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内藏书记
我在第一章讲述了于伦敦寻书时的种种趣闻：有在邦德街和皮卡迪利大街店铺的览书奇闻，也有在霍尔本大道和斯特兰德街的游阅经历。彷佛伦敦这片乐土就好似藏书者唯一的希望之滨，让其乐此不疲。但是伦敦也仅仅是众多藏书圣地之一：纽约就遍布着许多让人心驰神往的书店；费城也至少有两处这样的书店；在芝加哥，也零星有几处；在美国西部，更是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书店。
这个世界上，你上哪儿去找乔治·D·史密斯[69]这样的人呢？他买书向来都是一掷千金、从不含糊，转手以后他总能大赚一笔。拍卖会图书类商品的最高成交记录就是由他保持的：在霍氏[70]藏品拍卖会上，他代表亨利·E·亨廷顿[71]先生以5万美元的价格拍得古登堡圣经一部。在这场拍卖会上，史密斯先生不仅仅在这本书的出价上远高于其他竞买者，他拍到好的书的数量更是远超其他的竞拍者。
我听闻史密斯先生的竞争对手总是私下里编排他，说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书商，议论他在买书这方面没有甄别力、而且并无真才实学。不过，我认为这样的负面评价不过是他们心生妒忌罢了；因为从销售业绩来看，乔治·D·史密斯卖掉的好书的数量比其他任意两名对手加起来还要多。
他从不自视清高，对于不了解的事也不会妄言，这一点很好。没有人可以做到通晓所有的书籍；或许有很多人懂得比他多，但是他们却不具备史密斯先生这样的优秀品质，恰恰是这样的品质让他深得主顾信任、得以完成客户委托。他的的确确称得上是国内拍卖行业里的支柱，我在拍卖会经常可以看到他，只要他起身离开，便证明他已将拍卖会上所有的好书都收入囊中了。对于买好书而言，他有着深厚的学识和充分的自信，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如此坦率真诚之人还会招致负面评价。这个世界本就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而乔治一人就代表了这其中的好几类人。
25年前，我的藏书生涯才刚起步，我便去了伦敦斯特兰德街的一家旧书铺，如今这家书店连同附近的一片街区早已不复存在了。在书店里我偶然发现了一捆满是灰尘的书籍，我尤记得我花了两基尼将整捆买下。随后，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内容，不禁让我感慨部部皆是经典。书目如下。
《莎士比亚故事集》：鲍德温&克拉多克，1831年第5版。
兰姆[72]《散文集》：三卷本，1836年莫克森版。
《查尔斯·兰姆书信集》：两卷本，1837年莫克森版。附题词：致J·P·科利尔[73]先生，好友H·C·鲁滨逊[74]赠。
塔尔福德[75]《查尔斯·兰姆晚年回忆录》：两卷本，1848年莫克森版。
顺便一提，最后那一部曾是华兹华斯的收藏品，两卷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签名，我一眼就看出这部书是作者赠予他的。内页夹藏了几份剪报、约翰·潘恩·科利尔的手稿，还有一封玛丽·兰姆[76]写给科利尔的母亲简·科利尔的残缺信件。书中好多页上头都有科利尔的亲手批注，记录了一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事件：提及兰姆的“烤猪史话”[77]一文，科利尔用铅笔在旁边写道：“这是家母送给兰姆的猪。”还有就是塔尔福德写道和兰姆共同度过的夜晚：“我们登上顶楼，然后坐在让人愉悦的炉火旁。没过多久，热水和一些好东西就已送呈至面前。”科利尔在一旁写道：“兰姆和塔尔福德全是被这‘好东西’[78]害死的。”
书中还有许多此类铅笔书写的批注。这份手稿出自科利尔沉重又“脆弱”（如他所言）的手：
说到查尔斯·兰姆先生和骚塞先生[79]，据我所知，科森斯[80]先生有一份极其有趣的手稿，是按小四开大小装订的。除了兰姆的手迹之外，大部分都是骚塞先生书写的，是八开本。这些书稿似乎是为了给投稿《年度选集》所写。《年度选集》是由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81]发行的。
科森斯的这份手稿是以骚塞手写的“广告”开头，随后便是兰姆所写的一篇题为“烟蒂挽歌”的转韵十叠诗：
在我面前这片草地上
道路两旁，一截烟蒂
我是否该放任不理
倘若未经深思？
噤口不言！[82]
