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医学的起源
前言
与古代水手并肩扬帆太平洋，日复一日，穿越这片寂静的海洋，直到人迹未至的一片区域。这座小岛不过是苍茫大海中的一点，从深海处隆起，被小片绿色珊瑚礁覆盖。这片环礁正如一个被生物环绕的类地球，经历了无数年月，由一代代珊瑚新陈接替堆积而成。展开神奇的翅膀，与艾安西一同坐上雪莱的魔法车，穿过熊火燃烧的世界堡垒道道永恒之门，一窥雪莱眼中的景象：
下面浩瀚无边的宇宙绵延！
那里，最遥远的天际即是
瞬息万变天马行空的尽头，
无数天体错综复杂地运行，
亘古不变地履行
永恒的自然法则。
上下，四周，
环状运行体系形成了
一个和谐的荒野世界。
（《恶魔世界》，第一部分）
浩瀚星海中有个微乎其微的星球“如双轮战车在远处飞转”，它是“地球的远亲”，也是“天空中最小的闪光点”。着陆后，艾安西在此次奇幻飞行中发现了未在别处所见之物——生命体，它们将那个渺小的类星球裹得严严实实。从汪洋大海深处隆起的那片小珊瑚礁，由世世代代的珊瑚虫堆砌而成，艾安西看到一代代动植物经年累月地在地球上留下的不朽化石印记：她还看到，珊瑚礁顶上有会思考、会呼吸的生物——人类。相对于其栖息的地球而言，珊瑚礁岛的创造者可谓微不足道。但我相信，这些珊瑚虫之于珊瑚礁岛，远比人类之于浩瀚宇宙要大得多，人类只是宇宙中的超微原子，不足“光束里漂浮的微小尘埃”的万分之一。然而，这粒有思想的超微原子竟胆大妄为，自称是宇宙永恒旋转的中心。人类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为何在此或往何处去，却自以为举足轻重，所以必定对自己感兴趣。只求人类真的能拥有与其渺小躯体不相称的巨大潜力和重要性吧。我们都知道，有些毒素只需极微量就可致命；“有些科学领域中使用的计量单位是一格令（grain）（即0.065克）镭放射物的亿万分之一，而一格令的容积才不到一立方毫米的亿万分之一，其重量更是不足高精度化学天平可测重量的亿万分之一”（索迪，1912）。或许，人类并非真如宇宙中的镭元素般渺小？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可不必在意其大小。在我们看来，人类是能力非凡且趣味十足的生物，人类世事的揭秘之旅才刚刚开始。
人类文明的历史极为短暂，而根据现代研究，人类在地球上存活时期十分漫长。对比之下，人类现存的最早记载和石碑上记载的事件，仿佛只是昨日之事。两百万年（甚至三百万年）以来，人类之前生存、活动或人性存续的世界与我们如今所见截然不同。人似乎的确分成很多种，某些类别的人类与我们之差，正如我们与类人猿之别。与冰河时期幸存的人类相比，古代法老根本不算什么新贵！人类的古代史——如今才开始有所研究——源于上新世或中新世时期；而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史，包括埃及和巴比伦自最早历史记载以来的那段短暂时期。要注意的是，这段时期与人类当前智力发展状况有关，尤其是自然观。人类的思想和特性，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的信念和欲望的影响，那是世代相传形成、根深蒂固的本能。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巫术、护身符、魔力和化身仍是抵御邪毒的主要手段；在疾病方面，阿萨（Asa）[1]的做法比较独特新颖；疾病肆虐时，数以百万计的患者仍选择求助于上帝，而非医师。前进道路上的人类为了自身发展，不得不建立起自己与同伴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从超自然现象中寻找生命不解之谜的答案，认为世上满是灵异幽魂、神化自然之物，还以善恶区分，可唤回或求息怒。原始时期的祭司、医师和哲学家集于一人之身，既努力求证实践经验，又力图探究神秘力量。这些神秘力量主宰着黑暗领域——“未经探测的地带”（引述自吉尔伯特·默里教授），用以解释一切人类无法理解的现象，尤其是疾病的未解之谜。老普林尼认为，医学“最初由众神创立”；对于不懂医学的普罗大众来说，疾病仍然神秘莫测，超乎常理。
现代人类学家称，宗教和医学均源于魔法，也就是简·哈里森女士所说的“灵魂原生质”。对原始人类来说，魔法是依靠调节神灵力量帮人或害人，现仍有土著民族在研究早期法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人都能拥有这种力量（又称mana），还能靠修炼增强法力。有些人极其渴望拥有这种魔法：如今还有澳大利亚土著人特地学习魔法。具有疗效的魔法企图控制妖魔邪力，还可诱发疾病，这算是“现代科学的直系原型”（惠瑟姆）。现代科学也试图掌握某种力量，只不过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手段。
原始人类发现了许多与疾病相关的超人类力量，比如人或动物的亡灵、独立存在的病魔、通过控制亡灵或疾病载体而行动的个人。如今我们还能在南部各州的黑种人中见识到这些魔法。给一名黑人施巫术，如果他知情，巫术会通过想象增强法力，以致他重病缠身，只有靠他人以更高法力才能解除。
原始人类视生命为关乎自然之物、生活事件和重要时期的“绝对神圣的存在”（沃尔特·佩特），他们在早期便开始神化生命。因此直至近代，原始人类的历史大多与万神庙有关，他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大小众神。哲学家齐诺弗尼斯最早发现了人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神，并赋予其人类的能力和特性；他还认为，色雷斯人创造的神是碧眼赤发，而埃塞俄比亚人创造的神为塌鼻梁、黑皮肤。齐诺弗尼斯还说，遇上了有双肢、能牵拉物体的牛、狮子和马，他们还会依照牛、狮子和马的模样创造神。我们在所有关于自然和疾病的早期历史中，发现了供满神明的万神庙，这不仅说明人类想象力丰富，还说明脱离野蛮状态的人类心生希望和恐惧，才会把众神当作“黑夜的火柱，白昼的云台”。
