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一世夫妻千载情
江冬秀同胡适结婚伊始，曾引起很多文化名人的好奇。一位温文儒雅的高级知识分子同一个从未接受文化教育且裹着小脚的女人的婚姻，说白了，并不被大家看好。
一个传统女人善于操持家务，这个众所周知，可是，单凭持家能力显然不能抓牢一个学识丰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江冬秀有自己的御夫办法，事实证明，很有成效。
首先，江冬秀落落大方，不低眉顺眼也不妄自菲薄。早早定下的婚事，胡适自然有过反抗。胡适曾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理由可想而知，他不喜欢这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乡下女人。也许，从那一刻起，胡适就已不再掩饰他的轻视。最后，胡适虽未违背长辈之意接受了母亲的安排，自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婚后两人生活在北京，平日交往的也都是文化名人。江冬秀对着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心里不情愿的丈夫，并没有唯唯诺诺，也没有低眉顺眼看人脸色。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自卑。她以一个家里女主人的身份迎来送往，并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她同人交往不卑不亢，甚至周围很多夫人在丈夫背叛时都要求助她来解决。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求助于江冬秀，江冬秀将梁妻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最后闹到法院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一时间，江冬秀的名声不小于胡适这个北大教授。
事实证明，她非常胜任胡夫人的角色。于是渐渐地，胡适也就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他说：“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换句话说，熟读百书、知识渊博的女人未必是过日子的好手。居家过日子也是门学问，在这门学问中要勤劳能干还得识大体有远见，最好别有太多个人主义，凡事以男主人的利益为中心，所以那些有知识、懂文化的女性大多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哪会以服侍别人为人生目的？胡适在这一方面倒是想得通透。这也成为两个人婚姻和睦的基础，起码胡适懂得欣赏一个旧时女子的好处，不像徐志摩，从未正眼看过张幼仪一眼，也从未有一次愿意试着接受。所以，江冬秀也用自己不错的表现证明着自己的不可取代。
其次，江冬秀性格泼辣，善于抓住丈夫的“软肋”。胡适虽是新时代的文化人，难免也有反抗旧式传统的思想，但他终究是温文尔雅、谦和孝顺的。于是，在他远赴美国学习时，江冬秀以未婚妻的身份恭恭敬敬地照顾胡适母亲多年，所以，即使胡适有过反抗，也是不了了之，因为在他骨子里也有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孝顺的他认定父母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于是也就接受了这个婚姻。也就是说，江冬秀很聪明，先搞定了一个孝子的母亲，也就搞定了一场姻缘。另外，胡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惜名誉而且很要面子，尤其看重他那作为国人导师的声誉。所以，在处理感情上一些棘手问题时，江冬秀动之以情说服不了的，索性就动之以粗来处理。胡适才华横溢，在文学界、思想界名声很大，常常有女学生来请教问题，时间一长，江冬秀觉得不是滋味。有一次，一位女学生让胡适修改诗歌，两人面对面坐得很近，敏感的江冬秀感觉到其中的暧昧，泼辣的她竟高声训斥那女生不懂男女规矩，缺少教养。胡适虽然尴尬，却也不敢声张，真要争吵起来，最终还是自己名誉受损，后来索性也就同女学生交往有所顾忌。可是后来，胡适同心仪已久的表妹曹诚英重逢，竟无所顾忌地同她坠入爱河。胡适结婚的时候，曹诚英给江冬秀做伴娘，当时她对胡适便颇有好感。曹诚英曾在女子师范读过书，在同胡适沟通交流上自然有更多默契。两人重逢时，曹诚英离婚单身独处，胡适对枯燥的婚姻已经厌倦，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相伴游西湖，吟诗赋词相谈甚欢，后来情不自禁地发展到短期同居，胡适有意同她重组家庭。这时，整日全力相夫教子，使胡适在学问上、事业上无后顾之忧的胡夫人愤怒了。胡适下定决心要和江冬秀提出离婚，他回到家中刚刚提及此事，江冬秀就将一把剪刀扔向了胡适。你在外风流我在家辛苦，你不知羞耻还敢提出离婚！江冬秀彻底爆发，说到激动处，她抄起家伙告诉胡适，他要想离开得彻底，她就敢将自己和孩子都作了断。江冬秀拿起菜刀，把胡适吓得半死。他知道，即使江冬秀不闹出人命也会弄得满城皆知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爱面子的他哪经得住丑事外扬，赶紧求饶。不久，他与曹诚英的这段情事也就不了了之。经过这场风波，江冬秀胡夫人的地位也就越来越稳固。
再次，江冬秀还是一个虽无文化但自有眼光不图富贵的贤内助。胡适学识渊博，一生书生本色，江冬秀非常了解丈夫的性格，所以一生劝他不要走仕途之路，因为他单纯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为此，胡适曾不得已为官几年，在给夫人的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真正从政，感觉到为官不易，胡适更加感激妻子的苦心。江冬秀不求富贵显赫，只求丈夫事事顺意。这样的情意，怎能不让胡适事事顺从？于是，胡适有很多关于惧内的言论，也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
最后，能让江冬秀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源于她对胡适无微不至的照顾，在非常时期生财有道，保证了经济来源。
江冬秀厨艺过人，安徽菜特别地道，胡适爱吃，还经常叫朋友到家品尝江冬秀做的美食。胡适爱读书，也爱藏书，而江冬秀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胡适曾跟朋友说：“我家里的那些书，我太太是不会去看的，我那些哲学和思想，我太太也是不懂的。”可是，虽然自己不喜欢，江冬秀却知道这是胡适的命根子，抗战时期，在战火纷飞中，江冬秀即便逃难也不惮烦难地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所以，胡适的藏书才得以保全。
