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思潮迭变与文学模式的更替
本卷所论及的现代外国文学经典，即指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期以及20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等欧美国家及其语言区生成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本卷主要论述现代文学优秀作品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生成与经典化状况，以及它们在中国译介传播与经典再生成的问题。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欧美的传统价值观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发生动摇，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中也同样发生了一场价值观革命，欧洲社会出现了思潮迭起、流派横生的局面。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在这场巨变中逐渐失去了其主导作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步取代了哲学在文学和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哲学中的“真理”被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真理”所取代；在文学领域中，虚构的文本以“真理”的面貌出现。文学不再是具有美学理想和美学经验的眼睛在现实中感知美的事物，而是艺术家用不受贿赂的、无比精确的，甚至是残酷的眼睛来审视现实。艺术家的眼睛可以跟自然科学家的眼睛、记者的眼睛相媲美，也可以与照相机精准的镜头相媲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作家冷酷的观察，也可以说是心理学家的观察。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或者像冷静的解剖师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所说的那样，作家就是现实社会的解说员和记录员。诗人曾经是灵光一闪的天才，或者曾经是被“缪斯”亲吻的诗仙，但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诗人犹如记录社会现象的一台机器。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作家在文本中的作用逐渐淡出，叙述者在文学文本中常常不再重要，能够被感知的只剩下一种视角，或者只剩下一种声音。
我们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等人类精神产品的价值观，在美学领域中引发了一场“美的艺术之崩溃”。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70年指出，不再以“美”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在科学技术的普及状态下引发了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革命，它决定了文学艺术的传播和接受的方式。自然科学发展所引发的艺术革命在欧洲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被称为“自然主义”。我们也可以将自然主义视为现代主义运动的发端，因为自然主义反映了1900年前后文学和艺术的特征，也是欧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话题。这一时期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亦步亦趋。文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现象；或者文学非常敏感地与自然科学方法背道而驰，将科学拒之门外，以一种尖锐的批判和抗拒的眼光看待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19世纪是现代科学崛起的时代。现代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引领了欧洲的现代知识领域。与自然科学发展相适应的交际方式，如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文学社团和大学逐渐开始形成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知识传播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对象、机构和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已经基本形成。在欧洲各国形成了专门的科学研究学术机构，法国古老的法兰西科学院于1805年成为法兰西学会成员，直接受国家首脑领导。德国于1911年成立了“威廉皇帝协会”（Kaiser Wilhelm Gesellschaft），即今天的马普协会和马普研究机构。这类机构被称为科学家的摇篮。具有革命性意义和持续发展意义的还有知识系谱的形成，在德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物理、生物、化学发展成了国际引领性的科学学科。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实证主义认为，可通过实验证实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有日常性形态的科学研究对象可以通过经验和观念来确定，科学研究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趋势，一切均需要通过媒介得到观察，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到印证，这一方法也影响到了精神和经验领域。
自然科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不仅改变了科学研究人员的世界观，也改变了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市民阶层对世界的根本认识，科学普及直接进入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人们开始了解生命的秘密，了解生命并非上帝创造，而是通过生物进化而来。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对进化论的普及功不可没，他在1868年发表了《自然进化史》，1899年发表了宣传进化论的《世界之谜》（Die Welträthsel）一书，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译成了12种语言，发行了40万册，促使达尔文主义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生根发芽，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形成，种族学、遗产学和优生学也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在达尔文的学说影响下，优生学和种族人类学披着科学的外衣宣扬种族优劣和种族歧视理论，为日后纳粹种族灭绝暴行提供了科学基础。
