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级会议之召集
导致君主制被推翻及随后的大动荡的，并不完全是当时法国的现状。因为，当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以前更大；恶政和压迫比以前还小了，在对英战争中，取胜也已使查塔姆之败带来的屈辱基本上一扫而空。
但美国的榜样与法国的理论合在一起，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不是在人民愤怒和绝望的时候，而是在国民与国王之间的感情趋好的时候。法国人并不是不计后果，心血来潮，相反，他们是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用以进行冒险的观念正是柏克和汉密尔顿一致同意的观念，也是柏克与他那几位卓越的同胞——亚当·斯密和威廉·琼斯——能够达成一致的观念。柏克曾说，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政府是奴役性的，要恢复欧洲的自由，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办法；而法国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并据此采取了行动，他们都不认为自己过甚其词了，他们可能完全相信自己恰恰遵守了高贵而神圣的权威保存在历史中的戒律。其实，他们已经超出了这种共同的基础，而依靠的是一种天真的看法，这种看法已经严重偏离了上述戒律，引起了一场无法控制的冲突。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些并非完全不同的动机，研究一下这些并非闻所未闻的理论，概括而言，就是研究一下这些有坚定信仰的、普普通通的人。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之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赤字是坏政府的标志，因而，召集三级会议的首要目标就是调整税率。自从现任国王登基以来，一直就有人提议恢复那个古老而被人遗忘的机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法国的一切难题。
国王一直反对建立一套司法体系，声称这会使政府的行动受到法律的制约。高级教士阶层也反对杜尔哥、内克尔（Necker），并反对解放新教徒；贵族们则成了所有主张改革的派别中最活跃的一群人。而民众中的大多数则默默地忍受着困苦。他们不拥有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渠道。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的权利，没有出版报刊的自由，政府特许出版的报纸完全局限于报道官方人物的活动，即使是对于网球场上的咒骂，这些报纸也从不报道。那种令民众骚动的情绪并没有出现，除非它表现为秩序的混乱。没有这种情绪，法国的未来仍是未知数。国王感受到了来自享有特权和既得利益的阶层的抵触情绪，这些阶层也是他满足自己需要的源泉，但他并不认为全民都有这种反感情绪。国王准备依赖第三等级，他对此满怀希望，甚至对他们信任有加，他准备为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惜付出很高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两边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对于政府来说，取消这些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国王的目标就是取消特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是站在他一边的。如果他们不用再承担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打破源远流长的由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习惯，他们就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了。因而，他们与国王结成同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但不管是对君主制还是对民主制来说，取消特权都意味着财政上的平等，这对民众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在不得不掏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除了房屋和土地租金之外，早在这之前，从遥远的记不清的某个时代起，他们还要交纳很多税费，那时，权力来自于占有土地，土地的所有者就是当地的政府，是人民的统治者和保护者，人民因此都向他们交钱。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需索，间接地起源于同样的历史渊源，即要掏钱代偿和补偿古老的权利，因而，这种费用具有合法的性质，不是以暴力为依据，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