甚至后来出现的罗马国王努玛的宗教，信奉很多在特定情况下召唤的小神——梵蒂冈，帮助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法布罗斯，鼓励婴儿说出第一句话；古巴，轻抚婴儿在摇床里安睡；多米度卡，保护人们安全返家（沃尔特·佩特）；努玛相信，所有疾病都源于众神，都能以祷告和祭祀预防。除主神之外，如光明之神阿波罗、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和智慧女神密涅瓦，还有众多小神也可被召唤驱疾。据说，罗马有位年轻母亲祈求了不少于十四位女神，从神后朱诺·鲁西娜到普洛萨、波尔特伏尔塔（威辛顿）。人们为常召唤的发热女神建了多座神庙。这位痛彻心扉的母亲立下铭文感人至深的石碑，上面刻着：
献予发热女神
献予圣洁的女神
献予伟大的发热女神
我为患病孱弱的爱子卡米洛
立此碑望女神护佑
大大小小的超人类力量，数目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人类用召唤神灵来对抗疾病。引用斯温伯恩的话：
惊雷中，神灵纷纷飘远直至光芒成幻影，
惊讶于目睹福音书如何燃烧，消失殆尽；
神明似乎比信奉之人还多，虽实非如此；
神明亡尽，人类比梦中的造物者更长存。
大多神明都和善有益。我们不能在此讲述与恶魔附身或巫术有关的黑暗篇章。祂们与卢克莱修一起呼喊（卷四）：
噢，不幸的人类，有了神性后变得愤怒！
祂们发出多少呻吟，
对我们造成多少伤害，
渺小的我们流泪也无济于事。
每个年代和宗教都解释了卢克莱修尖刻辛辣的言论，“宗教具有煽动性”、“宗教教条也难免有害”——不过，“信奉神灵”（泰勒对宗教的定义）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在内心搭建起正义的祭坛。宗教发展研究所使用的比较方法，说明了人如何随着精神与生理演变，在无止境的追寻中开拓思想。魔法的精神原生质衍生出哲学家、医师和祭司。魔法和宗教掌控着未知领域——超自然和超人类的领域：科学寻求探索世界，通过了解从而掌控世界。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认为人类会抵抗自然，他还说：“尽管模糊的原始状态在某些动物伙伴身上也有迹可循，人类精神品质的力量却是前所未有，目前主宰着其生命有机组织中的一切其他活动，以至于这些品质虽不完全是，但很大程度上将人类与自然选择过程、适者生存的常规运作隔绝开来，而这些常规自出现以来，曾一直是生命世界的金科玉律。这些品质证明了一点，自然既定安排逐渐开始新的尝试。知识、理性、自我意识、意愿都是人类的特质”[2]。这是逐渐演变的缓慢过程，自然科学直至上世纪才开始将知识系统化——从而揭秘自然，如控制自然力量、限制自然影响和转化自然能量。如今这一胜利遥遥在望，而人类的精神状态却还未适应这样的改变。很大一部分人类同胞仍将自然界当做驱除或召唤恶魔幽灵的灵异之地。
携手并肩、如影随形——“在黑暗无边的时光深渊里”，在伟大的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黎明曙光中，在希腊耀眼的晨光中，在现代世界的晌午皓日下，自然科学和巫术迷信共同走过了文明发展的“漫长黑暗时光”，目睹了辉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开启黎明曙光，一并衍生了这两种对人类和自然关系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是自身与疾病载体的关系。
本次讲座课程旨在概述这两种主要观点的发展特点，讲述它们如何在人类进化的不同时期产生影响，分享在人类灵魂中如此早现、忽明忽暗的理性之光，它如何在最黑暗的时期都不曾完全熄灭，而是在人类不屈不挠的努力下重燃，如今越燃越旺，照向完美世界。这是历史的辉煌篇章——目睹之人能见证亚当诺言的实现——将来某天，人类不仅拥有地球，还凌驾于其上！我们一起穿梭飞越数百年，站在顶峰一览身经的全部时代风貌。
医学的起源
医学，源于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共情；源于期盼帮助悲伤、困顿和患病之人的愿望。
原始之共情，
亘古至永恒；
念人类之疾苦，
遂生抚慰之思。
自我保护的本能、抚慰喜爱之人的渴望，尤其是强烈的母性之爱，正是这些特质使具有兽性的人类逐渐变得温柔善良。卢克莱修精辟描述了人类进化，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对共情发展的预知：“人类借助呼喊声和肢体语言，用只言片语传达‘每个人都应怜悯弱者’的理念”。我曾听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佩恩博士说过：“医学的基础是共情和乐于助人的欲望，以此为目标的所有行为都可称为医学。”
原始人类最初遭到很多伤痛、意外和毒蛇猛兽的侵害。在一段漫长时间里，稚拙的人类对此并不了解，不过，随后的点滴经验逐渐累积成有用知识。自然经验帮助人类弄清因果关系，老普林尼也认为，早期人类可能是通过观察动物获取知识，如看到河马热时出红汗，就想到对多血症的患者采用放血疗法；看到狗呕吐排出毒物，由此发现催吐剂的应用；注意到朱鹭常用长嘴取水后伸入肛门排泄肠道废物，于是发明了灌肠剂。此外，塞尔苏斯对理性医学起源的描述也言之有理，“有些病人食欲大，第一天就急于进食。有些病人因厌食而禁食；懂节制的患者恢复更快。有些患者在发烧时、发烧前或烧退后进食，而烧退后进食的患者恢复得最好。同理，在患病初期，有些病人照常饮食，有些则少量进食，而前者病情出现恶化。类似情况经常出现，这引起了善于观察之人的注意，寻找到最佳疗法，然后为患者开方治疗。就这样，医学建立在患者康复和死亡的经验之上，去粗取精、去害存益”（卷一）。事物间的联想也有启发作用——从小米草花瓣的黑点，联想到人的瞳孔，这种植物数百年来一直用于治疗眼疾。还有很多其他古老草本植物的类似应用，这也的确是所谓征象学说的依据。于是，人类通过观察积累到了更丰富的经验。没有哪个社会如此原始，缺乏治愈之术存在的迹象，这种技艺随着社会发展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无法讲述这种原始医学，但可以介绍一项展现医学实践非凡成就、现存最古老的技术——环钻术。在新石器时代，被移除了圆状骨片的颅骨几乎遍布全世界。关于此术也曾有大量精细研究，尤其是杰出解剖学家兼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和M·卢卡斯·尚皮奥尼埃尔，他们都有专著论述这项技术[3]。布洛卡认为，环钻术采用了刮擦法；卢卡斯则表示，环钻术还需使用燧石工具，在头骨上围圈钻孔，以移除圆形骨片；目前已发现这种钻孔痕迹。这种手术用于治疗癫痫、小儿惊厥、头痛等多种脑部疾病，这些疾病被认为由颅内恶魔引起，环钻孔可将恶魔清离人脑，从而治愈疾病。