1900年前后，生物化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在欧洲大陆开始兴起，并且在微生物领域取得了举世的成就，如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确立了细菌和微生物学科。细菌和微生物的发现大大促进了医学的进步，改善了人类的医疗手段。德国病理学家本哈德·诺伊（Bernhard Naunyn）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20世纪初的医学：“迄今为止病理学研究中最为黑暗的病原论，也就是疾病发生的原因，此刻终于通过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发明而在科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成为病理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科赫对微生物的发现，现代医学终于进入了基于病理学治疗的新时代！因为我们认识了事情的原委，就如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理解存在原委的事物，理解事物发生原委的道理，这是所有的科学必须遵循的原则。在生物学和病理学领域内，事物‘发生’的‘原委’是最困难，最难以了解的。”[1]一大批所谓“最幽暗的知识领地”被科学圣火照亮，这是20世纪初科学发明最恰当的比喻。世界不仅仅是可以被解释的，而且是可以被说明的，同时，通过科学定律是可以被确定的，这个基本道理在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作用，被大众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并在现代人身上产生一种无可摆脱的魔力和魅力。无数前人无法解释的病症和现象现在获得了解释和论证，这些解释和论证同时成为科学真理。这一知识成功模式掌控了现代社会，直到以福柯的学说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才对这一知识模式提出质疑。
20世纪初，医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的观念，医学除了治病去灾之外，成为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同义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卫生学受到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卫生”“新生儿成活率”“营养”以及“寿命”等概念都成了欧洲20世纪初生活中的关键词。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里蓬勃发展，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一个观点，那就是科学不容置疑，科学最接近世界上的真理，科学意味着客观和精准，意味着创新和进步，意味着现代和生成。1900年前后，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和思维对科学提出质疑。人类坚信自己已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后哲学和自然科学统治的时代。从此以后，人类对于世界上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期待着科学和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人类对于自然越来越了解，大自然越来越没有秘密可言；但是另一方面，大自然也变得离人越来越远，越来越抽象。
与此相反，在文学和诗歌里都没有相应的实验可能，因此只能接受或者想象通过自然科学实验而获得的真实。在文学讨论中，运用隐喻、观察、意识、控制等心理形态也常常使用“实验”这个概念，如“爱的心理”等。叔本华在1852年就指出，人的心理是自然科学综合的顶峰，也是自然科学领域里面所谓“最幽暗的领地”[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理学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展标志之一，而生理学的发展归功于无机化学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在这之前，解释生命现象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神学家和哲学家手中。这意味着物理和化学以同样的方式对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做出了巨大的突破，物理和化学成果对解释人类的生命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相关，特别是生理学中有关人的感知问题，人对世界和万物的认识问题，人的感知器官问题，人的情感问题等等。在欧美各国的自然科学领域，这些问题也自然被视为现代生理学的问题，而从哲学上看，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领域中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生理学家，如美国的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909年发现了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德国的福格特（Carl Vogt）、穆雷肖特（Jacob Moleschott）、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毕希纳（Ludwig Büchner）等写了许多学术专著，这些书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也被普通读者所接受，如以李比希的《化学书信》《生理书信》和毕希纳的《生理图解》等为模板写就的通俗读物都起到了明显的启蒙作用。当时的许多生理学家不仅仅在生理学领域是名人，也是其他领域的名人，他们都对政治、伦理和哲学问题进行思考，比如马克思就针对福格特的唯物主义写过一封争论性的信件。毕希纳的《力与物》就曾经被翻译成13种语言出版。可以说，当时生理学是一种饱受争议的科学学科，这一领域的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命运多舛，饱受争议。
20世纪初，生理学的意义被现代物理学超越，甚至可以说，不是生理学打造了现代人的世界观，而是现代物理学。如果说19世纪末人们还坚信古典物理学的终结，那么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则完全颠覆了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甚至可以说，爱因斯坦因相对论改写了20世纪的哲学。爱因斯坦在1905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提出了量子光学假设、电子动力学、有关能量和质量的关联理论等，这些理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于时空关系的理解。同时，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犹太移民，也是媒体明星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对者，他在20世纪初的科学舞台上极其活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在数学原理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假设与他的人格密切相关，他的相对论摧毁了所有的“真理”，颠覆了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二、马赫的感觉论
