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战前的中东

I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前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中东地区的本土政权就已经开始在欧洲人面前全面落败了。中亚的汗国，比如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已经被俄国征服，波斯帝国的一些地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连接苏伊士和印度的波斯湾沿岸，分布着一些阿拉伯小邦，它们都任由英国摆布。塞浦路斯和埃及在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由英国占领和管理。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约》把阿富汗划进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又让英、俄两国瓜分了波斯的大部分土地。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只有奥斯曼帝国仍旧保持着独立地位，但它的边境上也是危机四伏，其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诚然，依旧维持着独立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看上去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奥斯曼帝国属于已经完结的时代，却又苟延至今，仿佛一座废弃的古代神庙，只剩下残垣断壁供游人（就像“女巫号”上的那些观光者）凭吊。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千年前东方入侵的遗迹：从大约公元1000年开始，来自中亚或东北亚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就一拨接着一拨地涌来，他们骑在马背上一路向西，征服沿途的土地和人民。他们或是信仰异教，或是信奉万物有灵。他们操着蒙古语族或突厥语族中的某种语言，建立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国家，其中包括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建立的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一个由皈依了伊斯兰教，讲着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帝国的名字得自奥斯曼（Osman），一位出生于13世纪，活跃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边疆地带的加齐（ghazi，为伊斯兰教信仰而战的战士）。

到了15世纪，奥斯曼的继承者们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取而代之。接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四处扩张，北抵克里米亚，东至巴格达和巴士拉，南达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和波斯湾，西到埃及和北非，并且进入了欧洲。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期，其版图涵盖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北非和今天所说的欧洲巴尔干国家（希腊、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匈牙利的大片土地。其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奥斯曼大军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才停下脚步。据估算，统治着超过20个民族的奥斯曼帝国拥有大约3000万到5000万人口，而同时期英国的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左右。

奥斯曼人以劫掠起家，也从未彻底背弃这一本业。他们依靠掠夺财富和奴隶来壮大自身。掳来的奴隶会被编入行伍，成长起来后代替退伍的老兵，再去掠夺新的财富和奴隶。征服新的土地是他们所知的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随着往日的辉煌被失败和撤退所取代，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支撑其存续的根本动力。土耳其人是战争艺术的大师，但并不擅长治理国家。

19世纪的奥斯曼统治者尝试了大规模的改革，其目标是实现中央集权，建立由苏丹的首席大臣大维齐尔领导的行政体系，理顺税收和征兵机制，确立宪法的权威性，兴办世俗化的公立学校，提供技术、职业和其他方面的培训。奥斯曼帝国在这些方面都开展了改革，但前进的步幅有限。大部分的改革沦为一纸空文。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似乎注定要面对衰亡的命运。

帝国的内部纷乱不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来自同一民族。尽管他们都讲土耳其语，但其中很多人都是欧洲巴尔干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奴隶的后代。帝国的子民们也来自不同族群，操着土耳其语、闪族语、库尔德语、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相互之间鲜有共同点，在很多情况下也互不喜欢。后来的欧洲观察者们喜欢把一些不同的族群归为一类，比如把一些人统称为“阿拉伯人”，但实际上，埃及人、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民族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帝国，就像是一块由多个无法相互融合的民族组成的镶嵌画。在城镇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族群都相互分开，生活在属于本民族的区域内部。

宗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因为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是一个神权国家，与其说它是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的大部分子民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中的多数派——逊尼派——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视作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两方面的继承人）。不过，伊斯兰教71个教派中的其他派别，尤其是信徒人数可观的什叶派，都不认同苏丹的逊尼派信仰，也不承认他的哈里发地位。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内部还有大量的非穆斯林人群（在20世纪初，非穆斯林大概占帝国总人口的25%）：希腊东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天主教徒、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信徒、犹太人、新教徒、马龙派基督徒、撒马利亚人、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叙利亚正教会信徒、基督一性论信徒等等。对他们来说，宗教非但不是有助于凝聚统一的政治因素，反而是造成不和与分歧的力量。

