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伯利亚的农民

这就是有名的叶尼塞斯克，这个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城市，关于它流传着如此大量的难以令人置信的传说和故事，在这里人们积聚了几百万，突然又在瞬间完全消失。我带着紧张的好奇心在稀疏的森林之间驱车而行并等待着叶尼塞斯克街道两旁的房屋在我眼前左右闪烁而过。当我亲眼看到这一西伯利亚的工业中心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最好说是完全感到失望。当我驱车到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城市彼尔姆省的秋明时，我真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它延伸到3俄里以上，它的许多石头房子装饰着图拉河的堤岸。看样子它是富有的工业居民的第一个代表。我想，在西伯利亚工人也许真的过着好日子，也许甚至比俄罗斯还要强。至少一些城市是富足的，也许工资也是高的。从托波尔斯克我就已经开始失望了，对于一个省城来说它是差劲的，它比秋明稍为好一点，可是这是西伯利亚各省中居民最多的主要城市。后面接着的是鄂毕河上的苏尔古特与纳雷姆，这些城市可以与俄罗斯的贫困的乡村相比较。两三个商人和商业经纪人，几个官方人员，一个牧师和几家住户——这就是在那里能够看到超出贫困限度的一切。沿着伊尔库茨克大道遇到所有可怜的城市，其中最宏伟的建筑物就是监狱。在托波尔斯克与托姆斯克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这就是鄂木斯克。鄂木斯克要是作为一个县城，那是挺不差的，但是作为省长将军的府邸，那就是一个可怜的城市。在秋明之后第一个不带有贫困色彩的城市是托姆斯克。这个城市相当优美地伸展开去，但是它没有一条铺好的街道，虽然沿着整个城市的托姆河河岸布满了小石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粉碎加工就可以用这些小石子铺一条漂亮的公路！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座石头房子是带三层楼的，而在两层楼的房子当中似乎只有10座带有一排7个以上的窗户，三分之二的房子是半层楼的。在基希涅夫一座石头房子要住34个人，而在比萨拉比亚省的7个城市中每座石头房子要住46个人。在托姆斯克一座石头房子住220个人。在托姆斯克省的7个城市中每座石头房子要住425个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位于多峰山区的风光之中，这些山看上去比在伏尔加河遇到的所有的山都要高得多。沿着这条河没有一个地方的风光能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风光媲美的。假如从叶尼塞河的河岸区看这些山，那么叶尼塞河就会由于宏伟的环境而失去自己的壮丽，假如从山上眺望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其四郊，那么这个城市在自己美妙的环境中就显得像个可怜的农村。它的可怜的石头房子和四五座教堂似乎只是为了多少去除一点它的乡村外表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达不到这一目的。尽管城市建造得正确并位于很方便的地方，但是从山上看去，它的木头房子是如此地像农民的建筑物，怎么也无法从初次印象中摆脱，它仍然像一个大的农村。在西伯利亚51座城市中有24座没有一座石头房子，在9座城市中没有3座以上的石头房子。叶尼塞斯克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稍为差一些，可能甚至还属于好的县城之列，但是关于它的富足的传闻却原来完全是夸大的。西伯利亚人习惯于算几百万和几十万这些数，你听着他们，他们会说，在他们的叶尼塞斯克有着一些百万富翁的资本家，而几十万财富的资本家那是平平常常的了。核实一下叶尼塞斯克的百万富翁原来只有15万财富，而认为有10万资本的地方原来是2万。衡量一下西伯利亚的四分之三的地方，拿托波尔斯克、托姆斯克、叶尼塞斯克3个省来说，在全部3个省中有多少百万富翁？两个。一次我问一个有良心的资本家：“你们赚钱赚得这么差劲，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向谁去赚钱，在所有的人都很穷的地方赚钱是困难的。”西伯利亚的上层社会却不是这么谈论的。他们说，我们的人民是富足的，看吧，这里的农民是怎样的财主，有的农民耕种200俄亩土地，有100多匹马，它们都是良种马，是大走马；他的养蜂场里有400个蜂箱；一年他要砍500立方俄丈木头；在他的马群里马大批地生下来，没套过马具就死去了。有这样一些农民，他们的资本可能有3万，但他们仍然只经营一行农业。让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些说法。我们从村镇的外表开始。西伯利亚人喜欢夸耀，说他们没有缺少烟囱的农舍。不仅如此，在西伯利亚不只是富裕的农舍而且是贫穷的农民的室内生活都是惊人地干净的。地板、墙壁、木炕、桌子不仅是洗过的，而且还刮过，炉灶粉刷得雪白；在富有的农民家里整个地板铺上了带花纹织物的粗麻布地毯，在中等水平的农民家里则是梳麻织的地毯，即织成这种地毯的线是由一些剩麻头纺成的。西伯利亚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树皮鞋，这单纯只是由于缺乏椵树。然而良好的印象也就到此为止了。在西伯利亚我确信了，在干净的地板上也可以像在脏地板上一样地饿死人，脏同样经常可以属于富人，就跟干净属于贫穷者一样。要知道靠近尼罗河发源地的光身子的黑人也是生活得很干净的。对于如何解释农民生活中的这一特点问题，西伯利亚人回答说：在西伯利亚不曾有过奴隶制，因此家里没有脏。但是，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房子里没有脏东西，那么在街上可是脏得很厉害。在西伯利亚是不给田地施厩肥的，所有的粪便和脏东西从院子里倒在街上。冬天，街上堆满了冻住的粪便碎块，在上面赶车就跟在铺满石头的路上一样。为了对比可以说：西伯利亚未曾有过自治制度，因此街道是脏的。看着村镇的建筑物，不能不看出贫困，特别是如果想象到你是在森林之国中驱车而行。尽管在从秋明到伊尔库茨克的大道上村庄里也能看到一些有7个或9个窗户的两层楼的木房子，但是中间是穿堂，两旁带两间房的农舍，不仅比俄罗斯的其他地方要多，比可怜的农舍要多得多，而且房子的建筑样式也具有贫穷的特色，没有什么雕刻。这不仅是和俄罗斯中部的建筑比较是如此，而且和像科斯特罗马与沃洛格达这样的省份比也是如此。在一个院落里建筑物的数量少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惊讶，特别是要是在几天前经过维亚特省的话。一个房间带3个窗户的房子及简陋的小农舍不仅过分经常地可以遇到，而且还能看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房子完全没有屋顶，方形，只是由一些长圆木构成，中间带一个窗户，周围则一贫如洗。这种房子给人产生如此赤贫和可怜的印象，很难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在离开大道的地方和原始森林中两层楼并带四个窗户和两个穿堂的房子就算是最奢华的了。甚至经常有缺少屋顶的房子，这种房子是低矮而狭窄的住处，这是直接等同于野兽洞穴的中间阶梯。最后的房子与野兽的住处毫无区别，可能与熊穴的差别并不大。尽管西伯利亚人吹嘘没有缺少烟囱的农舍，但是冬天，我在西伯利亚农村各处行走，我经常看到从开着的农舍窗户或洞口里冒出烟来，这就是说那里的空气是不太干净的。两层窗框是罕见的，经常看到用牛尿泡代替玻璃，农舍里就跟监狱里一样，总是昏暗的。越往东去，越是看到贫困。最后，在西伯利亚大量的农业工人使我惊奇，他们远比俄罗斯要多。