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联网时代的微贱写作
禁书最恐怖，最戏剧化的演示就是焚书。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恶托邦小说《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想象发生在近未来世界里的焚书，故事发生在某个时期的美国，这时候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禁书的国家，禁止书籍是因为书籍会让读者想入非非，书里的情节会让人民的情绪不稳定，会引起他们不必要的思考，造成他们的“不幸福”。为了不让书籍搅扰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政府动用“消防队”来执行禁书的任务。只要发现谁家拥有书籍，消防队马上赶赴现场，逮捕书的主人，将书籍当众焚毁，以期对所有人起到以儆效尤的震慑作用。华氏451度（摄氏233度）是雷·布拉德伯里给出的纸张燃点（实际上不同的纸燃点不同，一般在华氏440度—华氏470度之间）。书中一些不甘失败的抵抗者相互约定，每人背诵一本名著，让濒临灭绝的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这不是子虚乌有的文学想象，而是现实中确实可能发生的事情。
专制统治并不需要总是用焚书的办法来控制民众的思想（虽然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发生过的），他们只要能成功地不让民众进行某种阅读，而代之以另外一种阅读就可以了。因此，他们反倒是更加重视全民教育，甚至更加鼓励看书，提倡读报。
民众阅读报纸，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和知识，而且是一种相互交谈的途径：即使相互戒备、默不作声，他们也能知道别人知道些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塔德（Jean Gabriel Tarde）指出，交谈能改变人的看法和观点，民众交谈是绝对权力的克星。他说，“在交谈的作用与观点的改变之间有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权力的变化正是依靠这条纽带。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小、很慢或者说几乎保持不变，那么交谈肯定是不经常的、有保留的，或交谈的话题只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大，关于观点的辩论很激烈，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交谈肯定是经常进行的，交谈的内容大胆而不受束缚”。[26]专制极权是不允许这样的交谈发生的，让所有的人读同一张报纸，听同一个声音说话，是一种新发明的思想控制手段，它让整个社会在似乎都在交谈的假象下沉默寡言。这等规模的民众被动阅读和被迫沉默是20世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统治权力利用媒介和相关科技的能力大于任何个人抵抗的能力，因为权力可以在对它不利的信息出现或发生作用之前，就将其消音和扼杀。但是，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人只要还保存着起码的自由意识，他就会把阅读的自由当作精神和人格自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哪怕是面对隆刑峻法的暴力逼迫，许多人也不会放弃他的“秘密阅读”，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涉险犯禁，为的是领略外部世界“那稀有而珍贵的文字带来的魅力”。[27]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成为专制控制与自由抵抗拉锯争夺的地方。今天的互联网，随着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已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个人和公共生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所不包。对互联网的专制掌控和自由抵抗变得更难以调和，这也削弱了政府对互联网正常管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越是这样，互联网就越是会被象征性地视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人们因此容易对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寄托一种在现实世界不敢奢想的，只能寄予虚拟世界的不实期盼，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技术和科学并不能自动形成自由的力量，相反，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技术和科学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利用新技术极大地增强它的“老大哥”的统治能力。[28]
互联网上最顽强，但又似乎最不起眼的自由意志抵抗是各种随机出现的草根写作。在正儿八经的写作研究人士或写作者眼里，这种草根文字根本算不上是写作，只不过是一些低级趣味、粗俗不堪的恶搞、调侃、嘲笑、讽刺、挖苦、插科打诨、谐音、文字游戏、对子、打油诗、顺口溜等等。这种写作从不正面对抗强大的权力巨兽，而是对它保持一种小心翼翼、避免招惹的敬畏。这种写作混合着怯懦和狡黠，是典型的犬儒和假面社会的产物，它经常是聪明人和明白人经过自我审查的意见表达——旁敲侧击、婉转迂回、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它诉诸玩笑和幽默，是一种不自由的、被控制的表达，是戴着镣铐跳舞。真实的想法隐藏在戏谑的言说中，但未必总是一致的。一方面，真实的想法源自真实的感受，但表达却因被控制而不得自由。另一方面，表达被控制也就是想法被控制。表达的那种怯懦、暧昧和模棱两可是有侵蚀性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多半会蚕食人们思想的独立和勇气，使之变得油滑、投机和随波逐流。
互联网为这样的草根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不到的，互联网做到了。自从人类有文字开始，读与写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在等级上，写在读之上，写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这是读所不具备的。从逻辑上说，写在先，读在后，有写才有读。写是用文字对意义进行编码，而读则是解码，读永远无法窥测写的全部深意。读的理解和解释永远是不完整、未完成，富有争议的，书写者因此被视为拥有阅读者所没有的权威。
英国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把书写视为一种特权。书写是一种政治权力或文化力量，是“限制性读写”（restricted literacy）的产物。[29]在限制性读写的社会里，只有少数阶级和地位特殊或优越者才具有写的能力，因为不能写，其他人则只是存在于“读写的边缘”。其他人也许并不是完全不识字，但因为不能写，所以并不具备充分的读写能力。一直到今天，充分的写的能力仍然需要长时间学习和培养，是在一般阅读之外的智能。一个只能阅读但不能写作的人只能生活在读写的边缘。
