外国文学研究》刊登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18—1985）》[5]等也属于基础工程的一部分。在奠、李编制的索引中（尽管不一定完备）,1918—1982年的部分7页不到，而1982—1985四年的成果即达9页，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莎学研究，和五四以后的一个甲子相比，在数量上呈井喷状态。注重基础建设是“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历史需要，但与中国计划经济的传统优势及老一辈学者的远见卓识和事业心也有关系。在国外，莎学是“企业”，而我国老一辈学者是把莎学当作“事业”来做的。
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复苏表现在多个方面。以1980年曹禺率团访问莎翁故乡开始，到1988年，林同济、杨周翰、陆谷孙、王佐良、裘克安等近十位中国莎学家参加了国际莎士比亚会议和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与国际莎学界重新沟通了联系，使中国莎学从封闭走向开放，引起了国际莎学界的关注。1981年北京人艺上演的《请君入瓮》延请英国著名导演担纲， 1986年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京沪两地演出25台莎剧，专程前来观摩演出的国际莎协主席勃劳克班克教授予以高度评价。中国的莎学成果开始成规模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1984和1986年的美国《莎士比亚季刊》目录卷收录了我国莎士比亚论著目录注释36条。[6]1985、1987年，杨周翰在欧洲和日本先后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大会和讨论会，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他同时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副会长。[7]《外国文学》的“书刊评介”“外国新书报导”“外国文学动态”等栏目和黄育馥《1976—1981年英国出版的有关莎士比亚的新书》[8]等及时介绍国外的最新成果。中国在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与西方国家双向交流的复苏当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学术进步，使中国新时期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重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体说来，在中世纪诗歌方面，得到关注相对较多的是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和1 4世纪大诗人乔叟。江泽玖《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被视为“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9]。该文独具慧眼，认为作为英雄史诗的《贝奥武甫》中女性形象的穿插并非微不足道，而使得这首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39）。李金达选译了《贝奥武甫》（尽管诗行参差不齐），并简介了该诗的内容和特色。陈才宇选译并介绍了古英语时期的诀术歌，指出其民俗学或人类学价值。袁可嘉关于英国民间歌谣的综合讨论涉及许多方面，时间跨度大，有启发，但基本没有区分主抒情的民歌和主叙事的民谣。[10]陈才宇关于英国民间谣曲的三篇文章介绍了其起源、现存作品、基本特征，并肯定其研究价值；讨论了 ballad 译名问题；比较了罗宾汉谣曲和《水浒传》，归纳二者主题上的六大相似性，分析产生的可能原因。[11]鲍屡平关于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系列文章[12]虽属细致的文本赏析之作，但颇见功力，夹叙夹议，引人入胜，无论摘译还是行文，均清新可读，让读者产生莫大兴趣。胡家峦和韩敏中遵从马克思的建议，对《坎特伯雷故事》和朗格伦《农夫皮尔斯》进行了比较，都假定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都从阶级倾向性入手，各擅胜场，相映成趣，可以对照着来读。[13]吴钧陶根据约翰·费希尔编注的《乔叟全集》，翻译了《乔叟事略》，简介了乔叟叙事长诗《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14]郑达华《从<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看乔叟的爱情观》主要从人物形象出发，初步剖析了乔叟人文主义的爱情观，认为乔叟反对神权和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缺点是尚不能把观点和文本细读有机结合起来。[15]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沈弘通过比较古英语名篇《圣安德鲁》的两个不同文本探讨了古英语散文和诗歌用语差异的问题，指出散文措辞反映出教会拉丁文的影响，而诗歌用语颇具日耳曼部族的异教色彩，认识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古英语文学。[16]这是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文章。
在中世纪戏剧方面，周黎明《从<普通人>看英国中世纪宗教剧的世俗性》不失为优秀之作。[17]该文把对戏剧的主题、情节、结构分析和对舞台演出的分析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论证，正是世俗成分赋予宗教剧一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卞慧明《从零到莎士比亚：早期英国戏剧浅谈》大体介绍了从中世纪的神迹剧和道德剧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剧的发展情况。[18]孙红从日文翻译的石井美树子文章《今日英国的中世纪戏剧演出》令人惊喜。[19]
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20]，除莎士比亚外，戏剧、诗歌、散文均有论述，但数量较少，涉及面不广。冯国忠认为深入研究马洛悲剧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人文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白牛分析了马洛悲剧的主题节奏，概括了其模式（理想、行动、冲突、受难）和特征（宏大性和模糊性），强调其美学价值。[21]张谷若《论古典田园诗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复兴》以富于诗意的抒情笔调捕捉到了英格兰黄金时代田园诗的风韵，呈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田园文学的独特魅力，包括古典田园诗的集大成者斯宾塞的《牧人月历》、锡德尼的散文体田园传奇《阿卡狄亚》和莎士比亚的田园传奇剧《皆大欢喜》等。[22]董星南指出杜秋娘《金缕衣》和赫里克《给少女的劝告》两首诗在主题和意象上的相似性，这一点现在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何功杰分析了纳什的诗《春》中的意象和音韵之美。[23]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将叙述、议论和篇章分析结合，文学史和作品选合一，直观亲切，可读性强。[24]黎跃进把英国文学中的《坎特伯雷故事》、莎士比亚、本·琼森的讽刺喜剧和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讽刺名作，如《十日谈》《巨人传》《堂吉诃德》等放到一起进行考察，总结了该时期讽刺文学的特点，提出“爽朗的笑”为其共同风貌。张祖武从历史渊源及发展史、特点（题材和内容、手法及语言）和地位三方面比较了英国的 essay 和中国的小品文，视野宏阔，不无裨益。[25]邱紫华《英国人文主义的美学宣言：论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战斗性很强，显得不大可靠：“作为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是同时用笔和剑和封建反动力量进行战斗的”（49）; “在欧洲文艺理论史上，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是第一次正面地对柏拉图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发起的勇敢挑战。他把柏拉图提出的关于诗的几条罪状驳得体无完肤”（50）等。[26]总体来看，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莎士比亚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杨周翰为影响深远的《欧洲文学史》（1979年再版）撰写的“威廉·莎士比亚”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讨论的总纲。[27]除《威尼斯商人》和福斯塔夫外，讨论比较集中的是悲剧，如《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名剧，以及十四行诗，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讨论较少，重要的例外有方平、裘克安、方重和李赋宁等。[28]讨论的角度比较多样化，举凡版本、语言、作者生平、主题、情节、结构、人物、种族、女性形象、故事渊源、舞台演出、莎评史、理论应用、翻译评论、教学等等，都涉及了，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商榷和争论。论者往往能够抓住戏剧中的矛盾进行讨论，如朱维之和阮珅论《威尼斯商人》、盛宁和李长春论《李尔王》、白牛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黄鸣野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刻画等。[29]其中，黄鸣野的基本预设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矛盾冲突、情节、行动和语言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是戏剧家刻画人物的四种重要手段：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以矛盾冲突为基础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人物行动突出人物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这可以说是本时段对戏剧的基本看法。张隆溪则认为，悲剧的核心不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情节（142），莎翁悲剧以死亡收束（这一点不同于许多希腊悲剧）有其内在必然性，而莎翁悲剧观受到基督教悲剧观的影响，以伊丽莎白时代的精神危机为其基础。赵毅衡关于作品背后作者的丰富性和真面目的讨论同样抓住了莎士比亚身上的各种矛盾，以问题为纲，采取了辩证的分析方法。[30]顾绶昌眼光独到地介绍了莎剧版本的基本情况和新目录学的研究成果，文章末尾对《河畔版莎士比亚》的评论比较精彩。[31]虽然印刷错误不少（如把新目录学代表人物格雷格 Greg 误为葛莱 Grey；复苏期文章的印刷错误和译名问题随处可见），但顾绶昌注意到版本问题本身就是值得赞赏的。阮珅和方平关于《奥瑟罗》中一处异读的交锋令读者兴味盎然，笔者赞同阮珅的意见，应该是“犹太人”（Judean），而非“印度人”（Indian）。[32]赵毅衡、顾绶昌和王佐良都讨论了莎士比亚的语言。[33]王义国和任明耀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讨论、王忠祥对《麦克白》的讨论等都注意到作品的艺术特色。[34]赖干坚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不是“爱情至上”，而具有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陆扬认为《奥瑟罗》采用了两个不同的时间序列：戏剧时间和逻辑时间。[35]作为研究热点，莎学带着思想解放期的热情，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所谓莎翁三大人物形象，哈姆莱特、夏洛克和福斯塔夫，受到的关注最多。如陈嘉认为哈姆莱特有消极的一面，不宜夸大为伟大的社会改革者；鲍卫和阮珅都把阶级置于种族之上，认为作者同情的是一般受歧视的犹太人，而非上等犹太人夏洛克，这一观点值得争鸣；[36]魏善浩关于福斯塔夫形象美学意义的讨论表现出方法论的自觉，阮珅与吴兴华提出商榷，认为福斯塔夫不代表人民的力量，并非“现代无产阶级的先辈”。[37]有些人也注意到了次要人物，如戴镏龄分析了《麦克白》中的邓肯，方平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巴珊尼等。胡宗鳌讨论了莎翁笔下的三个黑人形象，包括奥瑟罗。黄龙认为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出发，反对种族歧视，力倡种族平等，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李鸿泉分为两个时期（1600年前后），概括了莎翁笔下的主要女性形象。张义常比较了朱丽叶和苔丝狄蒙娜的美感特征。[38]沈弘利用自己精通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优势，和郑土生提出商榷，认为哈姆莱特故事原型的背景不是郑所称公元455年以前，而是公元9—10世纪。[39]李万钧讨论了《终成眷属》一剧素材提炼的成功之处。[40]杨周翰为《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所写的两篇“引言”实际上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的莎评简史。《汇编》选择了英、法、德、俄苏、美及东欧各国有代表性的莎评文章，涉及历代批评家51人，选文精当，译笔考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许国璋《莎士比亚十二赞》是简约化的“莎评汇编”，选文从莎士比亚本人和同时代人直到19世纪的美国人，虽有倾向性，但管中窥豹，不是没有代表性。方平认为《仲夏夜之梦》中小精灵蒲克起到了布莱希特所谓“间离效果”的作用。田民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探索了哈姆莱特性格的模糊性，认为其整体性格是“伟大的侏儒”和“渺小的巨人”的集合体。汪耀进则论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和莎剧的契合性。吴洁敏和朱宏达介绍了朱生豪的译莎经过及朱氏莎评。[41]卞之琳、陈嘉、贺祥麟、孙大雨、杨周翰等从各自的角度就莎剧中译发表看法。[42]罗义蕴介绍了四川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莎剧教学的情况。[43]在十四行诗方面，元升具体解读了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周启付简介了莎翁十四行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钱兆明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三篇文章点评了三位中译者（屠岸、梁宗岱、戚叔含）的长短得失，还注意到了版本情况；屠岸介绍了十四行诗的形式和他译莎翁十四行诗的方法；王忠祥特别注意到莎士比亚对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的讽刺性“评注”；张祖武成功比较了十四行诗与中国格律诗，比较的基础是二者在格律上有共通之处。[44]方平把《维纳斯与阿董尼》视为习作，特别讨论了莎氏第一首长诗和他后来剧作的关系。[45]众声喧哗中，两代莎学学者投身于学术，取得了积极成果。
或许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包括莎士比亚研究的最显著特征是比较研究的兴盛。应该说，这一时段的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上面的介绍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再比如，杨周翰关于巴罗克的阐述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该文追根溯源，跨越了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学科，认为巴罗克是笼罩全欧的“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复兴至17世纪文学的发展，但对巴罗克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持谨慎态度。其中，杨先生以独到眼光特别强调修辞的作用，指出修辞是西方前现代社会文化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而巴罗克就是危机时期修辞发挥特殊作用的表现。杨周翰的另一篇文章《<李尔王>变形记》[46]不是浅层次的译本比较，而把翻译批评建立在扎实的文本解读之上，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剖析（如nature和nothing），探索它们背后的文化和哲理内涵，烛幽探微，自然地引出结论。作者把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细节的追究置于语言、文化差异的宏观背景下，因而使得文章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典型特征。在影响研究中，曾庆林关于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关系及莎士比亚对普希金影的讨论因为客观影响事实的存在，都有着坚实的比较基础。[47]在平行研究中，阮珅对莎士比亚和李白的比较非常生动[48]，这有益地提醒我们，好的学术论文首先应该是好文章。有的题目，如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既可以做成影响研究（黄龙），也可以做成平行研究（刘炳善、方平）。[49]黄龙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有关记载，指出曹雪芹是窃听大人谈论圣经和莎剧的“娇子”，并由此出发，结合历史档案和作品内证，勾画了莎氏和曹氏的可能文缘。虽然有的偶合有捕风捉影之嫌，该文仍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大题目下有趣的一节。刘炳善则强调，莎曹之间“最大的可比性在于他们都是在自己国家从中古时代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时期中本民族文学的最高代表”，方平给出了更多的可以比较的侧面。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在事实影响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恐怕还是要走向平行研究。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十四行诗和中国格律诗的比较，杨宪益曾大胆假设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受到了李白《月下独酌》的影响[50]，虽有开启思路之功，终究很难证实，所以上述张祖武文仍属平行研究。