我不能不怜悯地看待这些人们，尤其是当他们有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痛苦地埋怨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如何热烈地期望摆脱自己的境况，而能摆脱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我永远忘不了我在西伯利亚得到的初次印象。我是在冬天的二月份去的，所有活物都染上了一种消极情绪，似乎全认为自己是毫无希望的死者，这使我惊奇。当你沿途在带铃铛的三套马车上疾驰的时候，路上躺着一条母牛，它一动也不动，三套马车差点没压死它；赶车人恼怒地用鞭子抽它，它像一块木头，连耳朵都不动一下。生病的小孩穿着一件衬衫，光着脚，在寒冷中坐着。我对母亲说：“您怎么搞的，您的小孩会死的。”她带着无望的冷漠回答说：“管他哩，我们是养小孩的人吗？”在这种沉重的锁链锁住一切的气氛中，到处可以听到：“我们用不着期待什么好事，坏得不能再坏了。”当时我不明白，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力求相信这些初次的印象是假的，但是我观察得越多，我对这种无望的消极情绪的特征的含义认识得越清楚，这种情绪在麻木不仁的深渊中以同样的重量压在人们和牲畜的身上。我初次获取的印象越来越深地印入我的脑子里。结果我猜透了这个谜——在我面前是冬日饥饿的阴沉形象。以后我不止一次地重新遇到这些阴郁现象。春天我在西伯利亚各处走，我有时要走几百和几千俄里，留神地观察着所有我遇到的妇女和儿童的脸，几乎没看到一张脸是具有健康和满足的气息的，不断地碰见力气衰竭的明显迹象。我忧伤地看着那些不幸的牲口，它们成群地奔向一点点干草，只有用最费劲的手段才能赶得动它们。与此同时我是如何经常地听到关于由于得不到饲料，牲口在春天大量死亡的传闻。要是这里对人的谈论也像对牲口那样注意的话，可能人们也会谈论儿童和妇女的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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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额尔齐斯河河口，鄂毕河在我眼前宽阔地美妙地奔流着。它的永远平整的长满森林的河岸有时几乎没入水中，有时则高耸在空中，就像是永远变化着的布景；一部分河岸突出了，另一部分移动了，各种花样无穷无尽。要是鄂毕河有着多山的河岸的话，那么它的水就会失去好多宏伟景象。而现在这不是河，而是海，但不是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海，而是围着经常变化的绿壁岸边的海。甚至这些水的永远的荒凉也给人产生某种尽管是忧伤但是富有诗意的印象。一个浪头追逐着一个浪头，看着它们无休无止的追求，在想象中出现了古代宗教史诗的形象——这些浪头似乎是命中注定要永远相互追逐而又总追赶不上的某种有生命之物。看，某种活物出现了，好像是一条小黑蛇在波浪之间游动，这条小蛇变成了一只小船并向我们靠拢过来。我感到某种奇异的兴奋：走了几个钟头，既没有鱼跃，也不见鸟飞，忽然间却在浪涛之上出现了活人。这是一个农民。我问他：“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关于我们的生活不值一提，比我们生活更坏的全世界都找不到：晒晒鱼，拣拣榛果，这就算是全部的行当。在我们的土地上，既不能耕也不能种，官方知道，没有人再比我们更穷了，所以向我们抽的税远比种地的要少。”我看了看自己的交谈者，又看了看西伯利亚小官，他刚才还在吹嘘西伯利亚农民的富足。他明白了我的目光，说：“您还想在这么北部的地方寻找富足吗？您到南部的米努辛、比斯克、库兹涅茨克或巴尔瑙尔各州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西伯利亚的农民。”说到做到，我已经在库兹涅茨克了，并到四郊各处走走，目的是为了了解农民的生活。首先使我惊奇的是财富的自然资源的丰富；土壤肥沃，长满了植物；能为牲口提供极其丰盛的饲料的芬芳的牧场；即使的确过分娇嫩的作物，如荞麦，经受不住寒冷因而种得少，庄稼地也提供极好的收成。这里果真是没有财富吗？至少这里的农民应和美国的农民过着同样富裕的生活。这儿有的是森林、牧场、整块的耕地；似乎不管你想耕种、收割、砍伐多少，仍然给邻居留着丰盛的东西。不管你饲养整群牲口，也不会因此挤掉谁，得罪谁。养蜂的地方是最方便的。河里和湖里长满了味道鲜美的各种鱼。森林、湖泊、低地充满野味，一对大鹬值四个戈比。野兽同样多得很。建筑有松树，做木制器皿有很好的树——雪松，制砖有罕见优质的黏土。水很丰富，甜美，干净得有如水晶，一部分水甚至以其有益的特性而著名。浆果——马林、草莓、蛇毒、岩悬钩子等非常丰富。在地下深处埋藏着大量的财富资源；煤是如此地多，有的地方它比普通的黏土还便宜，60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船煤。大自然也没让库兹涅茨克州缺少铁与金属。还需要向大自然索取什么呢？大自然如此富足的国家多吗？在这样的环境里却生活着不幸的贫困的居民。很大一部分农民的住房是极普通的，没有屋顶的简陋农舍是很经常的现象。农民只能勉强地一半地保住自己及家庭免受寒冷与坏天气的侵袭。他的牲口则没有任何保护，马厩是极例外的，全部牲口生活在露天，除开栏栅与一点点敞棚之外，没有任何保护寒冷和坏天气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处在零下40摄氏度严寒之中。小牲口根本就经受不住这种生活，因此很少遇见，甚至猪也少。 ^[12] 尽管农民的牲口数量不多，还是经常弄不到干草和用场很大的禾秸饲料，由于饲料不足，牲口经常或是饿死或是便宜地卖掉。在整个地区普遍的贫困是这样的严重，牲口根本就不是放牧的，知道放牧牲口技术的人很少，官员和商人根本就找不到那种能把他们的牲口组成牲口群的牧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普遍的贫困。这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只要地方刚刚变得富足一些，马上就出现放牧牲口的习惯。在肉贵的地方，在大量需要肉的地方，比如，叶尼塞斯克州，农民已经花得起费用，能够给牧人付得起钱。要是在库兹涅茨克州他就得因这种付款而破产，因而他用不需要花钱的公共自然放牧制来代替它。围上一大块牧场，有时达10平方俄里，牲口就在这块牧场内来回走动，由于围场工作是在劳动之余干的，因此他不需要什么费用，但是它保护得很差，牲口越出场地，渡过了河。它破坏耕地，不回家，挤奶是那么地困难，以致大部分奶牛的奶很快就枯竭了。牲口经常完全丢失。贫困影响农民保住牲口，并由于这一贫困原因，他能够饲养的牲口所给予的畜产品很少，而且提早死亡。由于牲口少，全部畜产品出售以后都用来支付租和税。农民很少吃肉。少数农民甚至只有在冬天过节时才能吃到肉，夏天根本就不吃肉。当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付租税时，就在夏天宰牲口，他力求尽快地把肉卖掉。没法卖掉的部分则全家白天黑夜地吃，为了尽快地吃光它以免坏掉。这种时刻农民的全家看上去是很可怕的——人变成了某种吃人的生番，就是当狼扑向死尸的时刻也不一定会表现得如此贪婪。他们像一群饥饿的乌鸦向肉扑去，狼吞虎咽得难以想象地多，肉对他们来说显得如此地宝贵，以致他们时刻深怕哪一小块肉损坏了或白白地丢失了。他们在白天已经吃得过饱了，晚上还一再地起来再吃。他们吃鱼吃得比肉还少。在斋期，他们的全部食物由面包、格瓦斯和萝卜组成。他们的斋期整整有半年。他们当中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富足的人所吃的食物都是如此粗糙，以致完全不能保持他们的力气。这种食物必定会导致受过教育的人的死亡，外国工人的肚子会根本无法消化。西伯利亚人吹嘘，西伯利亚农民用小麦面包代替黑麦面包。虽然这是不确切的，不过的确在西伯利亚人们吃小麦面包要比俄罗斯的某些地区吃得多一些。但是在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们吃小麦面包吃得和西伯利亚一样多。西伯利亚农民吃的小麦面包不仅不比黑麦面包好，而且还更坏，它是酸的，没有营养的，有害的。这种面包里头有如此多的杂质，难以消化的东西，为了使它易于消化，至少需要剔除一半。为了使大家对西伯利亚农民在小麦粉名义下贪食的可怜的麸子与易消化的小麦粉之间有着何种差别有个概念，我告诉大家，在西伯利亚，后者比农民食用的面粉要贵5.5倍，更何况这种贵的小麦粉仍然只能做差劲的面包。