次日，科利尔誊抄了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在另一张稿纸上写道：“今天我的手不那么沉重了，就誊写了其他的部分。”
在另一张稿纸上，科利尔在谈及科森斯的手稿时写道：
全部手稿共约60页，主要是骚塞的手迹，还有一些兰姆的作品。其中一首“戏笔”类诗歌题为“雷迪西尼安理发师”，讲述了12名基督教堂年轻学生理发的场景；另外一首题为“予实至名归之人的悼亡诗”。虽然这首诗未署名，但是全文都是兰姆清晰又富有朝气的笔迹，不仅如此，这首诗还显现出他诗情画意的一面，与其对时下政治敏锐的一面。
署名有好些个：厄瑟罗、瑞亚尔托、沃尔特等等。手稿末尾是四首爱情挽歌和一首查尔斯·兰姆所作的题为“活于无神世界”的庄严诗。
我并不知晓这些诗究竟有多少在别处发表抑或是收录进科特尔的《年度选集》。我只希望我的手能保持稳当久一些，这样我才能誊写更多的诗歌。
20年之后的一天，我在纽约偶遇乔治·D·史密斯。他问我是否有意购买一批很有意思的骚塞手稿。当他递给我那本小四开的手稿时，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不跟多年前科利尔十分感兴趣并且做了许多摘录的那本手稿一模一样吗？不过并不是这本手稿让我立刻想起我在伦敦的购书经历，而是其中的一份便笺，实在是与兰姆手稿中的那份信笺颇为相似，明显就是科利尔“脆弱”的笔迹，信中内容简短，但与家中手稿略有重复。
这些手稿的上一任主人科森斯先生还加了一条批注：“查尔斯·兰姆于1798年或1799年间将此稿投给《年度选集》（该书由布里斯托尔的书商科特尔先生以及柯勒律治[83]、骚塞联合出版）。这份手稿部分手迹出自骚塞，物权原属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所有。”
我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我确信科森斯先生将这部小册子手稿转卖给了奥古斯丁·达利[84]，后来拍卖时登记还误记为“骚塞手稿”，关于兰姆的部分却鲜有提及。尽管拍卖价格很高，但是这本手稿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是志在必得。多年以后，这本记载兰姆、骚塞和许多诗人作品的小四开诗歌手稿，以及科利尔的誊抄批注本并排陈列在我的书架上。这部手稿上的标签写着：“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长期收藏的骚塞手稿。”但是于我而言，其中兰姆的三首诗在意趣和价值上都远胜过其他诗歌。
谈及满腹经纶的书商，首先要说的就是罗森巴赫[85]博士，我们这些挚友总是称呼他“小罗”。他起初只是想做一位英文教授，经营珍本买卖并不是他的初衷。他去当教授的话，可能也无人可出其右，只是学者比比皆是。他一定是觉得总要有人出头帮助藏书家鉴赏书籍、耗尽我们的银行存款才行。在这两件事上，他做的真可谓无人能及。
罗森巴赫在沃尔纳特大街有一家书店。宽敞的书店二层收藏了大量的稀世珍本。只要是叫得上名字来的书，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月底的账单更是可以说明这一点。雨天的清晨，这里真不愧是一个读书消遣的好去处；当你离开时，你也会颇有收获，不过你也会花费不少。有一次，我和罗森巴赫博士连同我的好友廷克[86]（当然不是那位伟大的球员[87]，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耶鲁大学教授）在这里消磨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看了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还有斯宾塞、赫里克、弥尔顿等16、17世纪出现的无价珍本。就在这时，罗森巴赫博士望向窗外，说：“约翰·G·约翰生[88]来了。”“啊！”我的朋友来了一句，“我以为你说约翰·德莱登[89]来了呢。如果是德莱登，我一点也不吃惊。”
除了发现自己的无知，你休想从罗森巴赫那儿有任何其他“发现”。该发现的，罗森巴赫早已发现了。几年之前，他在旧书堆里找到了约翰生的著名作品《德鲁里巷剧院开幕序诗》[90]的第1版。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囊括了其许多的经典语录，那些经典的舞台评论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戏剧的法则是由观众制定的，我们活着为了开心，也必须开心的活着。
