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放弃，才是真正的开始
那一年，15岁的她遵从父母之命做了徐家的媳妇。婚姻得到了两家人的满意，她本以为这应该是婚姻最坚实的后盾，可她渐渐懂得，婚姻中另一方的认同才是婚姻的基础。不幸的是，丈夫徐志摩竟对她总是一脸嫌弃。早在第一次见到她照片时，他便曾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这样直白的评价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屑，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他也一直用着这样的态度去伤害一个在众人眼里举止端庄、个性宽厚大方的女人。
也许是由于在北大念了几年书，见识的大都是乐观开朗的新女性，父母包办的婚姻对象不过是个乡下女人，徐志摩先入为主，让这个在料理家务、照顾公婆、打理财务方面都甚为得力的女人，在他心里永远是个一无是处而又无知的女人。
“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张幼仪回忆道。
这其实对张幼仪来讲是不公平的，12岁的她曾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并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因为婚姻生活她不得不终止读书，婚后也曾申请继续学习，可是无奈于家务琐事烦身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只是沉默坚毅的个性掩盖了她的才情。
她沉默却并非愚钝，在婚前的几次接触中她大概是感觉到了一个接受过新教育洗礼的青年对一个传统女孩的鄙夷，所以，她默默地迎合着未婚夫的喜好，在婚礼当天，张幼仪选择了一件西式风格的礼服。她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丈夫眼中的“新式的新娘”，但是她想让丈夫看到自己的诚意。
可是，她的一番苦心还是没能取悦新婚的丈夫，取下头盖时，她看到的是一张严肃甚至略带鄙视的脸。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他对她不理不睬。其实，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徐志摩把对包办婚姻的无奈全部转化为对这个无辜新娘的怠慢。
一结完婚徐志摩就立刻离家读书去了。事实上，直到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前，五年光阴，她与徐志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也许，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才没办法像其他夫妻那般恩爱。”对婚姻还是满怀期待的她一定有这样的思虑。
于是她千里迢迢赶赴法国马赛，希望能用长久的相处换来本该拥有的幸福。可甚至都没等到她脚跟站稳在欧洲的土地上，她已经听到了美梦土崩瓦解的声音。
“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没有思妻心切、久别重逢的喜悦，张幼仪从他的表情明确地看出，其实自己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旅途奔波没能让她疲惫，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神情却让她的心凉了半截。
徐志摩带着张幼仪在法国草草兜了一圈，立刻坐飞机回英国。在由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别过去，对她冷嘲热讽，变了时间、空间，却变不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似乎没能对她有一丝改观。不管徐志摩多么心不甘情不愿，张幼仪的到来让他被迫接受了丈夫这一角色。一个旧中国的传统婚姻总是让他感觉别扭。他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表现自己。他不喜欢她，从头到脚，彻头彻尾。
“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她知道，她其实永远无法取悦一个连了解她都懒得去尝试的男人。
沙士顿时期的张幼仪，想讨他喜欢，却根本找不到途径。这虽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忙于照顾徐志摩日常的生活又稍稍让她感到安心：“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元配夫人……”
她的惶恐不安，她的自我安慰，听起来如此悲哀。
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到底是要靠什么维系？是一方卑微的迎合和另一方暂无更好选择的半推半就，还是那个旧式婚姻背后家长不可抗拒的威严？
终于，这些在张幼仪看来最为坚不可摧的牢固婚姻之堡垒，统统在徐志摩找寻到自己灵魂伴侣时轰然倒塌。
徐志摩提出恢复自由之身，可这时，张幼仪已经怀孕，徐志摩却要求她将孩子打掉。
一个因无爱婚姻到来的新生命在他的父亲眼中只是累赘。
在张幼仪不知如何面对这样残酷、无情却又是自己全部依靠的男人时，徐志摩竟撇下身怀六甲的妻子，云游四方。
纵然自己如何恐惧、如何悲伤也不能挽回这个男人的心，也许，她就从未得到过他一丝真心。1922年2月24日，在柏林，张幼仪第二个孩子降生，她叫来徐志摩，在离婚协议上签好字，还他梦寐以求的自由。
徐志摩欢天喜地地向张幼仪道谢，唯恐不及地逃离出张幼仪的生命，剩下她一人踽踽独行。
