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社会语境

1910年前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在伦敦兴起。意象主义诗歌“不是一种教条，也算不上文学流派，它是一群诗人在一定时间内因为共同的美学原则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体”^[1]。它是一群以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弗林特（F．S．Flint）、庞德（Ezra Pound）等为代表，不满英国浪漫主义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诗风的英美青年诗人。意象主义诗人主张超越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解放情感和艺术审美上的繁文缛节，同时，他们与所谓的“乔治五世时代”的诗人也背道而驰，他们极力主张用日常语言写诗，准确地使用形象语言和画面语言，表达清晰的语言图像，主张借鉴日本和中国形象的诗歌语言，如日本的俳句和中国古典诗词等。这一点在美国意象主义诗人庞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本章的第四节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意象派诗人那里，诗歌的形式、韵律、节奏等都不再重要，有些诗人甚至主张诗歌的散文化。

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发轫的中心在伦敦，诗人主要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其中有许多是女性诗人，这在当时的英语诗坛备受关注。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中的作用不可估量，艾略特曾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视为“现代诗歌的开始”。意象主义诗人认为他们的诗歌是回归诗歌的原始初衷，即使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直接表达情感，即使放弃传统的诗歌形式也在所不惜。他们习惯将“物”视为“物”，将物作为图像来对待，并加以“照亮”，以发现物中所蕴含的本质。这种艺术观与20世纪初的现代派绘画艺术如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非常吻合。

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意象主义诗歌的生成和传播离不开欧洲和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社会语境和诗歌的接受环境。如果说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源地是在英国，特别是大都市伦敦，那么关注这一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生成土壤和传播条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1870年之后，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面临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挑战，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仍保持着工业革命时期所开创的辉煌，工业资本社会业已完成了向垄断资本过渡的转型。但与此同时，旧的等级社会体制并没有改变，英国国内中下阶层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消费不足”与帝国的扩张等社会经济现象依旧存在，贫富差异不断加大，这不仅影响到英国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老龄医疗救助、贫困化、失业等，也影响到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文学艺术的创新。这些社会弊病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自由党人从1900年前后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

一、英国现代社会制度改革

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但是各大城市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进一步恶化，老年贫困和无业游民问题尤其突出。货币工资在1900—1908年间仅上升1％，而通货膨胀率不断加大，1900年，英国失业工人人数占产业工人总数的2.5％，这一数字1909年达到7.7％。20世纪初，英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

英国近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查理·布思（Charles Booth）在对伦敦地区的贫困状况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之后，从1899年起陆续发表题为《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示，这一时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报告还指出，在伦敦东区，大约有35％的人生活在勉强糊口的状态下。大约有13.3％的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布思的这份报告在英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2]，并引起了英国自由党的高度重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自由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如阿斯奎斯、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等人都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十分关注由于经济因素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个人无限自由是不可取的，认为自由应以大多数人的自由为目标，国家可对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干预。英国自由党的这些主张提出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许多普通民众以及工会和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因此获得1906年大选的胜利，自由党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保守党，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自由党执政伊始便开始实行较为系统的社会改革。

首先，英国议会在1906年通过了工党提交的《劳资争端法案》和《工伤赔偿法案》和“八小时半工作制”，这些法案的通过部分化解了激烈的劳资冲突，这些法案也成为英国工会获得合法地位的法律基础。

其次，自由党学习了俾斯麦1889年在德国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经验，于1908年在英国建立了养老金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当时并没有普及到全民，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社会老年贫困的问题。议会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案》，其中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和医疗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工人的贫困状态，稳定了社会矛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参加健康保险的人数达到1000万，大大提高了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

再次，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劳工交流法案》。其主要内容为建立由国家直接资助和管理的全国性劳工介绍所系统，开始集中管理劳工市场，使劳工市场信息流通，缓解了劳动力资源供求矛盾。

最后，1907年实施的《培养教育方案》规定5-12岁的男孩和女孩必须接受全日制教育。英国女性有了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正规教育，大大增加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可能。^[3]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行业委员会法案》，首先在成衣业、制盒业、首饰业和花边业等女工比例极高、机械化程度极低、手工化程度极高的所谓的“血汗行业”实行“最低工资制”^[4]，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妇女权益，这一法案通过后，有20万劳工直接受益，其中14万为女工。

英国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的社会制度改革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英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君主立宪国家，贵族、贵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社会中下层差异化程度很大。而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英国社会逐步完成了工业化，资产阶级主体已经从新贵族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转化为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因此，代表劳工阶层的工党（劳工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政治势力积极采取各项社会改革措施。而取得议会多数的自由党人为保证其新的内外政治需要，即对内通过社会制度改革逐步优化英国的现代化国家机制，对外通过稳定国内经济社会，加大国际投资，在现代社会体制改革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英国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20世纪初，随着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水平持续上升，英国的大众传播产业如新闻报业、电影、广告等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报纸图书的出版国，《泰晤士报》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报纸之一，1908年发行量达到31万份，1855年创办的《每日电讯报》面向大众，每份仅售2便士，发行量一度超过《泰晤士报》。1896年创办的《每日邮报》面向忙人，面向穷人，1900年发行量达到100万份。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1929年伦敦试播无声图像，1930年试播有声图像，1936年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电视台。英国20世纪初的大众媒体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学艺术的价值观，也影响了文学传播方式，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与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工业革命导致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机器大生产的驱动下，电话、电报、照相、打字机、高速轮转印刷机以及铜板印刷的版块设计等技术都带动了英国新闻和报业的现代化，把新闻业推向了视觉化发展新阶段。这不但吸引了更多受众，增加了报纸销售量，而且大众媒体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企业家，加强了广告等资金的投入，大众媒体影响了商业广告的传播效果，商业广告刺激了大众媒体的迅速膨胀，以至于英国1907年为了规范日益发达的广告业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广告法《广告管理法》。^[5]