好的小麦粉，比如萨列普塔移民所吃的那种，在西伯利亚谁也没吃过，连看也没看见过。在英国，那些认为牛肉是美味的人被看成是最末等的工人和可怜的穷人，我们工人吃的那种黑麦的和小麦的面包，英国的工人是不吃的，他将用它们来饲养猪或马。但是，要是英国工人知道，对西伯利亚的可怜的农民来说，就是这种面包还算是美味，他吃着好心的主人不愿给自己的马吃的食物，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对他来说，吃面包太贵，1普特面包值17戈比左右，他就吃燕麦、土豆、白菜、大麦。1普特燕麦值8戈比，土豆5戈比，大麦比燕麦便宜。大麦是如此地硬并不好消化，甚至对于马的肠胃来说都是有害的，一般给马吃的时候要掺进一半燕麦。可是农民却认为大麦米是美味。大麦米的价格是1普特20戈比。西伯利亚中部与俄罗斯北部食用的大麦面包如果是烤得好的，并完全是新鲜的，似乎比小麦面包更好吃，但很快它就硬得像块石头，这时就很难说是泥土还是这种大麦面包更为营养。农民的孩子经常是饿着肚子的，当他们能吃饱黑麦面包的那一天就认为是最美妙的节日了。当农民的男孩或女孩偶然遇到机会到富裕的商人或官员家里当佣人的时候，他们贪食极其大量的面包，他们带着天真的贪婪扑向面包，有时儿童就是如此扑向美味和甜食的。我曾经观察过在类似场合下的一个小女孩，她一天吃下8—10俄磅面包，她的胃经常由于负担过重而失调，她坦率地承认在此之前她从来未曾吃饱过肚子。奶婴的命运最悲惨，由于母亲吃的伙食太差，母奶很少有好的质量的。在斋期，格瓦斯、葱头、萝卜在伙食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因为这一点，就是最健康最强壮的妇女的奶汁也必然遭到破坏。在农民妇女中间，健康而强壮的是极少数。比如，应当知道农民的格瓦斯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饮料对农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对胃如此强烈和刺激的东西，他就会没法消化粗糙的食物。但是由于他缺乏足够的面包来制作好的格瓦斯，他只得让浓的格瓦斯发酸到极度，因此做出了某种类似加了水的过酸的醋的东西。很难找到比这种饮料更令人恶心的东西了。我们不幸的农民用罗马人招待受难的耶稣的饮料来解渴。一旦妇女的奶水不足或完全没有，这是很经常的，婴孩就会遭到死亡，甚至那些富裕的父母的婴孩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在甚至保持一切卫生条件下的人工喂养的情况下，小孩要比母奶喂养下多死四倍。这只能在那些很早以来就养成习惯的地方才能成功，为此还需要在母亲中间流传喂养必要的经验，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什么卫生条件也没有，对小孩碰到什么喂什么。穷人家里一般都是没有牛奶的，这时让小孩吮吸塞着黑面包的橡皮奶头，并用格瓦斯来代替一切食物。这就难怪在这种饮食下小孩总是不健康的，并且每天用自己无休止的喊叫使自己的母亲极度烦躁和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个当农民的母亲来说小孩的死亡与其说是带来痛苦，还不如说是带来快乐。在这种环境下经常遇到这样的母亲，她生过13个甚至19个小孩，但没养活一个。不需要喝母奶的孩子的境况也不更好，人们用开水煮透的麸子粥喂养他们。成年的穷人也经常食用类似的粥，这种东西是被富人用来喂猪的。工人的衣服并不比他的食物好。在西伯利亚不生长椵树，因此没有树皮鞋，皮鞋则很贵。那里遇见的皮鞋无比地粗陋，比最粗陋的长筒皮靴还差劲，这种鞋叫做勃罗特尼。 ^[13] 它们极其便宜，但是即使是这种粗陋的差劲的皮鞋对农民来说也仍然是过分贵重的东西，因此女农民几乎总是光脚走路，男农民则很经常光脚走路。穿皮鞋的小孩是少有的例外，夏天和冬天都能看到他光着脚在外面跑。看着这些孩子光着脚，衣不蔽体，在严寒中颤抖并含着痛苦的眼泪跑进了父母家的门，不能不感到可怕。在这些地方遇见在严寒中鞋穿得像样的农民多少是个例外。在西伯利亚，人们穿着带有硬得像木头的俏皮膏的长筒毡靴，然而对穷人来说，这种毡靴仍是奢侈品，他要获得它很困难。有时他给自己制作某种厚粗麻布像长筒靴似的衣服，里面塞进碎屑，然后用透针缝住。西伯利亚乐观主义者们甚至吹嘘这种原始森林的服装。在西伯利亚严寒中能保住自己健康的唯一上衣是里外两面都是毛皮的皮袄。把山羊皮、雪豹皮或鹿皮弄软，用它来缝制外面露毛的皮袄，穿着这种好的皮袄就是最刺骨的寒风也感觉不到冷。差一些的皮袄只有一张毛皮，没有任何里子，值五个银卢布以上，因此穷人是穿不起的。在西伯利亚绵羊繁殖得很少，因此很大一部分农民不可能有羊皮袄。由于同一原因穿呢绒的农民也很少。他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大麻纤维制的短外衣所代替，这种短外衣是由极差的原料制成的，而且刺很多，它们可以使手扎痛。经常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可以看到穿着这种短外衣的农民在野地露天里。他穿着套在外衣上面的大麻制的宽大的裤子去上工，冬天他经常穿着这样的衣服在水里工作。男农民的衣服不够穿，而女农民的衣服则更少。冬天，她冻得发紫，冷得发抖，没有皮袄，只穿着一伴萨腊范和一件完全不令人满意的短外衣在街上跑。因此女农民在冬天都是或多或少不健康的，可以走上1000俄里而看不到一张健康的妇女脸孔。这里孩子所遭受的命运仍然最为悲惨。穿得暖和而足够的孩子一定是富有人家的，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穷孩子，他们穿着最可怜的破布条，穿着母亲扔给他们的破衣烂衫，这种衣服一只破袖子比整个孩子还要长。这群孩子只是靠自己的活泼和经常的活动才没有冻死在街上。对于冬天的农民的孩子我除了知道他用搓拳头取暖、两脚跳来跳去之外，几乎无法想象他还会有另外的样子。这种境况的结果是经常着凉、沉痼的风湿症、牙痛、经常的肺炎和其他严重的疾病。吃奶的孩子是很必要有经常换洗的身上的内衣和床上的床单的，但他们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的摇篮里只能找到一些破布和烂衣衫，脏奶瓶损坏了他们的胃，他们躺在里面的那些尿和粪便泡坏了他们的身体。由于这一个原因死了多少孩子！小孩在经历了威胁着他的童年最初年代的一切无数危险以后，从7或10岁就开始干繁重的农活，他不仅需要耙地、锄草、收割干草，他还需要收割与脱粒。这种活有时是如此地繁重，以至他宁愿挨父亲的鞭子。为了强迫他干活，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这样的结果是提早死亡、疝气、子宫病和其他各种疾病。

这就是农民的物质状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道德状况。在M.乡开了一个会，召开这个会的原因是两个房屋持有人之间的争执：一个给自己造了一座可爱的小房子，另一个想通过打官司把这座小房弄到手；邻居的贪图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与此人有私人关系的乡长支持他。公众判决，这座房子坐落在划给邻居的地上。当事情结束以后，农民们散开了。旁观者开始与他们交谈。他说：“为什么你们作出这种判决，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农民们回答说：“当然我们白白地欺侮了这个庄稼汉了，但是有什么办法，乡长要这么办。你要是不听从他的，他会让你记住一辈子。”旁观者接着说：“你们对乡长有什么怕的呢，要知道是你们自己选他的，他怎么能欺侮你们呢？”他们给了一个令人纳闷的回答：“乡长可以危害所有的庄稼汉。”旁观者在摆渡口摆渡，一个农民问另一个：“米特里，干草储备弄得怎么样了？”德米特里回答说：“储备倒是弄了，不过没有用，都发黑了。我们在晴天给老爷干活，这时下雨了，干草就弄坏了。”旁观者问：“给什么老爷干活？这里不是没有地主吗？”农民们回答说：“给我们的老爷，给和解中间人，他统治着我们。”观旁者问：“难道和解中间人可以强迫你们为他干活吗？”一个农民回答说：“不可以，但是可以吩咐我们，你就得干，他随便想干什么就可以对我们干什么。”