环钻术如今仍然存在。卢卡斯·尚皮奥尼埃尔就曾遇过一个卡拜尔人，他说环钻术在自己的部落里很常见；来自环钻术世家的他曾做过四例环钻手术；他父亲做过十二例，其他三个兄弟也是内行人；他认为这种手术并不危险，通常用以缓解头痛，偶尔治疗骨折。
原始人类还会给动物进行环钻术。比如牧羊人会用环钻术治疗羊的眩晕症。这种当前仍盛行的减压术，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外科手术。
埃及医学
约六千年前湮没无闻的大洋彼岸，位于尼罗河畔的人类已处于文明高度发展的状态。从石器时代的记载中发现，尼罗河流域经过数千年缓慢发展，滋养出密涅瓦般高度发达的智慧文明。在这片隐蔽的沃土之上，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率先从同源宗族中脱颖而出，再加上偶然发现了铜，于是埃及“能够煅造出铜器，推动人类跳出石器时代的泥潭”（艾略特·史密斯）。格外受关注的是，该时代早期的著名人物当中，竟有一位医师——同时也是导师、哲学家和国王的朋友——此人深受爱戴，地位显赫。从开罗出发，沿尼罗河靠右而上，孟菲斯城后的沙漠中有座高190英尺（约58米）的梯形金字塔。这是“历史上已知最大的坯石建筑”，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尔的陵墓，也是第一座“安葬众多未来往生者”的埃及法老金字塔。金字塔的阶梯式设计归功于古埃及圣贤伊姆霍特普，他是第一位确认与金字塔之谜有关的医师。“在祭司、魔法、警言制定、医学和建筑方面，这位左塞尔统治期间的杰出人物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美名流传，甚至在逝世2500年后被奉为医神，尊为伊姆霍普特，称作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4]。这位大受欢迎的神明不仅可以治愈活人的病痛，还会照顾到阴间路上的逝者。有关这位被称为“医学第一人”的事迹，可参阅埃及研究学家库尔特·泽特的研究[5]。伊姆霍普特与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似乎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真正被奉为神的时间较晚，约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332年间。许多伊姆霍普特的青铜雕像仍留存至今。最早记载伊姆霍普特的纪念碑是其祭司亚马西士的雕像（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编号14765）。托勒密五世还将埃及北部菲莱岛上的一座神祇赐予伊姆霍普特。后来，人们对他的追捧愈加狂热，于是又将孟菲斯城中另一座神庙赐予他。泽特认为，对伊姆霍普特的狂热追捧促进了隐逸派文学的诞生。伊姆霍普特与埃德夫著名神庙之间的联系尤其让我们感兴趣。
埃及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传播中心。在漫长的数世纪里，精通所有埃及学问就意味着掌握了所有知识。人类大部分至关重要的奇思妙想都发源于尼罗河流域。该流域物质文明丰富，我们仿佛能透过保存完好的岩石记载，隐约看见人类寻找正义的场景、道德觉醒的最早印象，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意识纠纷也开始出现。总之，比其他人类更强大的埃及人首先萌生了参透死亡的想法，那些流传至今、千古不朽的纪念遗址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么一来，实践医学实现快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埃及文明的发展还表明了，错误自然观指导下的疾病认知有多么粗浅原始。首先，祭司与医师一体，医学与宗教从不分家。后来才出现一批非祭司的专业医师[6]。马伯乐指出，埃及人认为疾病和死亡都不是自然现象，也并非无法避免，而是由某些借助自然或无形载体的邪毒导致，这些载体通常来自隐秘世界。“尽管这些力量通常来自隐秘世界，但侵袭具有毒性时才会显形：是神、神灵和亡魂在暗中作祟、附于活躯，或以不可阻挡之势闯入体内。一旦占据躯体，邪毒便会断骨吸髓、饮血啃肠、吃心吞肉。体弱者被一点点摧残；于是死亡很快降临，除非这股邪毒能在身体遭到致命伤害前就被驱逐出去。因此，医治病患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首先要了解占躯幽灵的属性和称号（如有需要），然后发起进攻，驱逐甚至毁灭它。要成功就得拥有强大魔法，因此医治者必须精通咒语吟诵之术和护身灵符制作。其次，医治者须采用医学方法（药物和均衡饮食）改善体内异物引起的机体紊乱。”[7]
如此看来，疾病被认为是由邪毒或触怒神明引起的，因此效力再强的医学手段也只能帮助缓解病痛；而采用魔法、咒语、魔咒和祷告的方法，却可以治愈疾病。经验带来了所谓的实践知识，留存千年的记载也显示，埃及人使用了催吐剂、泻药、灌肠剂、利尿剂、发汗剂，甚至放血疗法。他们从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中积累了丰富的药学知识。后来，医学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提到埃及出现了很多医师；——“有的专治眼疾，还有的专治脑部、牙齿、腹部或体内器官疾病。”