每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些税费中的第一类，也即受益权是多余的、不公正的那一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以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干多长时间或没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另一方面，那些不完全是在中世纪形成的、而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税费，则应被视为合法的权利，人民应当继续交纳。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的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交税的权利。对于乡村民众来说，它具有更为广泛的重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同一个原则的结果，是同一种结构的遗迹：它们都是封建制的遗风和残余，封建制就意味着权力附着在土地上，就意味着拒绝资本和工业。它意味着等级治理（class government），而否定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它意味着外国入侵者的征服和统治。没有人能否认，很多伟大的家族在服务其国家的过程中因战功而被册封；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家族中最高贵的蒙莫朗西 [1] 曾佩有法兰西的盾形纹章，因为在布维纳（Bouvines）大捷中，他们的祖先身受重伤，国王将自己的手指放在他的伤口上，用他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画了百合花徽图案 [2] 。以后当我们碰到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人们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贵族就是法兰克人，就是条顿暴君，就是凯尔特当地的掠夺者。在他们看来，对封建制，不是进行修修剪剪的问题，而应连根拔除，因为很多贵族的起源是极为可憎的，是与公共政策、社会利益和正当的理性完全不相容的。对于接受了杜尔哥、亚当·斯密或富兰克林的生活观念的这一代人来说，为了某些仅仅出于久远的历史和发黄的羊皮纸而存在的特权利益而让人们接受痛苦，这完全是违反理性的。
尽管对于封建特权存在着三种不同解释，因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引出一个危险的问题，不过，迈出第一步还是比较容易的：国王向平民阶层求援，请求他们帮助他重建国家。与那个时代的多数君主一样，路易十六也是个锐意改革的君主。他登基之后挑选的第一位大臣就是马肖（Machault），大家都知道马肖有一个广泛的变革方案，都知道马肖一直盼望着由一位认真的君王占据王位。后来，他又委任杜尔哥以官职，杜尔哥可是那个世纪最深刻、也最彻底的改革者。他也委任马勒泽布（Malesherbes）为官，马勒泽布是一位身体非常虚弱的人，但却是政府工作人员中最有教养的；在加冕仪式上，他曾发誓要依法处置内克尔，但后来也给了内克尔一个官职，内克尔是一位新教徒，外国人，也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当路易十六开始通过马勒泽布取消宗教上的资格限制条件时，他对内克尔说：“现在你已经是个新教徒了，我宣布你是个犹太人。”他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解放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到到任何地方去，都不得不像只猪一样交过路费。他实施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司法改革计划，他帮助发动叛乱的美洲赢得了独立。后来，科隆选帝侯曾向一位法国流亡者抱怨说，他的国王的政策实在令人痛恨，他的政策引发了殖民地、荷兰和布拉班特（Brabant）等地对政府的反抗，他没有资格要求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他。
但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进行改革的动力只是一阵风，由于目标的分歧和不坚定，改革进程受到了阻碍。被派去征召马肖的国王的使者，就在马肖已经为马备鞍的时候又被召回了。国王罢免了杜尔哥，为的是讨好皇后。内克尔组织的第二个行政管理团队被拖了一年半时间不能上任，在最后一刻，被他的政敌取而代之。国防大臣圣热尔曼（Saint Germain）深得国王宠信，国王也希望保住他，“但我能干什么呢？”国王写道：“他的政敌要求我罢免他，我只能听从多数的意见。”莫勒帕（Maurepas）在临终前留下一张纸，上面写了四个人的名字，他奉劝他的主子不要任用这四个人。路易却让他们全当上了最高级别的官员。路易因为查塔姆之败而对英国很反感，他那时甚至反感对法国毕恭毕敬的福克斯，他之所以投入战争支持美洲独立，仅仅是为了一雪七年战争 [3] 之耻，而绝不是因为同情美洲人的事业。臣民们请求他不要到处冒险，他予以拒绝，并坚持认为，这些损失大多数都应当由他的这些臣民们来承担。他实行的那些向自由主义妥协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其代价都不是落在国王身上，而是由那些妨碍国王的权势力量来承担。他宣布取消酷刑，自己什么损失都没有，却限制了反对他的执法官员可以利用的手段。他解放了新教徒，并让一位瑞士的加尔文派教徒做自己的顾问，让天主教教士们大为不悦；但他对教士们的这种不满却蛮不在乎。天主教主教们发现，他根本不在乎他们，于是，就不去参加早起后的觐见了。他也拒绝任命法国的红衣大主教。到过凡尔赛宫、罗米利（Romilly）和瓦普利（Vaply）的英国人注意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路易总是漫不经心，当着廷臣的面说笑个不停。在枢密会议上，他会睡着，如果讨论比较枯燥，他甚至会打起鼾来。他曾对内克尔说，他之所以想召开三级会议，是因为他想有人给他领路。1788年，在与执法官员和高级教士发生冲突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向远离权力中心的人民求助，迫使充斥着他的宫廷、构成社交圈、主宰舆论的那些阶层向他让步，这是一个没有十足勇气的人才会作出的决定，他天生就只有不确定而微弱的理性。内克尔只好说：“你可以把你的理念借给一个人，但你不可能把你的意志力也借给他。”
