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内心的贫瘠，内心的富饶

我们评价一个人时，总会用“内心丰富”这个说法。究竟什么样的人，称得上内心丰富呢？实际上，内心的丰富来自于意识的发展。当意识停留在原地，人只能感知到自己，不能感知到别人，心灵会日渐萎靡、匮乏。可以说，意识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给心灵多带来一份富足，而意识的停滞，则意味着心灵的贫瘠。

贫瘠的心灵势必带来偏见和狭隘，让我们的生命很难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我们会处理不好和父母的关系、和妻子或丈夫的关系、和亲人朋友的关系、和同事与上司的关系，我们会处处碰壁，感到无比压抑和委屈，或者心生怨恨，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认为是别人造成了自己的痛苦。

对于这些还停留在自恋阶段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继续前进，不断将自己的感受向外拓展，最终让心灵挣脱狭隘的牢笼，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自恋与心灵的贫瘠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由于受到父母的忽视、虐待或者溺爱，自我意识并没有得到发展，还停滞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所以，他们的心理缺乏弹性，顽固地以自己的观点要求所有人。

以一个人的标准去要求另一个人乃至所有人，这既是自恋，也是缺乏他人意识的表现。

有一年，芝加哥的两位名人相继被爆出婚外情，恰巧那个时候，我正在芝加哥举办一场关于“自恋与他人意识”的讲座。讲课当天，会场里坐满了大约四百位观众，在互动环节，有人问我对近期爆出婚外情的几位名人怎么看，我没表态，只是向提问者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正在通奸的女人被人从床榻上拽了下来，拖到一位圣人面前，请他发落，后面跟了一大群人。这个女人蒙住脸颊，把头低到了泥土里，被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一个愤怒的人诘问圣人：“律法规定，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认为？”

圣人知道，如果自己支持对女人用石刑，那无疑很残忍，也很不公平，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有个关键人物从这一幕里消失不见了，人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扣在了这个女人身上，却放过了那个与她相好的男人。但是，如果不用石刑，又是对律法的置若罔闻，那么，圣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圣人没有直接理会兴奋的人群，他也没盯着那个蒙羞的妇人，而是弯下了腰，在地上用手指写字。

人们面面相觑、一头雾水，然后静等许久，看他是否会说些什么。但圣人一言未发，人们忍不住再次发问，向他发起舆论的攻势。终于，圣人直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下过罪过，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言毕，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起字来。

他在地上写的是什么呢？是在列举每个人的罪状？还是在写那个消失情夫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渐渐地，愤怒的人群平静了下来，然后，年老的人们离开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散去，直到最后，所有人都离开了。这时，圣人直起身来，转向女人说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今往后不要再犯罪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会场鸦雀无声，我明显感受到了现场气氛的沉闷。一位女性举手，示意她迫切地想要发言，然后，她站起身来说：“派克博士，我太震惊了，你居然会认可婚外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慨！”她说完后，会场里有人鼓起了掌，很明显，这些人对我的回答也很不满。

面对这样的怨怼，我告诉他们：“我知道，现场有很多人希望我能义愤填膺地谴责那些出轨者，但用某种道德观去评判一个人，很容易陷入僵化和肤浅，看不到事情更多的内涵，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诸多启示。我引用这个故事，并不是在支持谁，而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像那位圣人一样，从更高、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急着用刻板的概念去定义世界。当我们的眼光不断拓展时，我们的内心才能不断成熟。”

说到这里，我观察了一下台下听众的反应，很多人的表情从之前的眉头紧皱，变得平和了不少。

当看到一个人犯错时，指责总是最容易的事，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思考人性，不仅如此，还会削弱我们的感受力和共情能力，让心灵变得僵硬、枯燥和贫瘠。

人可以从自恋出发，走向伟大

在这里，我要以约翰·弥尔顿·芬恩少将为例来说明，即使是一个自恋的人，如果他能够不断拓展自己的意识，也可以将自恋转变为一种成长的动力。

芬恩是美国陆军驻日本冲绳基地的总司令。在我刚到冲绳陆军医院报到时，我的前任就对我说：“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总算熬到头了。等你见到咱们那位司令官，你恐怕会难以忍受，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恶的‘阴茎自恋者’，一天到晚拿着根棍子到处戳人。”

