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京师大学堂的地位嬗变为接纳现代学科创造了条件

晚清学部的建立，使京师大学堂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学部建立肇始于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学部成立前，已经有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成立商部和巡警部等举措，这基本属于“增量改革”，牵动旧利益较少。而成立学部，则牵涉到礼部、国子监、翰林院等复杂的利益关系。

（一）京师大学堂与全国教育管理权力的日渐分离

考察大学堂的发展运行轨迹，有一个职位的变化应该引起注意。1904年，清廷简派的“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变为“总理学务大臣”（简称学务大臣），官职名称上已经没有了“大学堂”，这个变化实际上标志着京师大学堂与教育行政管理权力的开始分离。

1904年张之洞曾上过一片专折，谈到“查现在管学大臣，既管京城大学堂，又管外省各学堂事务。目前正当振兴学务之际，经营创始，条绪万端，即大学堂一处，已属繁重异常，专任犹虞不给，兼综更恐难周。况京城大学堂不过学堂之一，其所办是否全行合法，师生是否一律均有成效，亦宜别有专司考核之大员，方无窒碍”。他给出的解决建议是：“臣之洞与诸臣商酌，拟请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其京师大学堂拟请另设总监督一员，请旨简派三四品京堂充选。俾专管大学堂事务，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仍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可期矣。”^[1]清政府颁布上谕同意了这个建议：“管学大臣著改为学务大臣钦此”。^[2]这样，原来“管学大臣”的职责就一分为二，“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3]学务大臣的具体职责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这样明确规定：“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4]第一任大学堂总监督是大理寺少卿张亨嘉^[5]，大学堂的“行政级别”骤降^[6]。

学务大臣时期（1904—1905）是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前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建立新的官署或机构。在这个时期，京师大学堂与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渐渐分离，“学务大臣”超越京师大学堂之上专职统管全国学务，使得教育行政从传统教育体系内相对独立出来^[7]。京师大学堂这种远离中央行政管理权力的“边缘化”，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来说，或许是一种松绑和解脱。陶行知曾就此评价说，“张之洞等请在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别设大学总监督，奉旨颁行。大学及全国学堂，从此纯粹从事教学，不再带教育行政之色彩”。^[8]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权力和权力的使用都是有惯性的。

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没有专门独立的管理全国学校事务的办事机构和属官不同，新设置的学务大臣配备了专门属官：“分为六处，各掌一门。一曰专门处，管理专门学科学务。二曰普通处，管理普通科学务。三曰实业处，管理实业学科学务。四曰审定处，审定各学堂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五曰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生一切事务。六曰会计处，管理各学堂经费。每处置总办一员，帮办数员，量事之繁简酌定。学务大臣即于所属各员中，随时派赴各省考察所设学堂规制及课程教法是否合度，禀报学务大臣。如各省学堂学科有未完备、教法有未妥善之处，随时咨会该省督抚转伤学务处迅速整改，务使各省学科程度一律完备妥善，且免彼此参差”^[9]。上述六处也统称为“总理学务处”，并成为后来学部的雏形。

学务大臣配备分工如此细致的办事机构才能应付全国学校事务的管理这件事，说明京师大学堂独自管理全国学校事务时期，捉襟见肘，头尾难顾是难免的。如果要全力处理全国的教育管理事务，则很难保证有充足的力量来保证京师大学堂的管理和发展；如果把精力放在发展和管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发展上，全国学校事务的管理就变成“能简则简”的应付。

（二）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最高学府”的重新定位

学务大臣时期作为过渡时期仅仅一年多。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得学务大臣以及属官设置仍不能满足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同时，在新政背景下成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既是新式教育发展管理的要求，也是各派改革和保守力量博弈的一个焦点。