这种无限的卑躬屈节，这种对所有非法命令的绝对服从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选举出来的政权如何能蜕变为自己选举人的压迫者？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农民的状况，谜语就可以猜透。靠种地过活的农民从1俄亩地里约可收获50普特黑麦、55普特小麦和70普特燕麦。假定他的家庭只由4口人组成，为了养活他们，需要60普特黑麦和12普特小麦；为了养牲口，他需要20普特黑麦和80普特燕麦。他交纳的代役租、地方税和乡政府开支税达10卢布。他有时得交各种临时税捐和补充仓库款及其他税达14卢布（我说的是皇族农民）。假如他得交两个半人口的捐税的话，那么他需要交22—35卢布——假定是29卢布。为此他需要出售17戈比1普特的黑麦67普特，共得11卢布39戈比；出售30戈比1普特的小麦50普特，共15卢布；出售8戈比1普特的燕麦32普特，共2卢布56戈比。一年他共需生产147普特黑麦、62普特小麦和112普特燕麦，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所有这些粮食品种的足够的种子。除此之外，需要算脱粒钱，付磨坊的报酬和其他开支，因此为了生产这样数量的粮食，他至少需要耕种7.5—8俄亩土地。在西伯利亚，虽然土地是不上肥的，但经营得很精细，耕种和收割1俄亩地怎么也不能少于20天，因此他需要花150—160天。西伯利亚的土地冻得很硬，只能很晚才开始耕种，可同时粮食成熟得很快，秋天开始得早。他开始干活怎么也不能早于5月1日，而到9月15日必须全部结束。如果除去一个半月的割草期，那么他总共只剩下90天生产粮食的日子。甚至还不能计算有这么多天，因为如果他过迟地播种，那么他就不能及时收割。因此，他大约缺少65天左右，也就是说，缺少五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实际上，尽管具有这些减少和扣除，农民不可能单靠一种农业劳动来养自己的家和缴纳租税。为此，他必须有辅助的手工业，或者他应除此之外从事特殊的生产，如养蜂业、流送木材等等。所有这些获利方式都是不可靠的，它们可能赚钱，也可能亏本。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缴付租税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农民身上收捐税这不是从西欧的资本家身上收捐税，西欧的资本家从自己收入中拿出3%或6%缴税款，农民则经常要花去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是让资本家拿出他们收入的50%—60%来纳税，他们将会说些什么呢？这就很自然，征收这些捐税特别困难，不可能只用普通的财物征收法，即靠出卖农民的财物的办法来征收，这种办法之外还要加上体罚。行政当局若没有用树条赤身抽打的帮助将找不到任何可能来征收捐税，并且在这些情况下，一切取消体罚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在这些情况下，采用体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相信农民的叙述，那么这里有着残酷性，它使你想起在印度征收捐税时所采用的那种刑罚。人们怀着深沉的沮丧并满含热泪向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群脸色苍白的农民，一大堆运来的树条，为首的是省长或和解中间人这样的要人，他们似乎担负着如此卑鄙而不光彩的角色。当然我亲自未曾看见过这些，但是单是类似的叙述存在就足以说明，征收捐税是如何地困难。我多次亲眼看见过地方当局在征收捐税谈到农民时的那种凶横相。在这种场合，他不仅难于立功，而且甚至很难逃避上级官员的斥责，因此，只要他们一谈到农民就火冒三丈。可以想象，他们会采用何种手段！在从前，在征收捐税时，用树枝能把人抽死，我亲眼读到过当着200个目击者的面完成类似英勇行为的正式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肥沃的土壤，最丰富的农业生产率，农民仍将是贫困的。甚至可以说，农民生产得越多将越贫困，越不幸。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为了缴纳所担负的租赋、捐税和食盐消费税，无论如何需要出售400000银卢布的农产品，库兹涅茨克市需要这类产品总共是12000银卢布，因此，农民不管怎么说需要卖给富农和投机商388000银卢布的农产品。可以想象，在树条抽打引起的极端恐惧的影响下，他们之间展开了何等激烈的竞争，价格被压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尽管存在着这种神话般的低价物，库兹涅茨克州仍然不可能存在任何工业。彻底破产的农民根本买不起任何东西。为库兹涅茨克商业集中地服务的资本家住在州之外，只剩下一些官员、资本家的售货员和几个可怜的商人，没有购买者使得生产者的存在也成为不可能。如果库兹涅茨克州甚至给美国提供产品，它的居民就不会挨饿。说说这一点就足够了，农民有时用1普特14戈比或甚至12戈比的价钱出售给富农谷物。征收捐税时采用的体罚使得农民在物质方面破产，在精神方面受到凌辱。他的全部财富落入了富豪之手，他本人被富豪所控制，富豪通过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积累财富。所有农民阶层分解成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这些富人耕种200俄亩，有几百匹马，出售几百甚至几千普特粮食，还出售几十和几百立方俄丈木头。这些在许多方面都像是古罗马贵族的农民，一般被用来证明边区的富有，其实还不如说他们能证明贫困和破产。农民需缴纳的捐税数额是如此地大，他要是没有辅助工钱就无法纳得起税，这种工钱是经常没有的，甚至即使是有，他也很难到缴纳捐税的时候收集自己的工钱正好够他需要缴纳的数量。但是纳税必须迅速，树条抽身威胁着他，变卖家产威胁着他。在他面前是当众凌辱，在他面前是彻底破产。在这种双重恐惧的影响下，他病急乱投医，为了一定要躲开倒霉的事。一种躲避的办法是给人去干活并提前拿到一部分钱。他找到了工作，当然只有半价。砍伐1立方俄丈木头的工钱应该是1卢布20戈比，但他这样一干，只能拿到60戈比或更少；备干草的活也一样。不仅是善于趁机谋利的市民利用类似机会来准备自己的终年储备，而且更大量的是各种物资的供应者趁机捞好处。富有的农民则更经常地利用这种可怜的境况。他们按现行价格弄到供应消费品和转运沉重物资等活，然后吸收自己的可怜的同村人参加，如果在不给很多定钱情况下，他们赚20%—30%，否则，他们赚50%或更多。农民不仅是为了提前弄到钱而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甚至在他十分节俭并有着比需要缴纳捐税还有更多的产品时也是如此。在他需要缴税的时候，他找不到自己产品的购买者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破产。他不仅把1普特黑麦粉压价到14和12戈比出售，而且在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他央求富豪用10戈比或更少的价值买他的东西。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来年他更难缴得起捐税。他廉价卖掉了粮食，因此他弄不到种子下种。他应当用来赚取纳税用的工钱的时间花到做工偿还过去的债务上去了。由于他干活只拿半份工资，因此在这一年不管他如何应付也不可能缴得起税。只剩下一条路——出卖牲口，但是买主却没有，而纳税的任务万分火急，没有办法，他只得去央求富有的农民。一条价值12卢布的奶牛，富有者只肯出3卢布。农民绝望地东奔西跑，要是运气好，卖个5或6卢布，要是运气不好，就是3个卢布他也得卖掉。到下一年，他亏空得更厉害了，再也没有那些能使他半价出售、救他于困境的粮食和牲口了。他面对着土豪。无法列举土豪弄得最正派和爱劳动的农民破产的全部诡计。农民中了这些诡计的弱点要是不从他的困境中寻求解释的话，那会是令人十分惊奇的。一个相当爱劳动、有头脑和正派的农民把自己的孩子给了一个富豪，因为富豪使他相信他将写一个有利于他的遗嘱。