前任所说的“阴茎自恋者”，在心理学上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一生中最主要的无意识动机，就是希望自己阴茎的尺寸能够得到别人的赞美。同时心理学认为，这常常是驱使人们追逐权力并走向显赫的动力。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的确看见芬恩将军用手杖戳过不少人，但我还观察到，他戳人的技术相当精准，被他戳的几乎都是比较懒惰的人，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与芬恩将军相处得非常好，他对我非常信任，我在军队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一些比我军阶高很多的人。

一天傍晚，我正要离开办公室，门诊部的秘书跑过来对我说：“芬恩将军要你立即到操场上去，那里发生了紧急情况。”

我急忙赶到操场，看见芬恩将军坐在临时放置的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绕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军官，其中大多数的军阶都比我高，同时，还有一支特警队在一旁待命。不远处，五个黑人囚犯正挟持了一名白人囚犯作为人质，刮胡刀已经抵在了人质的喉咙上。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几个星期前，越南长平监狱因为种族歧视，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为了善后，军方将60名越南监狱的囚犯送到了冲绳，事先却没有告知这些犯人都是黑人，并且都是武装暴乱的头目。由于缺乏准备，这批犯人到达后，营区的纪律迅速恶化。负责的军官试图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找来十几个集装箱，在侧面打几个通风的孔，然后放在操场上，作为隔离牢房，将违纪的犯人关了进去。而现在，这些黑人囚犯劫持了人质，要求将集装箱撤除，他们认为集装箱是装东西的，而不是装人的。

事实上，对于牢房的面积、通风、温度、光线等问题，政府早都有了明确规定，集装箱的确不符合要求，但更重要的是，黑人囚犯坚信警卫会从通气孔中喷毒气，这些集装箱是种族灭绝计划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军官们因为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种族灭绝计划，所以他们认为黑人囚犯挟持人质，肯定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身为心理医生，则主张军官们不要太紧张，囚犯们的行为显示出了对我们的不信任，他们认定自己会被警卫杀害，并且这种妄想和偏执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能再去激化。

对于如何处理这次事件，我们分成了立场相反的两派。绝大多数军官认为必须维持军纪，对这些犯人予以镇压，如果顺从他们的要求，会严重损害警卫以及长官的威信和权威。特警队也表示，他们有九成把握可以射杀劫持行动的头目和其他黑人囚犯，不会伤害到人质。而我则建议立即撤除集装箱，缓和犯人的情绪。现场只有一位军阶较低的黑人军官同意我的建议，其余30多位军阶很高的军官，则都主张用特警队消除暴乱。

芬恩将军沉默了，我知道，他此时陷入了心理学上的“双重束缚”——向左也不是，向右也不是。如果撤除集装箱，很可能引起警卫们的骚乱，而不撤除，则会让事态恶化。

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刻，芬恩将军该如何决策呢？沉默了一会之后，他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下达了命令：“立即把集装箱处理掉！”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四十分了，而到了十一点，也正是警卫换班的时候，16名警卫代表气势汹汹地请求晋见司令官。他们谈到，这几个星期以来囚犯们对他们的辱骂，以及他们日夜面临的恐惧；谈到因为司令官向囚犯屈服，会使本已极端困难的工作变得更加不可能完成。面对咄咄逼人的警卫们，芬恩将军镇定自若地与他们谈论了勇气与荣誉、领导力与孤独、义务与责任、善与恶、对与错、自由与美国历史、优点与弱点、保持人性的代价与风险。

就在午夜前，16名警卫代表齐刷刷向芬恩将军行完军礼，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基地没有发生任何流血冲突，也没有再发生暴动。无法想象如果将军采纳了另外那30多名军官的建议，事情会演变到什么程度。

后来，芬恩将军肩扛两颗星离开了冲绳。离开的前一天，他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道别，我借机问了他一个问题，以解答我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芬恩，你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可以告诉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

他在椅子上沉思了足有一分钟，然后，微笑着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受人尊敬。”

芬恩坦率地说出了自己成功的心理动力。从某方面来看，我的前任说的基本属实，芬恩将军是一个自恋的人，他渴望权力和地位，想要别人仰慕他、敬佩他。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原生的、天然的自恋都是不好的，虽然芬恩将军成功的动力，是源自渴望别人钦佩的自恋，但实际上，他已经将自我意识拓展到了他人意识和组织意识的领域，并信仰着某种人道的价值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那天晚上，他冒着得罪大多数人的风险，下达了拆除集装箱的命令。