对20世纪初文学和艺术思潮迭变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感觉论。感觉论是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和心理学结合后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感觉论是在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创始的“心理物理学”基础之上产生的。所谓的心理物理学是一门研究身心或心物之间函数关系的精密科学，即是一门对物理刺激下引发的人的感觉进行量化研究的心理学。心理物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强的刺激才能引起人的感觉，即对绝对感觉阈限的测量；它研究在物理刺激下，人的感觉产生多大的变化才能被觉察到，即对差别感觉阈限的测量；人的感觉是怎样随物理刺激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对阈上感觉的测量，或者说心理量表的制作。1860年，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出版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从此开始了心理物理学研究，将传统的内心反省式、自我沉浸式的心理学改造成精确的自然科学测算的心理学，这种新的心理学不再建筑在心灵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筑在生理学的基础之上，生理的变化和发展成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马赫将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将心理物理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并将它从科学殿堂中推向大众社会，普及了心理物理学的知识。1895—1901年间，马赫结束了在格拉茨和布拉格大学的教授工作，前往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马赫在科学实验中主要从事人类视觉和听觉感知过程、时空感知以及大脑记忆功能的研究。他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有《感觉分析》《科普演讲集》以及《认识与谬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知识氛围对马赫的科学研究十分有利，当时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尤德尔（Friedrich Jodl）和心理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与马赫感知论的学术观点相同，因而拥有较大的学术群体。
马赫的科研成果不仅仅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而且他也成了1900年前后一大批文学家、作家和文人的思想中心。罗伯特·穆齐尔甚至还以马赫的感觉论为题写了博士论文，早期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深受马赫的影响，爱因斯坦1916年在著名的《物理学杂志》上对马赫做出如此评价：“马赫按其思想发展来看并非仅仅是一位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全面的、非常努力的自然现象研究大家，他的科学研究远远不满足于一般研究的细节问题。”[3]由于马赫的科研成果不是静止孤立的，他的科研成果被提升到了感觉论的理论高度。这个理论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一大批艺术家和作家，法国的印象派绘画艺术和点彩派绘画、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诗歌等都受到感觉论的影响。此外，他的感觉论并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通俗易懂，用一种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广泛传播，因此感觉论在非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赫的写作方式也极富有艺术性，他的写作风格明显地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欧洲作家群。马赫在论著中常常引用文学的例子，他引用的作家作品包括荷马、莎士比亚、《一千零一夜》等，用来形象地印证他的科学研究成果。马赫在其《科普演讲集》的前言中甚至解释道，他的演讲“应该让浪漫派来研究，让对诗学的研究变得有感觉”[4]。马赫同时非常明确地要求优先采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他自己明确地说明，他不是哲学家，而是自然科学家。
此外，科学也为感知经验提供了新的实证条件，心理物理学通过光学技术超越了日常感知界线。这主要涉及起空间放大作用的显微镜和瞬间照相技术，这些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时空界线，能够对物体的运动做出准确的纪录。马赫在其最重要的著作《感觉分析》中提出，人对物体和身体感知绝对与真实不相吻合，人的感知无非是对物理学意义上元素运动的接受。人的感官对这些运动着的物质进行筛选，以确定物质的定位，对自我的感知也是同样。马赫认为，世界是感觉的总和，物是人感觉的复合，从而将世界从客观概念中转移到了主观感受的统辖之下。从感觉复合论出发，马赫把自我看作一个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复合体，故得出“自我是不可救赎”的结论，因为人不可能感觉到自我是一个统一体，而只会感觉到瞬间的复合。
在20世纪初的哲学和艺术思潮变幻中，人类对自我与主体的认知也受到了冲击，其中显微镜的发明在主体性质疑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物理学和光学借助显微镜将世界和物质分解成微观世界，同时也将自我和主体分解成无数碎片。主体不再是世界与万物的起源，笛卡尔17世纪提出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观念遭到彻底的颠覆，自我不再是实证经验的先决条件，而是客观世界的产物，就像马赫所说：“自我并非本源，物质元素和感觉才是本源，物质和元素构建了自我。”[5]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自我不再成为本体的自在，而是人的感知结果。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体概念至此已经在自然科学认知中被瓦解，主体的自主行为和意志受到冲击，之前被视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自然科学视角下只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分析的诸多感知影响，之前被视为自由的行为，此时只成了在“记忆轨道”[6]基础上引起的条件反射运动，思维成了元素的连接和分离的结果。在马赫看来，思维与主体的意志无关，而是自身的生理结果，只能视为一种解释的结果。如果说马赫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那么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弗洛伊德认为主体是独立的、自主的，这个观点尽管受到了许多批评，但是这个观点在他的心理学学说里面自成体系，具有极大的逻辑说服力。马赫则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持批评态度，并完全拒绝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提出的所有与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相关的观点。