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翁在影响深远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一书里从写下的“字”来解释写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口语时代，人们是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看到神的文字，几乎所有的信众都是文盲。先知的箴言和预言的权威不是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他们代言的神。发布预言的说话人仅仅被当作预言的渠道，而不是预言的源头，“特尔斐神庙的神使并不是预言的发布者，因为这里的预言被当作是神的声音”。文字包含了书写者的权威，“书本传递一个源头发出的话语，这个源头是真正‘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在这一点上，书本像预言。如果你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是能够挑战他的，但你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没有办法去直接反驳书里的作者”。因此，书上说的“也就普遍被等于‘那是正确的’”。这就是书写难以挑战的权威。倘若要否定书里所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毁灭，“有人把书本付之一炬，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书写的本性就是桀骜不驯的”。[30]
统治权力管制桀骜不驯的文字写作，在纸媒时代要比在互联网时代简单和容易得多。自古以来的言论审查制度都是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一个是销毁已有的不良书籍，另一个是不让不良书籍有机会出世。在纸媒时代，任何想要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个人，如果言论不符合审查的标准，那么通过层层官员和编辑审查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即使能够在夹缝中侥幸漏网或存活，如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百科全书》（其中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因素在起作用），也是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使然。
但是，互联网大大削弱了统治权力对文字言论的全面控制能力，互联网上的文字会千方百计以纸媒时代根本不可能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眼前。在纸媒时代，大多数阅读者都是只读不写的，即使他们对自己阅读的东西有什么想法，顶多只能写在书页的空白或私人笔记本里，如果出示给亲朋好友，范围也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意见有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几句短短的跟帖或点评，只要精彩，照样能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喝彩和应和。这很可能是以前写一本书都难以获得的读者效应。以前，统治者要是不喜欢一本书，可以将其尽数销毁，就算有几册漏网的，拥有者也不敢轻示于人，禁书的效果也就达到了。但是，互联网上的文字就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了，书写的文字一上网，只要被读者关注了，也就扎了根。网控只能在有限的网域内封杀它，但不可能将之斩草除根。可以设想，一旦形势有变，这些文字便会以数倍数十倍的凶猛卷土重来。
数码时代的互联网使得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写作越来越成为有效阅读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写作需要的人阅读会更专注，更有目的性和问题意识。但是，数码时代的网上写作有许多是非常微贱而不起眼的。它不需要有多少议论，也不需要有学问见解。不要说微博或微信，就算是一个点评、一个跟帖、一句评语、一个玩笑，甚至一句嘲骂或咒语，都是完成了写作。
谁要是连这样的文字能力都不具备，那也不要紧，他照样可以用“借言”的方式来“写作”。他只要在微博上转几句别人的话，或者在朋友圈里上传他喜欢的文章，就已经是在用让别人代言或外包的方式完成他自己的写作。简单的写作已经足以让他从一个被动、沉默的“围观者”变成一个能自己发声的参与者。这种微贱而平凡的写作让许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的文字居然能见世的人们获得了“写作的权力”，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读写文化”（neo literacy）时代已经到来。
早在古登堡印刷革命的时代，正如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所说，书籍媒介使得个人意识与公共事务同时发生了变化。就在阅读加强读者个人意识的同时，也让他有了通过阅读与许许多多其他读者联系的新方式，“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变得更加畛域分明”，但也增加了看不见的联系。书籍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形成读者公众。[31]同样，互联网媒介最重要的作用也是形成网友公众。与古登堡时代读者公众不同的是，今天的网友公众不仅在读，而且还在写，尽管这种写经常显得如此微贱和不值一提。
古登堡印刷革命让普通读者能够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争论的围观公众，改革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阅读他们文字的读者虽然并不直接参与辩论，但他们的阅读——阅读什么，怎么阅读——却是带有看法和观点的围观。爱森斯坦对此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广大的读者公众，他们通过大众媒介来评判革命思想的合理性，这个（印刷的）大众媒介把（人们熟悉的）方言与新闻和漫画艺术结合到了一起。”[32]印刷书籍的大量发行大大扩展了读者公众的范围，使他们的反应更成为不容小觑的公共围观力量。今天，互联网又有了更多的媒介手段、方便快捷的传播不知又把印刷媒介的读者公众扩大了多少，他们在网上的阅读也因此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围观力量。而且，互联网还让他们能用写的方式把自己的围观感受和情绪发泄出来。
这些年来，这种互联网上的微贱写作让许多人的不平、焦虑、苦恼、困惑和挣扎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之地。然而，同所有的围观一样，网上围观并不等于行动，它甚至可以成为不行动的原因，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它指的是，在行动可能有风险、危险或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个人在有其他人在场时，挺身而出、积极干预的可能性会降低，行动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有所行动的可能性越低。围观不公不义事件的情况经常是，大家都只是在心里愤怒，但没有人会作声。这样的围观发出的啧啧之声起到的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应该看到，造成这些沉默围观的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另有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原因。
互联网上的文字是短命的，也是长命的。互联网本身没有记忆，但却能承载和传递人的记忆。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够或值得传播和保存的，但值得传播和保存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比纸媒时代有更好的传播和保存机会。文字信息不需要只是保留在互联网上，网控已经教会人们，如果你读到有意思的文字，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下载，保存在你的私人电脑上。电脑专家杰夫·罗森伯格（Jeff Rothenberg）开玩笑说，“电子文本永远存在——或者只是五年，要看哪个先到”。[33]所有的网页中，70％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寿命。[34]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都在快速更换，曾经储存在5¼英寸软盘上的文字也许再也无法在今天的电脑上找回了。
