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歌集》在意大利的传播
在我们考察《歌集》与彼特拉克主义的传播之前，首先需要界定研究的视角和具体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研究者伯丹（John M．Berdan）所定义的两个术语值得我们的关注：广义的彼特拉克主义（Petrarchism）和狭义的彼特拉克主义（Petrarchismo）。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区分了彼特拉克对后世欧洲文学影响的两个不同范式。
伯丹认为：“广义的彼特拉克主义指的是，作者沉浸在对彼特拉克的崇拜之中，在不失自主性的前提下，无意识地模仿或字字句句忠实地翻译彼特拉克的作品。”[1]而狭义的彼特拉克主义指的是：“一种外来的风格，为此我特意保留它的原语言表达形式，是一种不忠于原意的风格，彼特拉克在此指的仅仅是一个类别。”[2]针对狭义的彼特拉克主义，意大利学者皮耶里（Marius Pieri）则进一步指出：“狭义的彼特拉克主义指的是一种艺术风格，它灵巧而富有智慧地塑造由心而生的事物，在创作爱情诗的时候不夹杂灵魂里的骚动，对想象中的女神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热情，亦不歌颂某种矫饰出来的爱欲。他的语句和他的情景混合在一起，并且如其所是地诞生自一种不可撼动的传统。”[3]结合皮耶里的论述来看，狭义的彼特拉克主义更倾向于重视彼特拉克对后世诗人的内在影响，而广义的彼特拉克主义则注重彼特拉克作品的传播。
事实上，这两者的区别并非如此泾渭可辨。因此，我们在论述这一主题时将融合这两个定义，兼顾彼特拉克文本的流传和他诗歌主题、形式、情感等内在品质的传播。同时，如若将视角放回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彼特拉克所产生的影响除去文学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宗教、哲学思潮等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从研究对象来说，除去哲学家、教士、思想家这些精英阶层之外，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民间普通阶层的人们对彼特拉克的接受。
至于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文化研究学者罗兰·格林（Roland Greene）的观点。他认为：“阅读抒情诗中的意识形态，如果忽视了这种文体中基本的表达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有以偏概全的危险。”[4]而学者布伦丁（Abigail Brundin）则接着格林的观念，具体落实到彼特拉克主义上进行补充：“针对彼特拉克主义，有两点值得我们进行特别关注：每首诗的结构和构成……其次，还应关注整部《歌集》的构成和特性，包括将各首十四行诗统一成一部连贯的，有时还是标记作者特性的统一整体的方式，这与在改革精神的语境下，考察彼特拉克式创作的内在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5]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需考察十四行诗与文化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个体生活以及哲学等之间的关联。
（一）《歌集》与宗教改革
论及宗教改革和彼特拉克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得不提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彼特罗·本波（Pietro Bembo）。本波借鉴了彼特拉克的主题风格，并在自己的抒情诗实践中创作、模仿了彼特拉克式的语言。[6]除去诗人身份之外，本波还是一名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并与意大利宗教改革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诗人和主教的特殊身份是他能够推动彼特拉克主义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说，本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将俗语文学的语法和尘世生活的文化特征带进了天主教会。[7]而意大利俗语文学的传播“本身就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标志，它利用新兴出版机构的活力，致力于推广俗语文学，最大范围地向读者传递宗教改革的信息”[8]。
宗教改革的核心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而在此过程中，“孤独”和“虔诚”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可以想象，本波之所以把彼特拉克的诗作当成自己和教会传递教义的重要载体，恰恰借鉴了彼特拉克诗中“个体的孤独”以及对劳拉“忠贞不渝的思念”这两个核心因素。而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所创作的诗体语言特色，为新教教义能够被最大范围内的受众所接受提供了完美的立证。