学部成立前一直就有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全国教育的中央机构的呼声。最早提出此建议的是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87）^[10]，最早提倡建立学部的中国人是维新思想家何启和胡礼垣（1895）。^[11]学部之所以迟迟未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礼部的存在。礼部是关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科举制的核心部门，学部的设立将从体制上动摇旧势力——礼部的地位和一些守旧官员的利益。在新政的推进中，1905年9月2日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这使围绕科举管理为核心的国子监和礼部因此失去了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和意义，直接促成了学部的成立。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颁布上谕，确认振兴学务，“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著即设立学部，荣庆著调补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著熙瑛补授，翰林院编修严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12]，并将国子监归并学部。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正式产生。学部的成立也成了中央行政体制变革的突破瓶颈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到一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全面开始。

京师大学堂的最高管理者由管学大臣变为大学堂总监督。京师大学堂不再具有兼管全国学校事务的责任，而成为了一所设在京师的、地位最高的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大学，即俗称的“最高学府”。

（三）“去行政化”后京师大学堂近代化的加速

单刃为刀，双刃为剑。双刃剑在今天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件事物的两面性，或者对于特定事物产生双方面的影响。

学校教育权力以外的行政管理权力和地位对于一所大学发展的作用，就像一把双刃剑。京师大学堂在初期，一方面可以借掌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扩大和发展学校的影响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行政权力有助推器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作为体制内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的大学，其学术学科的自由独立与发展往往因此而受约束。对全国学务的管理之权，实际是超出了一个学校职能和能力范围的“负担”。一个大学的发展对于行政权力的倚仗，也容易对教育发展规律产生误判。

全国教育管理权从京师大学堂剥离出来后，京师大学堂作为一所相对单纯的大学在学部的一个专门司的“行政指导”下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去行政化”后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由于没有当时的学科评估数据，很难量化研究。本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角度是通过研究学部的机构设置以及所要完成的职能反推京师大学堂对于本该承担如此多的全国教育管理职能其实是勉为其难甚至事实上无法做到的，“合署”下去的结果不仅是全国学务管理的弱化和受损，而且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发展也必受其累。因此“去行政化”后的京师大学堂实际上是松绑和解脱，获得了某种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京师大学堂政治地位和管理权上“边缘化”后，虽然一方面在学科学术发展中有了相对独立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其发展的某些资源也有所受限，其困境有时还要从“行政化”余波带来的特殊待遇中“获益”解决。

1. 京师大学堂获得了专注内部发展的精力和空间

与教育管理行政职能的分离，使京师大学堂免去了必须设置众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才能履行的管理教育职责的困扰。

学部成立本身及其成立后的重要举措就是添设对全国学务的管理机构（当然学部的机构庞大也为时人所诟病）。这也可以理解为，对于全国学务的管理本来就是需要专业分工和管理机构的。如果不另设学部，京师大学堂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实力（包括编制和预算）设立如此多的管理机构并且履行管理职能的。学部成立后，马上增设和扩展用于专门管理全国学务的机构和职能，其中有从京师大学堂和学务大臣的职责中接手继承的，更多是新增设的。比如学部的整体机构设置为“五司十二科”（“总务司”下设机要科、案牍科、审定科；“普通司”下设师范教育科、中等教育科、小学教育科；“实业司”下设两科专管实业教育；“专门司”下设教务与庶务两科掌核办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各种专门学堂等一切事务、“会计司”下设度支、建筑两科）以及“三局二所”（即京师督学局、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和高等教育会议所），出现了有机构、有属官的设置。在这个庞大复杂具体的教育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中，京师大学堂原来的对全国学校的教材编写翻译、审核办学章程、考核教员、制定标准等具体管理事务，都交由学部的多个分工细致的专设部门去做；京师大学堂专为巡视各地学校事务而设的纯粹事务性机构如文案处、支应处、杂务处等部分事务也由学部新设立的相关部门去做；原来京师大学堂和管学大臣基本无暇顾及的对各地学校教学的分类指导和巡视工作，也由学部专门设立的定员和不定员的“视学官”和“咨议官”来完成^[13]。在新的设置中，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以了解对方学务情形，督促规范办学。而以前大学堂兼任指导京外各地学务时，只是在形式上应付，比如让各地学校填个报表然后汇总一下呈上。谘议官是学部事务的参谋顾问，“凡学部有重要筹议之件，随时咨询。该员于教育有所建议，均得随时分别函呈，以备采择”。谘议官分为四等，“一等视丞，二等视参议”，均由学部从中央和地方的中高级官员及教育界名流中挑选奏派；“三等视郎中、员外四等视主事，也由学部委派”，但主要是在各省学界挑选有办学经验者担任。1906年和1908年，学部先后两次奏派一等谘议官12人、二等咨议官34人^[14]。上述庞大的管理机构和专门管理人员，应该是当时全国新式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管理规模，显然这些是京师大学堂难以调动、使用和满足的资源配置。换个角度说，赋予京师大学堂管理全国学务这一权力和职责，对于京师大学堂所拥有的资源来说，只能做到如张之洞所言的“应付”^[15]。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一职，主要就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内部管理和发展了。