然而，比较研究中问题比较多的恰恰是平行研究。由于中西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显著差异，许多中英平行研究有“拉郎配”之嫌，失之粗浅。续枫林关于莎士比亚历史剧和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比较，张文彦发现了《雅典的泰门》与“二拍”中一个故事“惊人的相似之处”，何焕群和王海龙把《坎特伯雷故事》作为短篇小说和《十日谈》相提并论，与明代的“三言”“二拍”相比较，施梓云关于《十日谈》《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红楼梦》中三个“毒设相思局”故事的比较，等等，大都属于此类。[51]其中最后一个努力往影响研究上靠，实则为平行研究。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比较对象文类的不同（或根本搞错了文类），粗线条地介绍文化背景，抓住一些表面的相似做文章，名之曰“文心相通”，实则缺乏深度。而欧洲文学史上四大（或两个，或三个）吝啬鬼的比较（夏洛克、阿巴贡、葛朗台和泼留希金，有时中国的严监生也加入进来）是许多人钟爱的题目，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廿余年间未曾消歇，反复比较仍乐此不疲。“吝啬鬼”其实并不吝啬，一边背着恶名，一边为我国诸多学者的提升做出了贡献。这其间，抛开可能的剽窃暂且不谈，如此炒冷饭，大可休矣！同属求同辨异之作，洋肆僧关于文艺复兴与明代文艺思潮的比较、胡晓苏比较《李尔王》和《屈原》中暴风雨和雷电颂两场戏的相似性、章子仁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高乃依《熙德》悲剧结局的比较和陈莫京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的比较却显得更切实些。[52]杨周翰《中西悼亡诗》则是平行研究的范本。[53]大致总结一下，文艺思想和作者生平（如莎士比亚和李白）的可比性通常大一些，同一时期、同一文类（如悼亡诗）、同一文学样式（如文艺复兴时期讽刺文学）和同一文化传统内部的可比性也比较大，而主题、意象等的平行（如《金缕衣》和《给少女的劝告》）也可以导向成功的比较。
下面谈谈论文的写法问题。笔者的一个感受是，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学者，如鲍屡平、方平、贺祥麟、陆谷孙、阮珅、王佐良、张若谷、庄美芝等，都非常注重文章的可读性，或平易亲切，或文采斐然，莫不力求情理融洽，和读者顺畅地沟通。与此相反的态度是，披上专业的外衣，高深莫测，晦涩难懂，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呢？笔者以为，为学术的发展计，为文学的普及计，为作者的流传计，为读者的利益计，应该取前一种态度，追求朱光潜等前辈精深而不艰深、深入浅出的效果。文学的本质和目的是撒播美的种子，让人发生兴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教益。文学评论家既是法官，又是导游。[54]贺祥麟关于学术专著标准和王佐良关于文学史写法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论文写作。前者在一篇书评中称：“用较高的标准来要求，一部学术专著除了必须内容丰富深刻，有创见，有严密的论点论据和组织得好以外，最好还应该有文采”，而学术著作的文采“以质朴简洁为主”。[55]后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一要简练，二要有文采。[56]综合两位方家的看法，质朴、简洁、有文采大概可以作为学术论文写法的标准。就20世纪80年代来说，文学批评的写法总体上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
在舞台演出方面，1949—1966年的莎剧演出基本上以俄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家独尊，讲究演员对角色的“体验”;1978年以后则受英美影响较多，进入风格多样化阶段，并结合民族戏曲形式，开展了许多自主创新和实验。这些努力在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时达到巅峰。[57]在曹树钧、孙福良的重要专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出版（1989,1994校订本）以前，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的文集《莎士比亚在中国》（1987）是对这一阶段莎剧演出的简要总结，对于学者、改编者、导演、演员等，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其中陆谷孙《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一文立意高远，从容大气，自由地游走于书斋和舞台之间，学识渊博而不炫耀，笔法灵动而不滞涩，对全局了然于胸而又能结合中国实际，要言不烦，娓娓道来，确实堪当我辈范文。他在肯定有识之士“比较注重我国莎学研究的基本建设”的同时，指出：“应当承认，我国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和评论工作还比较薄弱。在一些莎学论文中粗线条的印象主义尚占相当比重；有些从比较文学角度撰写的论文往往满足于寻找莎剧同我国某一出戏在人物、情节等方面的‘形似’，不太去触及埋在两种文化沉淀深处的东西；某些研究工作者迄今仍得借助中文译本去熟悉莎剧，了解国外的莎评；在若干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莎剧课程尚未用英语开设；我国的莎学队伍人数有限……常常是各说各的，就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由于难得交锋，引不起争鸣，真正的繁荣局面尚未出现。”[58]陆谷孙的意见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莎士比亚研究乃至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情况的总结。
二、深入期：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1990—2000）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范围更广，开拓更深，思想更解放，方法更多元，与国外沟通更及时。
古英语文学研究仍以《贝奥武甫》为主，同时拓宽了讨论范围。陈才宇和李赋宁都简介了《贝奥武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但后者高屋建瓴，有个人感悟（如认为《贝》与弥尔顿《失乐园》有“精神上的联系”）。[59]陈才宇简介了古英语的特征[60]，但李赋宁《英语史》是该题目的标准著作，被学界认为是“国内至今为止唯一一本由中国学者为中国学生编写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教科书”[61]。张谷若简要介绍古英语英雄史诗尤其是《贝奥武甫》产生和反映的历史和宗教环境及其艺术特色，其中对“和亲女”的关注上承江泽玖的开拓性工作，下启进一步研究。张为民讨论了《贝奥武甫》中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和诗歌的哀伤情调。刘迺银探讨了《贝奥武甫》的结构。王继辉关于《贝奥武甫》的系列文章重点评介了国外关于萨坦胡船葬与《贝》形成年代关系的考证、罗瑟迦王代表的王权理念、《贝》与魔怪故事传统方面的研究成果。[62]《贝奥武甫》译者冯象重刊的精彩文章名曰书评，实为论文，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罗宾逊《贝奥武甫》同位文体理论提出了有力质疑。[63]希尼的《贝奥武甫》新译也引起了关注。[64]此外，沈弘探讨了弥尔顿的古英语知识和早期英国文学传统对《失乐园》的可能影响。[65]王继辉讨论了古英语《创世记》对弥尔顿《失乐园》的重要影响，介绍了学者们对《妻子哀歌》的不同解读。[66]陈才宇论述了古英语箴言诗和宗教诗。[67]
20世纪90年代对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有所深入。鲍屡平专著《乔叟诗篇研究》（1990）是新时期乔叟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大部分文章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成书时略有修改，增加的首篇《谈乔叟的创作》是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和主要作品，尤其是《坎特伯雷故事》的内容和风格。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该书比较“具体明确，不怎么空洞朦胧”，书中配有多幅传神的人物插图，其轻松自如的行文风格容易引发读者的兴趣，同时不失学术品位，如对冬严和春媚故事的评析细致入微，态度鲜明，饶有风味。熊云甫讨论了古典和中世纪修辞传统对乔叟的影响，陆扬肯定了乔叟在英国首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贡献。[68]《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译者吴芬（1999）认为该长篇叙事诗是乔叟对典雅爱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作品中包含多元价值观，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阐释。《农夫皮尔斯》的译者沈弘（1999）简介了这部重要作品的版本和内容。沈弘还介绍了中古英语浪漫传奇，尤其是“英格兰系统”的渊源、作品、特征和价值。[69]罗新璋《特利斯当与伊瑟》也涉及中古英语浪漫传奇。吴芬以细读文本的方式评介了英国第一部英语自传《玛杰丽·坎普的书》及其与情感虔诚传统的关系，还探讨了15世纪英国圣母剧中玛利亚与《新约》相比的神化和人化。[70]陈才宇论述了15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民间谣曲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英国人文主义并非附丽于古典文化，而是扎根于民间。张峰颇有见地的文章《十五世纪英国文学简论》指出该时期色彩纷呈，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李赋宁以惯常的博学和优雅讨论了中世纪英国杰出的拉丁文散文家沃尔特·马普及其《宫廷琐话》。[71]
总起来看，上一时段广泛流传的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说法遭到广泛质疑。张增坤明确提出，欧洲中古文学也应该是欧洲文学的一个源头；吴芬强调，绵延八百年之久的英国中古文学的成就不容忽视，并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舒天认为，基督教对中世纪文学的发展具有正面影响；杨慧林将古英语文学置于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大背景下，但在文末不慎把《十字架之梦》误为《路之梦》。[72]不少学者，如张弘，意识到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历史延续性，不能割裂历史。张弘还提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命题。汪义群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神学”说，指出反对教会不等于反对宗教，宗教改革是为了恢复早期的纯洁宗教，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世界影响巨大。相应地，汪义群认为莎士比亚并不“反宗教神学”，其世界观具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73]许多学者，如陈惇、李公昭、孙遇春、肖四新、尹振球、张奎武、宗亦耘等，探讨了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及莎剧与圣经的关系。[74]虽然有的文章比较简单化（如尹振球、宗亦耘），但莎翁的人文主义思想融进了基督教的博爱、和谐精神，显然血肉更丰满了。另一方面，人们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也凸显了现实社会信仰缺失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莘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清醒地揭示了用基督教教义分析莎剧的局限性。[75]
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许多学者提出了更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苏联莎学家的观点不再一统天下，如陶冶我对莫洛佐夫的社会分析法提出异议。肖锦龙认为莎士比亚在社会政治观方面维护王权，并不代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落后的，而非进步的；其妇女观本质上也不是人文主义的，而是传统的教会封建主义的。陆喜培认为李尔王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封建专制的暴君，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失掉原有封建特权的精神错乱者。[76]张晨认为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从丛则坚持证明哈姆莱特不是人文主义者，尽管钟翔、王昊依然强调哈姆莱特的忧郁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忧郁。[77]对夏洛克形象有了新的评价，章子仁、王木春和王述文都指出夏洛克在种族和宗教压迫下令人悲悯和同情的一面。颜学军发现鲍西娅并非完美人文主义理想的化身，而是有人性弱点的，受到历史的局限（封建的伦理观和偏狭的宗教观）。[78]英国犹太剧作家韦斯克的改编作品《商人》更是颠覆了莎翁原作，使夏洛克成为慷慨仁厚的藏书家和安东尼奥的好朋友。[79]“性爱”不再是禁忌词，有人探讨莎剧中的两性主题，有人探讨莎翁喜剧中“关于性爱的人文主义思想”，宣称“爱，即性爱，不是徒劳的”。还有人探讨“莎士比亚管理思想”一类具有时代特色的题目。[80]学者们对文学研究的方法做出自觉反思，高德强呼吁走出《哈姆莱特》研究的“误区”，反对简单、片面、机械、贴标签，反对思路单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千篇一律，提倡加强美学分析，打破莎士比亚神话，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客观评价作家作品[81]，这无疑是宝贵和有益的。相反，有的文章因袭陈说，把哈姆莱特吹捧为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化巨匠，在在证明这一形象的“不朽魅力”[82]，似乎价值不大。周锡山指出《奥瑟罗》细节上的“重大失误”[83]，说明莎士比亚神话的控制力在松动。在意识形态控制逐渐放松、思想日趋多元的情势下，“莎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再被强调。[84]周骏章的专著《莎士比亚散论》[85]质朴平实，从作品出发，彰扬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关注。
1991年，在李赋宁的倡导下，北京大学英语系召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研讨会”，提交论文24篇[86];1993年，武汉大学主办了国际莎学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莎士比亚新论》[87]。1994年的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也出版了论文集。[88]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趋于常态化。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化，除比较文学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法外，意象派、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人类学、传播学等等纷纷登场。肖锦龙对《哈姆莱特》中的意象群进行归类，认为该剧是世纪末审美感受的诗性呈现，莎士比亚是消极落后的；罗益民通过对《李尔王》中的动物意象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它们表现了悲观主义情调，体现出虚无主义思想。沈建青对《李尔王》的分析则从其故事原型民间故事《盐一样的爱》入手。杜昌忠介绍了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悲剧批评。王维昌比较了《麦克白》和奥尼尔《琼斯皇》，尤其探讨了潜意识问题及其与意象的关系。李志斌研究了莎剧中的三个忧郁症患者：哈姆莱特、安东尼奥和杰奎斯，认为是时代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陈晓兰介绍了莎士比亚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批评。[89]新历史主义是重点推介的批评方法，李淑言、陆扬、徐贲、杨正润、张京媛等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其中李淑言和杨正润的文章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清晰述评充满可贵的批判性反思。[90]黄必康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对《亨利四世上篇》中的主导意象进行历史化和政治化的解读，是结合形式批评和历史批评的有益尝试。袁宪军在分析《哈姆莱特》时，利用了弗雷泽《金枝》中关于阿里奇亚丛林仪式的人类学记载。李伟民讨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时，特别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连环画对普及经典文学作品的作用。田民简单介绍了莎士比亚批评中的新潮，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91]