可怜的小伙子为富豪干了两年活，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拿到。富豪焦急地等待着他的父亲的破产，并来祈求他的帮助。但是父亲及时醒悟了并把儿子要了回来。在此以后，富豪仇恨他，似乎他敲诈了他，富豪在长官面前及一切可能的地方阴谋整他，散布了关于他的可耻流言飞语并千方百计力图使他破产。这个被土豪如此整治的家庭可以算是描述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状况的精彩的样板。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它算是处于十分有利的境况之中。它由父亲、母亲、最小的儿子已经12岁的三个儿子及当女工的女儿组成。他们全是一些正直、爱劳动、清醒、非常勇敢和善于经营的人。母亲能够在城里为自己找到有利的冬天的活计，她还为女儿找到同样的活。父亲是一个最勇敢的原始森林工业家，原始森林对他来说就犹如大海对于一个老海员，他对它了如指掌，他从森林中获取所有它能给予的东西：鱼、肉、野兽、金子，应有尽有。他的12岁的小儿子已经以脱粒能手著称。这个家庭中的友谊与协调给人产生最愉快的印象，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处境，骄傲地说：“土豪吃不了我们。”可是，这个家庭过着怎样的生活！它住在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没有屋顶的方形农舍里，周围一贫如洗，这个农舍使人想起建立在鸡脚上的童话中的小房子。他们不仅没有任何积蓄，而且要是不借债就缴不了自己的捐税，这些债务至少相当于他应纳捐税的一半，他们比其他农民的全部优越性在于他们是在城里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借到这些债的。农民的境况是困难的，他经常经受着摆脱这一困境的强烈愿望，或是强烈希望减轻或保证自己的命运。但是当他陷入了这些欲望，当他想置点什么的时候，他就要倒霉了。比如，他想养蜂，土豪很快就同意满足他的愿望，但是他没有钱，土豪同意买他的粮食，当然是用低价。农民下不了决心，他害怕在交捐税时落入困境，但是土豪劝他，让他勇敢地干这件事，以后他会帮助他的。只要蜜蜂一旦转到贫农手里，土豪开始痛恨这些蜜蜂，贫农会发财这一思想使他难以忍受，他想出一些如何去损害他的花招，这一点他经常能奏效。当农民求土豪帮助时，土豪由用各种手段迫害他的敌人立即变成他的最温存的朋友和保护者。他了解他的全部需要，他随时准备着保护他，把他从困境里解脱出来，的确他对待他摆些架子，但是特别地温存。只是由于为人的心被损害这一点，土豪对他越温存，他对自己的富有的保护人越仇恨。这一温存的后果大致如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读者有机会参加过分摊捐税的大会吗？假如没参加过，我告诉你们那里是如何进行的。大会召开了，第一个发言的当然是富豪。他带着礼貌的傲慢态度说：“我很尊重诸位，我承担两个半人口的捐税。”他为自己的自我牺牲得到了感激以后，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个人，同样是土豪。这个人说：“我很乐意帮助大家，但我不敢在瓦西里·安德列叶维奇之上，我承担2 1/4人口，更多我可就无能为力了。”立即响起声音：“就这样大家也谢谢您了。”许多人想说点什么，但沉默了。所有富有的农民一个接一个地为自己规定了他们应缴纳捐税的数量，只有费多特一句话也没说，人们招呼他：“费多特·帕霍梅奇，你怎么不吭声啊。”费多特回答说：“我该说什么，我这个人又老又穷，我那孩子还小，我给大家磕头，请把我免了吧。”费多特讲的那个孩子是个23岁的壮小伙，不知为什么他只算是15岁。这使大家觉得太无赖了。大家都知道，费多特光是蜜蜂就养了300箱，还在不久前他卖蜂蜜和蜂蜡就得了500卢布。人们闹了起来，费多特哭着，发着疯，扯自己的头发，跪在地上爬。但是不管他如何拼命，他无法把捐税压到1��秲4人口以下。费多特不满意这一点，他控告公众并通过乡长和司书达到了目的，从他身上又减了半口人的捐税。当事情临到穷人头上时，才搞清楚，原来土豪们干得很精明，穷人们平均要比富人多负担四分之一人口的捐税。格拉辛家里的人口与费多特家完全一样，但是给他派了4个半人口的捐税。他跪下苦苦哀求。人们回答他说：“不行哪，要知道人口是藏不住的，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只是格拉辛一个人做到了从他家减免半口人的捐税。其他穷人只要刚一开口，人们立即冲着他们吼叫，人们劝说他们，使他们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的。人们坚定地告诉他：“你相信上帝吧。”最后他们沉默了。没有一个人在维护自己的时候哪怕是发挥了费多特的一半精力和勇气。爱劳动与贪财欲不仅是不相符合的两种志趋，而且甚至很难合到一块。因此在穷人的所有重担之上又加上了捐税的不平等分配。捐税分配定了，纳税的日子到来了，有的人差10卢布，另一个人少一半，第三个人差得更多。穷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土豪不吭声或是说他们没有钱，不过，他们对穷人很温存。地方警察、和解中间人催着要税，乡村官员发起火来，威胁和用树条抽打的场面出现了。土豪们沉默着，和从前一样躲避开了。最后乡村官员想起了由于欠缴的税款他需要缴纳的罚金，开始坚持要求土豪们把穷人们从困境里拉出来。土豪们反对说，要他们为之出钱的穷人们不可靠。只有当穷人们被弄得极度地温顺和绝望的时候，当乡村官员给土豪们作了保证，说将强制穷人完成自己的一切义务的时候，他们才解开自己的钱包。从这一天起，土豪与他的牺牲品之间的最温柔的联系开始发生了。土豪为穷人说情；力求为他获取各种好处，若是这件事不需要土豪花费什么的话；他教他保护自己以反对各种非法要求。但是这一庇护需要穷人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不仅需要履行为得到这些钱所许下的繁重的条件，他还应当与自己的全家成员帮助土豪干一切活，土豪则借此积攒了财富。土豪靠穷人帮他耕种，其他割干草、收谷物、砍木头都是如此。为了一杯酒他的顾客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他，而顾客自己的田地却没来得及耕种，牲口则缺乏饲料。穷人一旦处于这种境况就落入了没有出路的受奴役地位，他每况愈下，自己的劳动卖得越来越便宜，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全家为土豪干了整整一年活就得到一头小母牛，妇女为土豪干一天活的报酬则是一壶（约一俄升）酸奶，小孩为他干活仅仅得到面包。看，土豪是怎样才能富到使观察者惊奇的地步的，他们耕种几百俄亩土地，有几百头牲口，大批蜂箱，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不花钱弄到的。粮食收购者知道得很清楚，当时在有的村向一个农民能够买到500或1000普特粮食，而向一切其余的人只能勉强买到几十普特粮食。在托波尔斯克省，土豪们在自己的顾客白白地帮他干活的情况下，从森林里运出如此大量的木头，以致这威胁着村社森林的完全枯竭。因此村社被迫按人口分配森林，对单个农民砍木头不加禁止，他们随便在哪里砍多少都可以，但是却禁止土豪带着自己的尾巴进入森林，禁止他们在自己地段范围以外砍伐。