尽管马赫提出的主体批评在自然科学的支撑下动摇了传统的主体观，而事实上他的批评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相吻合，马赫有关“自我不可救赎”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思想，提倡了一种对生活的新理解。
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是法国20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家，也是192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与尼采、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一起被认为是生命哲学的代表。柏格森1907年出版的代表作《创造进化论》全面阐述了他的生命哲学体系，柏格森也因此名声大振，许多人都拥入法兰西学院来聆听他讲授哲学。20世纪初，在法国甚至出现了“柏格森热”，直觉主义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其本质是反理性和反科学主义的。尽管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被胡塞尔的现象学取代，但是这一理论对20世纪艺术思潮和各流派的生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他的直觉主义密切相关。柏格森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研究对象没有精神力的物质，所以它是可以用概念、判断等理性形式加以研究的。而哲学研究对象是宇宙的本质、存在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一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生命绵延”和“生命之流”，其动力来自“生命冲动”。柏格森的生命不是蛋白质和基因意义上的生命现象，而是人的精神和意志。柏格森将此称为“élan vital”[7]，即：生命能量。直觉主义核心是：
第一，人不能通过理性和科学方式来认识世界本质。由于科学认识基于事物的表象，因此人不能通过对事物表象的描述来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人通过外部观察只能获得事物的外部肖像和事物空间位置的因果性。
第二，理性认识基于科学分析。科学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并加以比较、联系、综合，得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科学方法对外在的、可空间定位的、实在可分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和“物”来说是可靠的，而对不可分的、内在的精神现象来说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理性认识的本质是静止的。概念是理性认识的前提，但是概念是僵死的符号，具有固定性、静止性，因此理性认识就是从固定和静止的概念出发去理解延绵不息、不断运动和进化的生命能量和生命冲动，这就等于把运动理解成不动性的函数，用静止来表达运动，如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生命本质和精神现象，势必不能把握其本质。他认为：“唯一实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运动中的自我。”[8]
第四，科学和理性认识往往受功利性支配，追求实用的知识，不可能获得关于实在的绝对的知识。柏格森认为，科学理性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它常常是为了谋取某种实际利益而进行认识。因此它的价值判断受物质利益支配。因此，这种认识所获得的知识不是纯粹的知识。
柏格森的“意识的绵延”和“基本的自我”成了现代主义艺术表现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人的意识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明确的、瞬息变动的潜意识因素。文学和艺术能够深入地揭示人的意识中这一方面的内容，表现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看，柏格森的观点同马赫的感觉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同时代的理论思潮具有共同性。总的看来，直觉主义所主张的直觉能力特征恰恰与科学理性相反，直觉与行动无关，它是超功利的，直觉是意识的向内运动，它面向意识的深处并引导我们到达生命的深处。柏格森的直觉具有超功利性、流动性，主张对无秩序的追求和整体的体察，这些都是为了要人们离开现实的喧哗，闭门入神与神秘的生命之流直接交融。[9]柏格森的直觉实际是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他说：“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可以通过一种理智的体验把握实在，这种体验就称为直觉。”[10]
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引起文艺思潮迭变的还有现代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兴起。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心理学走过了近一百年的争议之路，但到了19世纪末，以人的意识状态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得到了确立。这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这也为欧洲心理小说的发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和心理学研究的机构化主要发生在欧洲，而且主要发生在德国。1879年，德国人威廉·冯德（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自然科学实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感知状况、注意力和反射以及人的想象力研究。学习心理、儿童发展和记忆研究同样在1900年前后的心理学研究中得到重视，在同一时期，柏林大学[11]还产生了所谓的格式塔心理学派，又被称为完形心理学。“格式塔”这一概念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意即“模式、形状、形式”等，格式塔不是“structure”，而是“configuration”，意思是指“动态的整体”。格式塔心理学派主张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现象经验，也就是研究非心非物的中立经验。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因此，格式塔学派不赞成马赫感觉论，不赞成将感知视为感觉元素的集合。格式塔学派认为，感知经验是整体的，或者说是“完形”的（即：格式塔）。这一特殊的心理学派不仅在刺激和反射框架内研究人的感知状况，而且还在完整的时间内制定感知模式，如探究为什么人将声音组合是作为媒介来感知，而不是将其作为单独的声音组合来感知；为什么电影的图像组合是作为活动动作来感知，而不是作为单独的图像组合来感知。
