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追溯源头

我在上学和工作期间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围绕商周考古展开的。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其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早是宋健院士和李铁映国务委员提出的，宋健说：“我到国外访问，参观许多文明古国的博物馆，展板上都写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年代、什么王朝，可是咱们的博物馆上古的很多都说不清楚，比如夏朝的开始，有的说是公元前20世纪，有的说是公元前21世纪或公元前22世纪，究竟哪个对？”他决定找一些专家听取意见，经过讨论后，我们觉得对夏商周的断代研究比较可行，于是1996年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任何科研攻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能完成的，必须跨学科、多学科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我自己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作用，一定要走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路子才行。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了夏代的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过去很多人认为夏代只是个传说。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历程，殷墟和郑州商城的发现确定了商的存在。按照文献记载，夏在商的前头。怎么证明呢？考古学上找到了比商更早的遗存，这是其一；再一个，根据文献，夏的活动范围和考古发现的地点是一致的；最后，我们对出土文物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且用碳十四测定它的年代。最终我们证实了，以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夏文化，夏代是确实存在的。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我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开阔，我觉得不能仅仅局限在夏商周这里，应该继续往前追，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确定夏代存在以后，那么夏以前呢？按照司马迁讲的，上古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后大禹建立夏朝，进入三代。那么，以夏为基础再往前追，可能能追到文明更早的源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我们又开始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希望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往夏以前追溯，我们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推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所在地，尧也被证实是存在的。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古城，有两重城垣，还有古观象台，测定的年代是4100多年前，文献中尧部族活动的地方就在这一块。把这几个对起来，推测这里是尧都所在地，我觉得是合理的。

再往前还有没有源头？有没有比尧更早的文明？上古文明是如何演变的？在不断追溯中，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后来发掘河南三门峡灵宝县（今灵宝市）的西坡遗址，有大房子，有比较大的墓葬，但是出土的玉器只有一件玉钺。同一时期的良渚文化玉器十分发达，且大多是祭祀用，西坡遗址在规模上和良渚相当的大墓比就显得很寒酸。过去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反映了二者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走的道路不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神权占主导地位，而在中原地区，祖先崇拜是第一位的，要传宗接代、要考虑本族的长治久安，因此才会出现比较简约的情况。正是因为道路不一样，最后崇尚神权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灭绝了，只有崇尚祖先崇拜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一直存续下去，没有断过，到了夏代以后逐步扩展，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华文明一统的格局，敬天法祖的祖先崇拜也构成了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信仰。这也充分证明了道路决定命运，不同的道路选择，决定了文明的不同演变模式。当然，以后可能也会有新的材料来证明它或者推翻它，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总之，在我“安身立命”的商周考古之后，我的研究就这样逐步地往前推进，不断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找中国人的根源，这是我研究上古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