这首诗的一些句子也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语录，他写道：“时间苦苦追随他，略显疲倦，实则徒劳。”后来加里克对这句话并不认同，约翰生则评说到：“先生，加里克真是一个无赖。下一次我要把空间也加进去。”
罗森巴赫博士能够寻得这份诗稿恰恰证明了寻书的浪漫时代仍是蒸蒸日上，还为许多人所热爱。就连大英博物馆都没有这本诗稿。据我所知，这本诗稿应该是孤本。无论开出的条件多么诱惑，罗森巴赫博士都没有想过将这本诗稿易手。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一个书商，更是一个爱书之人。
除此之外，罗森巴赫博士对于任性的评判极为深刻。他案头上的几张印有文字的小卡片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买家在交易的时候总是对这不满意，对那不满意；但等他买到手之后就开始大吹大擂了。”
——《箴言篇》第20章第14节
我从他手里买到第一版两卷本《鲁滨逊漂流记》（不过多出的第三卷应该不是笛福[91]所作）的时候正是他上述所说的嘴脸。这套书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版记[92]：前言第一页的最后一个单词“apply”竟然拼写完全正确，我以前看过一些书都能把这个单词拼成“apyly”。我相信这事谁也说不清。或许一开始码字的时候是正确的，只不过印刷的时候出了问题；又或者前几页印错了，中途发现后来的才得已改正[93]。第一卷从304页往后，纸质明显变薄变差。这三册书内页都十分干净，封面用现代小牛皮装裱着，书中的折叠地图也是完好无损，其中前两册还是威廉·康格里夫[94]先生曾经的藏品。总而言之，这套书绝对是可以让收藏者大吹大擂之作。
出于某个难以言说的原因，我总认为我从芝加哥的瓦尔特·希尔[95]那里买来的书不够多。在藏书这个行当里，他算得上是最和蔼可亲、最值得信赖的人了。他发行的图书目录总是让人眼前一亮。他曾经帮过我一把，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回报他，在这里我想讲一讲。
几年前，我在费城的街头遇到了他，我对他说：“嘿！来此何事啊？买书还是卖书？”
“既买又卖啊，”他说，“我刚从塞勒斯[96]那里买了一些很不错的书。”
“你别告诉我你把那本送给麦克雷迪[97]的《雾都孤儿》的赠本也买来了！”我哀号着。
“我确实买了啊，”他说道，“怎么？你想要吗？”
“我想要！”我接着说，“我正等着手头宽裕的时候买那本书呢。”
“那好吧，”他说，“我原价转给你好了。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给我吧。”
我明白了他的好意，便欣然接受了。要知道如今这本书的价值可是当初我付给他价格的两倍呢。
不过现在回想，我也从他手里买过几部“既全又精”[98]的好书。我的那本《威克菲尔德牧师》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不过这一部不是向诺思[99]买的那部首版（这一版中，第二卷的第159页错印为了165页；第95页上的“Wakefield”错印成了“Waekcfield”），而是附有罗兰德森[100]插图的那一部。但是那部附有版画的《埃维莉娜》[101]印刷质量就非常差劲；在《委曲求全》[102]这本书中，该有的错误更是一个不少——简直是印刷工人的狂欢；我相信其中的错误远不止此。
塞勒斯那里不时就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好书。他每年都会带上足够的钱出国囤货，等他回国就会带回一大堆新鲜玩意儿，很快我们的钱包就被他掏空了。狄更斯的作品是他主要经营的项目，我手中21部狄更斯的赠本中，至少有五本是从他那里买到的，随便一本都令我十分满意。几年之前，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此类书籍，其价格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低廉太多。但是我最近一次的伦敦寻书之旅中，我就只找到了一本狄更斯的赠本，而且这一赠本的价格比我通常付给塞勒斯的要高出三倍之多，我就没有买下它。
塞勒斯的历害之处在于——他把顾客的弱点研究得很透彻。几年前我从欧洲返国，发现他在我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在兰伯特[103]拍卖会上买到了一样算准我不会拒绝的礼物。这是一本萨克雷为《名利场》所做的插图草图（后来经过了仔细修改印刷于该书第一章的结尾）：贝基驾车离开平克顿小姐开设的学校，顺势将约翰生博士的《词典》[104]从车窗扔了出去。