路易十六所要进行的事业是他的能力和素质远不能承担得起的，不过，他倒还不至于搞不清他那个时代存在的问题，而自他开始以那套不变的绝对君主制的话语发号施令之时起，他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解放了王室的农奴，他实行了省和乡村理事会制度，他不惜冒犯一直仍然庞大的阶层而宣布地主不得进入地方政府，他在改革刑法典的时候为了使之具有可行性，没有邀请专家而是邀请公众予以协助；所有这些举措显示了他身上的另一种精神。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真实的心态。他已下定决心，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为了实现这一必要而又深思熟虑的目的，他向法国的平民阶层开出了条件，这是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向他的臣民开出的条件。他后来宣称，事实上，他也有资格宣称，正是他迈出了与法国人同心协力建立一个稳固政体的第一步；正是他取消了专断的权力，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不再根据功劳之外的标准提拔官员，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当他听说，应召显贵（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时，他说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马卢埃（Malouet）是大革命时期情操最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证说国王是诚心的，他说，国王完全赞成他的看法。
路易十六提出的一部自由宪法中包括了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普选权，在官方不提出候选人和不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提出立法动议、修改宪法的权利，大臣责任制，平民阶层在法国议会中拥有两倍代表人数等等，国王在提出所有这些内容的时候，既没有议员们从旁顾问，甚至也并不总是在公众支持下提出的；这些都是那位国王主动作出的让步，这些让步更多地出于国王自己施政的考虑，而不是民众的要求。有人说，权力是所有具有强烈欲望的人所追求的目标，从心理学上看，主动让出权力是荒唐的，在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路易十六当然计算过他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并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决定是精明的，而绝不是慷慨的。普鲁士特命全权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过国王。这位公使说，国王有意削弱行政部门在国内的权力，为的是增强法国在国外的力量；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的行政当局可能会使大臣们丧失权力，但这样的政府却能使国民受益；一个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而力量更为强大的国家，要好于一个具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却遭人痛恨、财政混乱到无法解决的政府；他决心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专断的政府容纳当时新兴的各种力量。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他已经推动王室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交给国民了。他没有试图去影响选举，没有试图去训导三级会议，也没有想到去指挥和控制三级会议。面对三级会议，国王已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赋予这个新成立的立法机构以如此之多的权力，以至于没有什么保留给国王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中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国王把关键问题交给了互相对立的各个等级去自己较量，而一直以来，只有国王才能调和和约束这些等级。