我们对埃及医学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古埃及人的医学专题莎草书，其中有六七份资料至关重要。最著名的要数埃伯斯于公元前1500年发现的古医籍。这份价值连城的文稿是莱比锡图书馆的稀世珍藏，长20.23米，宽30厘米，保存极好。此外还有卡洪莎草书、柏林莎草书、赫斯特莎草书和大英博物馆莎草书。以上文献现已全部公开——最后那三本近期也由雷津斯基重编[8]。在此展示一份复本，好让大家对这些旷世之作有初步印象。该文稿内容混杂，记载了治疗各种疾病的咒语、咒符、法术套语、符号、祈祷文和药方。所含药学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当时医术发展程度之高。当中记录了含漱剂、油膏剂、鼻吸药、吸入剂、栓剂、烟熏消毒法、灌肠剂、泥敷剂和硬膏剂；此外，还有鸦片、毒茴草、铜盐、海葱根和蓖麻油的用法。当时的外科手术发展水平不高，但却大量使用了手术刀和火灼术。眼科手术由专科医生执刀，且在莎草药典上，还记录了大量治疗眼科疾病的药方。
当时的埃及医学有个领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即卫生学。住所、城市以及个人卫生都受法律管制，祭司为树立榜样，时常洗浴、剃除全身毛发，衣物也干净无污渍。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所描述，祭司的生活如此井然有序，仿佛得益于博学医师，而非立法之人。
还有两种遍布世界的实践方式，其最早期记载也出现在古埃及。第一种是魔法，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自然观，也确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对永恒不变的规律一概不知，认为周围世界像自己一样变幻无常，“若要生活如己所愿，人类必须能够取悦安抚神灵，或者迫使其脱离人体。”[9]
我们还注意到了金字塔铭文——“人类思维现存最古老的篇章，可以借此触及人类智慧发展距今最遥远的历史”[10]——其中六分之一的内容都涉及魔法的施行。人们对魔法深信不疑，尤其对于引渡亡灵，据说吟诵金字塔铭文中的咒语、祈祷文或仪式可以超度亡灵，护佑孤身前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跨过重重艰难险阻。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人类从未放弃对魔法的信仰。只有极少数思想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挣脱了魔法的束缚。关于魔法的起源与发展，没有人比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一书中的阐述更清楚[11]，“如果现在有人认真思考魔法这件事，肯定不会惊讶于它已经不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也不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因为似乎唯一囊括天地人三者的只有科学，它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控制和统治人类思维。首先，没有人会质疑魔法最先深入人心，它源自医学，在保健养生、治疗预防疾病的情况下：世上看似合理的那些事情，伴随些许崇高神圣而非平凡之事的独断虚浮，对人类的想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医学都几乎不值一提。于是魔法寻找到发展之路，更好地增强法力为其巧言令色增光添彩，而我们生性就爱听花言巧语，这种习惯和伪善的虔诚信仰都将继续存在：我想提醒大家，这到如今还在迷惑人类的灵魂，吸引了世上更多人追随其后，这种情况绝无仅有。但魔法并不满足于这一成功和发展，而是积蓄更多力量、赢得更大名声，融合了医学药方和宗教仪式、星占术和算术；寄希望于这一特点，所有人天生就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和今后发生的事情。这也让他们相信，所有预知之事都取决于星宿的运行轨迹和影响，闪烁的行星明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后来，人类完全掌握了魔法，利用它来获取对自己的感知和了解，很快就建立起天地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随着时间推移，魔法获得领先发展也就不足为奇，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视其为所有科学的典范：其威力强大，以至于黎凡特地区诸位国王和君主都会受其统治管理。”
第二种遍布世界、最早也源自埃及的方法是将动物分泌物或某个部位当做药物使用。这是原始人类非常古老的方法之一，最早记载于上文提到的莎草药典。唾液、尿液、胆汁、粪便，还有身体的各部分，干状和粉状的蠕虫、昆虫和蛇类都是药方的重要成分。这种方法在古代世界广泛流传，其影响范围和重要性可参阅老普林尼《自然史》第二十八册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其中几种药物来自人类；其他取自大象、狮子、骆驼、鳄鱼，还有七十九种均取材于鬣狗。这种方法盛行于中世纪时期，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药方还增加了诸多奇特成分。摩西·查拉斯的《皇家药典》（伦敦，1678）是当时最科学的著作，记载了器官疗法以及如何从恶心至极的排泄物中获取药物成分的指导说明。更奇特的是，自发现干尸后，竟有人相信干尸磨成的粉对各种疾病均有奇效。英国作家爵士托马斯·布朗在《瓮棺葬》一书中提及：“干尸变成一种商品。古埃及人的老祖宗麦西可以治愈伤口，还以法老干尸换取香膏。”
埃及有种日常配物在我们看来也很奇特。俄赛里斯神话中，年轻的何露斯在与塞特的殊死搏斗中失去左眼。而这只作为牺牲品的眼睛却成了埃及最常用的护身符，仅次于圣甲虫。所有博物馆都收藏了大量用玻璃或石头制成的何露斯之眼。