20世纪90年代的比较研究以平行研究为主，尤其是莎剧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平行比较为主。虽然李宇东和苏天球对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比较失之粗浅，不大成功，但张晓阳和章子仁关于莎氏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的总体性比较、马焯荣关于莎剧和李渔戏剧的比较、张振钧关于莎剧和李渔小说的比较都给人以启发，吴佩娟对福斯塔夫和贾瑞的比较也很有趣。[92]其他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从丛）、《麦克白》与《赵氏孤儿》（章子仁）、《威尼斯商人》与元杂剧《看钱奴》（钟翔）、《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许渊冲）和《牡丹亭》（谢裕忠、郑松锟）等的比较也不无益处。[93]莎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方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平行比较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哈姆莱特与阿 Q（魏善浩）、《哈姆莱特》与《狂人日记》（苏晖）、《哈姆莱特》与郭沫若历史悲剧《孔雀胆》（张直心）、《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波斯长篇叙事诗《蕾莉与马杰农》（张鸿年）、《哈姆莱特》与《尤利西斯》（胡嫒）等。[94]曹顺庆在比较14—16世纪中外文化与文论思潮时，恨不得在七页之内把全世界说遍：中国、西方、印度、日本、朝鲜、越南、阿拉伯，未免太心急了点。陈惇关于可比性的探讨是有感而发，对于平行研究的有效开展具有指导性意义。[95]莎士比亚在中国的题目得到更多的关注，如王佐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时辰》、杨静远《袁昌英和莎士比亚》、李伟民《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刘炳善《莎剧的两种中译本：从一出戏看全集》、郦子柏《<第十二夜>导演断想》、任明耀《<哈姆莱特>在中国》等，而成绩最大的要属孟宪强的专著《中国莎学简史》（1994）。[96]李长林等的文章对该书做了重要补正。[97]
从讨论范围看，四大悲剧、《威尼斯商人》和十四行诗仍然是热点，同时其余悲剧和喜剧、历史剧、传奇剧、问题剧、莎士比亚佚作、杂诗等的讨论明显增多了，人们对莎士比亚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细腻了。例如，赵炎秋从奥菲利娅所唱的民歌入手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李毅从种族角度出发，认为《奥瑟罗》的一个焦点是奥瑟罗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和白人社会对他认同要求的抵制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曾艳兵和张建宏都从女巫形象及其咒语入手分析《麦克白》；吾文泉着重探讨《李尔王》中的关键词“自然”；屠岸精益求精，不断修改译文，并给出精彩解说，而且注意到莎氏十四行诗中的戏剧色彩等等。[98]罗马悲剧方面，除《科利奥兰纳斯》外[99], 《裘力斯·凯撒》讨论比较多，涉及主角是谁（柏荣宁）、作者政治观（李伟民）、人物形象（孙家琇、孟宪强）等问题。[100]其中孟宪强挑战了苏联莎学权威阿尼克斯特的观点，认为凯撒不是暴君，而是近乎亨利五世的开明君主。喜剧方面，《皆大欢喜》[101]、《驯悍记》[102]、《仲夏夜之梦》[103]等都有专文讨论，喜剧女主角（王述文）和男丑角（梁伟联）形象及莎翁喜剧精神（方平）也受到关注[104]。历史剧方面，除黄必康的研究外，主要是孙家琇精到地评述了11部英国历史剧。王化学和卫玮分别讨论了传奇剧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风格。[105]问题剧方面，孙家琇和方平就《一报还一报》、梁巧娜就《终成眷属》、卫玮就三部问题剧（还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发表了看法。[106]在莎士比亚佚作方面，孙法理做了介绍，他和费小平分别讨论了莎士比亚的第38部剧作《两个高贵的亲戚》，张冲认为《爱德华三世》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和主情节线。[107]杂诗方面，王强有略论，孙法理和高德强争鸣了《凤凰和斑鸠》是不是政治隐喻诗。[108]从研究对象上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
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莎学成果。王玮敏关于莎剧商业化和电影改编的文章是比较突出的一篇。[109]该文正确指出，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业是大众化的商业活动，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正处于萌芽阶段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与20世纪的电影业极为相似，莎剧历来的商业化与其内在的商业性密切相关，商业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篇颇有见地的文章产生于洛杉矶第六届国际莎士比亚大会的专题讨论“莎士比亚与现代商业文化”，但在国内几乎湮没无闻，殊为可惜。沈林《黑色的莎士比亚》以其机智的调侃跻身可读性强文之列。[110]辜正坤主要从倒莎论的角度梳理了16—19世纪的西方莎评，他把罗伯特·格林作为“倒莎派祖宗”的观点别具一格。[111]洪增流注意到莎剧中的超自然描写，刘和鸣讨论了莎剧中的恶女人形象，黄满生论述了莎剧时空结构的基本模式和功能，胡泽刚梳理了莎剧中的音乐及莎剧的音乐改编，张冲介绍了1965—1985二十年间西方舞台上的莎剧演出情况，肖锦龙和王木春探讨了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罗志野认为莎士比亚自有其戏剧理论和诗歌理论，区鉷明智地指出中国莎评应具本土意识，廖炜春把《哈姆莱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复仇悲剧进行讨论，张立明明确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断限应为14—17世纪初等等。[112]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这些成果表明莎学研究有所深化。
除莎士比亚以外，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和诗歌的研究都加强了。专著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收获是文学史，如王佐良《英国诗史》《英国散文的流变》，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何其莘《英国戏剧史》，桂扬清等《英国戏剧史》等，[113]另外还有北京大学英语系编《观海登山集：英语语言文学论文选》，马衰（马文谦）关于菲利浦·麦辛哲悲剧的英文专著等。[114]引用率较高的著作除了《莎士比亚全集》和马恩经典外，大致有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梁实秋《英国文学史》（1985）、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1989）、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温健译，1981）、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1989）、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88）等，表现出译著居多、文学史居多、资料性著作居多的特点。尽管许多学者能够直接参考英文书进行研究，但不少学者，尤其是中文系学者，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译本。在中世纪英国文学领域，三位北大学者出版的三部英文专著引人瞩目：袁宪军《乔叟<特罗勒斯>中的爱情观》、王继辉《古英语和中国中古文学中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与<宣和遗事>比较研究》和刘迺银《巴赫金的理论与<坎特伯雷故事>》。[115]这三部功底深厚、视野宏阔的专著都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王继辉从普渡大学留学归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袁宪军和刘迺银都是由李赋宁指导的，而哈佛大学中古英语文学博士冯象早年在北京大学关于乔叟的硕士论文（1984）也是由李赋宁指导的。早在1957年，李赋宁就在《西方语文》上发表了《乔叟诗中的形容词（上、下）》这一重要长篇论文；进入新世纪，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在李赋宁身后出版。[116]把李赋宁（1917—2004）称为新中国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第一人，可以说恰如其分。[117]王佐良（1916—1995）主要在英国诗歌和文学史方面、杨周翰（1915—1989）主要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同样取得了垂范后学的巨大成就，把这三位先辈并列为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三杰”，想来大家都会赞同吧。在某种意义上，这篇小文是向以“三杰”为代表的诸位前辈致敬之作。
20世纪9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中，斯宾塞比较突出。胡家峦选译的《斯宾塞诗选》填补了一个空白[118]，并且一直致力于翻译令梁实秋望而生畏、终于抱憾没有尝试的《仙后》[119]。他对《牧人月历》和《祝婚曲》的简介颇见功力[120]，尤其前一篇堪与《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中的编者导言相媲美。胡家峦讨论了《爱情小诗》和《祝婚曲》的主题、表现手法及价值。关于《仙后》，胡家峦抓住玻璃球镜的意象，探讨了诗人的宇宙观。[121]李增认为《牧人月历》是时代意识很强的作品，表现出对伊丽莎白时代两大问题——流浪和女王婚姻——的深入思考。罗益民探讨了《仙后》的创作背景和诗篇的寓意结构系统。[122]胡家峦关于文艺复兴英国诗歌的系统研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收获，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宗教）抒情诗和诗人宇宙观。在（宗教）抒情诗方面，胡家峦不仅概述了17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抒情诗，重点评介了亨利·沃恩的宗教冥想哲理诗[123]，而且广征博引，总结了（宗教）抒情诗中的《雅歌》隐喻，包括“黑肤”“冬—春”“花园”“农作”“新郎—新娘”等具体形式，涉及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多恩、赫伯特、沃恩、泰勒、托马斯·坎庇恩等十余位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抒情诗人[124]。在诗人宇宙观方面，胡家峦善于从具体意象（如圆规、金链、铁匠）入手，探讨背后的观念和模式。[125]例如，作者抓住圆规意象的三个方面：圆形、圆形运动和中心，展开讨论，组织巧妙，逻辑性强。这些文章成为作者代表性专著《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的基础。[126]虽然其中有的观点有可议之处（如认为弥尔顿像但丁一样以托勒密宇宙结构为基础），参考资料略显陈旧，但这部重要的系统著作总体上对推进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王佐良《文艺复兴的清晨》（系《英国诗史》的一章）简要生动地评介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各种流派与重要诗人的特点。[127]方汉泉的《文艺复兴与英诗》是对王佐良《英国诗史》的补充，从新柏拉图式爱情观谈到了文艺复兴性爱观和英诗中的性描写，讨论了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马洛的《希洛与里安德》，评估了英国文艺复兴色情作品的负面影响。方汉泉还简介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情诗（包括十四行诗、诗歌集、骑士派和玄学派），摘选了德雷顿、斯宾塞、琼森、赫里克、马洛、多恩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冬山难得地选译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一首情诗。蔡新乐介绍了怀亚特和萨里，指出二者最早把十四行诗引入英国，是有贡献的“新诗”开拓者。陆钰明概括了十四行诗形式的早期发展史及后来的试验。王金凯郑重其事地反驳杨宪益关于意大利十四行诗可能源于李白的假设，但自己犯了逻辑错误，不足道也。张祖武关于墓志铭文学的讨论涉及萨里、琼森、赫里克等文艺复兴英国诗人，苗勇刚、贾宇萍对马洛、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田园诗进行了浅层次的比较，李宇东对中英咏花诗歌的比较涉及文艺复兴英国诗歌。[128]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面目的丰富性开始展现出来。
文艺复兴戏剧研究除莎士比亚外，主要是马洛和麦辛哲。黄必康探讨了马洛戏剧主人公与伊丽莎白时代意识形态的关系，利用威廉斯关于文化过程的动态分析，对静态的伊丽莎白时代世界图景提出质疑。程朝翔札记式地分析了马洛四部悲剧中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周晓阳认为马洛《马耳他的犹太人》以普遍邪恶为前提（巴拉巴斯），对马基雅维利式自由的探索归于失败，而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维护传统道德，揭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遭到否定的必然性。该文观点似失之浅表，值得商榷。[129]马衰讨论了继莎士比亚和弗莱彻之后，国王剧团第三任首席剧作家麦辛哲悲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及英国文艺复兴悲剧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并具体分析了麦辛哲的《罗马演员》和《米兰公爵》两部剧。程朝翔的另一篇文章探讨了伊丽莎白时期悲剧（主要是复仇悲剧）中的法律与正义问题，既涉及莎士比亚，又论及基德、吐尔耐、米德尔顿、查普曼等多名讨论很少的剧作家，诚为难得之作。[130]从整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文艺复兴戏剧研究有所进步，但仍有待拓展和深入。
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有些论文质量差、低水平重复、文章可读性下降、故作惊人语等不良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转型期的失序、学术训练的不足、学术体制的不完善、个人修养不够等等。幸运的是，许多学者面对风云变幻，像老黄牛一样默默耕耘，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向学界和社会奉献出了一批学术精品，为新世纪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成长期：新世纪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2001—2011）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逐步提高和国家对人文学科日益重视，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有了一些可喜的发展和很大的进步。莎学基本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裘克安主编的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历时近30年，出版了41册[131]，其中一册，孙法理注释的《爱德华三世》（2011），甚至久负盛名的阿登莎士比亚丛书尚未收入[132]。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裘克安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结集为《莎士比亚评介文集》[133]，记录了1981年开始的廿余年间中国莎学的发展历程，强调莎士比亚原文文本的重要性，强调莎学研究不能过分政治化和简单化。这是老一代学人对后学的谆谆嘱托。在研究队伍上，70后（甚至80后）的集体亮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根据笔者查到的公开数据，陈雷、冯伟、龚蓉、邵雪萍、石小军、肖霞、张沛、刘昊、张亚婷、廖运刚、徐嘉、郭晓霞、包慧怡等，包括笔者本人，都在此列。这批新锐大多拥有国内外博士学位，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视野开阔，精力充沛。总的来看，他们的文章都比较符合“套路”，从文献综述到文本分析，一板一眼的，研究方法与西方更加“接轨”。（相反，像李金达那种完全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也许并不少见，但在新世纪已经显得非常“扎眼”。[134]）譬如，石小军对日本中古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情况的介绍为我国学者提供了重要参照[135]；张沛的多篇论文和专著《哈姆雷特的问题》（2006）不仅采取中西比较视角，而且表现出贯通古今中外的雄心，诚可贵也。中国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后继有人，令人欣慰，令人欢欣鼓舞。假以时日，这些人应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上，有了更大的拓展。