还有另外一件不见得更小的坏事，它对农民来说，是由于落在农民身上的捐税的重担发生的。捐税除了依靠体罚之外不可能用另外办法收缴。体罚的存在是农民福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只要可以对农民施加体罚，不仅是在为重要罪行审判的时候，而且是为了小过失和甚至在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只是为了贫困，那么农民将是心灵上的奴隶，他将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卑微的被压迫者，对他来说，自尊的感情将是难以达到的。美国农民较之任何别的国家的工人具有更多的自尊感。他将自己的妻子介绍于最显贵的来访者之前，希望任何人平等地对待他。他想让自己在任何地方不要与有身份的人有所差别，他自己及他的全家穿得与有身份的人一样，他力求让自己的房子里里外外都像是有身份的人的住处。为了领略一下某种类似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到美国去，我们可以在迁到俄国来的外国移民身上看到这一点。俄国的农民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世人中的最末等的一个。那种被公开用树条抽打的人会因为穿得糟糕而害臊吗？会因为他的家计管理一团糟而不好意思吗？更有甚者，要是他力求为自己创造有身份人的环境，他会在自己及同行的心目中成为滑稽可笑的。如果他穿上燕尾服，戴上白手套，而这种情况下他被拖到广场上，并用树条被抽打，那么他的境况将会如何。可以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俄国人在这方面丝毫不差于美国人或德国移民，假如他处在美国人那样的境况，他也会有和美国人完全一样的自我感觉。不过，这将扯得太远了，什么时候我将向读者介绍俄国工人为了获得像样的地位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这种斗争是当他身上自尊感觉醒的时候进行的。我将证明，当不许再凌辱他的时候，他身上的这种感情立即会觉醒过来。这里我只提示一下在我们军队里在一定范围内取消体罚所产生的影响。我大胆地把自己的财产托付给没有罚过款的服役的士兵，我知道士兵是如此地珍惜免除体罚的称号，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去干不光彩的事情。什么东西也不会像这一措施这样使我们的军队高尚起来。被奴隶式的惩罚凌辱了的农民对一切都无所谓，他的受屈辱的感情压倒了他身上的一切高尚动机。当他的状况如此地沉重，100次努力只能一次达到目的，而在这100次中人们则对他哄堂大笑，笑他试图从自己的境况中摆脱出来，他还能为过自尊的生活而承受繁重的劳动吗？除了肮脏的牲畜式的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他把落到他手中的一切全在下流酒馆里喝个精光。他的指摘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完全会这么干的。他们不愿说出俄国的工人是如何地热爱劳动。如果他由于糟糕的伙食在体力方面比外国的农民弱的话，那么总的说来，他在勤奋方面要远远地超过他。残酷无情的凌辱的牺牲品在于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家庭控制在同样的奴役状态之中，并以此教育孩子，使孩子从吃奶的时候起，就养成奴性和恶习。任何言辞都不足以描述由此产生的无穷罪恶。为了理解这一罪恶大到何种程度，需要知道一下农民们带着何种无情的淡漠看待丈夫最无理和残酷地对待妻子。他们认为，她处于他的无边权力之下，也就是说她处于奴役状态。农民把自己孩子的可怜的衣服弄到小酒馆去，妻子想阻止他这样做，他为此在大街上当众把她揍得半死。和解中间人来到了这一极其丑恶的现场。和解中间人立即召集大家审判，但他们坚决拒绝把恶棍判罪。他们肯定说，丈夫爱怎么对待妻子都可以，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由于丈夫残酷地对待妻子而惩罚丈夫。只是由于和解中间人的巨大势力才强迫审判员宣判惩罚，但是只要判决一成立，不幸的、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妻子立即跪在和解中间人面前，含泪哀求取消对他的处分。要是判决被执行了，她得遭受她丈夫的十倍的残酷报复，谁也不会去为她说情。在一个村里，住着一个姑娘，大自然赋予她能迷住农民的一切素质——她既漂亮又会干活，如此等等。谁都愿意和她结婚，她的未婚夫多得很。她利用摆在她面前的广泛选择的可能不是为了挑选最完美、最漂亮和富有的人，她力求达到一点——挑一个温顺的丈夫。她的确挑到了附近各村最温顺和善良的男人。但是，即使是这个农民中最善良的人也残酷地揍她，差别仅在于这时他自己也哭了。自己遭受惩罚和肉体惩罚别人的习惯使农民的性格变得何等残酷，可以从他们使用的连续惩罚中看出来。在征收捐税时，人们不止一次地采用连续惩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种事，在征收捐税时被判以连续几次惩罚的农民死于树条抽打之下。农民也把类似的惩罚施加于自己妻子的身上，为了同一过失他每天揍她、抽她，直到残酷得心满意足为止。特别是经常把这种缺乏人性的惩罚用于醋意之时。很多农民有一个用棍子或其他工具打头的残酷习惯——许多妇女因此头部布满伤痕，她们经常头痛病发作，整个身体垮下去。在喝醉酒的时候，农民不仅是每天打妻子，而且是一天打几次。很经常是某个恶魔把自己的妻子揍得送进了棺材。妻子在阻拦丈夫成为醉鬼这件事情上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要是能保护她免受丈夫的暴行的话，她为此会有许多办法。但是她缺乏保护，任随丈夫胡作非为。丈夫不仅把她用繁重劳动购置起来的衣服及一切喝个精光，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而且为了对付她的令人厌烦的反对，他不带任何同情心地猛揍她。尽管这些事实是如此地可怕，但是它们还没有描述出图景的最阴暗的方面。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为自己搞上个情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与她一起喝个精光，同时他的家庭成员却因挨饿而死去。每天他喝醉了回家来，由于自己的腐化堕落的姘妇所刺激起来的兴奋，他把自己的妻子揍得失去知觉。而且他还把情妇带到自己家里来，为了与她鬼混强迫自己的妻子服侍她，为了讨好这个淫妇当着她的面揍自己的妻子。爱上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想弄死自己的妻子，经常不断地揍她，虐待她，她已经生了肺病了，但对他来说这还不够，他想用不断的敲打和迫害来加速她的病情。我知道这样的事例，有一个类似状况下的丈夫如此残忍地抽打自己的妻子，以致整个炉子堆满了树条，只有当她失去知觉躺在地板上时他才放开她。这类事例是如此地经常，人们都淡漠地看待它们。有一次我看到丈大在情妇的挑拨下如何在街上残酷地揍自己的妻子，情妇站在那里唆使他揍头部，周围站着一大堆人，麻木不仁地瞧着这种令人恶心的场面。当我责备现场的人时，他们发表意见说，谁也无权禁止丈夫揍自己的妻子。不幸得很，残酷地待人与酗酒——这是享有福利状况的农民当中经常遇到的恶习。由酗酒的父亲和被殴打的母亲养出来的儿子具有如此多的易激动的性格，通常是把自己的所有遗产喝个精光。因此，就是那么一点当今状况下可能出现的福利的不多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看，保持虐待人的状况会导致什么。现实状况如此，妇女们只要有可能就逃避结婚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农村姑娘只要父母允许就出嫁得很晚，父母由于知道在俄国妻子的命运是何等艰难，也就原谅她们的所有弱点。姑娘从自己方面力求千方百计在家里起作用，使自己不成为父母的负担，并力求设法自己干活来减轻父亲缴纳捐税时的困难，穿戴方面也不要父母的任何补贴。但是由于她只靠劳动无法做到这一切，她陷入了堕落的泥坑。父亲由于境况很艰难，当需要缴纳捐税时，女儿的堕落不止一次把他从鞭刑中救了出来，因此对女儿的这种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母亲根据经验知道缺乏爱情的生活是多么沉重，而婚后的生活又是多么困难，因此采取更为姑息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农妇用初次堕落为自己弄到了穿戴。当她嫁了丈夫的时候，丈夫容许她爱给自己和孩子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她是劳动能手，还可以挣到不少钱。他不满足于这一些，他不断地落入了这种境况，那就是为了缴纳捐税被迫廉价出卖谷物和牲口或是向土豪求情。