格式塔心理学在哲学、感知学和媒介理论框架内研究心理问题，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不仅影响了罗伯特·穆齐尔的文学作品，还影响了匈牙利电影评论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的作品《可视的人》（1924）等，同时在媒体评论家鲁道夫·阿尔海姆（Rudolf Arnheim）于1932年发表的《电影艺术》以及哲学家埃德蒙特·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理论中也能看到格式塔心理学的踪影。20世纪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派逐渐失去影响，那是因为纳粹1933年上台后，格式塔学派的代表人物均离开了德国。
此外，20世纪初的心理学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所谓的“歇斯底里”现象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这种在19世纪发现的心理症状今天已不再神秘，人们早就在福柯有关权力机制和知识生成的基础上对“歇斯底里”发生机制有了新的批评性认识，并在文化学范畴内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今天，理论界对“歇斯底里”症状的讨论还在解构主义和性别研究视角下提出新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歇斯底里”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与女性典型气质和性情、性格相关。1900年前后，19世纪的心理小说逐步发展为意识流小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罗伯特·瓦尔泽、奥托·威宁格和理查德·弗莱海尔·冯·卡拉夫特-埃宾的意识流作品中都提供了女性“歇斯底里”案例。
同时，对“歇斯底里”的研究和讨论直接导致了心理分析的诞生。心理分析的首创者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是自然科学家，他早期从事人的神经系统研究，而且他在189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涉及神经系统。从1886年开始，弗洛伊德开始在巴黎的萨勒贝特里埃医院（Salpêtrière）与法国著名神经科医生让-马丁·夏科（Jean-Martin Charcot）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在那里开始研究采用催眠方法治疗“歇斯底里”症。他发现“歇斯底里”现象与意识分裂、注意力分散、梦和暗示等现象相关。
1899年，弗洛伊德结束了催眠和“歇斯底里”的相关研究，之后他开始逐步偏离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采用文学叙述的方法。对此，他在1895年与约瑟夫·布劳尔（Josef Breuer）共同写作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并非一开始就是心理分析家，而是跟别的神经科医生一样，受过诊断学和电子诊断学专门训练。后来我在撰写病例的时候发现，我写的案例都跟文学作品一样，这点深深地打动了我。”[12]弗洛伊德的方法论转向为他日后建构心理分析学说打开了通道，铺平了道路。这个方法论转向具体体现在他1900年发表的最著名的《梦的解析》一书中。此外，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还发表《性理论论文集》（1905）和其他有关儿童性行为和神经学的论文。弗洛伊德晚年还对文化批评和文化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部书“旨在提供心理学新方法的证据，梦是可以解释的，在使用释梦方法时要相信每个梦都具有心理结构，这就说明，梦与清醒状态下的内心驱动现象相关联”[13]。因此，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首先是文学阐释学的方法，他试图证明，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心理活动非理性作用的结果，更不是形而上学的某种信息。他通过研究证明，梦是睡眠意识下感官结构的产物，因此需要开发一种解释梦的意义的方法。同时，他认为要十分重视梦的阐释学的先决条件。梦是一种双重机制下的产物，一种是“集中”，另一种是“转移”。它们同时对思维材料进行加工，并将思维材料以梦的形式表达出来。“梦思维和内容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像同样的内容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或者说梦内容在我们面前表现了梦思维，其表达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和结构，我们可以通过与原型的比较和翻译来认识它们，梦内容是用图像语言来表达的，它的符号可以分别翻译成梦思维的语言形式。”[14]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梦不仅仅有解读的需要，而且也是可以被解读的，因为梦的解读基础是一种有规律性的编码系统。梦所揭示的显然是一种对“潜在内容”的可靠暗示，因此，梦是一种可以被解释的信息。[15]如果采用了正确的解释方法，那么就可以追溯到它的生成起源，就可以找到梦生成的那些“被压抑和被排斥的愿望”[16]。弗洛伊德已经说明了他对梦的解释方法与文学解释方法的相似性，这种解释方法也与神学、文学、医学、法学的解释方法相似，这就是德国传统精神科学中的阐释学。人在释梦和对梦的认知过程中，会使用隐喻，也会使用通常的文本、语言、符号、翻译等手法，这也进一步说明释梦与文学解读有共通之处。弗洛伊德甚至还认为，梦的解释和分析最终是一种“最美好和最富有诗意的诗人工作”[17]。但是无论怎么说，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无法彻底被解释的，阐释循环的原则说明“任何梦都有无法解释的地方，这就像雾霾一样，这就是梦的无法彻底认知的秘密”[18]。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中心内容可以说就是一种设想，人可以暂时排除清醒的、有意识的自我，然后进入人的潜意识状态中。这种人类学和性格学模式看上去似乎与他的催眠法无关，似乎他放弃了心理分析和心理暗示的方法，实际上他通过分析梦境来刺激病人，让病人激发出某种想象力和意识流，使得清醒状态下的意识受到一定的抑制，让被排斥或受到压抑的潜意识中的内容得以出现。因为弗洛伊德假设，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疾病就像梦一样，都是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能够通过言说疗法，通过倾听以及记录的方法来解释病人的言说，这个过程也就是治疗过程本身。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欧洲现代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欧洲和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使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科学发明、技术进步一方面加快了西方的文明进程，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和迷茫。城市移民和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革命频发，战争风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奇葩丛生，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点彩派、野兽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青年风格、立体主义、新实际主义、照相现实主义、抽象派、后现代等，这些艺术思潮和文艺思想如沧海横流，不仅在欧美大地广为流传嬗变，也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文学经典的生成和传播。
