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素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经典，任何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都是由一系列经典文本组成的。经典是联结既往、关乎未来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资源，文学经典更是将精神存在、人生智慧、思想场域、人性细节、艺术呈现等相对完美地凝合在一起的民族语言的综合体。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两大类：一类是从静态的历史哲学角度，以“美学的”“历史的”尺度，追问诸如“何谓经典”以及“经典的特征/传播/影响/意义/重构”等以“审美原创性”与“文明/思想史贡献”为核心的，涉及“经典性”与“永恒性”的系统问题。另一类是从动态的艺术发生学角度，以“现象还原”“博弈生成”的姿态，追问诸如“何以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生成/建构/演化/阐释”等以“精神鲜活性”与“交互主体性”为核心的，涉及“经典化”与“文化权利”的系统问题。同时，这两类问题又常常纠缠在一起，静态中有动态的成分，动态中有静态的元素，共同形成外国文学经典的艺术神韵、历史文明、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这里面，既要有“面向事情本身”的艺术细节辨识力，也要有直面芜杂、拨云见日的精神化合力。由此可见，文学经典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既是多样的也是流动的。无论审视、评判、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视角、维度有多少，审美理想与艺术创新却是文学经典审定的核心要素。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外国文学经典起码同时具有相对不变的“经典性”与变动不居的“经典化”两方面。简单来说，文学经典是一个多面体，经典性是其内核，经典化是其呈现；经典性即“好”的成色，经典化即通过各种“阅读”呈现、展示其“好”和“优秀”，让读者/人们“知道”“认识”其“好”；经典性有时因“陌生”与“先锋”会被埋没、未被人识，经典化有时也会出现时代的错讹与政治的扭曲。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立场审视，真正的经典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他封的。真正的文学经典既不是文学批评家捧出来的，也不是文学批评家所能轻易否定的，各种“读者”（包括文学批评家）只有在不断地“阅读”和“思量”中“发现”或者“相遇”经典。诚然，文学经典蕴藏着族群的传统和习俗，而族群对其传统和习俗并非一直是墨守成规，他们经常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相应的，文学经典常常细腻呈现了传统/习惯与创新/实验之间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这种文化更生与文明进化的逻辑渗透延展至文学史的沉淀，可以清楚地看出，历代外国文学经典的自身生成也属于“经典性”与“经典化”的正合博弈。
对于已有公论和共识的“伟大作品”或“经典”，我们需要将“去蔽”“还原”的现象学功夫做足；对于那些尚有争议、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的“著名作品”或“杰作”，历史哲学和美学双重维度的思考必须坚守。在世界文化交往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有趣现象，继而抬高外国文学经典在源语国的艺术地位。因此，本书论及的“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中的“生成”，理应侧重其在源语国的生成即“经典化”过程，因其代表了源语国民族语言艺术和精神领悟的最高水准，而汇入世界文明的洪流；“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中的“传播”，理应侧重将这种源语国的先进文化人性高度即“经典性”的内核，传播、介绍到世界各地，包括作为接受者的中国面向本国国民的主动引介与多层次传播。因此，就“传播”的内容而言，主要是蕴含异域先进文化的“经典性”和中国视野中的“经典化”。其实，这中间包含了非常明显的中外学界、读者关于“文学经典”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互动与博弈关系。
以下各章节展开的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的论述，都是基于以上“共识”，它也是本书的“思想总纲”与“价值底色”。
鉴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细致考察“经典”一词的知识谱系，就成为进一步展开相关问题讨论的前提。根据《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英文“canon”具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层含义是“教规”，即由教会确定的法律或法典；另一层含义是“标准”，即判断的依据或原则。在中文当中，“经典”具有非常相似的意思。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丝。《说文解字》里面说：“经，织从丝也。”段玉裁的注解说：“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常经。”织布要有横线和纵线，经和纬起到了规范的作用，从这层意思出发，“经”被引申用来指代儒家的经典。没有圣人的言教，就没有天纲人常，正如没有经纬就无法织布，或者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典”的本意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圣经》是上帝的言说，经过教会的勘正和确认，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不变的权威性，因此英文“canon”与汉语“经典”一样，同时具有“规范”和“恒久”两层含义。正如刘勰[1]（约公元465—520）在《文心雕龙·宗经》里面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至道”突出了权威和规范的意味，“恒久”与“不刊”则说明经典的意义永在，不可改变，不容置疑。
在当代思想、艺术界，“何谓经典”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而更多的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是一个人文谱系不断拉长的歧义群落。譬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称经典为“伟大的书”（《什么是自由教育》），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谓之“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什么是经典？》），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6）则认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为什么读经典》）