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攀升到了400到500万法郎，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显然不可能继续在账目上大规模地做手脚以掩藏这个秘密了，财政大臣卡隆（Calonne）于1787年2月召开紧急应召显贵会议。应召显贵是从显要人物、主要是上层等级的大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不过，他们并没有司法权或提出法律动议的权力。政府召集他们是为了加强政府的力量，他们赞成的事情也应当是他们那个等级会接受的事情。政府希望以此避免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的法国三级会议，是昔日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既不大可能恢复了，也不可能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就会从辅助性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应召显贵会议不能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而那位大臣由于没有能够控制住他们也被免职了。他的死对头、并且显然应该继任财政大臣一职的内克尔却被赶走，委任图卢兹大主教（后来的桑斯大主教）来想办法避免召开立法会议。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拉法耶特在召开显贵会议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现在又重提这一要求，并要求代表范围更为广泛。
1788年8月8日，国王宣布明年召开三级会议，他宣布，最终，国民将永久性地自己解决自己的治理问题。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1788年的绝对专制政体，到1789年将让位于代议制君主政体。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到底如何组织，却不大清楚。国王邀请公众提出建议，报纸可以自由出版，不用受其出版周期的限制。国王立即提名内克尔继任那位大主教，他是事物之新秩序当然的执行者。于是，一天之内，政府收入增加了30%。他是一位外国人，不受法国传统和思维方式的限制，作为一位日内瓦人，他不仅不受天主教的影响，也不受当时占主流的自然神论者的左右，普雷斯特利曾形容内克尔是他在巴黎知识界中所见到的唯一一位信仰宗教的人。他是最早研究并看清现代舆论的力量的外国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公众舆论反映着信心，甚至可以说跟城市是一回事；他认为资本家的看法最灵敏地记录着公众信心的变化；而由于巴黎是商业活动的中心，所以，尽管他是位联邦主义者，他却高度重视这个中心城市的支配地位，因为它对于自由和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内克尔非常熟悉共和制度的运转机制，他也崇拜英国的模式。但国王不想听人说起向那个最近刚打败法国的民族学习，这些人总是把他们的失败不仅归咎于军事上的无能，也归咎于政治上的无能。因而，内克尔只好抑制自己的政治热情，不急于召开三级会议。他说，如果当初就让他继任卡隆的职位，由他组织召开应召显贵会议，恐怕就不需要召开三级会议了。而现在，他乐于看到三级会议将使国家的整个财产平等地交纳税款，如果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可以立刻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以他讲究实际的精神，就不会急于作更进一步的变革。
第三等级被恳请发挥更大的财政作用。如果这使上等阶层产生了必要的使命感，答应国民的要求，对于支持政府财政的阶层来说也就足够了，他也就会反对涉及其他更为让人望而生畏、而又极具诱惑力的目标，尽管这是他自己向往的。并不是因为这些目标是危险的，而是因为，问题明摆在那儿，如果他在1787年就执掌权力，只需用较小的代价就能获得靠召开更广泛的议会才能获得的东西。正是内克尔心中的这样一种想法，使他在掌握那么大权力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软弱，当危机爆发的时候便束手无策。人们将会发现，他以为只会进行中庸的、有限度的改革的那种力量，其实却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激流，法国已经陷入无可抵挡的剧烈变革进程之中了。
一切都取决于政府决心根据什么样的方式组织、选举和管理国家。为了能向社会明确宣示这些方式，内克尔要求再次召开应召显贵会议，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显贵们后来积极地支持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他们作出的回应看起来似乎有可能把他从极为沉重的责任中解救出来，并阻止冲突公开爆发。显贵们给他提出了种种建议。他们决定，应当通过选举产生下议院，实际上这可以是不作任何资格限定的普选，堂区神父应当是选举者，也有资格当选，贵族中地位较低者也应当跟地位较高者一样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也把选举权扩展到包括不识字的大众，因为他们认为，危险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而不是下等民众。但计票的时候，他们的三张票折合为一张票；每个阶层的代表的数量应当相等。排行紧在国王之后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则附和少数派的意见，他认为，平民阶层代表的人数应当等于其他两个阶层的人数的总和。