传统热点，如莎士比亚、乔叟、《贝奥武甫》、斯宾塞、马洛等，得到了持续的和更加全面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继续开拓深入。大概由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从前少有人问津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变得格外“吃香”。不仅相关论文集中出现（如胡家峦论历史剧中的园林意象、李成坚论《亨利五世》、李艳梅论历史剧、秦露论《理查二世》、张冲论“亨利四部曲”，张沛论英国历史剧创作意图等等）[136]，而且莎翁历史剧成为2006年清华大学“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通识课的教材。这门课带有实验性质，面向所有专业的本科生，由甘阳主讲，以经典细读和讨论为中心。除了课堂讲授外，还有四次由助教主持的导修课。从相关反馈和学生论文看，应该说这次以美国知名大学通识课为模板的实验是成功的。[137]近几年北京大学推行的“大类平台课”在课程内容和讲授方法上也具有通识课的性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惟《坎特伯雷故事》[138]，而且乔叟的其余作品[139]；不惟乔叟[140]，而且其他中古英语文学作品[141]，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142]《忍耐》《净洁》[143]《珍珠》[144]《克蕾丝德的遗言》[145]等；不惟《贝奥武甫》[146]，而且其他古英语作品，如《十字架之梦》[147]等都有专文讨论。许多文章都可圈可点，如陈才宇的执著、刘乃银的温和、沈弘的敏锐、王继辉的沉着、肖明翰的迅捷等等。其中王睿的论文讨论了中世纪西欧女性写作中的“双声”现象及其差异诗学。[148]斯宾塞方面，除了《仙后》等诗作外[149]，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也被提请注意[150]。马洛方面，除了关于戏剧和诗歌的作品研究外[151]，邓亚雄综述了国外的马洛研究，冯伟探讨了马洛的传记建构问题[152]。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方面，胡家峦的园林诗歌研究、蒋显璟的小史诗研究、朱宾忠的爱情诗研究、赵元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系列撰写的“十四行诗”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153]其中胡家峦的文章论及了像盖斯科因、考利、西尔维斯特、沃勒、兰多尔夫等多位相当重要但几乎无人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具有填补空白、开启来者的意义。吴毅和刘立辉的文章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理论的讨论从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拓展到比他更早的帕特纳姆的《英诗艺术》。[154]张沛发人深思的《乌托邦的诞生》是比较少见的关于莫尔《乌托邦》的探讨。[155]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方面，赵亚麟粗线条勾勒了莎翁与同时代剧作家的关系[156]，基德《西班牙悲剧》[157]、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158]、托马斯·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159]等得到重点关注。其中耿幼壮总结了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兴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剧》为例分析了复杂的复仇观，指出死亡问题与复仇、正义相比，是复仇剧更为内在的主题。这篇可贵的论文实际上回应了张隆溪80年代关于悲剧和死亡的文章，是接着讲的。
由于刘建军等人的努力，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认识更清醒、更自觉、更明确了。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对中世纪的再认识。李晓卫则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方面，追溯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160]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还有多种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欧洲中世纪文学不仅具有过渡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欧洲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161]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文学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162]自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原来“黑暗时代”的简单错误说法日渐销声匿迹。肖明翰在完成七百页的大作《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之后感叹道：“更值得庆幸的还是，我发现所谓‘黑暗世纪’里的文学其实远不如我曾涉足过的现代主义文学那么‘黑暗’。”[163]应该说，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包括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学者李耀宗在台北出版的力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将翻译和批评相结合，学养深厚，持论公允，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164]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细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巴赫金等比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相类而不同；许勤超）、文学达尔文主义（王丽莉）、后殖民主义（段方）、手稿研究（郝田虎）[165]等理论方法也得到（进一步）介绍。[166]伦理学视角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如颜学军、罗益民）。[167]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经过90年代的介绍消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更为熟练地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亚，而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如龚蓉）等。而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带来普遍的对于文学中政治议题的格外关注。例如，程朝翔的两篇文章联系现实，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抗日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对莎剧（如《亨利五世》）和作为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的利用，对认识文学的本质富有启发意义。沈弘和郝田虎的文章探讨了早期英国文学的写作方法问题：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窃”还是“札记式写作”。[168]
在研究载体上，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是专著的猛增。单就莎士比亚而言，根据笔者的统计，1978—2011年内地和香港共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但不包括译著、文学史、选本、传记、辞典等）约一百部，其中复苏期和深入期数量差不多，都是二十余部，而成长期十年的专著数量即占整个新时期的一半还多。施咸荣在他的小册子《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的结尾说：“除大学教材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外，研究、评论莎士比亚的专著还不多。”[169]30年间，增长了近百倍，不可谓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方面，70、80年代各有一部专著，但都是力作：王佐良的英文专著《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1975年在奥地利出版，杨周翰备受好评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9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大约只有上一节提到的几本。进入新世纪，这一领域的专著才逐渐多起来，主要有：胡家峦，《历史的星空》（2001）、《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刘立辉，《生命和谐：斯宾塞<仙后>内在主题研究》（2004）；王岚，《詹姆斯一世后期英国悲剧中的女性》（2006）；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2006）；赵冬，《<仙后>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释经传统》（2008）；郭晖，《琼生颂诗研究》（2009）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方面，1990年以前大陆几乎没有专著，虽然台湾1983年就出版了颜元叔的大部头著作《英国文学：中古时期》。1990年以后，除了上面提到的鲍屡平、袁宪军、王继辉、刘迺银之外，主要还有：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1997）；陈才宇，《英国古代诗歌》（1994）、《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2007）；陆扬，《欧洲中世纪诗学》（2000）；肖明翰，《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2005）、《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2009）；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010）；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011）等。这些沉甸甸的收获中有不少英文书，尤其是博士论文。英文著作的好处是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方便，但也会限制读者数量，减少影响力，使得本来就小众化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除外）更加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智力游戏。而学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大大促进了学术进步，例如，孟宪强认真对待从丛“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中花大力气重写了“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一章，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对莎士比亚在国内的接受和研究进行了全景式探讨，是迄今为止相关题目的首部专著。肖四新的《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2007）从对人的本质认识、生存方式的选择、存在意义的理解三个层面切入，考察了渗透于莎剧中的基督教意识，认为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包含着基督教文化内涵，莎剧艺术借鉴了基督教艺术。田民的《莎士比亚与现代戏剧：从亨利克·易卜生到海纳·米勒》（2006）讨论了莎翁对现代剧作家的影响，但其“现代戏剧”不包括亚洲戏剧。[170]从研究视角看，张冲、张琼的《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2009）、廖炜春的《服饰造性别：英国文艺复兴与中国明清戏剧中的换装和性别》（2005）、李伟昉的《梁实秋莎评研究》（2011）和罗峰编译的《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2011）等著作也值得关注。与以前相比，新世纪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专著琳琅满目，不仅以数量取胜，更以专业化和多样化为特征。
在译著方面，除上文提到的以外，黄杲炘1998年首次出版、后来多次重印的诗体译本《坎特伯雷故事》多为学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译本的势头。[171]褚朔维等译《中世纪美学》（1991）也受到学者的关注。沈弘和陈才宇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译者。沈弘厚积薄发，译作除《农夫皮尔斯》外，还有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2007）和《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09）。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视，译文像此前的《农夫皮尔斯》一样，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但因为在台北出版，大陆这边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陈才宇译作主要有：《英国民间谣曲选》（1989）、《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2007）、《亚瑟王之死》（2008）。此外，陈默译了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卒于1155年）《不列颠诸王史》（2009）。[172]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当然译者辈出，莎翁中译研究也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次领域”，近年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四部：桂扬清，《莎翁作品译文探讨》（2004）；王瑞，《莎剧中称谓的翻译》（2008）；奚永吉，《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2007）；谢世坚，《莎士比亚剧本中话语标记语的汉译》（2010）。除培根外，曹明伦还翻译了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1995,2008）、锡德尼（2008）和斯宾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译了莎士比亚、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十四行诗集（2011）。马海甸译了《英美十四行诗》（1991）。李瑜译有《文艺复兴书信集》（2002）。胡虹翻译了C.S．路易斯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2010）。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有一些早期英国诗歌的译文。梁实秋译有三卷本《英国文学选》（1985）与他的《英国文学史》配套，其中前两卷是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选译。除了散文和诗歌外，梁实秋选译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八部戏剧，包括《第二部牧羊人剧》《凡人》、约翰·海伍德的滑稽短剧《约翰约翰》、马洛《浮士德博士之悲剧》、基德《西班牙悲剧》、约翰·福特《可惜她是一个娼妇》等，选目精当，加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独自一人的工作大体反映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程，的确令人钦佩。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翻译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戏剧如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麦辛哲、韦伯斯特等，诗歌如怀亚特、萨里、伊丽莎白一世、丹尼尔、德雷顿、坎庇恩、巴恩菲尔德、罗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锡德尼《阿卡狄亚》、雷利《世界史》、各种游记等，许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迻译，以广流布。