真正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实体其实就是普通大众。除去教义的推广之外，我们还应该首先考察大众对彼特拉克主义的接受情况，尤其需要发现大众通过彼特拉克的诗作，接受宗教改革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可以说，彼特拉克笔下那种对自我迷茫与困顿的关注是最先打动民众的元素之一，那么在彼特拉克故去之后，这种情愫又延伸出了怎样的变奏呢？针对个体性的情感表达，彼特拉克主义又幻化出了怎样一种新的形式呢？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是秉承前文提及的格林的观点，从诗歌形式方面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十四行诗是一种先定的诗歌形式，也就是说，在诗人动笔之前，他所要达到的一定效果，包括诗歌中的容量以及整体结构等元素已被先验地限定了。[9]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诗歌的形式限定了诗人的创作。学者富勒（A．Fowler）就认为，这种形式与其说束缚住了诗人，不如说较为积极地促成了其形式，因为它能给诗人一种秩序，使得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自己。[10]那么，这种形式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
从宫廷的受众出发来看，“十四行诗容量上的限定性和结构，可充分与宫廷社会的构成本质相比较，彼特拉克主义正是依此在早期现代社会里扎下了根”[11]。具体来说，十四行诗在宫廷里的流行，为王公贵族们提供了一个“可供缓冲的理想形式，使得他们远离不安的事实，如此一来，编制精密、结构先定的宫廷社会获准给其中的成员一种限定的自由，让他们能够越过拘囿，迈向新的认知和身份之中”[12]。
由此可见，十四行诗形式上所具备的限定与自由之间的博弈，给了当时宫廷社会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契机，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又由于前文所提过的关注自我的特性，更加深了传递自由的效果，使得当时宫廷中冒出了一大批彼特拉克的拥趸。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贵族女诗人维多利亚·科罗娜（Vittoria Colonna）。
维多利亚·科罗娜曾写过如下一首十四行诗（笔者试译）：
我时常从冰冷的迷雾中奔向
上帝的光与热，神圣的光和炽热的火焰
凝聚成力量，融化冰块
撕裂虚无的面纱
就算我的心灵仍旧阴冷黑暗
我全部的思绪也会奔向天堂
于我体内无边的沉默之中
我听见只有灵魂才能听见的声音
它对我说：“别害怕，耶稣将会降临尘世
丰饶无边的大海装着无尽的宝藏
有了它我们就能从重负中解脱
若有人能够弃绝自身
对着满载他那神圣荣耀的大海谦卑地狂喊
他的海浪就会一直变小，越来越温柔。”[13]
这首诗在学者们看来显然受到了彼特拉克《歌集》中第189首诗的影响。彼特拉克的诗作如下：
我的生命如同一条船，在黑夜环境
在波涛翻滚的大海里，在暴风雨中
渡过一道鬼门关；爱神站在舵前，
它是我的主宰，又是我的敌手和克星。
每一条桨都在玩世不恭，
似乎在把滔天的巨浪嘲弄；
狂暴的风不停地喘着粗气，
怀着希望，带着欲望摇晃船艇；
苦涩的雨水，傲慢的雾气重重，
打湿了绳索，锁住了锚钉，
错误和无知交织在一体之中。
两颗明亮的星星被遮挡住，
聪慧和理性被巨浪吞噬，
我开始怀疑驶不到港口泊停……[14]
我们经过粗略的对比后可以发现，两首诗都涉及了“在海上”的这一场景，区别在于：彼特拉克的诗中，诗人困于海中，并对是否能够驶出海域感到迷茫，在他笔下，海是情爱的象征。（爱神站在舵前，它是我的主宰，又是我的敌手和克星。）而在科罗娜的笔下，大海的汹涌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指引反而成了对坚定信念的考验。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科罗娜作为彼特拉克的信徒，在诗歌中保留了“海上挣扎”的场景，但是这种挣扎显然有了全新的方向，这就是宗教的指引。那么，科罗娜是否想要借助这股力量，回归到但丁那种借助宗教力量来表达自我提升的诗性塑造这一层面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然涉及宗教，那么我们还需进一步考察彼时彼特拉克主义与宗教语境之间的关联。
彼特拉克的《歌集》从总体的结构安排上来看，呈现出一种重复的特征，也就是说，整部诗集都在反复表达诗人因爱而不得，从而与自己的意志和理性斗争的主题。这种主题贯穿整部《歌集》，直到《歌集》的最后一首诗中，诗人的困境依旧没有得到解脱，只能借助向圣母玛利亚乞求来结束整个主题的展现。这样一来，整部《歌集》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结构特征，这一点对我们有何帮助呢？
