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歌集》在中国的传播

结合《歌集》在意大利、英国和俄国的传播情况来看，国外对彼特拉克主义以及《歌集》的接受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彼特拉克个人神话的书写（包括彼特拉克对树立近代主体的作用、彼特拉克与劳拉的爱情故事，以及彼特拉克作为抒情诗人的典范）、彼特拉克主义与民族性的树立（包括《歌集》中的俗语创作与推动各国建立民族独立性的关系、《歌集》中反映出的个体性沉思与新教改革的关系等）以及《歌集》的翻译。然而，我国却未能展现出上述各国在接受彼特拉克作品时所体现出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歌集》在中国的传播还处在开端阶段，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从我国十四行诗的创作、翻译和研究这个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一些可能存在的研究点，供有志于从事该主题研究的学者参考。

首先从十四行诗写作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十四行诗创作始于“五四”运动时期。许霆、鲁德俊两人在《“十四行体在中国”钩沉》一文中指出：“一般现代文学史都以1917年2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作为白话新诗的最初‘尝试 ’。其实，胡适用白话写新诗起始于1916年7月22日。”^[1]顺着这个日子往前推，该文作者认为：“胡适早在 1914年12月 22日曾用英文写过一首 Sonnet，是意体，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现代中国诗人所写的最早的十四行诗。”^[2]文中所提到的“意体”表明，胡适最初写作的十四行诗很有可能参照的就是彼特拉克体。但这两位作者未能指出胡适是否参考过彼特拉克的创作，以及其中的借鉴关系到底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胡适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十四行诗，而且也是第一个把欧洲十四行诗的格律介绍到中国”^[3]。胡适的这首诗是用英语创作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模仿性的创作。该文作者又指出，真正用汉语进行创作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应当是郑伯奇所著的《赠台湾的朋友》，从形式上来看，“《赠台湾的朋友》是比较典型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式，四四三三段式，每行基本上是六个音步，韵式是 AABB CCBB DDD EEE”^[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诗人最早借鉴的十四行诗体其实就是彼特拉克体，但是为何会选取彼特拉克诗体作为尝试，是机缘巧合，还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该文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或许是今后研究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一点。

自胡适之后，我国的一系列诗人，比如，戴望舒、闻一多、冯至、郭沫若等通过翻译国外诗人的十四行诗，对推广汉语十四行诗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一代文人为何会选择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形式？诚然，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的创新，借鉴国外独有的十四行诗体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那么是否在文学背后还有另外的时代原因呢？针对这一问题，陈小凡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十四行诗》中为我们提供了几个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看，该作者认为，第一，动荡的社会格局使得一些敏感的诗人转向内心，关注自身情感的探索。第二，十四行诗的创作是中西诗歌交流的产物。十四行诗通过国内一些诗人的翻译，大量涌入中国诗人的眼前，这是中国诗人能够借鉴这种诗体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十四行诗注重诗体格律及形式的特征与我国的格律诗创作有相同之处，这是这种诗歌能够扎根现代诗歌创作的另一个原因。第三，新诗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从形式与内容上重新定义一种规范，因此十四行诗的引入为中国新诗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除去上述原因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十四行诗的创作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继而白话文与我国“五四”运动所树立的近代民族特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若我们参考彼特拉克的俗语写作与意大利近代民族特性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歌集》在各国传播的实例，似乎就能将这一主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再者，从彼特拉克作品的翻译情况来看，我国第一部完整翻译《歌集》的是李国庆、王行人的译本。在此之前，彼特拉克的诗歌翻译散见于各个版本的意大利文学史和各类诗选当中。诚如译者在前言中所说，翻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是一件“难啃”的工作。彼特拉克的《歌集》是贯穿诗人一生的创作精华，诗人在用词和韵律方面无不经过仔细的修改。这给中译本的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难处。但就译本的质量而言，笔者认为译者的工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韵律方面，译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文的韵律习惯还原了彼特拉克体的风格特征。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译作中，编者加入了许多彩页。这些彩页本身也是彼特拉克的《歌集》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产物。

最后，从我国学术界对彼特拉克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种研究可归纳为“人文主义与彼特拉克”主题研究。这些论文主要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背景入手，将彼特拉克的创作作为个案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彼特拉克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所研究的文本也仅仅局限于《歌集》中的几首诗，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内的学者对《歌集》的整体创作进行系统的论述。第二种研究可归结为“十四行诗研究”，彼特拉克的作品零星地出现在系统研究十四行诗这种诗体的研究当中。在此研究维度之下，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只是作为一种大体的样貌展现出来，多数研究者只关注其诗歌形式上的特点，以此来作为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体、俄国的奥涅金诗体进行比对的内容。多数论文未能突破形式研究的局限，从具体诗歌的研究扩展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差异上。第三类研究则是围绕着彼特拉克诗作的具体特色展开的，这一类研究也是相关主题研究中做得最为充分的。直到1996年，我国才出现第一篇专题论述彼特拉克诗学思想的论文。作者陆扬在文章《彼特拉克诗美学思想及其他》中结合彼特拉克的诗学形成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向读者具体展现了彼特拉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兼顾了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创作情况。在论及《歌集》时，陆扬指出，《歌集》当中“人文主义气息是显而易见的。爱不再是一种空灵的缥缈的经验，诗人于清丽的语词中写出了相当生动的心理真实……彼特拉克的《歌集》，往前看是继承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传统，往后看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作树立了一个样板，不仅在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文主义内容，而且在于形式。”^[5]这段话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歌集》的大体特征，为我们读者认识彼特拉克指明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总体来看，我国在译介彼特拉克作品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空缺，相应的文学研究也亟待扩充。笔者认为就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所体现出的诗学特征来看，我国的研究除了研究其具体的十四行诗形式特征之外，也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充分挖掘诗歌背后所折射出的有关主体性以及民族特性，并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诞生的一系列十四行诗创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能够丰富我们对十四行诗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真正继承彼特拉克作为文学经典的丰厚遗产。

[1]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钩沉》，《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5期，第111页。

[2] 同上。

[3] 同上书，第112页。

[4] 同上书，第114页。

[5] 陆扬：《彼特拉克诗美学思想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