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我国以往古城空间生产再审视

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空间生产的动力，在古城更新中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而回顾我国以往的古城空间生产实践会发现，我国古城的空间生产在主要力量、生产导向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目前古城更新中的治理挑战，也推动着对古城空间生产的再思考。

3.4.1　古城空间生产的现实特征

我国以往的古城空间生产实践，在生产动力方面，行政权力和资本力量成为主导空间生产的力量；在古城文化方面，浓厚的商业化色彩超越了在地文化；在社会关系方面，与古城更新相伴随的“绅士化”浪潮对既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带来了剧烈冲击。^[1]

1. 行政权力和资本力量是以往古城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

在整个古城空间生产潮流中，政府通常扮演着资本积累的帮手。为了彰显政绩，政府偏爱大型房地产商和资本集团，并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和支持土地级差地租交易和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在新公共管理及城市经营理论大旗的掩盖下，城市政府的企业化行为促进了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同时，开发商通过参与古城更新中的商业运作追逐巨额经济利益，迎合了城市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塑造城市形象的强烈动机。

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极大地改变了古城既有的权力格局，参与力量和话语权的不对等影响着古城更新的基本走向。在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增长联盟”面前，代表着社会力量的普通居民显得弱小无力，权力在古城更新实践中的话语权远超民众权利。因此，在这种极度失衡的力量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古城居民难以表达其需求、维护其利益：对于商业化运作的古城，原有的生活空间被商业和富人阶层占据；对于缺乏保护和振兴的古城，居民的基础生活设施则得不到改善。

作为一种城市共享资源，古城空间生产应当遵循公共价值并维护公共利益。然而，在回答“古城为谁而建、为谁而保护”的问题上，政府出于对经济利益、政绩工程的追求，常常偏离于古城居民的现实诉求，偏离了古城作为一种共享资源本应创造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创造了精彩而令人振奋的街区日常生活的人们，输给了房地产经营者、金融家和上流阶层消费者。”^[2]在既有古城更新实践中，那些为了私人利益而占有和使用这种公共空间的市场行为与商业化运作模式，不仅仅剥夺了原住居民创造共享资源的权利（他们往往因为地价和租金上涨而被迫离开），而且使得这种共享资源本身变得面目全非。

2. 商业化超越在地文化成为古城文化的主要表征

古城是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空间，其古老且独特的属性赋予了其珍稀的历史价值。但在具体的古城更新实践中，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凸显了古城空间作为一种积累资本的可交换价值，文化的异质性逐渐被商业的同质性所替代，附着于真实社会空间之上的在地文化也逐渐流失。“人们对空间的文化想象有相当一部分是透过这些制造感觉的符号和空间的邂逅被建构出来的”^[3]，为了显示其价值，古城沦为被兜售的文化符号，更多地成为被建构出来的想象或幻想。事实上，以历史故事、文化名人、民俗体验等为主题切入的商业化运作，把大量的古城变成或喧嚣或空洞的消费空间。

尽管古城往往被打上“传统文化”或“城市文化”的标签，以文化为名以期获得更高资本回报，但事实上，我国各大古城样态正逐步走向趋同：兜售廉价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来自全国各地却打着本地招牌的餐饮小吃店、同样复古的石板路与精致建筑，如此等等。商业和旅游业的产业化发展造成了古城的“千城一面”，以至于让人们开始产生迷失感。古城的商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削弱乃至替代了原住居民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功能，而原有社会关系的迁移和街区功能的商业化则带来了真实的在地文化的丧失。^[4]

3. 既有古城社会关系结构受到冲击

作为“舶来品”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意指一种空间生产实践，深刻揭示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在古城更新实践中，伴随着建筑的修缮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商业资本的巨大投入带来了地价和租金的大幅上涨，古城原住居民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被迫迁离家园。与之相对，拥有大量的财富、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品位的中上阶层占有了更新后的古城空间。“有钱人请进来，没钱人搬出去”^[5]形象地概括了与古城更新同步的绅士化过程。在政府与开发商主导的古城更新模式下，绅士化几乎成为古城更新的必然结果。虽然带来物质条件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这种更新过程却以剧烈的方式打破了古城原有的社会结构网络，穷人的被迫边缘化和中上阶层的空间聚集无形中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和空间隔离。同时，绅士化也不断冲击着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的既有方式。文化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和特定的地域及人群之上的，诸如民俗、手工艺、传统风情等这些文化要素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延续性，离不开原住居民的口耳相传。^[6]绅士化现象在破坏古城社会关系结构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对历史文化传承方式的有效衔接，进而削弱了古城文脉的传承性。

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是士绅阶层所塑造的消费文化。古城更新使古城从日常生活空间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消费社会。古城成为消费的对象，且其本身正创造着更多的文化消费对象。从商业和城市营销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成功的。但从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延续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又是值得反思和商榷的。社会空间是对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融合和超越，社会空间更是物质与精神空间的基础。无论是古城的空间形态还是历史文化，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鲜活的社会生活之上。在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流行的今天，消费空间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全面占领理应引起城市研究者的反思。

3.4.2　古城空间生产的模式思考与展望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重新审视我国古城更新实践，可以发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个维度都应是古城更新的应有内涵，空间生产视角下我国古城更新的实践剖析如图3.1所示。

权力和资本超越社会力量，成为古城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商业化超越在地文化，成为古城文化的主要表征；古城更新推动城市的绅士化，冲击了古城既有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些构成了我国当下古城空间生产过程的主要现实特征。古城空间生产解决了原有古城空间的治理问题，同时又引发了新的治理挑战。作为一项政策过程和利益博弈，古城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权力如何配置？古城空间生产中，公众的城市权利如何保障？如何深入定位古城在“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中的多元价值立场？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城，如何通过古城更新演绎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传奇？

[1] 王庆歌：《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更新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第28—30页。

[2] 〔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9页。

[3] 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4] 王庆歌：《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更新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第29页。

[5] 张松、赵明：《历史保护过程中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对策探讨》，载《中国名城》2010年第9期。

[6] 王庆歌：《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更新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