“炼金术或称化学，起源于埃及，名称取自埃及旧称卡米，后传至希腊，接着进入阿拉伯，这一名字也随之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埃及早期基督教的诺斯替派也曾使用炼金术。中世纪时期，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译本中出现书写潦草的炼金术字样，似木星符号，旁边是天宫图和包含调理身体药物的处方，如此一来，可借助幸运星宿的影响清除药物的有害成分。如今，形式虽稍有不同，但在英国医师每天所开处方顶端，仍会出现（Rx）这个标识。”[12]
数百年来，埃及医师都享有盛誉，在《奥德赛》（第四卷）中，松尼斯的妻子波吕达谟娜在埃及时给了海伦一些草药——“埃及盛产药物……每名医师都比其他人更博学多识”。耶利米（第四十六卷，第11页）还提到了埃及处女，徒然服用了诸多药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宫中曾有几名他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埃及医师，他有段话挺有意思：“埃及人给医学划分不同领域；每位医师专治一种疾病，仅此一种；接着埃及便出现大批医师，分别治疗眼疾、脑疾、齿疾、肠疾，或者其他非局部疾病。”[13]
老普林尼也有段令人惊叹的说明，讨论了小红萝卜的用法，据说它能治愈“肺结核”（或肺溃疡）——“在埃及发现了这一说法的证明，因为那里的原始黑暗之神会切开尸体，以解剖的方式寻找人类的致死病因。”[14]
干尸解剖研究为古埃及的疾病研究开辟了新道路。当时骨炎是肆虐最广的疾病之一，艾略特·史密斯、伍德·琼斯、拉弗和列堤都曾对此加以研究。大多数组织损伤看上去都是普通骨炎，不仅人类，庙宇中很多宠物也患有此病。脊柱疾病患者的比例也比现在高得多。有趣的是，象形文字中老年人的“指代特征”，是变形性动脉炎患者的图像。这些研究者表示一直都未发现肺结核、佝偻病和梅毒的迹象。
拉弗曾研究体内器官发现，伴随钙化的动脉硬化在8500年前是常见疾病；他认为，此病与过劳和饮酒并无关联，因为古埃及人并不喝酒，工作时长也与现代埃及人一样，逢工作到第七天就停工休息。
亚述医学和巴比伦医学
医学演进过程中同样重要的，还有几乎出现于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尼罗河谷区域，这里的科学发展程度更高。两河流域文明制定了宇宙运行的精密历法，一套遵照天意而成的系统，也首次发现能指导并掌控天地的规律。我们还发现，这里的医学附随宗教。疾病都是由邪灵和妖魔引起。“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妖魔’，就是现代所称的‘病菌’和‘微生物’的前身，早期的祭司吟诵咒语相当于医师开处方。疾病不同，咒语也不同；这些咒语对普罗大众来说神秘莫测，正如现代医师开的处方也会给信任他们的病患造成困惑。实际上，处方的神秘特性也增强了驱妖咒语拥有的效力。医学治疗配合咒语吟诵，可即便埃及和巴比伦这样古老的国度都已在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药理学研究，只要疾病治疗方法还由祭司决定，诵念咒语和魔摄法指挥者适时组织的祭典仍是同等重要的指定疗法。”[15]
巴比伦医学有三个方面很有趣。人类第一次解剖观察与占星术有关——通过解释某些迹象预知未来。研究者发现占星术分两种——被动预测，解释我们没注意到的迹象，如天象、梦境等；主动预测，寻找迹象，尤其通过观察祭牲。这种方法在巴比伦取得极大发展，这种巫术随后传到了伊特鲁利亚、希伯来，接着又传到希腊和罗马。
所有祭牲器官中，无论是大小、位置，还是含血量，最让早期观察者惊叹的要数肝脏，它被认为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或许是因为含血量丰富，肝脏被视为生命的大本营——确切来说，是灵魂的所在之处。也正因它位于重要位置，数百年来都没有取出肝脏的先例。而且在名医盖伦的病理学中，肝脏和心、脑同等重要，这三个器官控制着自然精气、动物精气和活体精气。许多著作对此均有阐述，可见这种观点经久不衰。对巴比伦人而言，“肝脏”一词出现在赞美诗中，其他作品也准确使用了我们所说的“心脏”这个词。贾斯特罗还展示了大量来自希伯来、希腊和拉丁的插画，以说明这一用法。
人们开始相信，观测献祭动物的肝脏能预测未来。“作为生命的根源，祭牲的生命或灵魂是其神圣的一部分，而上帝接受祭牲，将其作为神的供奉，视己与其为一体——如此合二为一。祭牲之命便是人的生命写照，由于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众神，如果有人成功领会神意，探明神旨，就能找到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法。肝脏是生命力的中心——思想的本营，也是情绪的来源——比如祭牲，肝脏或直接代表接受祭牲的神灵思想，或无论如何都是反映神旨的一面镜子；换个比方就是，一只手表校准得和另一只手表同步一致。因此，如果有人能够解读祭牲的肝脏，他就能够了解神的旨意。”[16]
因此，巴比伦人的祭牲剖肝占卜术变得极其复杂，他们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观察研究羊的器官。在占卜祭典上，垂叶、胆囊和上垂叶的附属物和上面的纹理，都检查得异常仔细。这里展示的是最早的解剖模型，是公元前2000年附有卜辞的羊肝脏粘土模型，贾斯特罗也据此仿制出现代解剖模型。人们会根据详细的肝脏观察记录做决定，这样的解读或多或少要靠与自然相关的独创想法。如果胆囊右侧鼓胀，说明国王的军力会增强；如果左侧鼓胀，则表示敌人将获胜，对我方不利。如果胆管长，表示寿命长。卜辞中还经常提及胆石，或为吉兆，或为恶兆。记录官收录各种解读编成参考书，作为征兆解读的指南和神殿学院的教材（贾斯特罗）。
占卜术在临近国家也广泛流传开来。《圣经》中有很多相关参考资料。比如，摩押和米德延的长者“手持占卜结果”面见先知巴兰（《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7页）。便雅悯的袋子里还发现了约瑟的占卜杯（《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5和12页）；《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第21页）中讲到，巴比伦国王站在岔路口观察肝脏。伊特拉斯坎人也使用了祭牲剖肝占卜术，后传到希腊和罗马，但在这两个国家几乎沦为毫无意义的形式。不过贾斯特罗表示，巴比伦和亚述数千年来一直只用肝脏作为占卜器官，这种祭奠形式没有丝毫衰退或遭祭司滥用的迹象。