我想所有认识路德·S·利文斯顿[105]的人都会认同我的看法：利文斯顿是一个十分绅士、过于学究的人，或许还有一定我要说明，他实在是太体弱多病了。就这样，让他难以跻身顶尖的书商行列。
利文斯顿知识渊博，在目录学方面更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当时他为芝加哥的J·A·斯普尔[106]先生进行兰姆作品鉴赏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每次向他询价时，自己都会感到些许尴尬。其他事都可以向他咨询，唯独这一件难以启齿。付给利文斯顿钱时的感觉，就好比在一顿饕餮盛宴之后还要付给主人钱一样尴尬。
所有的藏书家对利文斯顿都十分的尊敬。当他从书店毕业转而投向图书馆工作时，我们都纷纷前来祝贺。他曾在多德—米德公司[107]的古书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多年，随后他成为了罗伯特·多德的合伙人，不久以后他又成为了哈佛大学图书精藏室（该藏书室是由已故哈利·埃尔金斯·威登纳组建的，其中图书是其母亲捐赠的）的第一任管理员。让他做这藏书室的管理员真是在合适不过了。作为一位学者、绅士，他恰好具备了这个职位应该具有的品质。不过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没做多久他就去世了。经历了漫长的病痛折磨，他于1914年圣诞节那天离开了人世。
纽约的詹姆斯·F·德雷克[108]就是专门经营关联本以及19世纪作家首版书的书商。我经常从他那里买书，其中瑟蒂斯[109]还有其他一些彩印书籍都是从他那里淘来的，还有很多本作家首版书（数量之多我也记不真切了）如今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人整理过乔治·穆尔[110]的书目提要，但是我觉得我的藏书几乎覆盖了他的全部作品。这其中有许多都是签赠本。乔治·穆尔的众多爱慕者要知道，穆尔的那部《逝去岁月的回忆》[111]的英文首版广受追捧。我就有那本书的完整印样，其中有多处修改（于本书50页的附图上）。还有那本抨击穆迪[112]建立小说审查制度的小册子——《襁褓文学》[113]，刚出版时的价格才仅仅3便士，但现如今要40美元。我手上这本有赠予威利·王尔德[114]的题词，不过给奥斯卡·王尔德的则是另外一本更为合适的——《异端诗集》[115]，还题有：“赠予奥斯卡·王尔德，穆尔恭呈。”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首版书的影响从未消退过。人们对他的兴趣一直十分高涨，市面上源源不断都是他的书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兰塞姆[116]的《奥斯卡·王尔德》刚一出版就禁售；还有近来出现的《三审奥斯卡·王尔德》[117]和那位“难以言说的苏格兰人”私自印刷出版的《抛石引砖》[118]也是一书难求啊。
那个时候的书只要是发行量较少的，都会迅速成为稀有之物。位于第四十街上的德雷克书店在我纽约的俱乐部附近，他那里就有许多这样的书本。我经常会去他那里，看看书，聊聊天。
乡村生活真是有利有弊。威廉·洛林·安德鲁斯[119]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藏书闲聊”真是颇具魅力。但对于我这种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来说，这种魅力是为不常见。于是，每一次我来纽约都在德雷克那里了解尽可能多的消息，因为他的消息向来十分准确。我通常还会去拜访加布里埃尔·韦尔斯[120]。韦尔斯在他那矗立于大道、俯瞰图书馆的豪华房间里，张开双臂递上雪茄迎接你的情形，大多数藏书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他主要经营（准确说时曾经经营）成套图书，不过近年来，他埋头于经营稀罕物件，就是那种只要拿出来你就爱不释手，不买的话事后还会懊悔的物件。最近一次见他，就让我失去大量我原本用于安度晚年的自由债券，韦尔斯引用约翰生的一句话害我上了当：“活着富有可比死了富有强多了。”于是我走的时候手上便拿着一本布莱克的《天国和冥府联姻》[121]，一天的奔忙以后要是能读到这么一本稀罕的书，真的是十分满足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让我对兰姆的作品产生如此兴趣的人是恩斯特·德雷塞尔·诺思。那本简短、绿色装裱、莫克森版的《伊利亚完本暨汇编》[122]让我对兰姆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这本书我是从利里处买到的，其书名页还注有“唯一完整版”的字样，这不准确的说法实在是十分显眼。我把那部无价的小书和其他的首版书放在一起，于我而言，就算我得卖掉所有的兰姆藏书，我也不会丢弃这一本。
