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语文化和书写文化

互联网时代，口语和文字的关系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人们试图从口语文化来认识互联网与纸媒和印刷文化的不同。在论及这个问题的著作中，《破茧而出：网路时代扭转传统企业思考的95项宣言》（下称《宣言》）很有代表性。《宣言》是由四位互联网专家合著，1999年第一次被发布到网络上，一套九十五篇论文，并于2000年作为一本书出版，扩展了七篇论文。

《宣言》把互联网描绘成一个重新发现人的真实声音的历史机遇，并提出一个供人们思考的问题，“倘若互联网的真正吸引力不在于它的高科技……而在于隔代相传地回到了史前人类对讲故事着迷的时代，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1]互联网正在把人类带往一个新的时代，不再是冷冰冰的生意往来，而是如同古希腊市场（bazaar）上那样人流熙攘、众声喧哗。这是一个人们自由聚散、交谈对话、互相交流的集市。“市场”于是成为互联网自我想象的一个隐喻。

互联网被想象为一个代替一切旧媒体的新媒体。旧媒体“单一的广播传媒，贫瘠的‘大众文化’和官僚组织强制性无名”都是对人的异化，压抑了人对口语文化的自然向往。^[2]这些也是文字媒介对人的异化。互联网光复了隔代相传的口语文化，永远追求“人的声音”，“网络就是在解放人隔代相传的欲望，一种对交谈联系的渴望”。这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人性传统，“从洞穴到泥屋，再到露天市集的不断演化”。^[3]

这是一种非常新奇、大胆并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因为人们一直把文字视为比口语更符合现代人思考特征的媒介。人类学研究指出，文字写作使人发展出线性思考和推理的方式，有助于形成抽象概念和分析判断，这是任何现代国家中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态所必不可少的。文字使得政府能够将它的权威扩展到遥远的地方，以非个人的方式实行法治，并系统保存以往政策和决议的记录，形成政治运作的制度性文化。文字便利了征税、商业往来和司法程序。文字不仅加强了国家权力，而且改变了人的思考方式。人类因为文字而对过去有了更多、更详细的了解和知识，对传统有了更好的批判思考能力。文字也帮助科学排除神话和迷信，用理性重新审视习俗和惯例。文字是现代性和现代价值的有机部分。

所有这些真的因为互联网的到来而受到了动摇吗？如果说互联网对这些确实有所冲击，那么冲击的程度和性质又是如何呢？美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用“次生口语文化”这个概念来分析互联网时代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不同。“次生口语文化”是相对于“原生口语文化”而言的。沃尔特·翁和一些其他文化研究者认为，前文字的口语文化在特定的意识框架里运作，不能以书面文化的标准去对它简单排斥（将其视为原始人、野蛮人，落后、低等的文化）。书面文化是一种与口语文化不同的文化，不是对它的超越或否定。“如果认为口语文化是书面文化的派生、变异、衰退和堕落，就把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了。从历史渊源来讲，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不能颠倒过来。何况口语文化还创造了辉煌的史诗、神话和传说。”^[4]

沃尔特·翁认为，书面文化的到来使古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电子时代和数码时代的来临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次生口语文化——得到复活。原生口语文化是没有受到印刷文字浸染的文化，而次生口语文化则已经受到这种浸染。像电话、广播、电视这样的媒介文化倚重口语传播，但这种口语都是文字稿的口述，也就是“文字性口语”，这与文字之前的原生口语是不同的。^[5]强调原生口语是为了强调它产生的群体感，“次生口语文化也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者形成群体的过程……但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6]

沃尔特·翁的“次生口语文化”概念提醒人们注意高科技时代的口语遗存。但是，在电子时代，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原生口语文化。文字文化的强大影响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生口语文化特点的文化或亚文化）在接触文字之后，都受到文字的影响。这种影响远不只是一种“对人的异化”，而是让人获得了口语文化难以支持的思想能力。对此翁写道：“文字把语词诉诸可见表达以后，语言的表达力倍增，潜力难以限量，文字重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文字把一些口语方言转化为‘书面语方言’（grapholects）。……方言用文字承载之后就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方言的语言（transdialectal language）。文字使书面方言获得巨大的力量，使其表达力大大超过了纯粹的口语方言。所谓标准英语就是一种书面方言，记录在案的英语词汇至少有150万个，不但它们的现存意义广为人知，而且它们难以计数的古义也为人所了解。与此相反，纯粹的口语方言一般只有几千个词，口语方言使用者对词汇语义的历史浑然不知。”^[7]