由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起被 A&HCI 收录，英文论文的发表成为必须，其中一些是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的，包括中国学者的文章（杨林贵），也包括韩国学者（艾斯托克）和西方学者（韦尔思、布鲁克斯）的文章。[173]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文文章直接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此前通常是译成中文发表），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中国学界注入了变革的新鲜因素。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像台湾《淡江评论》那样，推出全英文的常规学术期刊。一些书评对国内外新书的评介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书义评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胡雅玲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徐明和汪洋评贝文顿《怎样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王改娣评麦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前奏曲》、王丽莉评格林布拉特《尘世间的莎士比亚》等。[174]许多期刊不重视书评的现状有待改变，贺祥麟等认真撰写书评的做法值得发扬。国内外学术会议的举行逐渐常态化，早期英国文学中最有号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譬如，2004年，复旦大学主办了“莎士比亚与中国”全国研讨会；2008年和2013年，武汉大学又两次主办了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从沈弘1989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算起，我们目前至少培养了15位中世纪英国文学博士：袁宪军（1994）和刘迺银（1996），北京大学，李赋宁指导；王睿（2008）、丁建宁（2009）、戚咏梅（2009）、张亚婷（2009）、杨开泛（2014）、张涛（2016），华东师范大学，刘迺银指导；李安（2005），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指导；刘进（2007）、汪家海（2014），湖南师范大学，肖明翰指导；曹航（2008），上海外国语大学，李维屏指导；史亚娟（2008），首都师范大学，邱运华指导；王春雨（2014），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指导。其中八篇都是以乔叟为题目的。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博士更多，仅北京大学培养的就有十几位：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黄必康（1998）、李正栓（1999）、罗益民（2001）、刘立辉（2003）、晏奎（2004）、郭晖（2008）、刘昊（2008）、冯伟（2009）、邵雪萍（2009）、廖运刚（2012）、徐嘉（2013）、王珊珊（2014）、崔梦田（2016）等。《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2011年共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5辑，其中第15辑的专栏“学者笔谈”系中世纪英国诗歌专题，由刘乃银及其门生撰写的三篇论文组成。三十余年中，有关莎士比亚的专栏或专辑屡见不鲜，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专栏大概这是仅有的一次。绵延八百年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被埋没的明珠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我们不能忘记外国专家和外国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中国几代学人都曾在英美名校学习，汲取营养，如李赋宁在耶鲁大学、沈弘在牛津大学、冯象在哈佛大学、郝田虎在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国外学者也来到中国，撒播文学的种子。博学的温德1923年来华，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1987年辞世，享年百岁，无疾而终。温德经年教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他的许多早期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外语界翘楚，如钱锺书、李赋宁、季羡林等等。诗人、文学批评家燕卜荪加入因为抗日战争南迁的长沙临时大学，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凭记忆敲出《奥瑟罗》，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晚期，李赋宁邀请耶鲁教授 Marie Borroff 和 Dorothee Metlitzki访问北大英语系，举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讲座。外国访问教授对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指点已成为常态：康奈尔大学 Carol Kaske教授帮助了刘迺银的博士论文，荷兰的Alain Piette教授帮助了罗益民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 Anne Lake Prescott 教授帮助了刘立辉的博士论文，牛津大学Malcolm Godden 教授和剑桥大学 Helen Cooper 教授帮助了丁建宁的博士论文，Godden 教授在他2004年访问期间还为华东师范大学中世纪英国文学领域的研究生举办了系列讲座。近年来，Thomas Rendall教授任职于北大英语系，开设乔叟和但丁课程。从温德到Rendall, “洋先生”和“洋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值得肯定，应该把他们和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区别开来。
三个时段的旅行过后，笔者想从“普及和提高：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角度做一个总结。
作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外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普及媒介不外乎影视广播、舞台演出、翻译出版和互联网几种，各种层次的莎士比亚教学也有赖于这些媒介。在影视广播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79年万人空巷的译制片《王子复仇记》的放映和风靡一时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莎翁情史》（1998）的引进。与其余形式相比，各类普及读物是物质受限最小的常规形式，尤其是萧乾翻译的兰姆姊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萧乾译本于1956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978年10月第三次印刷时已达25万册，迄1988年印行十次，总计80余万册。除了朝鲜语的《莎士比亚戏剧选》（1980）以外， 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该书的民族文字版，包括维吾尔文版（1980, 1981）、哈萨克文版（1981）、蒙古文版（1982）等。汤真译、奎勒-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1981）也多次再版，有时与萧乾译本合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流通。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莎士比亚传记、妙语录、箴言录、简易读物、戏剧故事选、名篇赏析等，或双语对照，或图文并茂，或采用连环画形式，大都针对青少年读者和英语学习者，像赶大集似的，熙熙攘攘，此起彼伏，你追我赶，不亦乐乎。在莎士比亚身上，出版社、编/译/著/注者和读者似乎找到了兴趣的最佳契合点，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传播着“外国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少年博雅文库”以及“步步高英语”“中国孩子的好榜样”“励志成功”等各色名目。莎士比亚不仅是戏剧泰斗、戏剧大师、戏剧之王和世界文豪，更是成功人士、人生导师、管理学权威和“俗世威尔”。莎翁作品是“爱情圣经”，莎翁是“属于所有世纪的爱情心理学大师”。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名则名矣，妙则妙矣，但更是“精”品：经典、精彩、精选、精编、精解、精缩、精韵、精髓等形容词你方唱罢我登场，艾汶河畔的天鹅之“精”成了改革开放中国出版市场上最惹眼的卖点之一。莎作及与莎翁有关的出版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现象”，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在革命的狂热和迷惘的困顿之后突然释放的拥抱西方文化的强烈热情，以及市场经济大潮下“全民学英语”的相当程度的盲目和浮躁。前者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萧乾等前辈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对“全民学英语”的全面评价，则有待将来的历史学家做出。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位外国作家，究其原因，翻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林纾、萧乾、朱生豪、梁实秋等几代翻译家的努力意在使莎士比亚中国化，中国化的莎士比亚才能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林纾和魏易的早期文言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04）也是根据兰姆姊弟改写本翻译的，对中国莎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郭沫若、田汉、曹禺等著名戏剧家都是通过《吟边燕语》认识莎士比亚的。从《澥外奇谭》（1903）到《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175]，一百余年间，莎剧介绍者采取了类似的中国化策略，比如前者把《威尼斯商人》译为《燕敦里借债约割肉》，后者将同一剧本概括为“金银铅匣考验情郎 玲珑美女智断奇案”等。虽然这一类著作将莎剧小说化、故事化，有简单化和扭曲莎翁本来面目的嫌疑，但它们对中国章回体小说回目的有益借鉴民族而大众，醒目而有效，为许多读者津津乐道。作为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天空中的双子星座，朱生豪和梁实秋各显其能，各擅胜场：朱译本以诗人的灵感胜，流畅而优美；梁译本以学者的谨严胜，忠实而通达。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不懂原文的读者大可窥见莎翁真面目。他们的翻译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眼睛里、耳朵里和心灵里存续、生长以至于永恒。他们的名字，也会像莎士比亚一样不朽吧。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被搁置了15年之久的《莎士比亚全集》[176]，此后十年间，据统计，各种莎剧译本印行总数约为160万册。无疑，翻译出版对于莎剧和莎学在新时期中国的推广和繁荣起到了发动机和起跑器的作用，读者由此受益无穷。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莎士比亚与时俱进，常读常新，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
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同样表现在对莎剧的舞台改编上。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京沪两地演出了25台莎剧，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1994年的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177]和2008年的北京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178]也很成功。据不完全统计，1981—2008年，全国各地剧团等演出单位以话剧等形式共改编上演了22部莎剧，改编形式包括京剧、粤剧、越剧、黄梅戏、木偶戏、川剧、昆曲、婺剧、湘剧、豫剧、庐剧、二人转、东江戏、丝弦戏、花灯戏、汉剧、潮剧等十几种民族戏曲形式[179]，甚至有演员用英语演出京剧《奥赛罗》片断[180]。1987年夏，上海昆剧院应邀赴爱丁堡演出根据《麦克白》改编的昆曲《血手记》，强烈吸引了欧洲观众。2005年夏，上海京剧院应邀赴丹麦演出根据《哈姆莱特》改编的京剧《王子复仇记》，在哈姆莱特生活过的克隆城堡连演四场，受到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在哈姆莱特的故乡掀起一阵中国文化热潮。[181]莎士比亚的精神灵魂和中国传统京剧的舞台呈现在古老城堡的夜空下完美地融为一体，夺人心魄，令人沉醉。这些成功的艺术实践表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完全可以民族化、中国化，而后重新返回西方，面对西方观众，达到中西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明的目的。中国化的莎士比亚作为有用的介质，一方面促进着中国对于莎士比亚的接受，另一方面也促进着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要反对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坚持走莎士比亚中国化的道路，化出莎士比亚的灵魂和精华。
应该说，1978年以来，我们在莎士比亚中国化或创造中国风格的莎士比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除了上文所述，还表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莎士比亚化”命题进行了持续讨论和应用，理清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莎士比亚的关系，主张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莎士比亚。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孙家琇编《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1981）；孟宪强辑注《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1984）；方平、姜超、李伟民、洪忠煌、徐群晖等人的文章。[182]值得反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作用有所弱化，蜂拥而起的是自欧美舶来的名目繁多的“主义”和“理论”。究竟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过时？是否应该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意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欧美文艺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些重要问题无疑是值得理论界和学界认真思考和深入讨论的。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其实是四重戏剧：翻译（包括改写）、演出、教学和研究。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承认充分尊重和完整理解莎士比亚是基础，也重视个人经验，但中国学者要考虑中国语境，结合中国实际，采用中国视角，争取创造中国风格的莎士比亚。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中国化。我们的前辈，从191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胡适到1982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曹禺，都提出了“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莎士比亚”的命题。[183]1999年，吴元迈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开幕式的发言中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50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认为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全方位发展和历史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包括“尚不能完全以我为主，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联系不够等。[184]这些有着战略高度的建议是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如何实现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包括莎学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本土意识”和“西方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的学者直接倡导“本土意识”（或“本土经验”），有的学者侧面批评“西方主义”（或“殖民主义”），角度不同，而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就指出外国文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特色”，区鉷也清醒地提出外国文学接受中“本土意识”的问题；而易丹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当头棒喝的三个问题也许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185]如果我们研究者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认真严肃的思考，而是不假思索地追求和奉行西方学界的那一套，那么，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将难以避免易丹所谓“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困境和‘殖民主义’的尴尬”（116）。此后，这一讨论一直在热烈进行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包括刘崇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以及何辉斌《新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等几篇，其中周小仪的那篇尤其清晰、简洁、透彻。[186]中国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主义、殖民主义的警醒和批判，对本土意识和中国特色的日益自觉的认同（尽管离实践还有相当距离），是学界对国内社会普遍崇洋媚外风气的有力回应，也是对中西方文化关系这一数个世纪以来带有根本重要性命题的最新思考。