如果一个人始终沉迷在“自恋”中，没有人道的价值观，是不会像芬恩那样顺应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他们会习惯于投机专营和随大流，会以一种补偿心理疯狂追逐权势和地位，会表现得十分固执、冷漠和傲慢，不近人情。

本质上来看，自恋是一种心灵的僵化。在解释“自恋”这个概念时，心理学家常常会提到纳西索斯的故事。纳西索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俊美的男子，无数少女对他一见倾心，然而，他也是高傲、冷漠的，拒绝和一切人进行心灵交流，也从不去爱任何人。一天，纳西索斯来到水边，水面平滑如镜，突然，他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顿时被那大理石雕像般的容貌惊呆了。他爱上了自己，迷恋到难以自拔，于是跳进水里想拥抱自己，却因此溺水而亡。纳西索斯的同伴们来到水边，他们没有找到他的身体，却在他曾经躺过的地方，发现了一朵花心金黄、花瓣雪白的水仙花。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自恋之人就如同大理石一般坚硬、冰冷、封闭，虽然美丽，但毫无生命力，他们为人傲慢，固执，不近人情。而这个故事从冷漠的纳西索斯开始，却以柔美的水仙花结束，这暗示着，当内心深处那个顽固狂妄的自我死亡时，心灵之花就能绽放。同时，也揭示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治疗自恋的良方，正是自恋本身。

芬恩将军就是用自恋治愈了自恋，他喜欢用手杖戳人，这个动作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冰冷且粗暴的，带有明显的自恋意味——高高在上，随时有权指挥和敲打别人。但是，芬恩将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像纳西索斯那样故步自封，整日只活在对自己的迷恋中，他能够拓展自己的意识，这让他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听到外面的声音，保持着公正与人道之心。

比如他用手杖戳到的，都是些惫懒的人，这证明他对事情有着客观的判断。而且，芬恩将军并不固执，也不会盲目地从众，他在处理人质事件时，就显示出了沉着、睿智和对囚犯的人文关怀。在他和警卫代表的谈话中，他没有用自己的头衔强压对方，逼他们必须毫无怨言，而是引导着这些警卫去拓展他们的意识，让他们能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这次事件。

所以，虽然芬恩将军也有着自恋的表现，但因为他的意识没有停止拓展，所以，他用自恋激发出了自己的领导力、决断力，以及用自身行动实现“受人尊敬”的成就。他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我看来，芬恩将军的故事就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从自恋出发，一路不断拓展自己的意识，就可以一步步走向伟大。

不含敌意的坚决，不带诱惑的深情

一个人如果既自恋，又不愿向前发展自己的意识，那么他的自恋很可能属于恶性自恋。这样的人最容易缺乏共情能力，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恶性自恋最先破坏的，就是婚姻关系，而且摧毁力超强。两个恶性自恋的人如果结合在一起，他们将沉浸在无休止地相互指责和抱怨中，迟早分道扬镳。

意识的进步会带来心灵的富足，心灵富足的人不会恶性自恋，而是会尊重对方的感受、意愿和选择。即使对方犯了错，他们在批评时也会流露出善意，心理学家科胡特将这称为“不含敌意的坚决”。与此同时，他们对待恋人和伴侣的态度，则是“不带诱惑的深情”。

而今，当我回顾自己30年前在婚礼上的誓言时，才发觉我当时是何等的自恋。那时我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给婚姻设定了两个不切实际却又根深蒂固的目标：一、我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她；二、她也应该像我爱她一样爱我。我相信刚刚进入婚姻的人，普遍都有这样的想法，但这却是种“带着诱惑的深情”。

最初，我们的婚姻也甜蜜得让人喜不自胜。但后来，随着幻想的破灭，接踵而至的是深深的痛苦。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所付出的爱，却并不是她想要的，不能让她得到满足。比如我想努力工作，让她衣食无忧，但她却把一束玫瑰看得更重要，这令我感到十分沮丧。同样，她按照她的想法所付出的爱，也不是我想要的，这又令我陷入了不被理解的孤独。

几年之后，我的妻子莉莉因为体重问题非常沮丧，主动寻求心理治疗。又过了大约一年，我也因为焦虑问题接受了心理咨询。虽然，这两件事表面上与我们的婚姻没有直接关系，但就像世间万物都有联系一样，婚姻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至少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丈夫和妻子，夫妻尽管具有独特的人格，但也都会受婚姻系统的影响。婚姻如果出现问题，对配偶双方的心理都会造成负面影响，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莉莉表现为肥胖，我表现为焦虑。