仔细想想，从我那次带着我的书单（诺思为我准备的书单上面列出了20多部兰姆的作品以及与兰姆相关的作品）去伦敦寻书至今，已经有整整30个年头了。不久之前我又找到了那张书单，看着他给我的建议价格，我不禁乐了起来：就算把上面的先令全部换成基尼，估计在今天连一本书也买不到呢。
去伦敦寻书那回也是我第一次的兰姆朝圣之旅，我参观了每一处我能找到的名胜古迹：从基督教堂开始，接着去了新门街，我在新门街还看到了身着“蓝外套”[123]的孩子们在享用晚餐，最后还去了埃德蒙顿教堂的遗忘墓地——查尔斯和玛丽·兰姆并排在此地长眠。第54页的插图就是我于1890年买的一块底片，兰姆自1829年10月一直到1883年5月都居住在底片上那幢位于恩菲尔德的房子。
埃德蒙·D·布鲁克斯[124]是我的一位好友，是一位远在明尼亚波利斯的书商。在这里我要分享一则关于他的趣事：布鲁克斯在伦敦很吃得开，完全不亚于在国内。一天，他打算出门挣点“短线”（股票市场的行话），于是他带着大把现金，准备完备后便出发了。他漫不经心地向瓦尔特·斯宾塞的书店走去，这家书店正在出售狄更斯的《壁炉上的蟋蟀》的手稿。众所周知，这家书店的价格十分昂贵，但是这次布鲁克斯是有备而来。不过布鲁克斯有所不知，斯宾塞书店上层的另一家书店老板也对这本书十分感兴趣，他也在慢慢提升了自己的报价。但是布鲁克斯没费多少功夫就套出了一桩正在进行的交易，他明白自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他把斯宾塞招呼到一旁，问清楚了价钱，立马付了钱坐出租车离开了。整场交易全程不过几分钟而已。后来斯宾塞走到第一个顾客面前，那书店老板还以为他是来讨价还价的，便又增加了报价想要促成交易。不料，斯宾塞小声告诉他已经没机会了，这份手稿已经卖出去了，钱都付了。
这让我想起了A·J·加萨特的一件事：A·J·加萨特是当时众多铁路巨头中最有头脑的一位，他曾在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加勒特的眼皮底下买下了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的两条地铁线的经营权。每次交易达成的时候，失利的一方总是失声大喊，十分痛苦，但是布鲁克斯的故事远不止如此。几个小时以后，专营精装本的书商萨宾，在他位于邦德街的门店的橱窗里摆出了这部狄更斯手稿，而布鲁克斯口袋里也多了一打崭新的英格兰银行钞票，有了这些钱，他便可以去寻求更多的交易来赚钱了。
我对书本的装订向来不怎么上心，我只希望书本能够保持刚出版时的样子：纸板装帧，书页并未切开，羊皮或是衣料包装也可，只要看起来干净顺眼就好。
我并不是对颜色不敏感，而是彩色皮革装订、镀金粉、书架摆放位置等等这些让我觉得跟看照片一样都可以体会到美感。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最终放弃了那些皮革装订散发着美感和香气的书，选择了那些一直保持“刚发行时模样”的书本。
我并不在乎书本装帧的是精美各异还是简单朴素、是布满装饰还是书顶刷金[125]，这些都丝毫不会影响这本书原有的价值。这一点是我要告诫年轻的藏书爱好者的：他们应该尽可能让书本保持原样，如果一定要请装订匠装饰点什么，那么就做一个书盒或是一个书匣这些就足够了。如果你的书出现了散页、不便于使用，就用书盒装起来；如果要尽可能保护那些彩印和镀金，那就把书放进书匣。正如埃克尔[126]在他所作的《狄更斯书目》[127]中所说：“时下藏书爱好者更加倾向于保持书籍原有的样子（刚出版时的样子），不过这种做法在未来会不会改变还未曾可知。”只有那些极不细致的买书人才会摒弃藏书的真正乐趣，一下子就买下自己所敬重的某位作家的作品全集，虽然是首版书，但是装订十分粗糙，与那些量产然后统一售卖的图书没什么区别。对于那些财大气粗又没什么品味的买家，要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签售本上。这年代签售本都是量产的，尤其符合这类买家的喜好。