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古城更新、政策议程与城市文明

城市有其一以贯之的目标，城市也有其兴衰的波折。处于快速变化和更新当中的古城，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保持其进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亟待回应的问题。近年来，山东的许多古城都卷入了城市更新的浪潮当中。我们调研了济南、青岛、烟台的历史文化街区，走访了青州、即墨、周村、台儿庄等重建的古城，也到了惠民、临清、东昌等地的历史旧地，力求发现：快速城市化中的历史古城，在当代如何自处？

一、成为政策议题的古城更新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27％，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由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关键节点。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到了58.52％。^[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2]

进入城市时代，高速城市化的进程，要求推行相应的城市治理模式和机制。在这个趋势下，中国逐步完善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应对新挑战和新需求，城市必须寻求新的定位，即建设包容的城市、文化的城市、智慧的城市。所谓包容的城市，就是各种异质要素融入城市，促进城市对外力人口的包容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所谓文化的城市，就是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城市更新，挖掘城市的历史价值以增进可持续发展；所谓智慧的城市，就是融合互联网+，促进科技发展，实现城市的智能化。新的城市发展目标，意味着新的政策策略和政策行动。

当下中国与文化城市相适应的政策行动就是“城市双修”。所谓“城市双修”，是指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旨在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植被，重点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城市修补，重点是不断改善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市政基础设施条件，发掘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网络，使城市功能体系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得到全面系统的修复和完善。城市双修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进行城市更新的必然要求，是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标志。

美国建筑协会（AIA）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修重建房屋的需求会在长时期内持续增长，公众普遍关注保存当地著名建筑，城市从“建设时代”转变为“重建时代”。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90年代后城市进入人口的稳定期，形成了稳定的地区文化和共同体基础，城市建设也相应地出现了转机，从“建筑的时代”进入“维护管理的时代”。^[3]从城市发展的规律看，城市内的建筑都会逐渐变多和变旧，城区空间都会日渐拥挤，必然会有改造和改善的需求，也就会出现“在城市中建设城市”的客观要求。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当城市化的比例超过50％，外延扩展式的城市化也将逐渐为内涵提升式的城市化所替代，城市修补、城市更新也就相应地进入政策议题，大量的古城就会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中国有着悠久的城市文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且大多数城市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因此中国的城市更新就是典型的“在城市中建设城市”的状况，城市更新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城更新的命题。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面对已有的历史街区、文化传统、城市环境，这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和建筑问题，更是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议题，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和专家各方主体的共识和力量整合。

二、古城进入政策议程的方式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有着悠久的城市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因此，今日城市多为历史性城市，它们或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或是自古繁华的商贸中心，或是四方辐辏的交通枢纽，或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或是海防前沿的卫所营寨。每个城市都有光荣和辉煌的历史，这也是每个山东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山东众多的历史古城在当代面临新的挑战。在城市更新的时代，面对丰富的历史遗存，面对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形势，历史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有机结合？寻找城市新的发展动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城市都在思考的议题。既要历史古城又要现代化城市，既要历史保护又要创新发展，古城的双重使命，经常会出现想象中的美好和现实中的困难重重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这是我们在调研山东古城的过程中能够时时感受到的。

城市发展中“以老城为中心”还是“发展新区、保护老城”的争论由来已久，实际上体现了古城发展中的政策难题。从山东古城的实践发展和探索中，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政策议程设置方式。

（一）作为文物保护式的古城

古城的首要价值在于其历史价值传承，其表现载体就是传统的建筑、街巷等等。中国1982年颁布《文物保护法》，建立了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遗产保护制度，并提出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后来在法律的修订过程中，将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也纳入了法律保护范围，形成包括单体文物、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城的多层次保护体系。

在政策行动上，中国对于可移动文物，主要依靠国有博物馆，对各级文物形成系统的保护；对于不可移动文物，主要通过世界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等政策规定来加以保护。从城市保护的角度看，中国最明显的就是政府设置的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审批。国家城建部门、文化部门分别于1982、1986、1994年公布了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且陆续有增补，到2017年7月全国共有13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过程中，山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获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0座。此外，山东省还设置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充分体现了山东城市的文化厚度（见表0.1）。

作为历史文化大省，山东省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97年就出台了《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通过制定各种保护措施，对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避免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遭受建设性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点、线、面三维一体的保护管理体系。2017年，山东省有关部门又启动了对上述保护条例的修订工作。