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生成和传播，无论是在源语国还是在中国，都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从法兰克福学派文学社会学代表人物利奥·洛文塔尔的唯物主义文学史观和社会心理学来看，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生成和传播还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文化工业机制有密切的联系，与传播方式和传播控制机制相关。文学经典不仅是因历史沉淀而产生的，而且也是在社会传播中生成的。本卷论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现象均印证了这一基本事实。
洛文塔尔明确地指出：“文学史仅在精神史层面上去观照从原则上看是没有说服力的……一种解析式的文学史必须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文学史必须从文学作品中反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来做出解释。”[19]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理论一方面强调了文学经典生成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关注到了文化工业产生的群众心理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这一视角出发，他指出：“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解释上层建筑对于认识意识形态概念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其内涵具有掩饰社会矛盾的功能……因此，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研究的任务。”[20]可以看到，洛文塔尔的批判文学社会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传统，他在文学传播中运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这一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也在本卷的分析中得到了相应的贯彻。
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接受和再度经典化问题分析上，本卷也接受了洛文塔尔的批判文学社会学接受理论。洛文塔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文学接受（literarische Rezeption）受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影响的观点。艺术品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样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的产生也与意识形态的产生相同，均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反映出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以及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之间的关系便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洛文塔尔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深究的问题，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集中讨论的问题。
在本卷中，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遵循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现代主义运动的生成和文学经典的生成印证了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均具有一定的“抗争性”（nonkonformistischer Charakter），文学经典在生成的过程中往往具有超时代性和不被接受性，以及在生成之后大众传播的“保守性”（konformistischer Charakter），他们在美国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狂潮中看到了优秀文学作品的这一特性。就像洛文塔尔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刊物《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没有艺术心理，没有作家和读者的接受感知以及相应的因素，没有对作家、作品和读者三个元素的无意识作用研究，就不会产生诗的美学。”[21]
洛文塔尔对1880年至1920年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在1934年的《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战前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上述时间段内在德国发表的800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的书评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作家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德国文学接受史上具有如此长盛不衰的接受效应。他在这些书评中发现，这些评论家的立场和观点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价值观一致，并与评论者的所属社会身份相符。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基本反映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那一历史时期的价值情感和悲观主义心理，表达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无奈，也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这一社会阶层中的接受基础。他看到：这些文学评论“不断地表达一种思想，即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通过对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化，以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扭曲解释的目的，世界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资产阶级个人的神话，他们越是不能接受现实，现实在他们眼里就越像是一种非理性的光环”[22]。洛文塔尔的批判文学社会学的目标在于，通过文学作品的认知去反思和改变那些客观上存在着的认知阻碍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对社会现实的错误判断。在讨论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和传播机制中，无论是在源语国还是在接受国，本卷都遵循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学”原理，参照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和传播案例研究范式，对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在生成、传播、接受三个层面上做了分析研究。