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文件复原的技术同样也在更新和发展，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新的部件或设备而已。与焚书所造成的永久性毁灭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在讽刺小册子《关于阅读的可怕危险》（De l'horrible danger de la lecture，1765）中呼吁用书本“驱除愚昧，因为完美的思想警察国家是依靠愚昧来维持和守护的”。[35]今天，互联网上的许多文字——长的、短的、自己写的、转贴别人的、原创的、跟进的——正在加入伏尔泰所说的那些书本里来。互联网时代的写作比纸媒时代的更生动，更有力地在证明，专制所期盼的那种完美思想控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驱除愚昧与制造愚昧的竞争中，历史前进是站在驱除愚昧这一边的。
[1]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In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85-186.
[2] Frank Furedi，“Bookish Fools”，https：//aeon.co/essays/are-book-collectors-real-readers-or-just-cultural-snobs#.
[3] Ramiro Castro de la Mata，“The Printed Book Will Never Die”，https：//blogs.worldbank.org/publicsphere/printed-book-will-never-die.
[4] Frank Furedi，“Bookish Fools”.
[5] Frank Furedi，The Power of Reading，pp.56，54.
[6] 卡特琳娜·萨雷丝：《古罗马人的阅读》，张平、韩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44页。
[7] Bernard M．W．Knox，“Silent Reading in Antiquity”，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9：$（1968）：421-435．
[8] Augustine，Confession，iv，3.
[9] Alberto Manguel，A History of Reading，p.48．参考了吴昌杰的译文，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1页。
[10] “Word Divid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d_divider.
[11] Paul Saenger，“Silent Reading：Its Impact on Late Medieval Script and Society”，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13（1982），pp.383-384．
[12] Alberto Manguel，A History of Reading，ppS.50-51．《阅读史》，第61页。
[13] 卡特琳娜·萨雷丝：《古罗马人的阅读》，第66、67页。
[14] Alberto Manguel，A History of Reading，p.51．《阅读史》，第61页。
[15]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31.
[16]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35.
[17]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45.
[18]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p.61，81-82.
[19] James Van Horn Melton，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91．
[20] Quoted in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119.
[21] Karen Littau，Theories of Reading：Books，Body and Bibliomania．Cambridge，UK：Polity，2006，p.46.
[22]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120.
[23] 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Harmondsworth，UK：Penguin，1958，pp.238-241.
[24] 罗伯特·达恩顿：《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载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25]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153.
[26] 引自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27]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等：《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8] 胡泳：《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http：//paper.people.com.cn/xwzx/html/2016-01/01/content_1673603.htm。
[29] Jack Goody（ed.），Literacy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24．
[30]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第59页。译文有改动。
[31] 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33．
[32] 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p.303.
[33] Roy Rozensweig，“Scarcity or Abundance？Preserving the Past in a Digital Era”，in Thomas Augst and Kenneth Carpenter（eds.），Institutions of Reading：The Social Life of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herst，MA：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Press，2007，p.315．
[34] Emmanuel Hoog，“Internet a-t-il une mémoire？”Le Monde，17 août 2002．
[35] Quoted in Alberto Manguel，A History of Reading．New York：Viking，1996，p.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