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到访中东的欧洲来客而言，宗教在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样的景象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之久。实际上，欧洲人来中东主要就是为了看看过去的时代。他们或是参观《圣经》时代的遗迹，或是发掘古代世界的奇观，或是探访那些仿佛还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的游牧民。

奥斯曼帝国政府似乎也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佯装保加利亚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把埃及人还当作自己的子民。可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早在1878年就丧失了对保加利亚的控制，而英国人已经在1882年控制了埃及。出于此类原因，奥斯曼帝国的统计数据根本不可靠。我们只能非常粗略地估算，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大概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而帝国的疆域面积大约是得克萨斯州的六倍。大体来看，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的土耳其、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

在20世纪初之前，奥斯曼帝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苏丹个人的专制统治之下。至少在一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与欧洲君主大不相同：苏丹的母亲往往是后宫里的奴隶。奥斯曼帝国被精心划分成若干个省份，苏丹治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机关也泾渭分明。然而，这种井然有序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其实帝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有效的政府管理。正如在中东大地上游历许久的英国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后来所写的那样：“世人都以为奥斯曼帝国拥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像模像样的统治，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象。在这一点上，世间各国无出其右者。”的确，奥斯曼帝国有四散在帝国各地的驻军，但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的权力虚无缥缈，所谓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传说。格特鲁德·贝尔在旅途中发现，一旦走出城镇，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统治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统治者是当地的谢赫或部落头人。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土匪横行。摇摇欲坠的帝国政府甚至没有能力自己征税，而这是一个帝国最基本的行政职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奥斯曼帝国境内只有5%的税收是由政府征收的，其他95%的税收都是由独立的包税人收取的。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其他国家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英国在19世纪晚期占领了埃及和塞浦路斯，因此这两个地方实际上由英国管辖，而波斯湾沿岸的小邦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根据1864年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成了一个由基督徒出身的军事长官管理的地区。名义上，这位长官需要向奥斯曼帝国政府直接汇报，但实际上，他的任何行动都需要征求六个欧洲强国的意见。俄国和法国分别保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护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权力，其他强国也以支持某些族群为由，插手帝国内部的事务。

如果有人以为苏丹和他的政府在以欧洲人所理解的体制和机构统治着这个帝国，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奥斯曼帝国里真实存在的都是地方政权：部落、部族、宗教派别或是城镇，这些才是人们效忠的真实的政治单元。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格局就像一块由破布拼成的被单，“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这样的现代概念根本不适用于这个国度，也难怪头脑里装着这些理念的欧洲人会对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看到的现象感到困惑。欧洲人认为，终有一日他们将控制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土地，并用更合理的方式重新组织这片土地。在20世纪的早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土耳其人在这片土地上统治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

到1914年，奥斯曼帝国已经被大大削弱，丢掉了北非、匈牙利，以及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从18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就已经陷入颓势，此时则似乎已经开始崩溃。几十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学校里，心怀不满的人们时常秘密聚会，指出帝国必须迅速实现变革，以应对现代欧洲带来的知识、工业和军事领域的挑战。早已成为欧洲人的信条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刺激着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让他们感到困惑。这些来自各个不同民族、讲着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的知识分子，试图找到或是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认同感。

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些年，默默无闻却又野心勃勃的新派人物夺取了奥斯曼帝国的大权，把苏丹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这些面临着历史考验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既是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内部骚动情绪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激发骚动情绪的因素。他们决心在现代世界摧毁奥斯曼帝国之前，把这个国家带进20世纪。

II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起初被人们称为拜占庭，后来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曾在11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随后又在超过4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其继承者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像罗马一样，伊斯坦布尔也建在七丘之上；像罗马一样，伊斯坦布尔也是一座永恒之城：它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在世界舞台上长久的重要性。