1949年，胡适来到纽约，由于谋生乏术，生活窘迫，日常生活无人照顾，第二年，江冬秀也来到纽约，胡适有妻子照顾生活才有了改善。刚到纽约时，江冬秀不懂英文，却也不得不尽快适应国外生活，他们住的地方简陋，连安全设施都不完善，有一天，江冬秀独自在家做饭，有贼从窗户里爬了进来，江冬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惊慌之余又临危不惧，她义正词严地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如果她要是同一般女人一样大声尖叫，也许歹徒反倒肆无忌惮，可是，看到这东方女人这样冷静，他反倒害怕了，然后就真的按着江冬秀的指示出去了。
有一次，胡适在和友人闲聊时，说出一个小秘密：在胡适的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东城公寓。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那个时代，江冬秀成了旧式婚姻中为数不多最后能功德圆满的女人。
晚年胡适对江冬秀十分体贴，经历太多风雨，他越来越知道这个传统女人的可贵。江冬秀爱打麻将，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只赢不输，在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时，江冬秀经常去搓麻将来贴补家用。后来他们在台北定居，物质条件已大大改善，胡适就让秘书物色合适的房子供妻子搓麻专用。
胡适曾经说：“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显然，他和江冬秀的婚姻就印证着这个道理。
曾经，那个安徽乡下的传统小脚女人与胡适理想的爱人相差甚远，他甚至把爱情的期望降至最低，对婚姻也不抱太多幻想，这反倒给了他们婚姻更大的和谐空间，没有那么多期望自然也就没有太多失望。反倒是江冬秀处处为他着想的赤诚和生活最实用的种种方法让他有些惊喜，兜兜转转的文人即使没能抵挡住尘世纷扰，最后还是决定回归家庭，也并非全归功于江冬秀的泼辣和胡适的胆小。
江冬秀最简单的人生哲学处处影响着这个学识渊博的留学博士。远离官场的险恶，是一个妻子不慕权贵的质朴和对丈夫最真切的关怀。
于是，生活上，胡适离不开妻子的照料，情感上，也在一次次的感动中日久生情。
有时，以狂热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倒不欢而散，就像徐志摩和陆小曼暴风骤雨似的感情最终不得善终，而像胡适和江冬秀靠着在婚姻中产生的感情反倒相伴白头。
所以，有时把爱情和婚姻看得太重、想得太好不一定是好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恋爱时千依百顺、婚后原形毕露也是很多矛盾的基础。两个人搭伴过日子，感情当然重要，交流也很重要，而真正接纳生活所赋予婚姻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妻子来讲，营造一个给丈夫安歇和休整、给孩子幸福和温馨的环境是婚姻美满的必备条件。
而作为妻子，江冬秀在婚姻中也确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她始终充满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让自己的家庭始终充满幸福和温馨。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没有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
所谓没有用的女人不过是事业上没什么建树的，这样反倒全心全意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即自己事业，投入所有精力经营，自然容易成功。
即使胡适曾有过情感背叛也能最终使他再不敢越雷池，江冬秀能同胡适相伴一生，曾一时间成为民国时期正妻的典范。
那时，郁达夫为了迎娶王映霞，休发妻小脚女人孙荃，孙荃只能暗自垂泪；徐志摩为了林徽因，狠心抛弃张幼仪，张幼仪远走异乡不得不依靠自己；郭沫若弃了发妻张琼华，陆续有了新欢；福芝芳虽然留住了梅兰芳，可是强势中总有些委曲求全。只有这位爱打麻将的胡太太扭转了乾坤，把旧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胡适还留下了一套新“三从四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江冬秀自有一种霸气，但婚姻能走到最后她也是幸运的。她的所有努力能有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她遇见了胡适。于是，她可以不用在一方天地里枯望清空。不像朱安。
朱安和江冬秀在遭遇包办婚姻后的境遇很相似，因为她们都是旧式闺阁女子同一个新派学者结合。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身材矮小，习惯于在轻视中低眉顺眼。
在日本潜心学医的鲁迅被母亲病危的家书催促回国，到家后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默默地听从家中安排，同朱安举办了婚礼。
鲁迅并未像胡适一样，他对这桩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不抱一丝幻想，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新婚妻子。
后来，就算朱安倾其一生最终还是没得到“大先生”的眷顾，鲁迅把朱安当作“无奈的礼物”，于是，朱安的经历，留给历史深处一声长长的叹息。
朱安曾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但这不过是她美好的希望，她始终不二地忠诚于丈夫，却不能得到感情上半点儿回报。她的愚忠和固执，就是她最大的不幸。
而江冬秀虽是不成功便成仁，也是咬准了胡适的脾气，才能在与情敌的对垒中屡屡获胜。
不管是福芝芳的委曲求全、朱安的固执效忠还是江冬秀的堪称完胜的婚姻保卫战，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给予的女性逼仄的生活空间。她们没有空间施展才华，否则，这样的女人把料理家事的智慧和对丈夫出轨的宽容用在哪一个事业上，都应该是战绩赫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