经历了岁月的流逝，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满足她，她也永远无法用她的方式满足我，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两个人。在这个星球上，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婚姻就是将两个不同个性的人结合在一起。健康的婚姻关系应该本着“不带诱惑的深情”去接纳彼此的差异，欣赏对方不同于自己的特征。而当对方犯了明显的错误时，不要心生厌恶，或沉默忍耐甚至纵容，而是要用“不含敌意的坚决”，与对方真诚沟通。唯有在这样的关系中，双方的心灵才会共同变得富足。

在我看来，这种“不带诱惑的深情”就是真正的爱。正如纪伯伦所说：“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对爱而言，爱已足够。”

在真诚的关系中，绽放彼此

大约在60年前，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我与你》。

到目前为止，这都是一本在谈论人类关系方面极有分量的经典。马丁·布伯认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决定着我们的本质，也就是说，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世界，世界就会给你呈现出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处在两种关系中：一种是“我与它”，一种是“我与你”。就拿我和莉莉来说，当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厢情愿去爱莉莉时，我与她建立起的就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带着强烈的预判和期待去要求对方，如果对方没有给我想要的回应，我就会感到挫败、寂寞、痛苦和愤怒。事实上，这个时候，“我”爱的根本不是那个鲜活的、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个性和爱欲的莉莉，而是自己幻想出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并不存在于世上，只存在于“我”的脑中。正因如此，我付出的爱不仅无法让莉莉感受到，还会带给她一种压迫感。

相反，当我放下所有的预判、期待以及头脑中的执念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莉莉，她是那么生动、美丽、充满活力，她还有着自己的喜好和脾气。当我看见真实的她时，我也呈现出了真实的我，这时我与她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莉莉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它”，而是一个生动的“你”，我们双方比肩而立，心神交汇。

最好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前提，是不要带着太强的功利心和目的性，要用自己的全部与对方的全部相遇，让彼此在这种相遇中尽情绽放。

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不管你原本的动机是多么高尚，愿望多么美好，一旦掺入了预判和期待，将自己的目的和功利强加给对方时，你看见的一切都不再是真实的，你与对方构建起的也必然是“我与它”的关系。

还记得开篇时那则广告吗？它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典型的“我与它”的关系。在请邻座乘客喝酒前，广告里的商人先查询了对方所在公司的信用等级，虽然这种行为不是犯罪，但却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绝非真诚之举。

当我们被这些不真诚的关系所包围时，我们的心灵能不贫瘠吗？

真诚从来都是出现在“我与你”的关系中。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建立“真诚共同体”（Community），本质就是在建立“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就是真诚关系，即：我知道我与你是不一样的，但即使这样，我也会付出我的真心来尊重你、理解你、接纳你，而不是试图改变你、纠正你。当人们能够真正接纳彼此的独特性时，人与人的关系再也不会是一锅黏糊的粥，而是一盘兼容不同食材的沙拉，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独立的个性，保持着自己的完整、生动和真实。

完全不带目的性和功利心去对待每一个人，是很困难的。比如我和我的税务律师之间，就并没建立起“我与你”的关系。我很清楚，他有着我不具备的才能，而且这才能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但我们之间始终是一种雇佣关系，只在税务方面互相需要，至于他全部的生活，我并不了解，也没想去了解，而我也不会将我全部的生活告诉他。可以说，我与他的关系是片面的。但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并保持一定的人文关怀，不把对方仅仅看成是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这样的相处也不会出现问题。

而“我与它”的关系则与上面所说的不同，在“我与它”的关系中，不管对方是谁，在“我”眼中，都是没有生命的“它”。换言之，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人是物，甚至是生是死，我都毫不在乎，“它”仅仅是我可以利用的工具，我不会考虑“它”的想法和意愿，也不会照顾“它”的感受和尊严。

在这种关系中，“我”高高在上，除我以外的芸芸众生，都低我一等，可以被“我”俯视，任“我”驱使，我利用他们就像是利用一把椅子和锄头。我之所以认为开篇广告大错特错，就是因为它公然强调了“我与它”的关系，并暗示大家：利用别人是完全合理的，虚伪是可以得到肯定的。