山东省确立的这些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纪念意义的城市，划定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对这些城市丰富历史文脉的充分肯定。从管理体制上看，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文物保护由文物保护部门负责。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常用的措施就是划定保护范围和划出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建设，建设控制地内可以进行有约束的建设。这种限制式的政策工具注重保持城市的原貌，通过划定范围、限制建筑高度和体量、规定建筑风格和形式等手段，遵从了文物保护工作中“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

但这种限制式的政策工具对于偌大的城市来说，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难免会出现“建设性破坏”，所以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主管部门又采取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措施。2014年，山东省批准了35处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体现了城市的建筑和文化特色（见表0.2）。

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基本上已经融聚了各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精华，明确了保护目标，政府部门也从政策手段上加以维护，对这些区域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求，要求划定各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优秀）建筑的核心保护区、高度控制区、风貌协调区。加之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较强和文化传承自觉度较高，共同促进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作为产业发展的古城

中国的古城更新在实践发展中必须回应不同的发展要求。首先是城市扩展带来的城市范围增长，建设新城区的要求带来了对旧城区的剧烈改造，旧城区陈旧的建筑、滞后的生活条件，都与人们对新城区和高质量居住条件的期待发生冲突；其次，城市发展中对经济增速的注重，致使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成为城市财政的主要支撑，历史城区所拥有的土地成为有利可图的“热点”，历史建筑的消失和现代建筑的涌现成为人们广为诟病的问题；最后，在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影响下，对城市的想象，多表现为大建筑、大空间、整齐划一，城市形象的巨大表现力和快速变化又容易成为政策行动显而易见的效果，获得拥有雄心与抱负的城市政府的青睐，历史城区因此也成为“建设性破坏”的牺牲品。

在现实的城市更新中，古城更新不仅仅是城市规划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关注的对象，也被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引擎，期待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形象的塑造中，古城的历史价值也从各个方面被重新解读。城市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成为旅游业、房地产业等经济部门作为的对象。进入21世纪后，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人们更加注重对历史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秀）建筑的利用。山东的各个城市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古城更新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的热切，表0.3所列是部分建设项目。

这些古城建设项目可以从产业布局、旅游开发、文物保护各个角度进行解读，但总体都是作为依托古城而展开的城市综合发展策略。这方面的驱动，来自之前的建设项目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从山东省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就可见一斑（见表0.4）。

到2017年，山东省已经有11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从这些古城建设项目中可以看出，多数景区是和历史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数古城建设项目都是以此作为追求目标。尤其是台儿庄古城、青州古城，都是依据历史文化街区重建古城，作为发展旅游的抓手和龙头，进而引领城市的发展。

上述景区都是官方认定的。从民间的角度来看，网友曾经评定出“山东十大古城”（见表0.5），证明了古城重建在公众中的认知偏向。

民间的这种认可，实际上体现了古城在现实中的一种实然状态。可以说，历史价值在现实中都是作为促进城市发展的旅游业而呈现出来的。

作为文物保护的古城保护路径注重了历史价值的维护，却影响了城市活力的发挥；作为产业发展的古城保护路径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标，也容易存在损害城市个性、造成“千城一面”的问题。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许多古城更新在现实中的探索方向。就当前的政策取向来看，这也是政府所认可的。例如，山东省建设厅在回复有关政协委员《城市建设中重视文化保护和创新的建议》中就提出，山东省已经进行了历史（优秀）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相互促进的探索。如青岛市积极开展工业遗产改造，把登州路青啤老厂20世纪初的老建筑改建成啤酒博物馆，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淄博市对周村大街古建筑修缮复原，重现清末民初时期北方“旱码头”景象，成为诸多影视剧的拍摄取景基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政策路径的融合和创新。

历史古城有不可割灭的历史，这些历史与城市的未来息息相关。要正确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历史文化遗存、历史文脉与空间环境、自然景观的依存关系，体现出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依法合理适度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成为新的政策议程设置的标准。

三、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山东古城

“山东”作为行政区划名词，是从南宋之后才基本明确为今天山东省的空间范围。在此以前的“山东”，作为区域名词，有着其他具体的含义。战国之时，从秦国的视角将崤山以东的区域称为“山东”，所以才有“山东六国”之说。秦汉至北宋，“山东”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如著名的“山东士族”就是指这一区域的豪强士族。金朝改宋朝的京东东路为山东东路，治所是益都府（今山东省青州市），这是“山东”作为政区之名的开始。明朝把元朝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其中之一就是山东，山东行政区全称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从洪武九年（1376年）起布政使衙门驻济南府。清朝沿袭明朝行政区划制度，确立了今天山东省行政区的雏形。梳理山东古城的发展历程，我们需要把握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一）自然人文地理视角下的山东古城