他所具有的权力经常引诱着他，他给妻子制造各种不愉快，总想强迫她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因此他习惯于拿走妻子挣来的钱，慢慢地他习惯于把她看成奴隶，这个奴隶必须给他经常纳贡，他利用这种贡赋不仅是为了缴纳本身的捐税，而且还为了酗酒。他拿走她的东西，并把她的一切积蓄都喝光。即使不这样，妇女劳动已经比男人劳动贱一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干活干得精疲力竭，得了病，而丈夫以其粗暴的自私任随她处于缺吃少穿而受罪的境地。出嫁之际仍是贞洁的姑娘是极少而例外的，因此丈夫对妻子的堕落放任不究，只要他从这里得到某种好处就行。也能碰到这样的败类，为了弄到钱，强迫自己的妻子去通奸。他们为了强迫自己的妻子去和老得令人恶心的男人睡觉，残酷地揍她们，以便从这种男人身上弄到钱。有幸与年轻、漂亮的女人结婚的鳏夫认为，为了免受她们的欺骗和不忠实，必须揍她们，因而经常残忍地虐待她们，有时到了这种程度，如花似玉的她们不出几年变成一个多病的老太婆。这种可怕的状况导致可怕的结果，它乃是犯罪的引诱物，情妇唆使丈夫毒死自己的妻子，而妻子毒死丈夫。这类犯罪行为流行到何种程度很难予以确定，因为传闻经常把它们安到各类妇女头上，另一方面人们很少公正地对待妇女。毫无疑问，在偏僻的农村生活中许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残酷地位增加流浪者的数目。几乎在每个监狱里可以看到为了避开自己丈夫的残忍而躲在那里的妇女，她们声称自己是身世不明的人，并甚至经常把重大的罪行毫无根据地往自己身上拉。我在一个监狱里遇到过一个妇女，她为了希望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犯了罪，但人们判了她两年监禁，当她得知监禁期结束以后还得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又把新的更严重的罪行归咎于自己，而这种罪行她根本就没有犯过，因为她初次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躲开自己的丈夫。在监狱里，这些妇女和另外一些同样不幸的妇女相会，和她们交换名字，拖着时间，在押解站和监狱里闲逛，直到最后为自己找到某个安身处为止。因此过分严格的婚姻状况不是使妇女更有道德，而是把她们推入堕落的深渊。在国外，人们证实，只有使妇女容易离婚和免受家庭的凌辱，才能使结婚成为有道德的而不是堕落的根源。城市里和地方上的妇女对于俄国农妇的婚后生活有着极悲哀的印象，当她们在很容易就能为自己找到工作并保证独立生活的地方，就逃避出嫁，和情夫生活在一起。她们知道，最温柔的情人在婚后第二天就很容易变成暴君。讲了这些以后，请看看统计资料：在农村，一切都很圆满，全是一些合法婚姻，孩子也是合法的——道德状况无可指摘——这一严酷生活的可怕内幕未被注意。在城市里，妇女的境况要好过得多，她不再是奴隶，而且哪怕多少过得像个人样，但是私生子增加了。按统计看，结果是城市里的状况要坏得多，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丈夫对妻子和家庭的无限权力破坏着家庭。在古代俄罗斯，存在着母亲是家庭的首脑的概念，要是这个开头能够在当今我们的工人阶级中实行，那么家庭的确可以带来我们期望它的好处。即使是对于私生子，母亲也比任何别的人有更大的教养他的兴趣。母亲的自然感情以及把孩子看成是老年的依靠这种希望，激发她这样做。在现在周围环境给予劳动的母亲以如此的重压，孩子是在最可怜和残忍的状况下出生的。当农民的父亲不断地支使自己的孩子去挣钱，没有钱他无法缴纳捐税，这时他完全忘了自己的家庭，任它由命运和饥饿去支配。我从来不能不怀着可怕的心情思考被见识肤浅的人所赞扬的我们工人的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是被树条抽打的恐怖迫出来的，它对于几百万孩子来说不是别的，而是死刑的宣判。当丈夫不在的时候，被殴打坏的精疲力竭的并被家庭的暴君抢得什么也不剩的妻子不知道用什么以及如何来喂养家庭，这时，孩子对她来说不是安慰而是沉重的负担。如果她是爱子女的并且长得不差，她经常会依靠卖淫来救自己孩子的生命。她在令人厌恶的富有的好色之徒的怀抱里想着她的丈夫为不忠诚将给予她的连续不断的抽打和拷打。大多数当母亲的农民不是考虑如何教育子女，而是心里想，他们要是快点死该多好。只要良心不过分受到折磨，母亲甚至经常准备促使孩子快死。小孩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的东西，以致这类隐蔽的愿望经常能实现。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谁也没有再比那些作为进步分子的行政首长更为可怜的角色了。他们很气愤，因为农民根本不同情他们关于实行农民村社、大众学校以及通过传授知识得到改进的模范农场等等的方案。毫无疑问，传播文化特别是农业知识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他拮据的状况下，想让他拿出更多的钱——这是笑话，这样要求他们是残酷的。在我们这里，关于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叫喊得很多，但是要是我们的农民能像上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甚至最穷的人那样生活上一年，那时，他会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英国的工人比法国的富一倍，在法国，工人家庭花在衣服上的钱一年达312法郎，即78个银卢布的，被认为是最穷的人。俄国农民的全部家庭费用在多数情况下几乎只有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如果他在衣服上一年花18卢布，就认为自己是够富裕的人了，而我们的纺织品比英国或法国的要贵。如果外国作家关于无产者的贫困叫喊得很多，那么应当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事物的，他们所认为的富裕是什么。按他们的概念，比如，在法国维持一个工人的最必要的费用一年为525法郎，也就是说132银卢布。按他们的概念，一个人的费用少于132银卢布的话那就是最穷的人。我们这里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只花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按法国的概念，妇女花在衣服上的钱一年必须有38银卢布，我们这里的农民家庭要是一年能花38银卢布，那将认为自己够富裕的了。这里还不应忘记，法国的生活费用更便宜，那里的工厂工人花上6戈比就能吃一顿有肉有酒的像样的午餐，我们这里的农业工人喝一杯酒就得花5戈比，吃一俄磅肉也得这么多，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的农民不仅不能与德国、法国或英国的现代无产者相比，而且甚至不能与法国上一世纪的工人相比，而上一世纪是被认为法国工人阶级很贫困的时期。那时，法国的农业工人一年平均得39银卢布，而我们的农业工人除捐税以后一年得到10—15卢布，甚至工厂工人有时只得约40卢布的生活费，这里还得缴纳捐税。然而法国在18世纪，工厂工人一年平均得83银卢布。在作了所有这些比较以后，我想把我们的农民状况与过去美国的黑奴的状况作一比较，但是我把这个想法放下了。从这个比较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黑人值两三千银卢布，因此他是一笔相当可贵的资本，他的过早丧失会使农场主感到心痛，农场主尽自己的能力关心他的物质福利，他在这种情况下，对待他有如英国人对待自己的牲口。他改进办法使得他成为强壮的、健康的和耐久的，以致美国北部的自由黑人死亡的人数高于南部奴隶死亡的人数。对健康有害的体罚同样是很少采用。我无法忍受这种思想，这一对比会竟以有利于奴隶而告终，哦，上帝！