第二，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自由党执政后实施了社会制度改革，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在满足了大众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后，大众开始追求社交和文化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而大众媒体正是满足大众这方面需求的有效平台。

第三，视觉媒体和电影技术的引入。1896年 6 月 7 日，法国人卢米埃尔的代表——老魔术师费里贤·维特把电影机和电影娱乐介绍给了伦敦人，这是英国第一次电影放映活动。其实早在世纪交替的时代，英国电影在拍摄技巧和电影语言的发明建构上并不落后，成为欧洲和美国许多艺术电影起步的源泉。威廉·保罗1897年导演的电影《大兵求婚记》和1900年剪辑的《匹卡狄利马戏团的摩托车表演》首次有意识地用移动摄影法拍摄富于戏剧性的外景片，实现了电影技术上与欧洲大陆的对接。

第四，文化教育理念和法制的发展。1870年，英国议会批准颁布了《培养教育法案》，提出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同时还确定了普及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升国民文化素养。至1910年前后，这一文教领域的改革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中下层人民的“文盲”状态，扩大了英国民众的阅读阶层和国民文化素质，这也为大众媒体获得了潜在的受众，促进了大众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

三、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传播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关于直觉、无意识的哲学观点在20世纪初的法国、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等受到热捧，它与尼采、叔本华的意志论，马赫的感觉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思潮一起，成为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和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的哲学基础。直觉、感知和心理意识成为现代派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基本的原则和信条。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成为英美意象派诗学观的主要理论基石。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理论不仅影响了法国现代主义作家普鲁斯特^[6]，也同样影响到了英国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是其中之一。伍尔夫强调创作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纯主观性的直觉和联想，她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所表现的，就是直觉和幻景。她在《贝内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中，谈到她在创作中的观察和表现人物的方法同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的区别。伍尔夫的方法与他们不同，她采用的是直觉的方法。她由勃朗太太身上困窘的样子，直觉地认为她是个孤苦的人。^[7]

意象派诗人当属柏格森直觉主义在英伦三岛最虔诚的接受者。意象派诗人团体的发起人休姆就曾经翻译了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入门》一书，他翻译了这样一句话：“许多不同的意象，借自迥然不同事物的秩序，凭着它们行动的聚集性，可以给某种本能要被捕捉住的一点引来意识。”^[8]从这里可以看到休姆的“意象派”诗学观与柏格森直觉主义直接的渊源关系，即要求诗歌直接呈现能传情达意的意象，用简洁、朴实、准确又浓缩的具体意象来表达含蓄的感情。休姆主张用具体、客观、简洁的语言和意象，把持续流动和不可表达的情感描绘成确切的曲线，通过“冷与硬”的诗歌基调来表现“静止”的意象美感，从而继承和进化了柏格森的“运动与静止”的哲学思想。

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尔·庞德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An Imigist’s a Few Dont’s”）一文中给“意象”下了这样的定义，他写道：“意象就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的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9]在庞德看来，反对矫揉造作，直接表现情感、使用呈现画面的语言、用连续的音乐语言写诗是意象派诗人的美学原则，从这三条原则中也能看出庞德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接受。

四、中国文学艺术和东方思想的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再一次兴起中国哲学和东方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的浪潮。随着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相遇”，东方的智慧和生活方式、文学艺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东学西渐”。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英国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他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传播东方思想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10]英国另一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大量的译著，1884年的《中国的宗教》、1890年的《中国的建筑》、1898年前后出版的《中国见闻录》《诗人李太白》《汉语的进化》等书籍，向西方人介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此外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在传播中国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翟理斯的这部著作是欧洲最早为中国文学写史的尝试。书中译介了诸如《诗经》《楚辞》《左传》和《聊斋志异》《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许多经典作品。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以来英国译介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杰出成果。

此外，法国汉学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还翻译了中国儒家古籍包括1895年的《四书》、1896年的《诗经》、1897年的《书经》、1899年的《礼记》等。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除了向西方译介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外，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经典如1906年出版的《诗经》《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1920年回到德国后，他在1923—1929年间仅在西方报刊上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就有上百篇。

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诗歌和日本俳句等艺术形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如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1907年发表了《中国之笛》（Die chinesische Flöte），这部仿写中国古代诗歌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部书在德国发行了78000册，至1941年，这部中国诗歌集再版了18次。这部书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和丹麦语，之后又由梵高的妹妹翻译成了荷兰语，《中国之笛》在欧洲广为流传。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在这部书出版后选出多首唐诗，并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交响组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Rückübersetzung），华夏乐章传遍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

[1] René Taupin，L’Influence du symbolism francais sur la poesie Americaine（de 1910 a 1920），Champion，Paris 1929 trans William Pratt and Anne Rich AMS，New York，1985.

[2] 参见高岱：《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改革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3] 1918年部分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1928年全部女性获得选举权。

[4] 参见高岱：《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改革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5] 参见查灿长：《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广告中心之一》，《新闻界》，2010年第5期。

[6] 法国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关于什么是真实的观点就直接来自柏格森的影响。普鲁斯特认为有两种真实：一是简单的、外表的、同一的、客观的，如一座餐厅或花园的外观；一是复杂的、内在的、特殊的、主观的，如某一事给人留下的特殊印象，感觉和记忆中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唯一真实的”。他说：现实就是“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那些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参见边平恕：《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及其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7] 参见边平恕：《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及其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8] 刘君涛：《试论意象派的理论基石与艺术特征》，《走向21世纪的探索：回顾·思考·展望》，陈敬詠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9] 同上书，第15页。

[10] 参见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