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你就是医我的药”——好的小说，首看叙述“基调”

“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汽，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

——《连环套》（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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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小说，往往一开始就定准了叙述的基调。

在讲述写作使用的技巧之前，我们先来弄明白什么是“基调”和“声调”。

小说创作中的基调，指的就是叙述基调，它是通过富有个性特点的语言调子、色彩气势、节奏等语言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作品基本调子。叙述基调之中包含着不同的叙述“声调”，是以对生活的入微观察、深切感受、亲身体验为前提的，是一种蓄久积深的态度，是一种自然宣泄。不同的叙述声调的汇合交融、浑然一体，构成了一部小说叙述基调的主旋律。

也可以说，基调是小说内容、形式、思想艺术组合起来的基层情致，是作品风格的外在显现，如喜剧明朗欢快，悲剧压抑伤感，讽刺小品辛辣幽默等。

张爱玲是感伤型作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文学作品中笼罩着某种疼痛，而疼痛来自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由疼痛而产生了悲悯，她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她的感伤是针对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

她的小说几乎都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张爱玲的生活塑造了她的人生，她的人生又奠定了她文学创作的基调。

有着贵族家世的她，血管里流出的是另一种气质。其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大臣，也是李鸿章的幕僚。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可谓是出自相府的千金小姐。李鸿章早年因周氏夫人没有生下儿子，便过继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为子。后来赵氏夫人与李鸿章结婚，于1864年生下了李菊耦。

幼年的菊耦与兄弟一起在家塾中读书，老师不仅为人谨慎，又有学问。所以张爱玲的祖母不仅能作诗，还善弹琴，也会弈棋煮茶，特别是对书画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她对历史典故也很熟悉，与张佩纶结合后，有一次被问及“烛影斧声”，即宋太宗弑赵匡胤的千古疑案，她回答得有理有据。

曾朴著的《孽海花》中就生动记述了一段张爱玲祖父母婚姻佳话。其中的择婿就是指李鸿章家族中的那些女性，李鸿章并不重男轻女，况且他的女儿都文墨精通，聪明过人。在菊耦23岁时，她才被许配给李鸿章亲自挑选的女婿张佩纶。

当时张佩纶犯事发配回来，已经40岁，相貌粗鄙，并且其继室在发配期间已过世，李鸿章却对其欣赏不已，认为张佩纶的才干堪称“今世蔺相如”。

《孽海花》中的原文写道：

“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

《孽海花》里的庄仑樵，当时几乎人人知道，这是在影射张佩纶。不过两人成亲以后，张佩纶的仕途并没有起色，菊耦38岁开始守寡，靠嫁妆维持生活。后来张爱玲无意间看到一张祖母中年时的照片，表情“阴郁严冷”。而菊耦也让女儿着男装，让下人称呼女儿“少爷”，这种阴阳颠倒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她希望女儿刚强，将来的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果然，菊耦的女儿张茂渊、儿媳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都脱离旧式家庭，到海外求学，自食其力，主张做新女性。张茂渊长年单身，而黄素琼冲破婚姻，成了“出走的娜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豪门，但由于是小妾所生，父母又早逝，所以童年并不幸福。

婚后的黄素琼与张志沂每日都争吵，终于日益升级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诸多原因致使她多次出走国外，后来一生漂泊在海外，最后孤苦地客死国外。作为张佩纶的儿媳妇，她接受了新思想，无法容忍丈夫张志沂不务正业、吸食鸦片、娶姨太太的行为，更看不惯他无所作为，这使两人的婚姻最终破裂。

家族的日趋衰败，家庭的不幸，父母的离异，自然给女儿张爱玲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这种阴影体现在她的作品里，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她文学作品基调悲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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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人世间男女之间的故事，无怪乎被一个“情”字纠缠。

张爱玲能一遍又一遍回忆当初与爱人缠绵悱恻的情节，由此告诉自己，对方仍值得珍惜。实际上她心里很清楚，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

她说：“女人就是比较念旧，不是对这段感情放不下，而是对自己曾经那么全心全意的付出感到不甘心，至于什么是值不值得，这样的概念很淡。会时常回忆起，曾经过往的点点滴滴，对方的一点好处或是一点真心，都拿得起却放不下。”

想要不再回忆以前的感情，对于一个不冷血的女人来说，是困难的。那些经历过的感怀无法轻易抹去，“念旧”这种感情是会随着时间沉淀的。在一段感情中，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但那种铭心或是刻骨的感觉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忘，也没有谁对谁错之分。