伊斯坦布尔是数座城镇的集合。这些城镇主要分布在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的欧洲一侧，在那里，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非常狭窄，只有800米宽。这个位置可谓是天然的堡垒，不仅难以攻克，连对其发动袭击都十分困难。在伊斯坦布尔北部还有一处6.4千米长、被称为“金角湾”的天然良港，可以让守卫城市的舰队在其中停泊。

1914年，伊斯坦布尔大约有100万人口，居民来源多元，讲着各种语言。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但也有人数可观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欧洲文明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新式的建筑风格、人们的衣着，以及街灯之类的新发明。

最基本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1912年，电灯首次被引进伊斯坦布尔。在这座城市狭窄、肮脏的街道下方，下水道系统工程刚刚开工。在市政委员会的推动下，在城市里游荡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野狗被送到没有水源的荒岛上等死。平整道路的工程也开始了，不过规模有限。每当暴风雨来临，大部分街道还是会化为泥潭，而待到大风吹过，干燥的尘土又被卷入空中。

频繁交替的北风和南风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天气，忽而带来严寒，忽而带来酷暑。而在20世纪初，这里的政治气候也时不时遭遇突然而极端的变化。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里，来到这里的英国观察家们全然不知道风会从哪边吹来，又会吹向何方。高门（Sublime Porte，通往大维齐尔办公室的大门，也用来指代奥斯曼帝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博弈总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让英国大使馆时常摸不着头脑。

III

像其他列强一样，英国的大使馆也坐落于佩拉（Pera）。这里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聚居区，位于金角湾的北侧。紧挨着各国使馆的外国人社区蓬勃发展，他们的生活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关系疏远。在佩拉，法语是使馆区举办的派对和娱乐活动上的通用语言；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则是街头使用的语言。从巴黎引进的讽刺剧和戏剧在三家剧院上演。佩拉宫酒店的设施堪与欧洲主要城市里那些富丽堂皇的酒店相媲美。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生活在这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国中之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在金角湾以南的旧城区斯坦布尔，街巷狭窄肮脏，城墙和要塞倾颓残破，几乎没什么人愿意住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人在金角湾两侧都如鱼得水，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温德姆·迪兹（Wyndham Deedes）的英国人。他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府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迪兹是一位出生于肯特郡的世家子弟，他的祖先在之前的4个世纪里都是当地乡绅。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来复枪团（King’s Own Rifles），随后一直在军中效命，担任军官22年。（有一次，有人问他关于布尔战争的可怕经历。他回答道：“怎么说呢，反正这世上没什么事情比在伊顿公学就读更糟糕了。”）在军旅生涯的早期，他志愿加入了奥斯曼帝国宪兵，这是一支新组建的、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帝国警察力量。由于帝国旧有的警察队伍已经与那些他们应当镇压的匪徒团伙别无二致，欧洲列强逼迫苏丹推行改革，组建了这支宪兵队伍。在这支新的武装力量中担任军官的同时，迪兹和他的欧洲同僚们还保留着他们在本国军队里的军籍。

在老照片里，在奥斯曼帝国宪兵中任职的迪兹看起来与他所处的东方环境格格不入。他个子不高，瘦得惊人，脸色苍白，在奥斯曼帝国的大环境里算是个异类。作为一个习惯了清苦生活的虔诚基督徒，他对睡眠、休息和食物都兴致索然。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不好享乐，不畏危险。论及与土耳其军官的差别，没有人比他更大——如果欧洲人的记载可信，土耳其军官大多贪腐、怯懦。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职位上，他做得十分成功，在土耳其人中间也颇受欢迎。

在他于1910年加入奥斯曼帝国宪兵的时候，迪兹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而到了4年之后，他已经声名显赫，奥斯曼帝国新政府里的头面人物都请他来帮助他们管理帝国的内政部。到了1914年，也就是他31岁的时候，可以讲一口流利土耳其语的迪兹成了为数不多的了解土耳其事务的英国人。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善加利用他的经验和知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迪兹仿佛成了卡珊德拉：他发出的警告和对土耳其政治动向的精准分析一直被英国政府无视。