据学者考察，当时的彼特拉克信徒多半也是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并且这样的双重身份加注于个人身上也绝非偶然，两者的平衡点在于：“如果彼特拉克诗中的爱偏向精神层面而非尘世之爱，如果读者用路德的观念来解读《歌集》这种封闭的结构安排的话，将发现更为重要的内容。”[16]路德的观念，具体来说就是“因信称义”（Sola fide），它指的是：个体无需控制自己的命运，而需弃绝自身，迎接上帝的荣光降临在灵魂的时刻，如此一来，个体的无力感会带来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会给个体的信念深处带来一种见证，使得个体成为被上帝选中的一员。[17]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彼特拉克在诗中重复表现出来的困顿状态，为路德的新教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供发展的土壤。在笔者看来，首先，它与但丁在《新生》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思想与宗教愿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所展现出来的个体是孤独的，这个前提与路德的改革精神相统一。其次，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包含着一组悖论……个体的基督徒要求通过研读和思考上帝的言语发展出积极的信念。与此同时，他们又无法接触到优良的作品，转而接受自己的信念已经被先定，自己的救赎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18]。如此来看，路德用来解决这一悖论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个体的沉思来接近上帝，这似乎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部分。从这个层面来看，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中表现出的孤独、真实而挣扎的个体，为处于宗教改革背景中的个体提供了先验的模型。针对这两者的关系，布伦丁的观点可视作最好的总结，他认为：“个体作为人的局限也许会困扰诗人，但是这些困扰无时无刻不在指引他通过自身的信念寻求救赎。彼特拉克的脆弱给他带来了苦恼，而那些经过改动的彼特拉克主义者只会感到快乐。”[19]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关注到，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诞生伊始肯定结合了当时的哲学观念。那么，在宗教改革与彼特拉克主义的关联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呢？
（二）《歌集》与意大利思想文化变革
按照格林的观点来看，探究诗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需从探讨诗歌创作入手，那么在探讨彼特拉克主义与哲学思潮的关系之前，芬奇（Guiseppe Finzi）的观点值得我们的关注。他认为《歌集》并不是一部历史和心理学的文献资料。而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有关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地区发展的一段心路历程。而在描述这段心路历程的过程中，芬奇用了三个关键词：“艺术的”（artistic）、“缓慢的”（slow）和“丰富多彩的”（manifold）。[20]笔者认为，芬奇的观点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首先，“一个多世纪”“意大利和普罗旺斯”这两点说明《歌集》成书的过程是漫长的，它的影响是多面的，这一点与“缓慢的”和“丰富多彩的”相对应。其次，“艺术的”则与前面的非“历史”和非“心理学”文献相对应，表明《歌集》在接受过程中既有开放性，也有一定程度上主题变奏的可能性。
前文提及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形式的一大原型就是“辩诗”。形式上的优势使得这种诗体天然地具有论辩的色彩。而在哲学层面，将这种论辩特征幻化成哲学思辨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布鲁诺以自然科学的成就闻名于世，并通过坚定不移地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打破旧世界科学观和建立新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领航者。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在这位科学家掀起的科学风暴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可以说，布鲁诺正是通过艺术性地变奏彼特拉克主义的主题，为彼特拉克主义与近代哲学思潮之间架起了一座意义丰富的桥梁。
布鲁诺借助十四行诗的论辩特征，并非为了展现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斗，而是相反，他认为十四行诗这种形式可以融合诗歌和哲学的可能性。这一思想早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就有所展现，他认为：“哲学家从某种层面来看就是画家和诗人，诗人是画家和哲学家，画家是哲学家和诗人。所以，真正的诗人，真正的画家和真正的哲学家互相融合且互相崇拜。”[21]而盖提（Hilary Gatti）则认为，布鲁诺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在理性和想象、直觉和逻辑，幻术和科学之间，它揭示了一种重要的融合，而非带争议性的矛盾”[22]。