张爱玲就是特别念旧和重感情的人，这奠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格调——悲情。

她的小说主要表现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有着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小说中，她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调子。

在张爱玲的《连环套》里，女主人公霓喜一生都在一群男子身边周旋。正如连环套一样，环环相扣，情节紧凑又自然，而这其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他们都对霓喜的生活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比如梅腊妮，她是霓喜被第一任丈夫雅赫雅抛弃的一个潜在导火线，她的告密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中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其中的一位人物——师太每天读《南华日报》的伏笔设置，使霓喜发现自己被第三个丈夫抛弃这一事实显得真实而自然。

在当时的中国女性作家中，张爱玲对女性有着深切的同情，并关注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描摹出一系列旧时代女性的群像，表现出处于男权世界里的女性的悲剧命运。霓喜的三个丈夫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丈夫，在动乱和战争的背景下，《连环套》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依附男性而生存的女人，与那时的社会有着真实的契合。

对于霓喜的第一任丈夫而言，她是买来的家奴；第二任丈夫把她收留为妾，也是出于同情而非真爱；霓喜和第三任丈夫是典型的依附式的姘居的情人关系，由于没有得到婚姻的保障，在孤苦无依的生存环境中挣扎的霓喜，注定如漂浮的浮萍，无根可依。

在悲苦的生活中，张爱玲又把霓喜表现得如野草般强劲地活着，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所谓“连环套”，隐指陷入生活困境之中的女人为了获得生存的希望，不得不挣扎于不同的男人之间。霓喜的这一生就沉沦在命运给她设计的婚姻“连环套”中，她的命运被掌控在一个又一个男人手中，直到没有了可以绑住男人的资本而被抛弃。

小说的“基调”是悲凉的，人物形象鲜明，入木三分。在《连环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可恨、可悲而又可怜的女性。她的婚姻带有明显的旧时代色彩，没有爱情可言，只是一种交易——物质和欲望的交易。男人们与其同居，却从不给她一个正当的名分，一旦有了新欢就将她抛弃。她年轻貌美、聪明精干、泼辣、风流、刻薄、虚荣，她辗转在几个男人之间，得到了有限的物质生活和作为附赠品的孩子，她将自己的大半生年华付诸于此。她孜孜不倦地继续着自己的连环套，直到没有可以套住别人的资本。

霓喜年轻貌美，有很多垂涎她的男人，也有低俗的恶习。她贪图财物，对人刻薄又刁蛮，为人虚荣，总想着从男人身上得到物质的享受。她认为，拴住男人的方式除了自己的姿色以外，还有孩子，但她没有成功。最后，晚年的霓喜过着孤单而寂寞的生活。她是那个时代不幸女人的缩影。

“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克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

这是张爱玲的《连环套》的结尾。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她一无所有，除了五个儿女。而对于孩子们，霓喜是没有爱的，他们长大后面临着与他们母亲同样的命运，这就让小说有了更深层次的“悲情”。

《连环套》是采用旧小说的形式书写的，比如“这孩子诸般都好”“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一个鲤鱼打挺，蹿起身来”“凤尾森森，香尘细细”“有海又有天，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等，这些语句带有明显的旧小说痕迹，放在现代小说中别有一番风味，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女主人公的命运同旧小说形式一样，最后终会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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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是张爱玲写作中的基本格调。

她的小说中有许多古典小说的主题、意象，又融合了西方小说的技巧和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这些东西，令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别具一格。

从张爱玲的教育背景看，她就读的教会中学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主办的贵族学校——圣玛丽亚女中。张爱玲一心想去海外留学，可惜战争爆发，她的留学梦成为泡影，她最终改念了香港大学。大学前两年，她将学习精力放在英文写作训练、名家作品选读等课程上，但在第三年的英文课程中，张爱玲的注意力就一直停留在英国小说名家的作品中。

她是个非常有创作自觉性的小说家，对小说文体深有心得，在她创作的小说中，灵感的取得就是来自海外的类型小说。她喜欢在创作之前先研读英国小说中的世态人情，然后将其充实到自己的见闻以及身边的故事之中——这样的写作，也就是最初的模仿，是符合逻辑的。

有了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为借鉴，张爱玲的“悲情创作”就有了参照，她的小说与简·奥斯汀、毛姆等人的作品是可以进行共同研究的。在张爱玲的文章和谈话中，她也多次提到萧伯纳、毛姆等英国作家。