这样一来，他们也不会觊觎我们想要的书。我很清楚现在的有钱人愈来愈多，反之好书却是越来越稀少，这让我十分沮丧。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法律条文。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就希望制定一条保护古书的法律条文，我会制定一项保护旧书的法律，国家的立法者与其做那些坏到透的事，还不如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还有一类书藏书家需要特别警觉——配补插图[128]的书。为一位广受欢迎的作者配补插图没有什么意义，白白地浪费钱财罢了，还有可能毁掉很多好书。坦白地说，这种配补插图的书我也有几本，不过我并没有在这上面花太多的钱，所以我并不提倡大家购买这类图书。
我对镶衬图版[129]这一技术也算是略知一二。我曾受教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费城已故的费迪南·J·德雷[130]先生。他生前收集了许多名人的签名，其价值更是不可言说。在他去世时把这些遗赠给了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德雷尔先生是传统派的收藏家。约翰·艾伦[131]就是德雷尔先生的好友。艾伦先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藏书家，1864年布雷德独福德俱乐部[132]还出版了一部以他为主题的书——《纪念文集》。德雷尔先生在他闲暇的那几年，曾花掉了一小部分积蓄，在他喜爱的几本书的插图页和文字页上做镶衬。我依旧清楚地记得他在那些昂贵的配补插图本上镶衬亲笔签名、肖像画和风景画，一弄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些他精心修整过的书籍如今会出现在拍卖场上。
他去世多年以后，他的家人决定要处理他的部分藏书。斯坦·亨克尔斯[133]当时负责了德雷尔先生藏书的拍卖工作。当那几部鼎鼎有名的珍本亮相时，我都为之震惊了。我当时可想过我会得到这些赫赫有名的德雷尔先生藏书中的任何一本。但是，哎呀！我之前也说过，世事难料啊！那本《北美银行史》讲述的可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但这家银行并不以国家银行自居。尽管是这样一本书，却并没有费城哪家富有的老字号机构办事员或者董事出面竞标，倒是让纽约的乔治·D·史密斯收入囊中——就算是再高音调的歌曲也还是首歌曲啊。
《卡彭特厅的演讲》这本书在费城竟被炒到了几近1000美元；但是除了这本书，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外加57封亲笔稿。如果当时能把这些分开出售，定能卖出多出好几倍的价格。这便宜又是让史密斯占了。接着是那本《基督教会史》，内容更是十分有趣，书中所说的“古老的基督教堂”更是美洲殖民时期最美丽有趣的教堂。牧师和礼拜室的看守都去哪呢？并没有人有意竞拍，这本书又被史密斯带走了。
这些书几乎都被史密斯收入囊中。最后一本是《尼古拉斯·比德尔[134]回忆录》[135]，比德尔可是美国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唉，不过比德尔的子孙们都去哪了？比德尔的子嗣众多，但此刻却不见一人现身。此时史密斯正打算把剩下的书也一并买走，不过他看到我举牌子投标时，就没有再与我竞标。木槌落下，这部德雷尔藏品中最有趣的书成功被我拿下，这本书正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那一本！书中还有潘恩、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马歇尔等共28人的书信和肖像。我差不多以每样10美元的价格买到这些宝贝，书、肖像、装帧算是附赠的。眼看着别人的藏品被这样瓜分的确令人痛心，不过这也令我们深思：我们穷其一生都在寻书藏书，最终都会变得如此下场吗？
归根结底，包括诗集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商品。每一部经典迟早都会出现在拍卖行。拍卖现场的这十几个甚至是五十个人都是代表了世界范围内的买家前来竞标，你正是在虎口夺食。当你把书交给拍卖行时，全世界都是你的市场，当然了，我指的是那几家有名的拍卖行。其他时候这些书籍往往只能贬值出手。这些拍卖通常会吸引许多藏书家的关注，他们本人也会尽可能出席拍卖活动；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就是委托拍卖行或者信得过的代理人前来参加。对于买家来说，最划算的拍卖就是那些对书籍一窍不通的卖家，他们会将家具、画作、地毯与这几本书囫囵一起打包拍卖。