盖提所认为的“争议性的矛盾”，其实指的是在对彼特拉克的接受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拒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彼特拉克似乎有厌女症（Misogyny）的倾向，它使彼特拉克无法去爱现实中的女性，而只能去热恋逝去，或者经过抽象化的、内涵单一的女性——劳拉。在这种思想倾向下，彼特拉克之后的一些诗人认为，他的诗歌中没有一句可称得上是“爱情诗”，根本无法和但丁相媲美，充其量也只是用一种单一的语言来表述对单一女子的赞扬，拘谨、冷静，并缺少热情。而在这个意义之下，彼特拉克所用的俗语，就失去了实际的用处。[23]事实上，一部文学经典的接受，恰恰在于对它的接受与拒斥的博弈过程之中。拒斥者的核心观点在于：彼特拉克无法给具体的、尘世的爱情提供可借鉴的范式，所以他所用的俗语就失去了实际的效用。但当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一点时，不免就会发问，彼特拉克的俗语创作为何不能用来传递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情感呢？
在一系列作家当中，一位叫做麦里彼得罗（Hieronimo Maliepetro）的修士给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参考例子。据资料表明，布鲁诺也在一定程度上读过这位修士的作品，[24]这样一来，对他的了解又能帮助我们深入所要论述的主题。麦里彼得罗曾于1536年发表了一部作品，其中杜撰了自己在彼特拉克墓前朝圣时，彼特拉克的鬼魂向他显灵的一段经历。在他和彼特拉克的鬼魂交谈的过程中，这位修士首先肯定了彼特拉克在诗中表现出的贞洁观，继而又唏嘘彼特拉克为恪守这种贞洁所表现出的挣扎，这两点受到了鬼魂的认可。于是，修士就提出了解决这种苦恼的一个良方。他建议彼特拉克的鬼魂授权自己对整部《歌集》进行重写，重点在于重新编排《歌集》的顺序，使得整部诗集可以从对劳拉的热爱提升到对上帝和圣母的赞扬之中，这样一来彼特拉克的鬼魂就不必再为情所困，尘世中未了的夙愿，可以在天堂的荣光中得到补偿。彼特拉克的鬼魂在此期间先是向修士诉苦，列举了许多后世诗人对他的非议，包括认为他的诗歌空虚，充斥着矫饰过度的词句等观点，最终还是同意了修士的提议。[25]
透过这个虚构的故事本身，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修士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创作驳斥了反对彼特拉克的人，并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立场：将彼特拉克对劳拉的爱上升为一种对天国的爱。在这一语境下，彼特拉克的专一就变成了宗教语境中的虔诚，而他所受到的折磨就变成了一种考验，从而使得彼特拉克主义与前文所提到的宗教改革相联系起来。
布鲁诺既然看过这位修士的作品，那么他的态度如何呢？首先，布鲁诺肯定了麦里彼得罗的立场，赞同需要重新将彼特拉克主义指引到别的方面去。但是，布鲁诺的立场不是宗教而是哲学。
布鲁诺所关注的核心点在于：“彼特拉克主义……是否适用于定义自然哲学？”[26]对于他来说，既然当时的人们拒斥彼特拉克的焦点在于如何表达对女性的爱这一点上，那么要想转变世人对彼特拉克的偏见，就需要重新定义彼特拉克诗歌中的女性与诗人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布鲁诺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他将彼特拉克诗歌中具体的劳拉形象上升为更为普遍的女性，抑或说用女性象征自然哲学中的真理。这样一来“十四行诗就可以促进哲学思辨”[27]。第二，布鲁诺着重对彼特拉克诗歌中所引用的经典典故进行了修改。就拿我们先前所举过的诗歌为例，彼特拉克在处理狄安娜的典故时，将原始的场景表现为求爱而不得的苦涩经历，而布鲁诺则首先将狄安娜当成了普遍存在的真理，继而将看狄安娜入浴的猎人当成了思索哲学真理的哲学家。如此一来，彼特拉克诗中苦涩的恋爱关系就转变成了对真理的求索过程。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彼特拉克的诗作除去宗教性的深化之外，还被后世的哲学家转变成了求知的过程。其中的孤独、虔诚既可以是宗教层面的信仰实现，也可以是求知过程中的德性展现。当然，布鲁诺的这一改变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也包含着新柏拉图主义与彼特拉克主义之间的关联。