从中国传统的地理观来看，最早的行政区划就是“九州”的划分。《尚书·禹贡》以重要山川为标志，将当时天下划分为九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地理文化的发展。今天的山东省区域，从九州之时起，就横跨了九州之三州，即兖州、青州和徐州，反映了这些区域的历史悠久，体现了历史上山东区域文明成熟、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这都是山东古城在历史上可以追溯的源头。

在历史地理的视野中，这三州的划分依据的是“山川形便”的原则，山东区域的河流、大山、大海等地理因素就成为对区域划分的依据。由于泰山对于黄河的阻挡，山东所在地大致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济河惟兖州”，即古济水和古黄河之间是兖州；“海岱惟青州”，即泰山以东至海为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即泰山以南至淮河的区域是徐州。尽管《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还仅是一种设想，但是引导了自秦统一之后中国行政区划的实施。时至今日，山东省的城市群规划中的三大块，仍然是济南为中心的省会城市群、青岛为中心的半岛城市群和鲁南城市群，反映了山东城市发展的方向。

城市发展进程中自然环境、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山东这种自然地理的划分也与各自河流的流域相匹配，进而影响了各自区域政治人文的发育，如方言的分布，进而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应，如青州区域——胶东诸河流域——胶辽官话、兖州区域——黄河海河流域——冀鲁官话、徐州区域——淮河流域——中原官话。^[4]从本书所关注的山东古城发展来看，济南、淄博人说的是冀鲁官话，青州、青岛是胶辽官话。这种人文地理上的分野，就成为古城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发展路径和历史地位，进而形成不同的古城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重心是一个自北向南的转移过程，秦汉时期在北方，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是一个加速向南转移的过程，到南宋以后就固定在南方了。与此相应，作为政治中心标志的都城选址也具有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的趋势，周振鹤先生分析了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五大古都变迁规律，在中国区域政治与经济力量对峙中，唐以前是东西对峙，西安以西驾东；宋以后是南北对峙，北京以北临南。这种分析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讲求形势制胜，以此思路分析山东古城在历史中的地位变迁，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战国时代临淄和曲阜在后代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运河时代的城市随着北京政治中心的确立和经济中心南移而得以繁盛。

山东的古城在古代除了受制于首都定位的影响，交通运输带来的变化也非常明显。元朝定都北京后开挖大运河，将江淮粮米运到北京，山东段河道就成为内陆漕运航道的关键之处，运河不断开挖、迁徙、荒废，历经明清，七百多年的历史深刻影响沿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漕运兴盛时，村庄就变为繁荣的港口码头；漕运荒废时，城镇也随之陷入衰落。可以说，沿河城镇的兴衰都与运河息息相关。近代以来铁路的发展，给沿线城市带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津镇铁路（京沪铁路前身）和胶济铁路通达济南，在运河城市衰落后，带动了山东新一轮的城市崛起，其影响直至今日。

总之，在自然地理的基础上，城市的发展以经济为本，但其兴盛还是要兼具政治、文化等因素。山东古城在当今要考量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有清晰的认识。

（二）作为文明传承的山东古城的发展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等活动的交织点，也是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中介地。城市的历史演变自然地体现了城市文明的演变，因此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内在脉络。我们在中国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努力勾陈出山东古城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可以发现，在发展中每个时代都给山东城市打下了深厚的印记。

中国城市文明有其独特的本土特色，不仅今天的文字可以和3500年前的甲骨文相互印证，而且城市的功能、形状、结构，在龙山时代前就已经自成体系，城市发展中的“天人合一”“顺天应命”等原则也贯穿始终，从部落发展出来的“敬天”“祭祖”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也一直是城市构建的原则。依据这一城市文明，可以串起我们所关心的山东古城的各个历史片段。

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来判定社会是否达到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便已经跨入文明门槛。关于城市出现的标志典型地表现在龙山文化发展中。龙山文化是指源自山东的一个文化体系，当时出现的“龙山城邦”，即具有行政和经济功能的聚落。按照薛凤旋先生的研究，龙山文化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八大聚落群，在今山东区域的就有日照组、临沂组、鲁北组和鲁西组四个，其中城子崖聚落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考古发现当时已经形成都、邑、聚三级行政区划，其中心城市就是城子崖邦国的首都，已经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和性质，其特点在后代被延续下来。^[5]而如今，城子崖就是谈论济南城市文化的起点。