翁认为，今天人们反对电脑的理由就像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反对文字的理由一样，是自相矛盾的。他指出，“今天人们反对电脑的意见和柏拉图在《斐德罗篇》（274-7）和《书简七》里反对文字的主张大同小异，大多数人了解到两种反对意见的相似性时，都会感到吃惊”。这二者之间有四点相似性。^[8]

第一，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斐德罗篇》里说，文字没有人情味；文字是冰冷的，是死的。文字自以为能够在人的头脑之外确立只能够存在于头脑之内的东西，尤其是记忆记住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文字是一件物品，一件制成品”。今天，人们也可以这么来看待电脑，存储在电脑里的记忆不是人自己的记忆，甚至连文字记录也不能相比。

第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说，文字损害记忆。使用文字的人会变得健忘，他们在自己智能不足的情况下去依靠文字的外部能力。文字削弱脑力。今天，“父母和其他人都担心，袖珍计算器提供的外部资源取代了理应是人脑内部资源的乘法九九表”。计算器不是在辅助脑力，而是取代和取消了脑力。

第三，文字基本上不能够做出回应。在口语交谈中，如果你请对话者解释他说的话，他会回答你，给你解释。但是，如果你对一个文本提问，文本不会回答你。“你看得到的只能是相同的、常常是愚蠢的语词，它们的首要功能是吸引你的注意。”现代人批评电脑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机器是死的，无法与活人交谈应答。程序员在电脑里输进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垃圾进，垃圾出”。

第四，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书面词不能够像口语词那样捍卫自己。这个观点符合口语文化的对诘特征。一般来说，“真正的说话和思考存在于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于你来我往的交流中”。文字正好与此相反，文字是被动的，不在具体语境之中，它“存在于非真实、非自然的世界里。电脑的情况也是这样”。^[9]

如果柏拉图对文字的疑虑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字的不安，那么，这种不安在电脑时代就更加强烈了。按理说，既然疑虑文字，那就不要用文字；不信任电脑，那就不该用电脑。但是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疑虑文字，反倒更加需要用文字；不信任电脑，反倒更加需要用电脑。这就是翁所说的，“柏拉图的这种看法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他对文字的反对意见正是用文字，而且只能用文字来表述”。反对印刷文字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表述自己的主张也得使用文字，“反对电脑的主张也有同样的缺陷：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效，反对者也用电脑终端著书立说。语词一旦被技术化之后，如果不借助最发达的技术，就无法有效地批判技术对文字产生的影响。而且，新技术不仅被用来传达批评：实际上新技术使批评的存在成为可能”。^[10]

英国古典学者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A．Havelock）早就指出，柏拉图之所以能够进行富有哲理的分析性思维，之所以能够对文字进行批评，那是因为文字开始对思维的过程产生影响，文字成为柏拉图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他认为，柏拉图的整个认识论无意之间注定要排斥口语文化这个古老的、口头的、热烈的、人与人互动的生命世界——这个世界的代表是诗人，而柏拉图正是反对诗人进入他所设计的那种共和国。^[11]反对文字的，必须运用文字，这就是柏拉图悖论。

这个柏拉图悖论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互联网时代在拒绝数码技术之前必须考虑清楚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人的智能是可以被它所创造的工具变化的，工具会被“内化”，从而成为智能的新的部分，智能也因而得以发展。数码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技术不仅是外在的辅助工具，而且是意识的内部转化”。这就像小提琴是工具，但也是演奏家音乐意识的内部转化，没有这个工具，我们所知道的小提琴音乐艺术便不可能存在。文字也能发生这样的内化作用，“文字是无价之宝，在全面调动人的内在潜力方面，文字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这个无价之宝的价值超过了其他一切人为之物……文字增强人的意识”。即使使用文字会让人有疏离感，但那也不一定就是坏事。这就如同疏离自然不一定是坏事，“与自然环境疏离对人有好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充实人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充分享受和理解生活，我们不仅需要贴近生活，而且需要拉开距离”。^[12]文字能够被人内化为一种新的智能，为什么数码技术就不能？相比起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字，数码技术还处于婴儿阶段。我们对它的潜在能力还远远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断言，它一定会损害，而不是也能辅助文字文化呢？在有充分的研究和实践之前，这样的断言还为时太早，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