著名思想史研究家巴登豪斯（R.W．Battenhouse）就曾撰文指出，在新柏拉图主义观念下，思想家所表现出的对知识、真理的探索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核心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知识”就是“信念”，因为拯救就包含在追求知识的过程当中，其中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选择将自己的信念引向上帝，这个过程必定是漫长而又艰苦的。[28]这样一来，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品质：孤独的自我、不断的克制、虔诚的态度等，就为世人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相关理念提供了诗学的土壤，也使得彼特拉克主义在哲学中找到了新的变奏与发展。
（三）普通民众对《歌集》的接受
除去宗教、哲学和相应的社会思潮变化之外，普通民众对彼特拉克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多变而有趣的过程。凤毛麟角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属于精英阶层，而在彼特拉克成为民族诗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该忽略普通民众对他的接受。相较精英阶层关注彼特拉克的诗学、哲学、宗教思想与变奏，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是《歌集》当中所重点歌颂的女性形象：劳拉。
尽管彼特拉克通过手稿、信件、作品，已经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劳拉形象。但当时的批评者一直对是否存在劳拉这个形象有所怀疑，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劳拉不在尘世之中，而只存在于彼特拉克的诗歌当中。换句话说，在批评者眼中，劳拉是谁这个问题，只有放在《歌集》当中来考察才会有意义。评论者的观点，再加上当时彼特拉克研究资料的匮乏，使普通读者对劳拉的好奇心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通读者对劳拉的考证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风尚，这恐怕是彼特拉克始料未及的，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彼特拉克作品的传播。
据1525年的一份资料记载，当时有位叫维卢泰洛（Alessandro Vellutello）的人为了考证劳拉这个形象，不惜离开自己的家乡卢卡（Lucca）来到普罗旺斯，对彼特拉克与劳拉相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凭借着热情与好奇，维卢泰洛最终认定，前人对劳拉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劳拉并非出生在阿维尼翁（Avignon）这个地方，而是此地之外的一个村庄里，她本人也并非是大贵族的后代，而是一个地位很低的贵族的后代。而对于民众比较关心的劳拉是否结婚这一问题，维卢泰洛的答案非常肯定：劳拉从未婚配。[29]尽管维卢泰洛自信满满，但他所找到的这些证据并不能和彼特拉克所记录的文字相匹配。人们更多的是从他的举动中受到启发，前赴后继地开始了一系列考察工作。
七年之后，另一个叫做隆贾诺（Fausto da Longiano）的人启程了。他几乎是针锋相对地逐条否定了维卢泰洛的考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隆贾诺认定劳拉不是整日陪伴在父亲身边的老处女，相反，她结过婚，并且还生过孩子。如若这点是可信的话，那么彼特拉克在世人眼中就是一个对有夫之妇想入非非的人。隆贾诺还特意拿彼特拉克的拉丁文作品作为证据，认定彼特拉克对劳拉表达的不是一种赤诚而又纯洁的思念，而是一种淫欲。[30]诚然，这两人对劳拉的考察是否属实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以这两人为代表，当时的普通阶层似乎急于将彼特拉克从书本中推到现实的维度中，不亚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追星”。
除去麦里彼得罗之外，一个叫做加索尔多（Andrea Gesualdo）的人于1533年出版了一部评述彼特拉克的专著。[31]据学者潘尼扎（Letizia Panizza）介绍，加索尔多的专著是献给一位贵族夫人的。作者假借彼特拉克与劳拉的关系，实则在向这位贵族夫人献殷勤。他将贵妇人等同于劳拉，继而将彼特拉克对劳拉的这份感情转移到自己对贵妇人的爱慕之中，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介绍彼特拉克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一部展露自我私心的情书。[32]