1914年，迪兹所在的奥斯曼帝国内政部的大臣是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at）。关于塔拉特和他所领导的政党，英国政府当时所知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错的，而其中有些错误原本是可以由迪兹来纠正的。但是，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却认为自己已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局了如指掌，没有必要进一步深挖信息了。

IV

穆罕默德·塔拉特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大臣，同时也是执政党内最主要派别的领袖。在英国外交人员眼里，塔拉特的出身十分可疑，也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并不能算是一位绅士。他们在报告中语带轻蔑地写道，塔拉特出身于吉卜赛人家庭。他长着浓密的黑头发和浓重的黑眉毛，生就一只鹰钩鼻。对他有好感的英国人并不多，其中的一位曾写道：“他的眼中闪着光，这种光亮在人眼中并不常见，倒是经常出现在黄昏时刻的动物眼中。”

作为奥斯曼帝国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他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人们对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身寒微。最初，他只是邮政电报部门里的一名小职员。据说，他还曾经是土耳其最大的托钵僧教团（一种穆斯林的宗教兄弟会）拜克塔什教团的成员（Bektashi）。人们还认为，他曾经加入过共济会，还组织过秘密的政治团体，后来因为这些地下活动一度被捕入狱。

在塔拉特青年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参加秘密组织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在专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十分危险的。这位苏丹废除了宪法，解散了议会，他无法容忍异议，并用秘密警察部队镇压持异见者。帝国内的政治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社团蓬勃发展。最早的一批政治社团借鉴了19世纪欧洲革命团体，特别是意大利烧炭党的经验，由一个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小单元组织而成，每个小单元中通常只有一名成员认识其他小单元的成员。许多政治社团都是由大学生和军事学院的学生创办的，其中就包括青年土耳其党的前身。军队也是产生此类社团的沃土，因为年轻的军人对帝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不断的灾难性表现十分不满。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警察部队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成功摧毁了这些秘密社团。但是，也有些地方是他们鞭长莫及的，比如萨洛尼卡（Salonika，今称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卡今天属于希腊，当时是一座熙熙攘攘的非土耳其化的马其顿港口。不少秘密社团都把总部设在萨洛尼卡，并且与奥斯曼帝国第三军的人员发展出了密切的关系。驻扎在此的第三军需要对付帝国边疆省份马其顿的混乱局势和分离主义情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里的秘密社团也趁机从军队里招募人员，发展壮大。

其中的一个秘密社团后来与其他组织合并组成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缩写为C.U.P.），并成为其中的最主要派别。这个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就是生活和工作在萨洛尼卡的塔拉特。C.U.P.也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成员后来被称为“青年土耳其人”。新入会的人需要对着《古兰经》和一支枪宣誓。塔拉特在第三军的领导层中最早发展入会的人名叫杰马尔贝伊，这位当时的参谋军官后来在中东政坛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0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恩维尔（Enver）的下级军官接到命令，要求他回伊斯坦布尔。恩维尔就驻扎在萨洛尼卡，也参加了塔拉特的团体。他担心秘密警察已经发现了自己参与秘密社团的事情，于是溜出萨洛尼卡，逃进了山里。当时，另一位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的军官也已经逃进了那座山里。不久，另一名军官也效法恩维尔，并且带着部队和武器弹药一起进了山。苏丹派兵镇压，结果前去镇压的军队倒戈，加入了起义者。萨洛尼卡随后发生了一场自发的不流血革命，C.U.P.控制了这座城市。青年土耳其人控制了当地的邮政电报部门——考虑到塔拉特曾在这个部门任职，这或许并非偶然——从而与渗透进军队和奥斯曼帝国上下的C.U.P.分支组织取得了联系。当一切尘埃落定，宪法、议会和政党政治全部得以恢复，苏丹则在第二年退位，把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弟弟。