我对库兹涅茨克州农民生活的观察得出的结果使我十分惊奇，以致我无论如何无法设想在别的地方农民的状况也会如此，我想，这是皇室地产管理局的特点。以后我走遍了西伯利亚与俄罗斯，我相信了，事情并非如此。我到处听到对捐税重担的一片埋怨声，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那就是官家从酒、盐及其他商品的消费税中所得的收入更多，虽然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农民不埋怨这个。原因很清楚，用消费税形式征收的捐税没有伴随对农民如此凌辱的后果。他在缴纳消费税的时候，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以不受体罚，他不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末等的人。他不再是投机商和剥削者的牺牲品——他不再需要不管什么价钱把自己的产品倾倒到市场上去，他也不用在自己的全家要饿死的时候去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我们的农民是如此地具有忍耐力，他不埋怨食盐消费税，尽管食盐是那么地贵，每次需要买盐对他来说都是重大事件，他每次左思右想，为什么他吃盐吃得那么快。他吃盐吃得比对他家庭的健康所必须的要少得多，至于牲口用盐更是谈不上。除此种种以外，由于官吏的舞弊他经常被迫购买掺着一半沙子的盐。西伯利亚西部和东部的国家农民对我说，他们每口人得缴纳8到13银卢布的捐税，官员力图缩小这个数目，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捐税考虑在内，那么这些数字与其说夸大了的，还不如说去掉零头的。大俄罗斯的农民这方面的状况不会更好，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清，俄罗斯的土地总的要少，在许多地方它需要很多肥料，甚至还需要资本，然而俄罗斯的谷物的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黑麦面粉的平均价格是每普特68戈比（在托姆斯克省的南部各区17戈比，随着靠近工业中心它涨到35戈比，在托波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70戈比，在伊尔库茨克省到了1卢布50戈比）。而俄罗斯是62戈比（考虑到最便宜地方的价格是33戈比，俄罗斯的中部黑土地带是50戈比，俄罗斯中部工业地区为75戈比，工业中心区是90戈比）。在平均价格下，西伯利亚的农民要是用役畜耕种8俄亩土地，同时有6头大牲口和马的役畜以及一些小牲口和猪的话，那么生活可以没有匮乏之患。一家要用役畜耕种8俄亩土地，只有靠帮工帮忙以及使用部分雇佣劳动才能办到。的确，在西伯利亚，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生活上不发生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也不能经常穿印花布的衬衫，而是穿粗陋家织布匹的内衣和样子相当差劲的自制外衣。在俄罗斯，同时耕种这些土地用不着这些役畜的半数，不过在俄罗斯，牲口的数量无疑要比西伯利亚少。俄罗斯的农民阶层中的孩子的高度死亡率证实了这些看法，孩子的高度死亡率是农民困境的不容置疑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第一年的孩子的死亡率特别重要，它表明母亲的虚弱和健康状况不佳。每当人们告诉我关于这一时期的孩子的死亡率的时候，我就想象到缺乏奶汁的精疲力竭的母亲和只得用格瓦斯和嚼过的面包来喂养的乳婴。例如，在沃洛格达省，它的土地不少，接近西伯利亚，而气候比西伯利亚要好，农民孩子的半数和三分之一在出生的头一年就死去了，而沃洛格达的全部农民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农民组成的，外加几万皇室农民。在俄罗斯出生孩子中的一半和甚至五分之三在头五年期间死去，然而在欧洲的文明国家里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甚至在最穷的人里头，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不仅没达到一半，甚至不到五分之二。这就是我们与那种读者感到可怕的欧洲赤贫现象比较的状况！直接捐税的最美妙的后果在于谁也对它们不满，无论是富人或是穷人，富人被此抽走了自己的利益，穷人则因此遭受艰难的命运。这里重演着18世纪法国特权阶层统治时期的老戏，特权阶层的人与那些受这些特权之害的人一样感到不满。富裕的农民为农民阶层所处的受凌辱的社会地位而愤愤不平，行政系统可以对农民阶层施以当众的任意体罚。请想象一下富有的老土豪，半个村庄得仰他鼻息，大家都向他低低地鞠躬，一年里头有300天他在自己的周围看不见一个比他自己更有威望、更重要的人物，其自尊感和自主感超过了有势力的官员。官员得巴结长官，他习惯于纪律和恐惧，他知道，任何时候长官都可以剥夺他的地位和权力。对于富有的土豪你无法根据第三条法令将他免职，他不习惯于巴结人和低声下气，他从斗争中获取财富，他与富有的工业家斗，或是与被他压迫的同行穷人斗。他对小官僚的行政上的挑剔感到极大的愤慨，在这些小官僚中间，体罚的威胁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土豪在所有这一切中除看到想掏他的腰包之外看不到别的。如此使穷人感到可怕和受凌辱的体罚也使富人感到极度的愤怒和受凌辱。

看，在俄国直接捐税的后果是何等可怜。人们问我：“那么怎么办呢？”取消一切以人头税、代役租、地方税等等而著称的捐税，使所有农民毫无例外地不向地方金库领收据缴纳一个戈比。有人惊奇地问我：“那么国家和地方事业将会如何？”我回答说，这些机构的收入将会增加。但是可能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作少许解释。

当前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向皇室机构、国家金库、地方机构及其他部门缴纳的全部捐税在一年内约38万5千银卢布，如果只从这个总数中免去人头税税额，那么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和往常一样得廉价出售自己的谷物，他仍和从前一样贫穷，向他征收代役租和其他捐税还得和过去一样靠树条抽打。如果说有谁从此获利的话，那么可能只是一些富农、土豪和其他投机商，这些人就是靠农民过活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农民将被迫无论如何得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那些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买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他现在出售给投机商的产品是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的30倍（他与需要这些产品的人可以平等交易），那么在取消人头税以后他将出售，或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将央求投机商购买比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多25倍的商品。从这里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他将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投机商将赚到更多的钱。可能还有他的产品不需要运得那么远了，不过从这里他得不到丝毫轻松。库兹涅茨克的农民在取消人头税以后将还会是那么穷困，而国库还会更穷。如果将取消所有的直接捐税，那么农民必然会富裕起来。现在他与自己的家庭一年消费30普特粮食，为缴纳捐税出售170普特粮食。这点消费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太不足了。如果他缴纳直接税将少得多，他的消费将完全足够，同时国库、皇室和地方机构将从他那里获得多得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