1539年，意大利市面上出现了一本非常有趣的有关彼特拉克与劳拉关系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弗朗哥（Niccolò Franco），他杜撰了一个叫做圣尼奥的彼特拉克主义者，记录了他去拜访彼特拉克故居时的所见所闻。圣尼奥对彼特拉克的作品如数家珍，能够模仿彼特拉克的笔调创作十四行诗，尤其善于模仿《歌集》里的作品。在弗朗哥的笔下，他甚至有时就把自己当成了彼特拉克。于是，在他到达旅行终点站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劳拉的墓，瞻仰一番后，他就对身边的人开始讲述有关劳拉的经历，企图找到别人的应和。但是，包括教士在内的一切人都对他的言论表示怀疑。一气之下，他转身来到了彼特拉克的故居，参观了彼特拉克的书房，在他的眼中，这间书房到处贴满了劳拉的画像，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这位彼特拉克的信徒不免感叹，如若能待在这个屋子里，他也能够写出许多歌颂劳拉的诗歌来。在他离开彼特拉克的故居之后，他结识了当地的两个居民，这两人带他去拜见了当地的镇长。这位镇长私下里给他看了据说是还原度最高的劳拉画像，让这位信徒大失所望的是，劳拉并没有长得如诗中那样宛若天人，相反，她不仅相貌普通，而且双手也不像诗中写得那样仿佛雪花和象牙，甚至看上去长得就像一个妓女。随后，圣尼奥“亲眼”看到了彼特拉克的手稿，从这些手稿中，他读出的不是一颗炽热的心，而是一条冷嘲热讽的舌头，彼特拉克非但不怀念与劳拉的相遇，相反他还诅咒这一次邂逅，最让他惊讶的是，《歌集》当中歌颂劳拉带领彼特拉克“翻过一座座山丘，越过层层思绪”的诗句，原始的版本是“递过一杯杯美酒，踏进一家家妓院”[33]。
至此，我们选取了16世纪意大利普通民众对彼特拉克，尤其是劳拉这个形象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严格说起来，这些举动算不上严谨的学理研究、严肃的文学创作。但它们依旧对我们具有启发的意义。
首先，当时的背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肯定人，尤其是肯定巨人的一个年代，人们也渴求个性解放，肯定世俗的欲望，这两点合在一起，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夹杂着情欲的巨人形象——彼特拉克。如若按照这样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针对彼特拉克所形成的一种“亚文化”追寻模式。
其次，这种“亚文化”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文化逻辑。维卢泰洛等人对彼特拉克和劳拉关系的“考证”，实则可以看做民间对作家成为经典的另类贡献，它将处于书本和精英意识形态中的彼特拉克，渗透进了民间的话语当中，它消解了先前精英阶层有关彼特拉克的固有印象与意义，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解读开放性，正是在这一层文化逻辑之中，诞生了麦里彼得罗和加索尔多两人的虚构作品，它们体现出是解构文化符号后所诞生的一种重要的诗学力量——虚构。对于经典文学形象的传播来说，虚构就会带来意义的增殖，它是经典文学意义开放性的体现。彼特拉克与劳拉的关系，在经过上述两位“作者”的虚构之后，实则成了民间的一种传奇，它具有一种感召的力量，由于劳拉的形象过于神圣，彼特拉克的情感又过于坚贞，使得这种传奇天然地具有了一种感召力，也难怪加索尔多会利用这一符号化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私心。可是，我们知道某种意义在生产过后势必会带来新的消解，随之而来的弗朗哥的作品，就可以看作是对新形成的作家形象的一次戏仿。
如此一来，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时期经过了“民间化—虚构化—戏仿”的过程，在意义的增殖、虚构与消解的过程中，他的形象，连同与劳拉的关系逐渐深入人心，甚至成了意大利人民心中的近代爱情神话典范。除此之外，正是在这种真假难辨的作品传播过程中，民间的话语得以流通，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民众一方面以类似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姿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教、政治等的意识形态话语，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话语形态，塑造了能够让普通民众“消费”的彼特拉克形象。这一点，对于考察当代民众对经典文学的接受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歌集》与意大利文学
彼特拉克对17、18世纪的文学影响不及它对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文学影响。但就实际的接受情况来看，彼特拉克在19世纪的接受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34]
文学史研究者帕梅拉·威廉姆斯（Pamela Williams）认为，在19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作家的心中：“但丁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彼特拉克作为一名诗人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35]究其原因在于“但丁对那些企图通过公民和民族变革，来促成一个全新社会的意大利作家来说，更具有楷模的样貌”[36]。相比之下，彼特拉克诗歌中沉溺于个体情感的表达就缺少了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关怀。[37]