老的政客们接管了政权，青年土耳其人则仍然留在幕后。不过，C.U.P.已经变成了需要考虑的政治力量。这不仅是因为C.U.P.已经深深渗透进军官阶层之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缺乏组织能力的社会，C.U.P.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分支机构，这也成了该组织的力量源泉。

一开始，领导了这场成功起义的领袖们在西方世界获得了舆论的赞许，人们开始用“青年土耳其人”来指代那些站出来反对陈腐的领导层、心中充满理想同时又十分冲动的年轻人。伦敦的外交部对青年土耳其人充满同情，但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却对他们怀着厌恶和蔑视。英国大使杰勒德·劳瑟（Gerard Lowther）似乎深受他的首席译员（官方译员，同时也充当东方事务顾问）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此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讨厌C.U.P.。

对于整个1908年事件，菲茨莫里斯因其发生的地点——萨洛尼卡——而产生了成见。在萨洛尼卡的13万居民中，大约半数是犹太人或东马（Dunmeh，于17世纪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与此同时，萨洛尼卡城中也有共济会组织。一位名叫埃曼努埃尔·卡拉索［Emmanuel Carasso，也被人叫作卡拉苏（Karasu）］的犹太人律师曾创办了一处意大利共济会会所，躲避苏丹的秘密警察的塔拉特和他的秘密社团曾经在此处开会。菲茨莫里斯据此认为，C.U.P.就是一个受到西欧影响的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组织，劳瑟则把他的这一看法老老实实地写进了呈递伦敦外交部的报告中。劳瑟把C.U.P.解读为“犹太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菲茨莫里斯后来又对C.U.P.进行了一次调查，其调查结果体现在了劳瑟于1910年5月29日提交给外交部部门长官查尔斯·哈丁爵士的秘密报告中。劳瑟在报告中指出，意大利共济会组织（包括卡拉索的会所）和青年土耳其运动都使用了源自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口号。他声称，青年土耳其人“在效法法国大革命及其使用过的那些目无上帝、追求平等的做法。法国大革命曾导致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如果任由土耳其革命沿着同样的路径发展下去，它或许也会发现自己与英国的理念和利益充满冲突”。

在他长达5000多字的详细报告中，劳瑟声称犹太人掌控了一个共济会组织网络（“东方的犹太人十分善于操控神秘力量……”），并已经通过它控制了奥斯曼帝国。在劳瑟看来，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的元凶之一，就是美国驻奥斯曼大使奥斯卡·斯特劳斯，斯特劳斯的两位兄长拥有纽约的梅西百货商店和亚伯拉罕—斯特劳斯百货商店。

对英国来说，劳瑟写道，主要的风险在于“犹太人憎恨俄国和俄国政府，而鉴于英国现在与俄国友好，犹太人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反英情绪……在下以为，德国人很了解这一情况”。劳瑟又总结道：“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德国同行很清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人和西欧共济会组织的影响，他也必然一直在向德国政府通报青年土耳其人的这一政治特点。”

不过，在1908年的奥斯曼帝国议会选举中，288名当选议员里只有4名犹太人。1909年，C.U.P.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卡拉索也没有入选。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卡拉索都从未出任过领导职务，他从未像外国人以为的那样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卡拉索和其他3位犹太人议员都竭尽全力地想要证明，自己首先是土耳其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实际上，他们甚至支持C.U.P.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设立定居点的做法。对此，劳瑟的解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想把犹太人的家园建在巴勒斯坦，他们的新目标是把犹太人家园建在今天的伊拉克。