她创作的《连环套》，故事情节同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的叙事方式酷似。《摩尔·弗兰德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书写，书中的主人公从18岁到60岁一直以罪人的身份出现。女主人公弗兰德斯生于监狱，在孤儿院长大，给贵族家庭当仆人。她被主人家的大公子诱骗后，被迫嫁给她所不爱的二公子。婚后五年，丈夫病死，弗兰德斯成了寡妇。过了一段淫荡的生活后，她再嫁给一个在殖民地拥有田产的人。不久，她发现丈夫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笛褔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中的主人公与张爱玲《连环套》中的霓喜十分相像：第一，主人公都是养女；第二，主人公都是通过一次次的非法同居来谋生；第三，两人都有美貌并被男人热烈追求，最后落魄，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这本小说对于当时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笛福的作品被称为“英国小说中的巨著”，虽然女主人公遭遇了诸多不幸，但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又体现了其特立独行的人格，虽然经历坎坷，但对生活充满热爱。

两部著作还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小说的叙述方式。两者都是采用主人公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方式开始叙事的，带有传记式的性质。印度商人、英国小官吏、西班牙修女等人，共同构成了广东养女的世界，这也是当时中国殖民地的现实环境。张爱玲在创作中模仿了《摩尔·弗兰德斯》小说中的文体，试图通过这种独特的文体来进行写实。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摩尔·弗兰德斯》中，晚年的主人公以忏悔的姿态来回顾往事，回忆过程中，她对自己的美貌和狡诈而沾沾自喜。在笛福的笔下，那些接近摩尔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她的真实面目，所以这部小说成了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作品。

笛福当时处于“小说兴起”的时代，他作品中出现的讽刺，是根据他的个人主义以及他对“精神拯救”的关心得出的结论。笛福在文学创作中，把人物与自己认识到的世界关联起来，通过观察，再把自传回忆录和流浪汉小说文体糅合进去，最终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方式。

傅雷曾经批评张爱玲的《连环套》缺乏主题。对于这一点，张爱玲则指出，现代文学作品中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只是让故事自己说话，让读者获取所需。她还认为，自己写实的信念和方式是正确的，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可能是因为新旧文人当时各自的局限性——“鸳鸯蝴蝶派”的旧派文人觉得张爱玲塑造的人物没有“才子佳人”那般多情，而新式文人又觉得她的写作不够健康，缺乏明朗的主题。

在《连环套》中，张爱玲认为自己有一种新主题，她感动于霓喜对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霓喜在得到男人爱的同时却得不到安全感，这两者不能兼顾，也就是小说的矛盾点每次都使得霓喜人财两空。文中的“我”是第三者，“我”在遇到老年霓喜后前去拜访，听到了霓喜对往事的回忆，其中并没有掺杂叙事者“我”的评论。

对照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这部小说与笛福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爱玲是有意识地经营小说，丝毫没有主人公自己的“独白”。她以第三人称来叙事，也不带“我”的情感糅合。这样就使得故事发展的三个高潮有些单调和重复，可是，在小说开头设置双层叙事结构，也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创新。由此可见，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式创新比主题自觉在创作中更为重要。

“你是浮尘中开出的一朵花，带着一炉沉沉的女人香。在你的世界里，原本只是在寂静地等待着，那个懂你的男人。”

关于“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无论从谁的口中诉述出来，都有着别样的美。这种情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依恋、亲近、向往、无私以及无所不尽其心的关系，通常是“情”与“欲”的对照，爱情的核心是情爱。

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男女的情爱，被描述得透彻，而她在自己的真实情感世界里，却无可救药地迷茫着。在此处可以用一个词，即“悲壮”来形容，她内心是柔软而热烈的，她与爱人的爱情也轰轰烈烈。

张爱玲生而缺爱，一部分是其家庭因素造成的，另一部分则是自恋造成的。故而她在爱情里寻找到的并非纯粹的感情，其中糅杂着强烈的索求。这就是她的文学作品给人带来悲凉感的原因。

悲凉感，其实就是“感伤主义”，这种“感伤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当时由于现实矛盾的加剧，人们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寄希望在艺术和情感之上，借此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逃避情绪。

到了19世纪初，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了外部现实世界投影的叙事方式。“感伤主义”排斥理性、崇尚感情，所以也被人称为“前浪漫主义”。它注重内心情感，夸大感情的作用，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是强调个性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刻画。

任何一篇作品，都需要深入分析、理解其思想内容、体裁、主题、结构、语言，并理解它的风格，理解它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好的文学作品，都会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基调”，它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层次、段落、语句中具体思想感情的综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