而就当时的意大利文坛而言，尽管有类似反对的声音，但占据文坛主流风尚的却是（尤其是外来的）感伤主义文学。[38]为了迎合这种风尚，意大利主流出版界把彼特拉克搬了出来，他们认为这位注重情感的诗人势必会让读者找到本国的抒情模式。于是在出版社的推波助澜之下，彼时的出版界冒出了一大批对彼特拉克诗歌的全新评论和介绍。[39]而在这些评论者当中就包括日后意大利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莱奥帕尔迪的确不屑流行于文坛之中的感伤主义，[40]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拒斥彼特拉克，相反，借助评述彼特拉克的热潮，莱奥帕尔迪发现了彼特拉克的诗歌与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结合的可能性。
莱奥帕尔迪重新审视了彼特拉克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柏拉图主义。在给友人的信中，莱奥帕尔迪说：“于我而言，彼特拉克的柏拉图主义就像一种神话，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虽然像别人一样处处显现出感伤的情怀，但也包含着情欲的成分。”[41]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莱奥帕尔迪所说的“情欲的成分”呢？它和前半句所说的“神话”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威廉姆斯在看待上述问题时援引了另一个诗人乌戈·福斯克洛（Ugo Foscolo）的观点，该诗人认为意大利许多模仿彼特拉克的诗人“将他看成是教会高僧和有识之士的典范，这些人借鉴了他诗中歌颂柏拉图式爱情的语言，用来与异性进行交往”[42]。而顺着这一观点，威廉姆斯认为：“莱奥帕尔迪的确愿意写这样的感伤性的诗歌，但需与乌戈·福斯克洛所说的那些彼特拉克的模仿者相区别地方在于，莱奥帕尔迪所要创作的是一种现代纪元中的感伤诗歌，而非为意大利的宗教机构所服务。”[43]很显然，威廉姆斯所说的现代纪元就是浪漫主义时期，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当中，莱奥帕尔迪所谓的“情欲的成分”就可以理解了：它区分了彼特拉克主义当中与宗教结合的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可参见前文的相关部分），强调的是个体性的体验，也就是说莱奥帕尔迪“意在建立一种表达自身观念的风格”[44]。
既然莱奥帕尔迪所说的彼特拉克诗歌中的柏拉图主义与个人相关，是一种“情欲的成分”，那么它所说的“神话”也必定是从个体性出发的一种感悟，换句话说，这种神话模式就是浪漫主义者所试图建立的“个体神话”模式，并且抵达这种模式的途径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核心诗学旨归：想象力。
在论述莱奥帕尔迪有关想象力的构建这一问题时，威廉姆斯详细地对比了《歌集》中第126、129首诗与莱奥帕尔迪的诗作《致他的女士》（“Alla sua donna”）之间的关联，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莱奥帕尔迪从彼特拉克的相关诗歌中发现了彼特拉克对劳拉的思念折射出一种想象力，借助这种想象力，彼特拉克体验到了存在的意义。2.莱奥帕尔迪认为彼特拉克的上述诗学力量，可以上升为个体对美以及德性的一种追求。3.与柏拉图的相关理念不同的地方在于，莱奥帕尔迪并非主张通过智慧达到柏拉图所说的“永恒”与“太一”境界，而是通过想象力。因为理性只会摧毁想象力，而想象力可以带来热情。4.正是凭借着这股想象力与热情，现代人才能在追寻美中获得无限和超越。这是他与英国诗人雪莱的不同之处。[45]
至此，借助威廉姆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彼特拉克主义当中有关柏拉图主义的部分在莱奥帕尔迪那里获得了新的内涵。前文所提及的宗教改革者，在关注彼特拉克主义与新教思想的契合问题时，侧重的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彼特拉克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挣扎等要素被他们视作隐忍、虔诚等优秀的宗教品质，这种模式虽然打破了旧时代的信仰模式，但却依旧笼罩在宗教的氛围之中。而到了莱奥帕尔迪的笔下，彼特拉克主义中的这一系列特性，成了自我想象力的促成因素，一切不再与宗教情怀相联系，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旨归都是个体性的，并且他对彼特拉克的解读更接近诗学本质，而非外在话语的借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莱奥帕尔迪打破了无病呻吟式的感伤主义，通过建立一种关乎个体存在的深刻情感，在丰富了彼特拉克主义的同时，建立了现代维度中的个体，相比先前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个体，这个全新的个体更为独立，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更为孤独，但正是在这种全新意义中的孤独当中，彼特拉克主义在现代语境中幻化出了全新的可能性。
[1] John M．Berdan，“A Definition of Petrarchismo”，PMLA，Vol.24，No.4（1909），p.704.