在广告中，那名商人称呼邻座乘客为“最好的新朋友”，但事实上，于他而言，这位乘客不过是一件有利用价值的物品，一个可以随时用信用公司查到的账户，他并没有真正尊重过对方。

虽然奴隶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在很多人眼中，自己的同类却依然不是自由、生动和鲜活的个体，在任何背景下，都会有人将其他人视为一个数字、一串代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需要饮食和睡觉，有时会思考问题，内心有欲望和情感，他有尊严，看得见也听得着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带着强烈的功利心和目的性去和具体的人建立关系时，我们会无视他们的鲜活和丰富，只关注他们身上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某部分。比如园丁能不能帮自己修理好草坪，员工能不能帮自己赚得利润，至于他们其他的方面，则被我们强行删除了，他们的兴趣爱好、对未来的憧憬甚至性别，我们全然不在乎。也就是说，他们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阉割版的自我”，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我们与别人总是以这种方式建立关系，那么别人对我们而言，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实的。长期浸润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会有很多熟人，却没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们无法在这种关系中真正全面地了解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我们，所有人在他人的眼中，都是面目全非。于是，尽管我们整天身处人群中，却依然孤独。

阻碍交流，就是罪

人们对于“罪”的定义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迷失正道”。而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则是美国小说作家查尔斯·威廉斯做出的，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网络’中，所谓罪，就是在这个网络中设置障碍，阻止我们与其他存在进行沟通。”

阻止沟通之所以能成为“罪”，是因为它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让我们陷入了孤独。

心理学家荣格说：“孤独并不是因为身边无人。感到孤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无法将自己最重要的感受和他人交流。”

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总感到孤独和绝望，就是因为他们用各形各色的保护措施，将真实的自我紧紧包裹起来，这些保护措施构成了一重又一重的障碍，阻碍了与外界世界的交流和沟通，形同作茧自缚。而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帮助病人清除心中的障碍物，重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我或多或少带有神经症中“隔离型人格”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过分独立，不肯求助，也不愿意与人沟通。说起来，这和我的父母很有关系，他们为人正直，但控制欲太强了，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不能过分依赖他们，否则他们会严重侵占我个人的空间。为了保护自我的精神世界，我刻意拉开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心态：“我根本不需要他们，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事实上，很多像我这样怕被人看不起或怕被人认为不够独立的男人，甚至连问路都不愿意。在不得不问路时，我都会对太太说：“亲爱的，你去问吧！”对我来说，学习心理分析最大的好处，就是治愈了我这个毛病，让我能重新依赖别人，学会向人求助。我终于明白，在自己需要帮助时，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神经症并不是脚下的小石子，发现它碍事，一脚踢开即可。它更像是一块巨石，很可能需要你穷尽一生的时间，才能一点一点敲碎，并清理干净。荣格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所以直到25年后的今天，即使在我最需要帮助、而别人也愿意帮助我时，我依然很难接受别人的帮助。比如几年前的一个周日早晨，我和一位名叫苏珊的病人一起走出教堂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当时，苏珊停车的位置离教堂很近，而我则把车停在了几百码以外的一条路上。在我们从她车旁走过时，苏珊对我说：“斯科特，来这里，拿着我的伞。你可以在周三咨询时再还给我。”

“不用了，”我拒绝她道，“我不需要伞。”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上车之前，我身上已经湿透了。直到开出几英里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斯科特，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我开始对自己说，“见鬼！你真的又这么做了。”我又一次犯下同样的“罪”。虽然我确实需要那把伞，但我却拒绝了她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这种拒绝完全没有必要。对她来说，帮助他人是件愉快的事，而我的拒绝，不仅破坏了她的愉悦，也阻止了我与她之间一次真诚的交流和沟通。

当“好好先生”，也是一种罪

我还会犯另一种“罪”，那就是固执地想要成为“好好先生”。

早在10年前，我就确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一次，我答应在某个周五晚上为公众做一次演讲，地点就在当地的教堂。而在周三晚上9点半的时候，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你是不是派克博士？”我刚拿起听筒，尖锐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传来。很明显，来电者是一位较为年长的女性。

“是的，我就是派克博士。”我回答道。

“你是那个周五晚上要在圣麦克尔教堂演讲、并讨论性与精神的派克博士吗？”

“我是。”