现在我书房里摆放的几部书就是在那种场合下，仅仅花费几美元买到的，不过他们的价值可远比我当时交付的价格多得多。我现在脑子里浮现的就是那部鲍斯威尔的首版书《科西嘉见闻录》[136]。这本书十分精致，用古旧的小牛皮装帧着，还附有题词：“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谨以此书赠予尊贵的苏格兰马里歇尔伯爵，以示诚挚的敬意和问候。”这部书仅仅花了我几美元。要是放在伦敦，我估计要花20英镑才能买下它。
有些人成天出没于拍卖行，伺机而动。我可不那样。我每天还要为了生计而奔波，况且我的赚钱速度也是一般。再者，拍卖会上的竞争气氛会让我误入歧途，导致我至少拍到一本书后才会选择离开，通常情况下还会是一本大书，其书名叫做《买这本书用来做什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藏书票那可不能称作是藏书家。一旦书上贴了藏书票，就绝不能随意撕下。如果一本书上的藏书票正是某位藏书名家，那么这本书就一定有其认可度，并且其趣味性和价值更是值得一看。
有一次我去参观某个朋友的藏书，我发现他的藏书有的并没有藏书票，便问他其中缘由。他告诉我说：“选择藏书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确实如此，如果当初不是我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斯古德）施以援手，我可能永远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藏书票。
几年前，他一直借用我的藏书研究鉴赏约翰生的作品。他注意到我的书桌上有一幅墨笔草图，便问我：“这是什么？”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这是我刚收到的伦敦发给我的关于藏书票选择的建议。我之前在一封书信中告诉了他们我想要的藏书票式样——颇具18世纪风格的藏书票：上面要有舰队街，同时以圣殿门为背景。上面的图样要朴素而典雅。他们发回的草稿上的确是我要求的都涵盖了，还添加了许多：卷轴、花饰、蛋形弧边、飞镖饰品和百合镶饰[137]——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总而言之，实在是无法使用。奥斯古德听到这便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傍晚我回到家里，看到书桌上摆着一幅精美的铅笔素描，每处细节都完美无缺：酒馆招牌林立的舰队街，背景则是圣殿门前伫立着地约翰生和哥尔斯密，哥尔斯密则指着殿门俏皮地来了一句：“Forsitan et nomen nostrum miscebitur istis.”[138]看到这些，别提我有多开心了。经过了一番讨论，我们最终达成一致从鲍斯威尔作品中选择了一句合适的话作为藏书票的箴言：“阁下，文学作品中的传记部分是我的最爱。”随后我便将这副素描画送到杰出的藏书票雕刻师——波士顿西德尼·史密斯那儿，请他帮忙完成。
我向来十分偏爱大学教授。这必定是遗传自某位有钱的叔伯长辈，不幸的是，其他的基因我都没有继承下来。我的这位叔伯长辈对于传教士可是毫无招架之力。就算是这传教士很蠢，一旦穿上道服，他也能敞开大门迎接，还会设宴款待。我常常会想：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威望足以让他穿上全套教会礼服的话，真不知道他高兴到癫狂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一见到学者就像我的叔伯长辈见到传教士一样。一般而言，他们才不会像藏书家一样沉溺于其中。他们负责写书，我们则负责买书、看书——如果行有余力的话。我一生的挚友菲力克斯·谢林[139]（如果在英国，应该称呼他为菲力克斯爵士）比大多数人都随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这本书让他在学生圈里小有名气，我手里就有一本这部书的毛边本[140]，甚至部分书页都未曾裁开。坦白地讲，这本书学术味太浓了，根本无法愉快地阅读。说实话，我有时觉得是因为我的抗议才让他后续的作品《莎士比亚在世时期的英国文学》[141]和《英文抒情诗》[142]中改变了写作风格——简洁而又流畅。这也就说明：他不仅是讨论学术还是闲聊都能够游刃有余，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用16世纪的语言去赞美他人。