本卷研究从“传播力场”的生成机制与构成要素出发，对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要素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出外国文学经典生成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机制。本卷在讨论都市文学、意象主义诗歌、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苏联红色经典和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以及欧美文学经典的具体文本生成机制时，均观照了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学中的“理论力场”“理解力场”和“传播力场”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原理，将经典作品、经典作家、译者和读者纳入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绘画、建筑、时尚、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艺术形态的相互动态渗透角度出发，对20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思潮、经典作品及其生成背景，尤其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翻译、接受、传播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读，力求为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接受与传播研究进行有益的探索。
[1] Reiner Thomssen，,,Pionierleistungen medizinischer Forschung，die das Leben revolutionierten．Die Entdeckung der Mikroorganismen als krankheitsauslösende Umweltfaktoren“，in Ulrich Mölk（Hrsg.)，Europäische Jahrhundertwende．Wissenschaften，Literatur und Kunst um 1900，Göttingen：Wallstein，1999，S.251.
[2] Arthur Schopenhauer，Gesammelte Briefe，hrsg．v．Arthur Hübscher，Bonn：Bouvier，1987，S.296．hier vgl.：＜Brief an Julius Frauenstädt vom 12.10.1852＞
[3] Siehe Karl von Meÿenn，Die groβen Physiker．Von Maxwell bis Gell-Mann，C.H．Beck，1997.
[4] Ernst Mach，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Vorlesungen，Leipzig：VDM Verlag，1903，S.VIII.
[5] Ernst Mach，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und das Verhältnis des Physischen zum Psychischen，Jena：Fischer Verlag，1900，S.16.
[6] Ernst Mach，Erkenntnis und Irrtum，Skizzen zur Psychologie der Forschung，Leipzig：VDM 1906，S.59f.
[7] Henri Bergson，L’évolution créatice，Paris：Librairie Félix Alcan，1907，pp.59-64.
[8] 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土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0页。
[9] 美国意象派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是闭门不出、蜗居在家写诗的典型代表。
[10] 亨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洪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9页。
[11] 即今柏林洪堡大学。
[12] Josef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Studien über Hysterie 1895，Einleitung v．Stavros Mentzos，Fram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1991，S.180.
[13] Sigmund Freud，Studienausgabe in zehn Bänden，hrsg．v．Alexander Mitscherlich，Angela Richards u．James Strachey，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2000，Bd.2，S.29.
[14] Sigmund Freud，Studienausgabe in zehn Bänden，hrsg．v．Alexander Mitscherlich，Angela Richards u．James Strachey，Frankfurt am Main，2000，Bd.2，S.280.
[15] Ebd.，S.152.
[16] Ebd.，S.175.
[17] Ebd.，S.281.
[18] Ebd.，S.130.
[19] Leo Löwenthal，,,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in ZfS，Jg．I，1932，S.318.
[20] Leo Löwenthal，,,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in ZfS，Jg．I，1932，S.319-320.
[21]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Hrsg.)，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Lüneburg：Alcan，1987.
[22] Siehe Leo Löwenthal，,,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m Vorkriegsdeutschland“，in ZfS，Jg.3，S.343-382；nachfolgende Veröffentlichungen：1964c，teilidentisch mit 1934；1975b，aus dem englischen rückübersetzt；1980a：LS -Bd.1，wie 1934．S.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