“嗯，我会去听你演讲，”那个尖锐的声音随即宣布，“我还会带着我丈夫一起去。他总说自己年纪太大了，不能再和我做爱，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事实不是这样的。”

“那个……嗯……”我踌躇起来，以至于答得有点结巴，“其实……这并不是我演讲的主题。但是，在演讲结束后还会有个问答环节。如果那时你丈夫能就性爱与年龄的问题提问的话，我会尽力作答。希望我的演讲能让你有所收获。谢谢来电。”

放下电话后，我感觉很不好。我非常恼怒，既是因为那位妇女，也是因为我自己。我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呢？我不禁自问内心那个真实的自己。

一个明确的答案马上映入脑海。我真实的自己会这样说：“女士，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才会在周三晚上打我的电话，并对我周五演讲的内容指手画脚呢？这是我知道的最傲慢、最自私的行为了。如果你能不这么自私，你丈夫可能会对你更有兴趣。晚安。”然后，真实的我应该会直接挂断电话，以此来强调自己的观点。

读者朋友，你们是否会觉得那个真实的我不够礼貌呢？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么请回忆一下我们前文说过的，关于礼貌（经常是流于表面的）和真诚（可能是充满对抗性的）之间的区别吧。即使是圣人，在面对这样的人时，也会毫不留情地痛斥对方的自以为是。

在面对那位妇女不切实际的要求时，我使用了貌似礼貌的回应方式，并答应在演讲后的环节特别回应她。可事实上，那些话并不是我真心想说的，我是在扮演“好好先生”。可问题就在于，在扮演“好好先生”时，我其实是在假装交流。事实上，不论是她还是我，都没能给出任何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这相当于根本没有交流。在通话时，我至少应该诚实地让她明白，她的行为是多么恼人和无理。当然，那可能会让我显得不怎么彬彬有礼。至于她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说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我对此根本无需在意。不过，并不排除她在听了我的话后，会有一些轻微的改变，但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给她。相反地，我用肤浅的礼貌筑起了一座石墙，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交流的声响。

有了高处的信仰，人就不会在低处爬行

自恋是生命的起点，但是太自恋的人，也只能一直滞留在起点。他们的生命难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因此也就不可能进入一个更庞大的系统，感受平凡生命所蕴藏的波澜壮阔。

诗人鲁米是阿拉伯世界的圣人，其地位相当于纪伯伦在西方文坛，他在一首诗歌中写道：

你生而有翼

为何竟愿意一生匍匐前行

形同虫蚁？

太自恋的人，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处处建立起牢固的“我与它”的关系，将活生生的人一概物化。而让人感叹的是，当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生命时，也贬低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状态，决定着自己生命的品质。当我们与别人建立起压迫性的关系，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有多少自由；当我们对别人不真诚，别人也很难对我们真诚；当我们迫使别人匍匐，自己也不能飞翔。

在“我与它”的关系中，人们物欲横流，极度缺乏人文关怀，甚至认为自己能凌驾于一切群体之上。许多人进入某个组织，就是为了利用别人，无论这个组织是家庭、企业还是一个国家。人们对给予自己庇护的人虚情假意，内心谋划着怎么从那个人身上捞得好处，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的人，无论在物质上获得多大的满足，内心始终是空虚、焦虑、满怀恐惧的，因为他们从未从泥泞的地面上站起来过，一直形同虫蚁。

一个人之所以能“生而有翼”，是因为自我意识本身就渴望发展，渴望逐步向外开拓空间，最终进入宇宙意识，并在此展翅飞翔。

没有发展出宇宙意识的人，会迷信于“眼见为实”，他们的欲望其实很深，但生命的展开程度却很浅，无法逐步实现自身的完整与真实。正如尼采所说：“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而目光所及之处就是监狱的围墙。”

宇宙意识的发展，需要我们放下自我，学会仰望更高的层次，信仰更强的力量。这种更高更强的所在，可以是某种信仰，也可以是真理、爱和光明。

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虔诚地相信这些更高的力量时，心灵就不会停滞在原地，更不会甘于匍匐在泥土中，而是会热情地奔跑。

这种奔跑的动力是忘我的，也是没有任何怀疑和停顿的，渐渐地，人会发现自己已经从世俗的泥潭中爬了出来，不会为眼前的小事耿耿于怀，不会为未来的不确定忧心忡忡。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心敞开了——我们放下了自我，不再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但自我却因此实现了腾飞，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获得了超越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