2. 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专门用于办学

京师大学堂开办经费和初期建设运转经费是由朝廷特批将华俄银行的岁息直接拨付给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认捐的费用和资助^[16]。但这两笔比较稳定款项的用途是包括了京师大学堂本身的发展和京师大学堂对于全国教育管理之费用的。学部成立后，户部拨付的俄华银行岁息和各省认捐仍然由京师大学堂使用，但已经是全部用于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和发展不再用于对全国教育的管理（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后，又申请了追加经费）。对全国学务管理之费用，则由学部单独筹措和预算。学部的经费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将各省岁科两考的棚费^[17]分提数成作为学部常年经费；二是把礼部、国子监两署经费并入学部；三是学部自行设法添筹其它款项。除了一段时间内因礼部仍保留而未将经费划入学部外，其他经费均照上述落实^[18]。也就是说，学部成立后对全国学务之管理另有经费来源，而京师大学堂原来得到的拨款可以作为办学经费专款专用了。

3.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享有较高地位

虽然大学堂不再拥有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之地位，总监督的品级也降为四品（在京师大学堂开办本科后总监督一职又被升为二品），但学堂管理者和教员却享有很高的薪酬待遇社会地位。这个很高的地位是由其“列作职官”的身份保障的。1905年学部成立时，曾对行政管理权限剥离后的学堂教员是否保持原来身份问题进行过讨论，最后的决定是学堂教员仍然列作职官，“别以品秩，判以正副，重以礼貌，优以俸薪”^[19]，以达到尊师重教、稳定师资的目的。据1905年12月21日《申报》的《议定学堂管制纪闻》报道，当时有如下品级之说：“大学堂监督，三品；大学堂助教，六品”等等。后来又有“大学堂监督既为专官，所有各学堂的监督、提调、庶务员等亦应一律分别品级改为实官，以便专心教育而免分营”^[20]的方案。这一身份，在官本位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具有稳定教师队伍的作用。当然，这也强化着其对朝廷的忠诚、认同和服从。这后一点对于大学的学术发展是何种作用是另一个研究话题。

4. 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发展有了相对自主性和灵活性

与全国教育行政管理权力脱钩后的京师大学堂，获得了相对轻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在决定京师大学堂的学科与学术向近代大学方向发展方面有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调整，朝着更接近近代高等教育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对于京师大学堂来说，让实操性的、应用性的法政理财科独立出去，而保留和设置学术型的政治学、法律学，并将之并合并为法政科，是符合近代学术性大学的一般规律的。1908年6月，学部奏准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以后脱离京师大学堂而独立。这些都具有大学学科设置近代化的重要意义。

是否开办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关键指标。由于创办初期没有符合近代大学生源的中学生生源，所以京师大学堂第一部章程（1898年）承认了“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京师大学堂之学生，其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21]的现实。尽管如此，在第一部章程中还是按照西方近代大学学科的设置方式，设计了公选课和专业课共25种^[22]。在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第二部章程即《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则明确提出了开办分科大学（即大学本科）的方案，“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学科，三曰大学预备科”。但由于没有大学本科生源，所以在大学分科专业设置一节的第一句还是写下了“大学分科俟预备生卒业再议课程”这样无奈惋惜的话。1904年京师大学堂第三部章程即《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没有开办大学本科的条件下仍然对未来分科大学的8大学科45个专业课程体系做出了详尽的规划。可见，开办分科大学实现本科教育一直是京师大学堂明确的办学目标，也是很长时间内的没有实现的举学之痛。