她以为可以依靠一生的男人离开时身影急切决绝。22岁的张幼仪知道，再悲痛人生也得继续。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张幼仪在德国努力地生活着，她已经经历了人生最悲惨的遭遇，所谓漂泊异乡的苦楚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去德国以前，她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她反倒变得一无所惧。
她边工作边学习，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她异国他乡逐渐地找到自信。五年后张幼仪回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她在东吴大学做德文教师，在四哥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经营能力得到极大发挥。
张幼仪的精明、干练、勇敢逐渐显露，她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她自信地昂起头，靠着坚强和拼搏，闯出了男人都望尘莫及的事业。当她以一位干练的现代女性面孔出现在徐志摩眼前，徐志摩眼中的“乡下土包子”绽放出了迟来却异常夺目的魅力。
他曾这样称赞道：“（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前半生的她将家庭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她不管丈夫的鄙视，不埋怨丈夫的怠慢，已经蛰伏成一种卑微隐忍的姿态，却无法留住丈夫的心。当她卑微地乞讨爱情时，他不曾看清她埋下的脸颊，当她骄傲地昂起头颅时，却再也掩盖不住耀眼的光芒。从这时起，他才看清她的真正价值，他甚至骄傲地说“以她为荣”。
命运真是讽刺，也真是波折，当找到自己的那一天，张幼仪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如果她能早一点儿懂得这些道理，是否就能有不一样的人生？青春已经不能重来，幸好，在错失了一些东西后，她还是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幸福。在1953年，张幼仪终于再婚，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一起度过了18年。
在相关的史料中没有对于这位苏医生太多的描述，不过可以猜想，他应该是一个不同于徐志摩这样性格的男人，因为几经世事历练的张幼仪知道，温文儒雅、懂得欣赏自己的男人才值得托付终身。
婚姻需要两个人互相欣赏，否则再怎样付出和忍让也换不来爱情。
张幼仪曾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业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用一种对方并不买账的方式去爱他，终究是徒劳。
张幼仪这样一个温顺、孝顺的女人在活泼飘逸、热情奔放的诗人眼里，就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
爱情中，其实都是对自己爱的人百般呵护，对自己不爱的人万分残忍。
在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中，并非是因为妻子不够贤惠或是丈夫不够体贴。对于妻子来说，不是你把衣服洗得更干净、熨烫得更整齐，他就会更爱你，擅长料理家务只是能让婚姻幸福的其中一种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得到对方的欣赏也是幸福婚姻的保障。要有高于爱情的第一理想，找到更好的自己，才是爱情的出路，才是自己的出路。
22岁之前的张幼仪在徐志摩的眼中平凡得几乎找不到任何特点，22岁后的她却用自己的成就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价值。
她不再是寄生虫、附属品，她是社会有建设性的一员，所以她的面孔独特而张扬、美丽而清晰。
张幼仪以自己的智慧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
她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一个女人成长的史诗，一个女人要怎样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价值。
对女人来说，必不可少的素质并非美貌与风韵，而是能力、勇气，以及把意志化为行动的魄力。女人的自信来自于奋斗之后的或大或小的成就。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动物，人需要有伴，有族群认同，有精神交流，才会觉得安全、充实和开心。如果女人不去开展自己的事业，就斩断了自己同外界有效交流的机会，无法得到他人的认同，长此以往，自然会感觉孤独、失落。
女人只有通过尽情挥洒辛勤的汗水，在一次次的选择、失败、努力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
张幼仪终于能破茧成蝶，生活中所有的辛酸和悲哀变成前进的动力，最终，她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她说：这一生，应该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了。
这样的自信不是哪个男人的离去、哪段感情的失败就可以使之消失的。
年轻时的照片中，她的眼神充满对未知的期盼和不安，而在她中年一张照片中，你能清晰地看到她眼神中的坚定，甚至有时刻洞察这个复杂世界的一丝精明，这是一个女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经过允许，再没人可以伤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