中国城市文明自夏代奠基，到商代达到了青铜器高峰，已经形成了以帝国首都为核心、其他区域中心为节点的行政管治网。发现于今天济南东北部的大辛庄遗址，就体现了它和国都的从属关系，表明当时城市的主要任务是转运渤海湾旁利津的盐产，以供应商代京师地区。这也形成今天济南城市发展的深厚历史根基。

随着春秋时期的“封土建国”和井田制度的实施，城市成为封建的节点和农村供应的中心，构建了中国城市集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和宗法制度于一体的城市发展基础。山东地区的各个周代封国，已经奠定了山东古城传承的基础。齐鲁之外，山东境内还有莒（今莒县）、曹（都陶丘，今定陶县北）、薛（今滕州城南）、郯（今郯城）、颛臾（今平邑东南）、谭（今章丘市西）、纪（今寿光南）、滕（都滕，今滕州）等几十个国土较小的诸侯国。今天山东各地古城的历史大多能在此阶段找到历史依据。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是城市发展多元化的一个表现，许多城市成为工商业城市，“城以盛民”的理念开始流行，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6]的内城和外城结合的城市布局。今天山东临淄的风采就来自那时候的辉煌。作为齐国都城，临淄是战国时期人口最多的城市，当时有7万户，约35万人，“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7]。作为齐国的名城，即墨在重建的时候也在搜寻那段历史以做出文章。做过鲁国都城的曲阜，其城市布局以最吻合《考工记》的记载而著名，体现了中国古城的宫城居中、坐北朝南、前朝后市、中轴排列的规划原则。这些中国特色，在曲阜后来的发展中被延续和传承。

自秦汉开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儒学为基的价值理念促使中国的城市变成了行政性城市，行政需求成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地位取决于它在行政体系中的等级。由于全国的政权中心都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山东地区的城市仅仅是平缓发展，能够值得一提的仍旧是临淄，作为区域工商业中心，它曾经是西汉最大的铸铁中心。

三国和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山东的青兖之地往往是以战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上，城市难言有什么发展。如今能够被挖掘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山东的青州曾经在十六国时期做过南燕国的首都（当时名为广固城），这是自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政府后山东地区唯一做过都城的城市。随后大统一的隋唐时期，中国城市的盛世面貌主要是由唐都城长安的壮丽和南方都会城市的崛起来表现，山东地区的城市则是黯淡和没有什么深刻痕迹的。

两宋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和最城市化的国度，城市的商贸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空前的发展。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和文人官僚政治的兴起，山东的城市在平稳发展的时候积淀了许多文化意蕴，如曾巩、辛弃疾、李清照之于济南（曾称为“齐州”），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之于青州，都留有许多被后人一再挖掘的文化遗留。另外，由于农民起义的多发和宋金之间的战争，城市的防卫性功能增强，诸如城墙、箭楼、护城河等都得到完善，如水浒故事主要发生地的济宁（当时称为“济州”）、宋辽之间的边境重镇惠民（当时称为“棣州”），这些历史事迹在民间的演绎也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元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黑暗时代，元灭金时，北方人口十减其六七。山东地区的城市深受其影响，难言有什么发展，唯一例外就是元代海运和大运河的漕粮运输，带动了一些港口的发展，如胶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会通河沿岸的临清、东昌等。如今随着大运河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城市在挖掘运河文化方面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明代城市开始全面重建，受“高筑墙”理念的影响，明代将564个城市的城墙改造为砖墙，完善防卫设备，建立了省——府/州——县完整的与行政体系对应的城市体系，这种城市发展的思路延续至今。在山东地区，省治由青州转移到济南，自此济南成为山东的政治中心，济南的明府城规模也达到了历代之最，所以济南古城的项目就被称为明府城项目。明代大运河的修复和漕运的兴盛，使得作为商道的运河沿线成为新的城市增长带，山东的济宁、临清、东昌、台儿庄都兴盛一时，临清在晚明，已经有3万户和庞大的流动人口，人数总计达数十万之多。此外，山东出现了另一类特殊的城市，即东南沿海为抵御倭寇建立的军事机构——卫所，开启了山东沿海城市发展的进程，如鳌山卫（今即墨）、灵山所（今青岛）、烟台所（今芝罘）、威海卫（今威海）等，形成了以军事为主、商贸为辅的新城镇。今天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即墨等追溯自己历史的时候，都会就此大书一笔。