[2] Ibid.，p.704．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类型的定义由于无法在翻译上做出较为明显的区分，故笔者依据其中的含义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
[3] Marius Pieri，Petrarque et Ronsard，1896，p.268.
[4] Roland Greene，Post-Petrarchism：Origin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Western Lyric Sequenc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6．
[5]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5.
[6] See B.Richardson，“From Scribal Publication to Print Publication：Pietro Bembo's Rime，1529—1535”，Modern Language Review，XVC，2000，pp.684-685.
[7] 由于资料收集有限，再加上笔者学识积累尚缺，无法在这里具体展现出本波的诗作，继而发现他与彼特拉克的具体联系，姑且只能引述一些学者的结论。
[8]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
[9] 可参见M.R.G.Spill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net：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pp.1-10。
[10] A．Fowler，Kinds of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1．
[11]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5.
[12]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6.
[13] Ibid.，p.144.
[14] 彼特拉克：《歌集》，李国庆、王行人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15] See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7-145.
[16] See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7.
[17] J．Pelikan，The Christian Tradition：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IV，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28-155.
[18]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8.
[19] Ibid.
[20] See Guiseppe Finzi，Pétrarque，Sa Vie et Son Oeuvre，Carolina：Nabu Press，2011，p.102.
[21] F.Fiorentino，Opere latine conscripta，Volume 3，Carolina：Nabu Press，2010，p.133.
[22]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1.
[23] 有关彼特拉克和厌女症的论述，学术界尚无定论，对此观点的论述也超出了本书的叙述目的。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Diego Zancani，“Renaissance Misogyny and the Rejection of Petrarch”，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1-175。
[24]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1.
[25] 彼特拉克鬼魂与修士之间的对话可参见：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51-152。
[26]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2.
[27] Ibid.，p.153.
[28] 新柏拉图主义与自然哲学、宗教改革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过于庞大，超出了笔者所要论述的范围，在此只是点到为止，巴登豪斯的观点以及相关主题的深入探索，可参见：R.W．Battenhouse，“The Doctrine of Man in Calvin and in Renaissance Platon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IX，1948，pp.447-471。
[29] 英文版的论述引自Letizia Panizza，“Impersonations of Laura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81-183。
[30] 转引自Letizia Panizza，“Impersonations of Laura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83-185。
[31] See R．De Rosa，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LIII，Rome：Instituto dell’ Enciclopedia Italiana，1999，pp.505-506.
[32] Letizia Panizza，“Impersonations of Laura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88.
[33] 这则故事可参考：Niccolò Franco，Il Petrarchista，Venice：G．Gioliti da Ferrara，1539。转自Letizia Panizza，“Impersonations of Laura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9-192。
[34] 笔者在此并非认定彼特拉克的文学对17、18这两个世纪的意大利文学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囿于语言与所掌握的材料，未能找到相关方面的具体例证，有待有识之士进行这方面的补充。
[35] Pamela Williams，“Leopardi and Petrarch”，British Academy，Issue 146，p.278.
[36] See A．Cicciarelli，“Dante and the Culture of Risorgimento：Literary，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Icon？”，eds．A．R．Ascoli and K．von Henneberg，Making and Remaking Italy：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round the Risorgiment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77-102.
[37] Pamela Williams，“Leopardi and Petrarch”，British Academy，Issue 146，p.278.
[38] Ibid.，p.280.
[39] Ibid.，pp.280-281.
[40] 莱奥帕尔迪对此的评价可参见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在信中，诗人用较为辛辣的语调讽刺了感伤主义，参见G．Leopardi，Tutte le Opere，I，eds．W．Binni and E．Ghidetti，Florence：Newton Compton，1988，p.1234。
[41] G．Leopardi，Tutte le Opere，I，eds．W．Binni and E．Ghidetti，Florence：Newton Compton，1988，p.1266.
[42] Pamela Williams，“Leopardi and Petrarch”，British Academy，Issue 146，p.282.
[43] Ibid.
[44] Pamela Williams，“Leopardi and Petrarch”，British Academy，Issue 146，p.282.
[45] Ibid.，pp.28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