在当今时代，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分歧多多，甚至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极端与隔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能够达成一些基本共识，譬如“文学经典是指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文本”等。由此延展，文学经典一般具有四个主要品质特性：一是具有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具有艺术原创性，三是诉诸独特的审美体验，四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文学经典因诗性正义而厚德载物，其价值与内涵需要透过各式各样的“读者”（特别是人文学者们）加以阐发与印证，成为有效“介入”生命历程的“秘笈”与“宝典”。或者说，文学经典就是那些对人的处境有真切的关心、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有深刻周彻的肯认、对人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并在思考和传达上精骛八极、鞭辟入里的文字作品。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柜预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首富有理趣的好诗，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作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除了在“经典性”层面强调其“美学价值”外，在“经典化”层面则强调其“历史性价值”，突出其历经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在时间中形成的，任何经典都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只有在漫长的文明史和文学史中经得起人们反复质疑和推敲的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正因为如此，历时短暂的文学作品较难成为或者“公认为”经典；有些作品即便被封和自封为“经典”，却难以获得普遍性的认同，特别是那些被狭隘的国家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作品和作家。时间会淘汰很多曾经喧哗一时的“名作”，时间也会发掘出很多曾经被埋没的无名之作，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2]，文学史上生前寂寞身后留名的作家不可胜数，这也是时间成就了他们。文学经典是时间锤炼出来的，是跨越时空给人生以指导和借鉴的东西，也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的文化记忆、共识性体验与延展性想象，是作家、批评家与读者长期磨合的共同创造。尽管有不少文学批评家担心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滞后”和“被悬置”[3]，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共识度较高的“文学经典”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考验。只有那些经得起反复细读和品鉴的作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典化而非人为的“命名”或“造就”。
文学创作的个体特殊性，或许导致评定文学经典的标准难以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唯有经过岁月淘洗和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或者换个角度，借用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的话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4]文学经典如果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在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愿意对其进行反复阅读和阐释。恰如布鲁姆所说，批评家并不能（单独）“造就”经典之作，“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5]。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难免会有失偏颇甚至贻笑大方。而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既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譬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等；又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还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从而达到了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相对完美的统一。
总之，只有通过多层次的不断阅读，人们才能认识文学经典、发现文学经典、确认文学经典，通过文学经典的深刻领悟进而发现自我、主体觉醒，并构建起各层面的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实现最广泛、最细腻的民众启蒙与人性完善。外国文学经典向世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灵魂锻造、精神丰富的营养，能够称得上“文学经典”的“伟大作品”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在于它对人类共同拥有的美好愿望的展示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不懈探索与追寻，在于它在直抵人的内心世界、触摸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时产生的共鸣：它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精确描绘与塑造，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人文的展现与把握，以及一些作品中对民族精神、族群意识和英雄主义的讴歌与赞美等。正如文化批评家朱大可（1957— ）所说：“经典就是那种能够扛住时间磨损的钻石文本，它以自身的存在告诉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永恒。它犹如金字塔的尖顶，体量微小，却标定了整个金字塔的高度。就其本质而言，经典无意占有广阔的空间，却掌控了空间中最核心的部位。”[6]
仔细审视三千多年的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以下事实：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确乎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人群、环境以及特定的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之功，但是，无论有多少因素介入了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延展，从文学人类学和艺术发生学的双重视域综合分析，“英雄崇拜与理想之火”“宗教信仰与灵魂救赎”“原欲升华与文化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属于最核心的“思想语义”要素。
[1] 刘勰，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人，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2] 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诗句。
[3] 吴义勤：《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光明日报》，2015年02月12日。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5] 同上书，第412页。
[6] 朱大可：《什么是经典》，《长江日报》，2015年6月2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