清代前期城市延续明代的发展格局，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建立了具有明显民族和军事色彩的“满城”。清政府在全国重要城市安置八旗军驻防，这些驻扎官兵及其家属另筑一城别居，与原来的城市并立发展。在山东区域就有德州和青州两地建有满城。德州的满城，作为护卫京畿、保障漕运、支援海防的军事驻地。青州的满城，在青州城北另建新城，成为连接东西，对外御敌、对内平叛的军事驻防城，驻防之外也解决京师旗丁生计问题。这种具有民族隔离特点的建城方式，也成为如今青州在古城重建时值得进行文化挖掘的一个亮点。

清代后期城市出现了半殖民地化，列强的入侵深深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列强影响下的山东城市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被直接管制，如被德国控制的青岛（见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被英国控制的威海卫（见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二是约开商埠，即外国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而开的商埠，如通过《天津条约》而开放的烟台（初为登州）；三是自开商埠，是指清政府为杜绝列强觊觎，以自开抵制约开，在交通便利、商业繁兴地区开辟了一批口岸，如济南、潍县（今潍坊）、周村（见《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如何评价西方列强对城市文明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和社会话题。显然山东近代这三种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开放程度和城市文化的塑造，也影响了百年后人们在思考城市更新时的文化想象。

思考城市的未来，就要思考城市发展的道路。从文明延续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城市化动力和空间分布状态基本保持不变，而城市的功能和样貌都一贯依循礼乐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国城市基本都是地区行政中心，其他的工商业、防御功能都仅仅是辅助而已。这种趋势只有到了清代后期才开始在新型工业化影响下发生改变，给城市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可能。这也是如今古城更新时必须面对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要回应的城市文明问题。城市更新并非仅仅是一种建筑和技术上的变革，也是一种关于城市文明的思考。

城市化时代的到来，给城市遗产保护和古城更新带来了各种挑战，实践中的更新活动与保护原则相矛盾和冲突的情况时常发生，在反思实践行为效果的同时，也应对城市更新的政策议题和过程进行重新审视。由于各国城市具有明显的文化色彩和文脉传承的价值，城市更新过程就应注重历史的进程，充分考虑城市更新的多样性、创新性和价值性，对城市空间从时间连续性和实践可行性的角度进行价值甄别，注重不同城市发展机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古城更新所包含的“古”与“新”，意味着必须寻求一种将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融合在一起的理念。这一理念能够使经过历史长河的古城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寻求到自洽的立足场所，让城市生长的行动策略体现出对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和古老环境的一种尊重，并将这种尊重体现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策略和公众行动上。

四、本书的结构

本书力求对古城更新在现实中的实现路径和保护方法进行探讨。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空间生产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古城更新的内容和发生过程、实现力量，遂对空间生产的理论渊源、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明晰基本思路，随后对山东十座古城的更新情况进行了解释。本书的框架如图0.1所示。

在第一篇（第1—3章）中，本书阐述了研究所回应的现实问题和依据的理论视角，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古城保护和更新实践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不断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基于空间的社会属性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当前古城更新的内涵、机制、挑战和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第二篇（第4—6章）聚焦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考察了济南市明府城项目、青岛市中山路街区、烟台市奇山所城和烟台山——朝阳街两大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实践。

第三篇（第7—9章）选取了通过更新实现旅游发展的古城，包括台儿庄古城、周村古商城和青州古城，详细分析了这三座古城在保护更新和旅游开发中的策略和路径。

第四篇（第10—12章）关注于那些更新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正在蓄势待发的古城，调研了“千年商都”即墨古城、“古武定府城”惠民古城、“运河双子城”临清中洲运河古城和聊城东昌古城，系统讨论了这些古城的历史演变、已经采取的保护和更新举措以及面临的发展挑战、启示和反思等。

[1]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1年和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8年7月26日访问。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与宜居城市——迈向生态文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页。

[3]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 《大山东地理：一部“三国演义”！》，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33307309&ver=1038&signature=EOWi6ts*R6htTW4pkTAUxw-BhmeZyMJQV0Kw*GfQdM*c27xWGSK4nGNhUh8REoiB7D3XTMjyAKuTGW6TyRDKCyOzTRj7UhjGKaagyV*9zvv-8Iisu2wa8rCEMYuauaHs&new=1，2018年8月3日访问。

[5]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1—41页。

[6] 《吴越春秋》。

[7] 《史记·苏秦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