我一直对这部著名的作品索引持怀疑态度：“J·S·密尔[143]：《论自由》[144]；同上：《丝绵》[145]”。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廷克寄给我一部他的著作《约翰生博士和范妮·伯尔妮》[146]，我读到书中他的落款，我才知道他是在取笑我那书呆子的酸毛病：
此书可以说是首版书的绝妙范例：书口未裁、尚未开封。作者在此签名以作证明。
昌西·布鲁斯特·廷克
这本首版书是现存版本中唯一一本能保持刚出版时状态的。索引中的条目“蒲柏，亚历山大：见第111页”误写为“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要是这个错误（审慎一些的说法应该是“版记”）在第二版中加以更正，那么这部书不知道会珍贵到什么程度！
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清晨，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打乱了我的日常办公，上面的内容我一看明显就是一堆未译的电码。电报递给我后，我发现了这些未经转译的电码，并不觉得意外，不过他人看了一定摸不着头脑。上面写着：“约翰生皮亚萨词典英镑40哈特。”对于我来说意思真的是非常明了了：我的朋友哈特正在向我兜售思拉尔·皮奥齐女士的藏书——对开本两卷版《约翰生词典》，价格为40英镑。我付了40英镑，如期收到了这部书。其中一本书中还夹着一封约翰生先生写给思拉尔家的亲笔长信，信中针对思拉尔家的事务处理给出了一些效果不错的建议。
我觉得您如果能够处理得当，此后每年都可以攒下8000英镑，每年攒的数目也不必高于此数，不要过分追求外表的光鲜亮丽，这样一来积少成多，以备不时之需，家里也就相处得十分和睦，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现在就停下您的挥霍行为，便能安稳度日——这样保持几年后，您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您可以做到这些，便能证明这段时间的坚持是值得的。
约翰生信中的词藻就如同他的说话风格一样，充满了智慧，简单易懂，许多句子更是一些通俗的谚语。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塞缪尔·约翰生这位伟大的词典编纂家，在给思拉尔夫人的信中，请求她回国照顾自己。信中竟这样写道：
你可以选择高高兴兴地回来，带着美好的祝福回来，那么打声招呼回来即可。如果不然，干脆别回来了。
我自己收藏了三四十封约翰生先生的信件，其中就有被皮奥齐称为“动物园”的那一封——一群清贫、脾气暴躁的老太婆苦于找不到收容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家里相安无事，但是并无爱意可言。威廉姆斯讨厌我们所有人；莱维特不喜欢德莫林斯和威廉姆斯，德莫林斯也讨厌他们两个；波尔对谁都没有好感。”
我必须要格外小心。我已下定决心不再多说话，以免让他人误以为我是一个约翰生的狂热爱好者，但是我必须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我从来不会放过约翰生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你问我都有什么版本，那我只能说是应有尽有。我个人最偏爱的是硬纸简装、书口未裁的首版书[147]；同样是首版书但附有补配插图的版本[148]我会用来展览；伯克贝克·希尔的一部作品[149]和30年前读的一本价格低廉的波恩版本[150]就用于翻阅参考，因为我对这部作品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没错，我的确可以用莱斯利·斯蒂芬的口吻说：“我对于书的热爱始于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也必将终于此。”
“你这愚人！竟想在浩浩人海中寻找同道中人！
快回屋去跪着闭门思过，
面对着书架，谦恭地感谢上帝，
让我与你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