在中西学术交流过程中，存在一种有趣的错位现象：中国对国际汉学研究成果感兴趣，而西方更多地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演出和教学感兴趣。个中缘由，值得深思。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成果在母国得不到良好的接受，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的兴趣，积极推广我们的文化产品和学术成果。简而言之，“莎士比亚在中国”不失为中国文化、中国形象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想了解中国，莎士比亚也许是最好的中介之一。我们可以在普及和提高两个层面做好这件事情，一方面力求大众化，一方面讲究学术品位。我们的目标是使得西方的普通民众和学术精英都接受、认可、喜爱中国化的莎士比亚。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成功。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上，这一理念有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实践，内地和香港都对莎士比亚在中国和比较研究投入了很高的热情，以下几部英文专著出版于世界各地，可以证明“莎士比亚在中国”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张晓阳，Shakespeare i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ditions and Cultures（纽瓦克，1996）；李如茹，Shashibiya: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香港，2003）；孙艳娜（德国博士）, Shakespeare in China（开封，2010）; Murray J.Levith, Shakespeare in China（伦敦，2004）; Alexander C.Y.Huang, Chinese Shakespeares: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纽约，2009）。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家层面制定好战略规划，然后才能一步步组织实施。
从国内的角度讲，30年的嬗变可以看出，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学院化、精英化，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有脱离群众之嫌。这就是笔者为何专门讨论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普及是基础，提高是目标；不顾普及的提高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专家学者要向王佐良等前辈们学习，在提高学术水准的同时，别忘了眼睛向下，别忘了面向大众，尽可能增强可读性。具体说来，我们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扎堆现象、重复现象值得警醒；论著平均水准有待提高；仍有不少领域的研究/翻译较少或几乎没有，亟须加强，如锡德尼、女作家、15世纪、散文、手稿研究、书籍史等[187]；学术训练尤其是语文学训练和学术规范培训，需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基本建设仍然不足，缺乏专门的领导机构，如全国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学会。与英美相比，与我们的东亚邻居日韩，甚至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落后。比如，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全国（地区）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学会，我们没有，在国际会议上无法对等交流，很不方便。国内学界的整合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需要这样一个学会。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培养和支持学者与译者的学术体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8]，笔者在此呼吁尽快成立全国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学会（能有刊物更好），不断加强基本建设，不断拓展学术领域，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提高成果质量，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中国人的生活与历史经验作为理解与衡量西方文学不容抹煞的基础”[189]，兼具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努力创造中国风格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
[1] 关于方重对我国乔叟翻译和研究重要贡献的恰当总结（并不限于新时期），见张和龙主编：《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英国作家研究》（上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9页。
[2] 戴镏龄：《九鼎铸形，犀角烛怪：谈“四人帮”何以仇视莎士比亚》, 《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7期；黄定天：《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兼驳“四人帮”对文艺复兴的污蔑》, 《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5期。另参见冯至：《拨乱反正，开展外国文学工作：在中国文联会议上的发言》, 《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0期。
[3] 李洪林：《读书无禁区》, 《读书》1979年第1期。
[4] 如阮珅：《略谈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 《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
[5] 奠自佳、李先兰，1982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6] 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41-43和46-48页。该书此后随文注出。
[7] 杨周翰：《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大会述评》, 《国外文学》1986年第3期；《中西悼亡诗》, 《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8] 黄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9] 杨开泛：《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综述》, 《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297页。江文见《外国语》1982年第5期。
[10] 李文见《外国文学》1989年第5期，陈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袁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11] 分别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和《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12] 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1986年第1期、1987年第2期、1988年第1期和1989年第4期等。
[13] 胡家峦：《乔叟和朗格兰》，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韩敏中：《谈兰格朗和乔叟》, 《国外文学》1985年第2期。
[14] 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期和《外国语》1987年第1期。
[15] 《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9期。
[16]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
[17]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4年特刊号。
[18] 《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19] 《艺术百家》1988年第3期。
[20] 笔者清楚有关欧洲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时间断限的争论（参见张立明，《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笔者赞成王佐良等文学史家的观点，以1500—1660年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断限（相应地，1500年以前为中世纪，分为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两个阶段）。但由于项目分工的关系，17世纪单列，因此本概述并不涉及多恩、弥尔顿、赫伯特、赫里克等重要诗人。
[21] 冯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白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和《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22] 《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第2期。
[23] 董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何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4] 《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
[25] 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1期，张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6]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27] 先行刊发于《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8] 方平见《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裘克安见《读书》1983年第6期，方重和李赋宁见《莎士比亚研究》第1、2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1984年版。
[29] 朱维之，《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阮珅，《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2期；盛宁，《国外文学》1983年第1期；李长春，《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白牛，《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黄鸣野，《国外文学》1988年第1期。
[30] 张文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赵文见《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
[31]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和第2期。
[32] 阮珅：《印度人和犹太人：莎士比亚作品考偶拾》,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还是“印度人”好>一文质疑》, 《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方平：《还是“印度人”好：与<印度人和犹太人>作者商榷》, 《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33] 分别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莎士比亚研究》第2期，1984年。
[34] 王义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任明耀，《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王忠祥，《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5] 赖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陆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36] 陈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鲍文和阮文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1978第2期和《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第3期。
[37] 魏文见《国外文学》1985第2期，阮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1第2期。
[38] 戴文见《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方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胡文见《国外文学》1983年第4期，黄文见《东北师大学报》1983第4期，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4第1期，张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6第1期。
[39] 郑土生：《关于哈姆莱特故事的起源和演变》, 《读书》1985年第12期；沈弘：《对<献疑>的献疑：也谈阿姆莱特故事的历史年代》,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40] 《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41] 许文见《外国文学》1981年第7期，方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田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汪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吴、朱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和第3期。
[42] 卞之琳：《关于我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无书有序》,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陈嘉：《<哈姆莱特>剧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贺祥麟：《赞赏、质疑和希望：评朱译莎剧的若干剧本》, 《外国文学》1981年第7期；孙大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 《外国语》1987年第2期；杨周翰：《<李尔王>变形记》, 《国外文学》1989年第2期。
[43] 《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44] 元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周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钱文见《外国文学》1981年第7期、1982年第12期和1986年第6期，屠文见《暨南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和《中国翻译》1989年第5期，王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张文见《安徽大学学报》1988第1期。
[45] 《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46] 两篇文章分别见《国外文学》1987年第1期和1989年第2期。
[47] 曾文见《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外文学》1989年第1期。
[48] 《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