古罗马时代的斐罗斯屈拉特叙述了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的实验经过[17]，谴责祭人剖肝占卜术以献祭男童施行魔法对抗帝王。“被占卜师视为重要部位的肝，实则并无纯洁血液；所有无污染血液都在心脏，通过动脉血管为人体供血；位于肝旁的胆在发怒受惊时会落入肝的凹陷处。”
我们已了解到使用护身符和魔法对抗黑暗神秘力量这种想法的起源之早和范围之广。而最坚不可摧的观念是认为某些人拥有“邪眼”，用眼神就可以伤人。由于人们迷信古老文明，《圣经》也在几处提及，“邪眼”之说后来传入了希腊和罗马，目前仍风行于欧洲诸多地方。在意大利，“le corna”这一手势——伸出拇指和无名指，合并其他手指，大拇指置于其他手指之上——至今还用以抵制邪恶势力，罗马人也在驱亡魂节上用过这个手势。美国也有人相信这一说法。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神经系统疾病诊所中，一名半身不遂的儿童被父母认为因被“邪眼”瞧过而患病。
古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第二个医学贡献是，认为天体运行会影响人体状况。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在很早之前就诞生了这种观点，认为运行轨道上的星宿会对人类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这直接促进了占星术和数学研究发展。“象征上帝荣耀”的大宇宙，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地球人类日常生活的小宇宙。首先，他们将万神庙的众神与太阳、月亮和星星进行一一匹配。亚述的天文学观察展现了实践知识的跨越式发展。亚述人研究了太阳、月亮和其他星体的运行；掌握了昼夜平分时的岁差和大量天文学基本规律，而现代使用的学科命名法也源于他们的发现。当时，十二宫图的符号实际上与十二星座相对应，星座仍保留下来，分别代表不同的神灵，如天蝎座、白羊座、双子座等。“宇宙的变化……预示着地球的变化”。《圣经》以“天上万象”描述星宿密布的宇宙，形象地体现了巴比伦占星学家的理念。月亮、行星和星体在持续运动中成队，执行深思熟虑且意图复杂的军事活动。祭司（即“观察员”，或称占星师、肝脏“观察员”）的职能便是发现这一意图。为此，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解释体系，但逻辑性不如上述祭牲剖肝占卜的强，也不够详尽深入。但即便如此，这套体系也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它既是人类渴望细察神旨的哀盼，也是巴比伦—亚述占星术影响整个古代世界的体现（贾斯特罗）[18]。
在波斯人的理性思维影响下，人们对占星术的热情有所消退。贾斯特罗认为，正因结合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理性思维模式，之后的三百年间，祭司才能在波斯人的指引下，从占卜家发展为天文学家；他还说，这也标志着宗教和科学之间冲突的开端。首先，作为原始“科学”的占星术成为人类仍然无法摆脱的迷信思想。与占卜相比，占星术对希伯来人的影响似乎不大，在《圣经》中也少有明确参考。占星术从巴比伦王国传到希腊（但并没有对希腊医学造成太大影响）。英语中也有很多源于希腊语的星宿相关词汇，如：disaster（灾难）。
占星术在欧洲的引进只是一时兴起。显然，希腊人在接触巴比伦人之前，就已在天文学上取得重大进展，而巴比伦的宇宙科学理念，极有可能源于希腊。“我们可以看到，在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是先有占星术，后有天文学，但在希腊却相反——先有天文学，后有占星术”（贾斯特罗）[19]。
出人意料的是，在传入希腊前，有关个体的占星学——即解读星宿判定个体出生条件——并未出现在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祭拜仪式上。个人灵魂让占星的希腊人请众神记下自己的日常活动，通过星宿解读其命定运数。“个人与宇宙运动的联系在于二者的共同点。人类和星宿的运动都服从于无法摆脱的力量。控制星体的不变规律，对应个人诞生时的注定命运。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服从自然规律。因此有人认为，研究人诞生时的宇宙运行，便可预知此人的未来，如出生时辰（或说分娩时辰）星宿升起或可见的位置。这些观点源自巴比伦天象预测官巴鲁祭司发明的占星术体系。希腊体系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与我们在巴比伦尼亚所见相似——宇宙与地球对应，但很重要的一点差异在于，认为并非变幻无常的众神，而是不可更改的天数在控制整个宇宙——宇宙运行与个人命运相似”（贾斯特罗）[20]。
从这时开始到复兴时期，占星术与天文学一直形影不离。正如同一事物的两面，自然占星术作为天文学的对等物，是关于宇宙的研究；而决疑占星术，则用于算命和解读星体预测个人命运。
