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经历

新中国成立时我刚满10岁。年纪虽小，但已经记事儿了，也应该算是经历了北京解放前后的变化和新旧社会的对比。

1948年，特别是下半年，有些国民党军进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城里又停电，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再加上物价飞涨，买粮排队，士兵满街走，真是兵荒马乱，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只好待在家里。

北京和平解放后，城里的国民党军撤到郊外接受改编，解放军进城。军管会贴了布告，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让老百姓安心过日子。接下来就是粮店有粮了，家里有电了。生活平稳下来，我们又可以去学校了。

恢复上课不久，区里就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竖起了两块牌子，上面写着“学校附近，噤声慢行”。老师们对政府关心学校都很感动。有一回上自习，同学们又吵又闹。老师进了教室就说：大家安静点吧，街坊们都“噤声慢行”怕吵了咱们，可咱们要是这么吵，多给学校丢人。

1949年秋季开学，我上五年级。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美术老师教我们做五角星灯笼：用细高粱杆做骨架，再贴上红纸。这些都是我们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做的准备。

记得10月1日开国大典是下午开始的。我们年纪小，没去天安门，就在学校附近，唱着国歌，提着自己做的五角星灯笼，庆祝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街道就响应政府号召，办起了识字班教大家认字。旧中国留下来的除了贫穷，还有落后，很多人不识字。别看那时我是个小孩，在街上看布告还有人问我上边写的什么，说他自己是“睁眼瞎”，感叹要是能认字该多好。当时收音机里经常广播这首歌：“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这是在鼓励大家学文化。

离我家不远的区文化馆开设了一间阅览室，里边有报纸、图书，这是为方便大家学文化。阅览室还有儿童读物、小人书，我放学路过这里，经常进去看点课外书。有一次看到一本，书的名字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印错了。我看过小人书《三打祝家庄》，那是“梁山泊”，不是梁山伯，而且祝家庄也没人叫祝英台。等看了书的内容，才知道原来不是一码事。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南方的故事，知道了“蝴蝶双飞”的由来。

再有就是宣传卫生知识，提高老百姓的健康水平。街道组织大家把胡同里的垃圾堆、脏土堆清除掉，每天下午，有车来收垃圾。到了夏天，街道就宣传饮食卫生，让大家改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落后习惯；还组织大家在院子里“翻盆倒罐填树洞”，清除蚊蝇滋生条件，预防脑炎、痢疾传染。

还有一件就是由妇幼保健站免费给孕妇发豆浆。记得有一次我替婶子去领豆浆，保健站的大妈就说咱们现在还穷，只能发豆浆，等以后富裕了咱就发牛奶，让咱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更壮实。

现在想想，所有这些都是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很是得民心。

1951年夏天该升初中了，可是我小学书念得不好，没考上市立的中学，只考上私立大同中学（后改为二十四中），需要交学费。到了第二年，我又交了学费。开学没多久，就接到北京市的通知，所有私立中学全部改为市立，已经交的学费全部退还。这件事让我父母既高兴，又感动。因为当时还在抗美援朝，国家也不富裕，还能这么为教育花钱，真是让人感动。过了两年，学校又盖了大楼。我们也从平房教室搬进了楼房，教室不但宽大明亮，而且有暖气，楼道里还有厕所。

初一、初二我的学习还是不怎么好。到了初三，好像开了点“窍”，学习主动了一些，成绩也上去了，考高中就不那么费劲了。高中的成绩也一直不错。

1957年春节一过就到了高三下学期，该准备高考了，要填报志愿。那时我想学工科，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清华。在为高中生组织的开放日活动中，我还参观了清华。

参观清华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大，学校里边还有铁路（后来铁路改线，移到校外）。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食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一九五六去矣，人民大米君又吞下多少”，下联“一九五七来也，青春力量君将献出几何”。这副对联写得既诙谐风趣，又不落俗套。我真是佩服这些工科学生的文采。

我在高考检查身体的时候出了麻烦，血压的高压为138mmHg，按规定工科要在135mmHg以下，我高出了3mmHg，不能报考工科了。我们班主任是物理老师，安慰我说：没关系，正好报北大物理，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