菲茨莫里斯和劳瑟的报告在英国政府内获得了广泛认可，导致英国政府至少产生了三个对未来影响深远的重大误解。

第一项误解是关于C.U.P.的内部运转机制的。菲茨莫里斯和劳瑟让英国政府以为，青年土耳其党由两个人控制。菲茨莫里斯和劳瑟认为，塔拉特和贾维特是“委员会神秘力量的官方代表。他们是内阁里仅有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也是土耳其共济会的头领”。实际上，C.U.P.内部分成多个派别，如果英国政府知晓这一点，他们原本是可以选择与其中的某些派别联手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菲茨莫里斯和劳瑟指控为“隐秘犹太人”的贾维特恰恰领导着委员会里的亲英派别。可是，菲茨莫里斯和劳瑟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项误解是所谓一小群犹太人执掌了奥斯曼帝国政权的说法。实际上，犹太人当时并未掌控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权力。若干年后，菲茨莫里斯从他的误解出发，得出了一个推论：只要收买这个强大的犹太人群体，就可以赢得（英国参与其中的）世界大战。在他看来，只要许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此时的他转而坚信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是在锡安建立犹太人家园，而不是伊拉克了），就可以收买这个群体。在英国外交部下决心表态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这一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外交部最终在1917年这样表态了。

菲茨莫里斯传递的错误信息还催生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是外国人，不是土耳其人，他们为外国利益服务。这与事实恰好相反，因而让英国对青年土耳其人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预判。实际上，就像菲茨莫里斯和劳瑟也能看到的那样，C.U.P.最主要的弱点就是其土耳其民族沙文主义。他们歧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他们最大的力量源泉也在于他们反对外国利益，他们反欧洲的倾向为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英国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劳瑟和菲茨莫里斯提供的有关奥斯曼政局的信息是有问题的。在战时成为英国情报主管的约翰·巴肯把C.U.P.的领导层形容为“一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把奥斯曼帝国政府描述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工具，还把恩维尔帕夏称作“一个波兰冒险家”。事实上，他把恩维尔和一位名字相似的土耳其军官搞混了，那个人的父亲才是波兰人，但也并非犹太人。

V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1908年之后的岁月可谓是一场灾难。在这期间，帝国与意大利打了一场战争，又与巴尔干国家的联盟打了一场战争。在1913年，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节节失利的奥斯曼帝国又经历了C.U.P.的突然夺权。年轻的恩维尔，也就是那位在1908年的萨洛尼卡加速了事件进程的军官，鲁莽地发动了一次针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突袭，他的手下在行动中杀死了陆军大臣。恩维尔和他的友人接管了政府。恩维尔取得了前线指挥权，并且大获成功。1914年1月4日，他亲自出任陆军大臣一职。恩维尔后来又迎娶了苏丹的侄女，搬进了苏丹的宫殿，成了土耳其政坛的关注焦点。

杰马尔帕夏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长官，借此加强了C.U.P.对政府的控制。哈利勒贝伊（Halil Bey）出任众议院议长，经济学教师贾维特则被任命为财政大臣。C.U.P.的核心领袖塔拉特成了内政大臣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温文尔雅的贵族赛义德·哈利姆出任大维齐尔和外交大臣，让这届政府拥有了名望极高的人物。

英国政府派出对青年土耳其人抱有同情心的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出任新一任大使。不过，他也并不了解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一切。与那位时时提防犹太人和德国人幕后干预的前任不同，在马利特交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动机的分析洋溢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像前一任大使一样，马利特也并不清楚C.U.P.的领导层对土耳其的利益是如何理解的。

伦敦的内阁仍然把劳瑟和菲茨莫里斯的错误结论奉为圭臬，误以为C.U.P.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劳瑟和菲茨莫里斯声称，塔拉特和贾维特掌控着C.U.P.。后来的报告和大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实际控制这一组织的是独断专行的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但是，根据德国档案的记载，真正掌权的是一个由大约四十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一个拥有十二名成员的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务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有点类似政治局，委员之间不乏个人矛盾。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由在内阁和众议院中身居要职的党员执行。

C.U.P.内部经常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派系斗争和阴谋诡计并不罕见。不过，对于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威胁和所需要采取的政策，C.U.P.内部有着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