这成了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如果平民阶层不能取得支配地位，那就没有办法保证其他两个阶层让路。另一方面，如果要实现重大的突破，承认堂区神职人员的地位，承认我们称之为地方绅士的人士的地位，等于是对平民势力让步。教士阶层中的两个分支之间的对立，与贵族内部两个分支之间的对立，要远远比这两个等级中的下层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对立更严重，后面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自由主义事业的推进者。到了恰当的时候，人们将会看到，民主制度两个最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一个是古代的贵族，另一个就是加尔都（Chartres）大教堂的教士。应召显贵们在12月12日得出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之后散会。5日，组成巴黎议会的行政官们（magistrate）在严肃地列举了宪法的大原则后，请求国王确认他们是未来任何立法机构的基础。政府的处境是显而易见的。城墙已经倒塌了，至于会不会有什么认真的抵抗，实在值得怀疑。
与此同时，各省出现骚动，各种政治小册子大量非法出版，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爆发了出来。这些都表明，公众舆论已经走到了两大保守力量的前面。事态已经要求，政府应当尽早作出显示自己决心的决定，应当占领或许可以遏制迫在眉睫的民主制的阵地。内克尔的判断是，只要他坚守应召显贵会议确定的方针，局势就将固若金汤。他下定决心，平民阶层的代表的数量应当跟其他两个等级相等，而不能等于其他两个等级之和。他想征求一位具有政治家气质的高级教士波尔多大主教的意见，他起草并寄给他一份报告，报告中拒绝增加平民阶层的人数。但当他心情焦急地坐待狂风大浪降临的时候，他也开始犯起了嘀咕；随后他收到回信，大主教警告他，如果作出有利于贵族的决定，贵族们必将遭受屠戮。他惕然惊醒。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将平民等级的人数增加一倍，他们就会自己起来将自己的人数增加十倍。”圣诞节期间，大主教又见到内克尔，内克尔向他保证，政府已经不再强大到足以抵制平民的要求了。但他也决定，三个等级应当分开进行投票，在讨论到特权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各个等级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平民阶层不应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他希望，贵族将按照自己的比例平等地纳税，他将站在这些目标与任何希望获得平等政治权力的过分的要求之间，居中调停。
12月27日，内克尔的方案被御前会议采纳。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国王批驳了这些看法，王后这次则没有说话，显示她在当时支持采取这些措施。路易十六没有意识到这些重大行动的意义，而这些措施将使他倒向民主制度。国王这种举动等于直截了当地对法国人民说：“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因为我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只要你们给予我有限而适当的帮助，你们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你们将立刻得到你们自己制订的一部宪法，这宪法将会限制国王的权力，我们将一起来制约那些对人民只有坏处的家伙。”这是一个隐而不彰的约定，其条款和界限都不怎么明确；有的人认为这是给予人民豁免权，别的人却觉得这是在压迫人民。如果要维护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宪法，就必须彻底地全盘改变和救治社会机体。而调整国王与人民的关系反倒不是什么艰巨的任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民与贵族的关系。在政治改革的背后，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唯一能够具有益处的自由，乃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自由。这时，身为内克尔最信赖之顾问的马卢埃对内克尔说：“你已经使第三等级的影响力跟其他等级可以相提并论了，之后就应该进行另一场革命，而要完成这场革命，你就必须向下拉平那个等级的巨大特权。”内克尔却并没有这种雄心，他显然想捍卫所有的特权，只有税收特权除外。
国王在御前会议上的决定受到广泛的喝彩；公众相信，他们所要求的一切都已得到了，最起码也已有指望得到了。但只要不让平民等级有机会让自己的数量说话，他们的代表人数加倍就只是幻想而已。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明确地指出，老的三级会议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因为第三等级没能在其中占据优势。因而他强烈要求第三等级应当深思熟虑，应当统一投票，他也提出，第三等级应当占有多数席位。人们普遍地认为，这就是代表人数加倍的正确含义，这其中的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国王的这次大妥协赋予平民等级的实际权力已经超出了他们名义上的、法律上的权力，因而它也被接受并加以利用。