正如我提到的，全盛时期的希腊科学似乎没有受到占星术的消极影响。吉尔伯特·默里说：“占星术出现在希腊，就像一种新型疾病出现在偏远的岛屿”。但希腊思想征服罗马思想后，占星术作为希腊大运动的一部分传播到罗马，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早在公元前150年颁发的抵制占星师的敕令，占星术的影响力从中可见一斑。在介绍其近期编辑的马尼留斯的《占星全书》卷二时，伽罗德描述了曾在罗马帝国时期风靡一时的占星术的发展过程。“虽然这些（宇宙）星体离我们很远，但祂（神）还能发挥影响，赋予民族生命运数，赐予个人性格特点”[21]。类似的神谕在所有场合下都会出现，如种植树木、马匹交配，且星宿学说在流行思想和宗教的所有发展阶段都留下了深刻印记。老普林尼说[22]，专业占星师都来自古巴比伦、埃及和希腊。同为罗马专业占卜师的伊特鲁利亚人也推动了占星术的发展，而大多数“伊西斯占星师”和“马戏团占星师”都是毫无用处的假内行。但总的来说，占星术当时还是吸引到不少有志之士的关注。伽罗德引述了塔西佗的精彩论述：“我无法下定论。我不敢妄言是命运和一成不变之事决定人类事务的发展方向——或只是偶然决定。古代智者和类人猿之间也存在思想分歧。许多人坚信，我们的生死——即人类自身——对众神来说毫无意义。恶人横行，善人遭罪。还有人认为，命运和世上之事共同起作用，但这种联系与星体运行无关，而是自然起因。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但是一旦选择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命运安排。善恶与对善恶的庸俗看法不同。那些似与困境抗争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如意，也属不幸。可怜之人贫困潦倒时，只需勇敢地面对厄运。这两种立场之外的人都只是平庸之辈。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命运在出生之时便已经注定，谁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如果现实与预言不符，那是因为预言者在欺瞒：这让过去和现在都见证光辉的占星术蒙羞”（附录六，第22页）。
加图抵抗希腊医师，禁止“星象观察者诉诸所有内脏、预兆和算命的迦勒底人”，但无济于事；占星术甚嚣尘上，帕奈提乌（逝于公元前111年）和他两位斯多葛派的朋友反对将占星术视为科学（伽罗德）。与占星术关系密切的数学一并遭到抵制，在《狄奥多西法典》中，数学家可被处于死刑。进入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因与占星术和占卜间的关系有亵渎之嫌，数学被当成迷信，连著名的法国中世纪神学家阿伯拉尔也称之为邪恶研究。
巴比伦医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体现在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2000年），其中包含了大量民法和宗教法则，多数与医学行业有关。这部非凡文献刻在一块黑色闪长岩石上，高约2.44米，正面曾有21列，背面分别有16列和28列，原有2540行，现存1114行，石柱顶端是汉莫拉比王从太阳之神接过法典的雕像。巴比伦还建有法典复制品，“任何想诉苦的受压迫或伤害的人，可以到象征正义的汉莫拉比王雕像前，诵读法典，从碑文中寻找解决方法”（贾斯特罗）。从法典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学行业高度组织化，不仅医学实践规范细致，而且薪酬规定明确，还会对医疗失当行为进行处罚。此外，采用了手术疗法，兽医技术也得到认可。法典还有一个受人关注的特点，那就是“同态复仇法”——即实行以眼对眼、以骨对骨、以牙还牙的原则，幸亏如今我们已经摒弃这种骇人做法。
以下引述部分法典规则：
第215条。如果医生用柳叶铜刀治疗且治愈负有重伤的患者，或者用柳叶铜刀为病患切开眼部脓疮且治愈眼疾，那么这名医生可获得十个谢克尔银子。
第218条。如果医生用柳叶铜刀治疗负有重伤的患者但导致其死亡，或者用柳叶铜刀为病患切开眼部脓疮但致其失明，那么应切下这名医生的双手。
第219条。如果医生用柳叶铜刀为穷人的奴隶治疗重病但致其死亡，那么这名医生应用自己的奴隶交换赔偿。
第220条。如果医生用柳叶铜刀为穷人的奴隶切开眼部脓疮但致其失明，该奴隶付一半治疗费即可。
第221条。如果医生治愈患者的粉碎性肢体或坏肠，病患应付五谢克尔银子。
第224条。如果专治牛羊的兽医为牛羊治愈重病，牛羊的主人应付六分之一谢克尔银子。[23]
希伯来医学
《旧约》所述的医学都受到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影响；社会卫生是规范的体现，金字塔铭文和莎草书都有相关记载。《摩西五经》的戒律既重归原始，又体现了卫生学先进理念。有人质疑它是否成文于摩西时代，但可以确定是由“精通埃及智慧”的大师起草。正如纽伯格所说：
“这些戒律涉及疾病预防、抑制传染病、性病和卖淫活动，注重对皮肤、浴室、食物、房屋和衣服的保养和打理，对工作和性生活的规定，以及对人的约束等等。其中许多戒律，如安息日、割礼、有关食物的法规（禁止食用血和猪肉）、测算女人经期和孕期、治疗淋病患者、隔离麻风病人、维持收容所卫生等，鉴于环境条件而言，合理得出奇”。[24]
无疑，并未广泛运用的占卜术也来自巴比伦。约瑟夫的圣餐杯曾用以占卜，且在《民数记》中，巴勒派遣长老使者手持占卜结果拜访先知巴兰。人们普遍相信魔法巫术，几乎对《旧约》中施大法对付女巫的情节深信不疑，直到18、19世纪的理性思想盛行才有所改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新约》记载的医学内容都引人入胜。占卜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16）中仅出现一次，据说一女子被占卜灵魂附身，“靠预言为主人获取很多钱财”。占星术也仅提到过一次（《使徒行传》第七章，第43页）；没有女巫，也没有护身符或咒语。其中还提及大量疾病：阴魂附体、抽搐、瘫痪、皮肤病（如麻风病和水肿）、大出血、高烧、腹泻、失明、耳聋。疾病治疗通常仅需遵从上帝旨意，偶尔祷告，或借助其他方法，如唾液。这些方法具有奇效，使徒也被赋予这种“能抵抗不洁净的灵魂，将其驱逐，治愈所有伤痛疾病”的神力。不仅如此，它还能让盲人重见光明、瘸子正常行走、麻风病被清洗根除、聋人重获听力，甚至亡者都可复生。人们对如此神授之力深信不疑。甚至四处行善之人也是治疗身心疾病的医师，如果《福音书》大量预言都能实现，也就不需要研究医学了。或许是因为人类未能接受其苦言相告——主张清贫、谦逊、和平，基督教的实际做法才与创始人的规定渐行渐远。