时间好不容易捱到了1908年。这时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毕业生有了一定的积累，各省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也可以为分科大学提供生源，教员也基本到位。按照第二个和第三个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划，分科大学的条件已经成熟。京师大学堂上下几次酝酿，致信学部开办分科大学。1908年10月京师大学堂向学部奏请开办分科大学，1909年获准。1909年，是清政府的新政突围之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去世）。但因分科大学新校舍的筹建需费时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开学典礼推迟在1910年3月31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才举行。至此，京师大学堂才真正成为了有本科教育的近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脱离了行政管理权力的京师大学堂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毕竟它仍是中国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下的学校。学部成立后经朝廷奏准，立即颁发了中国的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23]。这十个字，简明扼要指向清楚。“忠君”是当时清朝帝国体制所必须的，这涉及的是教育的政治原则；“尊孔”涉及的是教育的意识形态要求。京师大学堂奏请开办分科大学时，按照将近代大学教育规律设置的学科中，本来没有设立“经科大学”之计划。但学部大臣张之洞认为世风日下，“非早立经科，不足匡救其失”^[24]，坚持增设经科大学，结果京师大学堂不得不将经科（下设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四书为通习之课）^[25]列为本科教育的首要学科。教育宗旨的后三项则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民质之所最缺”，“尚公”指要崇尚公共政治，暗含着对王权政治的一种否定；“尚武”指要崇拜武力重视军事教育，暗含着近代化的取向；“尚实”则指要崇尚实用科学教育。“尚公尚武尚实”体现的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转向。京师大学堂只能尽量在其它课程设计中努力接近着教育近代化的方向。

总之，从晚清学部成立前后京师大学堂的定位和发展来看，行政权力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有着两方面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期借助自身的行政权力地位获得了较多的资源，确立了最高学府的示范和地位，但同时兼负教育行政管理权力也对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学术发展带来限制和约束；“去行政化”后的京师大学堂，在学科和学术方面有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晚清学部成立前后的京师大学堂，是在拥有和失去、摆脱又离不开教育行政管理权力因素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纠结和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京师大学堂这一特殊地位及其演变，对其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学系的诞生地有重要的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的综合性近代大学，它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分别从不同的两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能成为现代政治学在中国落地生长之地，它对于近代学科的选择具有现代型的使命也有“国家需求”、“政治统治”的考量。它的政治使命和行政地位决定着它会紧密地自觉地与实现国家政治目标靠近，它的知识使命和精英地位决定着它对教育和学术的最直接目的的本能追求，这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最早具备了接纳和建立政治学科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

[1]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页，《奏请专设学务大臣和大学堂总监督片》。

[2]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著将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谕旨》。

[3]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页，《奏请专设学务大臣和大学堂总监督片》。

[4]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5]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零七，志八十二，选举二）第213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 宣统元年即1909年，大学堂监督升为二品官员，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大学堂监督将升二品》。

[7] 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9]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或陈景磐、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0] 参见［英］李提摩太著：《七国新学备要》，上海：广学会1892年版。

[11] 参见何启、胡礼垣著：《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180页，《新政论议》。

[12]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45页。

[13] 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14] 《奏续调人员差遣折》，《学部官报》1996年10月28日，第4期。

[15]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为开办京师大学堂谕》，《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16] 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535页，《户部筹拨京师大学堂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奏折》《学部为提取大学堂华俄银行息银事致外务部咨呈》等。

[17] 考棚也称贡院，是科举考试的场所。修、建考棚的经费为棚费，由各地公银支出和各地官绅捐资。

[18] 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1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20] 《学堂教员均改实官》，《申报》，1907年7月22日。

[21]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22] 同上书，第82页。

[23] 参见《奏陈教育宗旨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参见《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24] 《议开经科大学》，《盛京时报》，1908年5月29日。

[25]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