选举的形式在1月24日确定了。教士等级将得到300个代表名额，贵族也有300个，而平民等级将有600个。候选人的资格并没有任何限制或例外；但由于选民人数比较多，较低等级的选举实际上是间接的；在平民等级来说，一般每一百个选民中才能产生一位具有选举权的人。除了选举产生议会代表之外，还应选举出代表的代表，即后备代表，以备代表出缺时补充。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安排，使得平民等级在自己的正式代表人数不能加倍时，可以依托这些后备代表。他们可以号召自己的后备军来参战。有几个省的权利和特许权暂时受到限制，这样，所有省都处于同一水平。
法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比这更真诚、比这更为名副其实的选举。总的来说，选举是有秩序地进行的。教士们有点忧心忡忡，贵族更是提心吊胆，但整个国家总的来说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一些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最先进、最为直言不讳的宣言，都出自贵族和教士阶层之手。2月9日，威尼斯公使报道说，教士和贵族都已经准备接受平等纳税的原则了。选举将要持续两个多月，从2月一直到5月。
根据古代的习俗，议会代表更多的是人民的授权代表（plenipotentiary），而不仅仅是代议士（representative）。为遵守这种习俗，所有选举活动的第一步是先起草授权指导（议员活动的）原则。法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行动起来，都在寻找自己的想法。乡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选出的选举人，选举人会在挑选议会议员的过程中对这些想法进行比较、充实。这些授权指导原则是一个行将死亡的社会留给后来社会的一笔最重要的遗产，它们通常都是那些杰出的公众人物的作品，比如马卢埃、朗瑞奈（Lanjuinais）和迪蓬（Dupont）。其中，迪蓬是杜尔哥的好朋友，提出过1786年的商业条约。奥尔良公爵则将西哀士写的一篇文章印行散发至全国。
就这样，在杰出的、富有经验的人物的领导下，整个国家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整个法国都希望建立起王权受到限制的制度，实行代议制和分权，所有这些都是1814年宪章的先声。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显示，人们已形成了抛弃绝对君主制的精神，也没有迹象显示共和制度即将降临。对于某些比较重大的具体问题，比如上议院的问题、教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以及基础教育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人们确实提出了免费学校（free school）、累进税、废除因贫穷而沦为奴隶的制度、消灭无知等等问题。享有特权的阶层已经准备在税收问题上作出巨大让步，似乎没有人把未来议会中派出代表的权利与其财产之占有状况联系在一起。十有九成的人都认为，对于一部宪法来说，重要的是获得某种普遍的同意。唯一形成巨大分歧的问题是，平民阶层希望，国会只应当由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组成，而其他等级都认为，应当有三个议院。不过，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平民阶层已经完全形成了一致意见，而其他阶层却仍然众说纷纭。在这里，出现了一种不详的裂痕，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贵族和教士中的少数派，将在冲突的时刻主导整个欧洲的命运。从团结一致的法国的所有这些文章和授权指导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政治家的功能就是提炼概括充分自由之本质。
这些授权指导原则本来应当是强制性的。9年前，柏克在退出布里斯托尔议员竞选时曾明确提出了关于选民及其选举产生的议员之职能的宪政学说；查尔斯·萨姆纳说，当柏克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他是在立法。作为这些授权指导原则之基础的古老的观点则使国会议员成为其所获授之权力的代理人，法国众多历史事实能证明了这一点。刚开始，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做法的危险：因为，这种授权指导原则经常是议员自己撰写的，又由他来执行。它们更像是一项承诺，而不是一项命令。
国民已经对王室的请求作出了回应，报价与需求之间已经达成了一致。上等阶层一直在反对和抵制国王，人民则渴望支持国王，人民与国王有望共同迈出第一步。代表授权指导原则比较中庸、平静，这掩盖了理念上无法弥合的冲突和正在下面沸腾的狂暴的激情。
选举出来的都是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中的精英；宫廷非常满意地将创造新制度、并永久解决财政问题的任务交给他们的聪明智慧。宫廷一直坚守着不干预的方针，它没有任何政策，只有满心的希望。主动权交到了每个人手里。国会将由新成员组成，他们互相没有联系，也没有党派组织。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摸索自己的道路，他们也将失去调停者和引路人。在那一时刻，统治权后退了，为的是实现政府的最高目标；君主制自行转入无政府状态，静观着下一步将出现什么情形；国王既想避免自己站到那些经常围绕着宫廷的阶层的对立面，也不想站在那个它希望获得其帮助的阶层的对立面。