[49] 黄文见《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刘文见《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8年第2期，方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50] 《读书》1979年第4期。
[51] 续文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张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何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王文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施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
[52] 洋文见《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胡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另参见谷辅林：《“雷电颂”与“暴风雨”》, 《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章文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陈文见《国外文学》1986年第3期。
[53] 《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54] 贺祥麟评方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 《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55] 贺祥麟评《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 《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56] 见王佐良1991年为他主持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所写的序。
[57] 见《莎士比亚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汪义群的文章，第96-103页。
[58] 见《莎士比亚在中国》，第31-32页。这篇文章亦收入陆谷孙：《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9] 陈文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李文见《外国文学》1998年第6期。
[60]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
[61]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评价见张和龙主编：《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英国作家研究》（上卷），第61页。
[62] 二张文分别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和《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2年第2期，刘文见《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王文分别见《国外文学》1995年第1期、《国外文学》1996年第1期和《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63] 《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冯译《贝奥武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
[64] 陈才宇，《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65] 《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0年；1991年第1期；1993年。
[66] 前者见《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5年，后者见《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67] 分别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和《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68] 熊文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陆文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69] 吴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沈文分别见《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8年。
[70] 罗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吴文分别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和1998年第4期。
[71] 陈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张文见《黄淮学刊》（哲社版）1996年第1期，李文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1期。
[72] 张文、吴文、杨文分别见《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1997年第2期和2000年第3期，舒文见《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
[73] 张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汪文分别见《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和1993年第3期。
[74] 陈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孙文见《复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肖文见《国外文学》1996年第1期和《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尹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张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宗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5] 《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76] 陶文见《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肖文见《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4期和1998年第1期，陆文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77] 张文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从文见《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9年第1期和《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钟、王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78] 章文见《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二王文分别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和《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颜文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79] 袁鹤年节译，《外国文学》1981年第7期；田民，《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80] 分别见洪忠煌，《戏剧》1999年第3期；陈迪泳，《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黄德鸿、黄和平，《暨南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81] 《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82] 刘铁，《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83] 《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84] 郑土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85]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6] 朝翔，《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87] 阮珅主编：《莎士比亚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8] 孙福良主编：《'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89] 肖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罗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年，沈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杜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王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陈文见《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
[90] 李文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1期，陆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徐文见《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杨文分别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和《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1] 黄文分别见《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7年，袁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李文见《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田文见《国外文学》1991年第3期。
[92] 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苏文见《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张晓阳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章文见《浙江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马文分别见《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和《戏剧艺术》1992年第2期，张振钧文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吴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另外，雨虹的《<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三辑）完全忽略了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比较。
[93] 从文见《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章文见《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钟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许文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0年，谢、郑文见《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
[94] 魏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苏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二张文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和《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胡文见《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
[95] 曹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陈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另外可以参见程朝翔犀利的文章《<琼斯皇>与<原野>：比较还是比附》, 《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2期。
[96] 王文见《外国文学》1991年第2期，杨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李文见《书城》1994年第10期，刘文见《中国翻译》1992年第4期，郦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任文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1994年第1期。
[97] 参见《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4期和《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
[98] 赵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曾文见《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张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吾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屠文分别见《外国文学》1991年第2期和《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
[99] 方平，《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0] 柏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孙文见《戏剧艺术》1996年第3期，孟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1] 方平，《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102] 方平，《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杨莉馨，《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3期。
[103] 史迹，《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
[104] 王文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梁文见《国外文学》1992年第3期，方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05] 孙文见《戏剧艺术》1998年第2期，王文见《齐鲁艺苑》1993年第2期，卫文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06] 孙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方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梁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卫文见《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107] 孙文分别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和1991年第4期，费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第4期，张文见《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
[108] 王文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孙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高文分别见《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和《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09] 《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10] 《读书》1998年第8期。