但数百年以来，教会从未完全摒弃使徒式治疗法；也完全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神奇疗法似乎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唯有环境条件在变，如今要秉承愚公移山的信念也实属不易。不过，这一宝贵财富仍然值得珍惜，它大大增加了生命情趣和多样性，帮助了解智力超凡的人类。比如，我在纽约的好朋友詹姆斯·J·沃尔什博士也相信在卢尔德发生的奇闻异事[25]。仅在数周前，据说伦敦主教效仿圣·詹姆斯的做法而大获成功。这与我们关系不大——因为东方世界的疾病观和疗法对科学医学演进的影响甚微——除了以生动的例子说明对疾病观的坚持一直广泛流传，更确切地说，这种观点不断增强。我们也并不认为《福音书》中“深受喜爱的医师”圣·卢克的医学研究，与我们称具有科学性的其他《新约》医学相关著述存在根本差异。书中的魔法传说虽使用了专用术语和医学用语，但所体现出对疾病的心态绝非出自希波克拉底的信徒，甚至连受过严谨训练的迪奥科里斯同代人都算不上[26]。
中国医学与日本医学
中国医学体现了学识超群之人所达到的高度，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推断都受限于宗教禁令。如今看来，中国医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所坚持的疾病观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时期盛行的观点相似。中国人相信“泛灵论”，认为一切事物都被神灵和鬼怪赋予生命，数不胜数的魔鬼无处不在。宇宙同生于“道”，“由阴阳二魂组成；‘阳’象征光、热、生产和生命，也是所有幸事的来源；‘阴’代表黑暗、寒冷、死亡和大地，充满阴暗、寒冷和死亡，除非‘阳’和上天赋予生命力。阴阳分成不计其数的善恶灵魂，即所谓的“神”和“鬼”；每个人和每个生物都有一神一鬼，生带来死离去，重回阴阳两界。因此，有二元灵魂的人，同时是由大宇宙生成的小宇宙。作为部分的每个物体，和作为整体的宇宙都有生命。”[27]
中国的泛神论宗教中，‘巫’代表巫师和女巫，能在灵异世界挥使他人没有的魔法。许多巫术施法者都是医师，使用咒语魔法和具有回天之力的草药。巫术的发展年代久远，虽形式有变，但仍保留其基本特性。“巫”作为驱魔医师和从医者，出现在孔子时期的古典文学。除了咒语法术，还有反复吟诵的著名诗词，其中一首出自唐代韩愈，流传甚广。德·格鲁特认为，这首诗中的“灵”或魔力一定很强大，因为作者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也是中国德高望重的学者。德·格鲁特完整翻译了这首退烧诗歌（卷六，第1054—1055页），诗中讲述了，常在秋季出现的发烧恶魔被告诫后，逃至深河的清澈水域中。
唐代宫中太医署下设四科，由两名医监负责：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
占卜和驱邪或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和六世纪。
传染病肆虐时期，巫师成了预言家、占卜师和驱魔师，上身裸露、疯狂乱舞、用针球扎得满身是血、用针头戳穿舌头、端坐或平躺在钉板或刀刃上，以此震慑病魔。巫师几乎都是年轻人，被称为“占卜青年”，他们施用驱魔法术的依据是，大多数犯邪的灵魂都存在于世上的机体之中（德·格鲁特，卷六，第983—985页）。
中国人相信，“道”（即“宇宙秩序”）具有防御恶魔的力量，根据是否于福年出生，按四柱八字推定，生辰八字或“轻”或“重”。八字轻的人特别容易患不治之症，但如果周围摆放驱魔之物、佩戴护符或吞服药物，并择良辰吉日作法，就可以避免许多灾难。
还有两三点要提一提。脉冲学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致于整个学说的实践都围绕它的不同特征展开。该学说种类繁多，复杂细致，使一些古希腊—罗马作家论述的体系更加混淆不清。其基本观点是人体各部分和器官都有自己的脉象，正如弦乐器的每条弦都有自己的音调，所以如果人体脉象和谐，即为健康状态；如果失调，即为生病状态。这些中医说法在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欧洲，弗洛伊尔著作中对此有详细描述[28]。脉象和谐的观点在十八世纪受到关注。
与埃及一样，器官疗法也在中国受到广泛运用。器官、分泌物和排泄物的使用都很常见。有种疗效甚佳的方法发展惊人，即针灸疗法——将针刺以不同深度刺入患处。人体有388个穴位可进行针灸，且人们通过长期经验积累，很好地总结出危险穴位，因此可以通过避开的神经束探清动脉路线。早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就已开始接种预防天花。
即便最简短的中国医学概述，也会让人感觉中国医学其发展停滞不前、成果稀少，几千年来，这让有才智之人深感苦恼。相比《亚伯斯莎草纸文献》时期的埃及，中国医学目前的发展或许并没有太多先进之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说明缺乏解剖学、生理学或病理学知识的民族还是可以存活下来。
早期的日本医学和中国医学相差无几，起初也只有法术。后来的医学实践主要是针灸和脉搏的深入研究。日本医学文献材料丰富，主要来源于中国医学研究，可回溯至基督纪元初期。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将欧洲医学引入日本，当地“工厂”或“公司”的医师都影响了其医学实践。马延在1771年进行的解剖手术，加深了人们对欧洲医学的信任。这次手术证实了器官位置正如欧洲解剖台上所展示的那样，也证明了中国的图解有误。后来，德国医学家库鲁姆斯的解剖学著作开始译成日文，并于1773年出版，其面世之日被视为日本医学改革的开端。1793年，德·格鲁特的内科医学著作被翻译，有趣的是，在所谓“打开日本大门”之前，许多欧洲医学著作早已出版。1857年，一所荷兰人创办的医学院建于江户。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科学医学方面取得迅速发展。现在，日本的医学院校和教师都享誉世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