[111] 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2年第1期、《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112] 洪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刘文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黄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胡文见《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张冲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肖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王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罗文分别见《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和《吉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区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廖文见《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张立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113] 王著分别为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王、何合著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何著为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桂等著作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14] 二者皆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5] 袁著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著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著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117] 详见郝田虎发表在韩国的英文文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Medieval English Studies i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1978—2014）”, J ournal of British&American Studies 35 （Dec.2015）, pp.183-202.
[118] 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119] 梁实秋译注：《英国文学选》第一卷，台北协志工业丛书1985年版，序言，第2页。
[120] 分别见《国外文学》1994年第4期和1994年第1期。
[121] 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1期和《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
[122] 李文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罗文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23] 《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
[124] 分别见《国外文学》2000年第4期和《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2年第1期。
[125] 分别见《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1999年第1期、2000年第2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7年。
[12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7] 《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128] 方文分别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冬文见《文化译丛》1991年第2期，蔡文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陆文见《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王文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张文见《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苗、贾文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29] 黄文见《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程文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1期，周文见《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
[130] 马文分别见《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7年和《国外文学》2000年第2期，程文见《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0年。
[131] 商务印书馆1984—2011年版。
[132] 阿登莎士比亚丛书目前是第三系列，由 Richard Proudfoot, Ann Thompson, David Scott Kastan及 H.R.Woudhuysen主编。当然，该丛书目前共计42册，因为《哈姆莱特》有两册，Brean Hammond编的Double Falsehood莎士比亚注释丛书还没有收入。
[133]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4] 李文见《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135] 石文见《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136] 由中国期刊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可知（主题词：莎士比亚历史剧；时间：2012-5-9）,2001—2011年有60条，2000年前共有记录28条。可参照李艳梅：《国内莎士比亚历史剧研究状况分析》, 《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
[137] 赵晓力、吴飞，《国外文学》2006年第4期。
[138] 丁建宁，《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5辑；何岳球，《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史亚娟，《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肖明翰，《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肖霞，《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2011年第4期等。
[139] 如曹航，《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3辑；李安，《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刘进，《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肖明翰，《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和2003年第6期。
[140] 沈弘，《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141] 陈才宇，《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142] 刘乃银，《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戚咏梅，《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0、15辑。
[143] 刘乃银，《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7辑。
[144] 王继辉，《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
[145] 郝田虎，《世界文学》2002年第2期。
[146] 王继辉，《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47] 肖明翰，《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48] 王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49] 胡家峦，《欧美文学论丛》第2辑；刘立辉，《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熊云甫，《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50] 李成坚，《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51] 邓亚雄，《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张冲，《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辑；王秋生，《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152] 邓文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冯文见《国外文学》2010年第4期。
[153] 胡文分别见《国外文学》2002年第4期、2004年第3期、2006年第2期，《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蒋文分别见《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9辑和《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朱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赵文见《外国文学》2010年第5期。
[154] 吴、刘文见《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另外可参见陈尚真重读《为诗辩护》,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9辑。
[155] 张文见《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另外可参见李安论《乌托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156] 赵文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157] 程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耿幼壮，《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58] 龚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和2011年第1期。
[159] 郝田虎，《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60] 刘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161] 刘建军，《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162] 刘建军，《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6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下册，第712页。
[164]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65] 关于手稿研究的方法和实践，还可参照郝田虎的其他中英文文章：《外国文学》2012年第 2 期；The Library,7th series, vol.10, no.4（December 2009）; Spenser Studies, vol.23 （New York:AMS Press,2008）。
[166] 许文见《国外文学》2010年第4期，王文见《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段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郝文分别见《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和《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167] 颜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罗文见《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另外可参照聂珍钊、邹建军编：《“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8] 程文分别见《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和《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沈文见《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郝文见《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
[169] 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70] 参看台湾学者邱锦荣的专著Metadrama:Shakespeare and Stoppard（台北书林 2000年版）。
[171] 方重译：《乔叟文集》，两册，1962、1979年版；另有《坎特伯雷故事》单行本，多次修订重印。
[172] 译本没有说明所据原本；从“译名对照”看，当据英译本转译，并非译自拉丁文。
[173] 杨文见2006年第1期，艾文见2008年第5期，韦文见2006年第1期，布文见2006年第1期。
[174] 二胡评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和《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5期；徐、汪评见《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二王评分别见《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和《外国文学》2006年第5期。
[175] 王忠祥、贺秋芙编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6] 11卷，朱生豪等译，施咸荣责任编辑。
[177] 谭静波，《东方艺术》1994年第6期。
[178] 李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79] 李伟民：《在文本与舞台之间：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与莎剧演出兼及高校莎剧》，见郑体武主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5页。
[180]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在中国》，第62页。
[181] 《上海戏剧》2005年第10期。
[182] 方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姜文见《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李文见《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洪文见《文艺报》2008年1月3日，徐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
[183] 孟夏，《光明日报》2008年2月23日。
[184] 吴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85] 季文见《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2期，区文分别见《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和《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易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86] 刘文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和《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周文见《译林》2002年第4期，高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何文见《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187] 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已经推出了五本译著，包括《书籍的秩序》《莎士比亚与书》等；郝田虎出版了中国学者在英美文学手稿研究和札记书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2014）。
[188] 李耀宗：《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
[189] 李耀宗致笔者电子邮件，2012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