政府放弃了选举和中庸的授权指导原则赋予他们的优势；政府希望特权阶层最起码也会跟其选举人一样地讲究情理，他们因此而丧失了最大的机会。人性总是倾向于低估那些尚不明显的危险。米拉波即使不算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起码也算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他也曾想象，三级会议的整个使命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完成。很少有人看出“特权”这个词背后隐含的野心，也没有谁看清财政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巨大差别。中等阶层在攻击野蛮的残余封建制时向往的是颠覆那种将财产和权力赋予少数人的环境。对于自己在权力分配中受到的限制提出批评，实际上是在攻击财富的集中化。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想法，正是大革命的隐密的动机。在那个时代，根据法律，有权就有财富，这一点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发现，当时却未被人们清晰地了解。但那种在地下翻腾的力量，已经被那些机智的保守分子认识到了，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为王国可能抛弃他们而进行着准备。因而，如果议会分为三院，就不大可能实现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所欲实现之目标。如果分为三院，最后要么四分五裂，要么中等阶层的议会代表可能无法完成他们的主人和雇主——下等阶层——为他们所提出的目标，那时，下等阶层就会利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三级会议开会之前，马卢埃又一次对内克尔提出严肃的忠告：“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愿望；你知道授权指导原则，但你不认识那些议会代表。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你不了解的人来随意决定。应当立刻将人民的要求转向制订一部宪法，赋予它们以法律的力量。在你还拥有不受约束的行动权力的时候，赶快行动。在君主已对尚保持忠诚并充满希望的国民作出最重大的让步的时候，你所采取的行动会获得人民的喝彩。今天，你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安全的。而到了明天，就时不再来了。”
马卢埃尤其建议政府控制那些已被证明为正当的权力，而将只会引起争议的权力交给代议士们去决断。内克尔则信守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的中立立场，他希望，在获得完全的自由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不愿意支持某一方，因为他不能确信支持一方并不会冒犯另一方，他因此而错失了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仲裁人的良机。他也认为，自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那他的敌人也就找不到借口。上等阶层或许会明智地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王室和他们自己面临这么多危险，但现在应当把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承担起作为普通人所应承担之义务和负担。
然而，没有一方会退让。平民阶层不可能看不出，时间在他们一边，也不可能认识不到，他们可以迫使其他等级与他们合作，从而确保摧毁这些等级的特权，让游戏按自己的规矩玩。根据很多选区全体居民的强烈要求，其他两个等级被禁止联合投票。他们的抵制是正当的，只能通过国王或人民的干预才能予以克服。如果他们立刻就作出退让，并借助深思熟虑在5月份就完成到8月份的动乱中才实现的目标，那他们的政策就有可能是正当的。尽管存在这些难题，上等阶层也面临这些危险，三级会议还是在令人难忘的日子——5月5日召开了。内克尔希望会议在巴黎举行，因为这里是金融家们的聚居地。人们提出了四五个开会的地点。这时候，国王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应当在凡尔赛举行，他考虑的是方便自己打猎。他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正在迫近首都。不过，自那之后，一些地方时不时爆发的骚乱和某些选举人的公开言论，开始使他改变了看法。
在会议开幕那天，王后进入会场时得到的是难堪的沉默，但她的反应是显然非常高兴、极为优雅地对会议致以迟到的祝贺，这给她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当她经过国会代表中的平民代表时，他们都对她表示喝彩，只有普罗旺斯省的第三等级议员除外，因为他们中间有米拉波。只有他发出嘘声。还有两位女士从同一扇窗户观看议会开会，她们是内克尔的女儿和外交大臣蒙莫兰（Montmorin）的妻子。一个人对于自己见证了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幕而自豪，另一个人则对不详的预兆忧心忡忡。她们两人都是正确的；那议员们中间弥漫着一种自信而热情的情绪。跟我关系很亲近的一位亲戚1846年在罗马，当时，正是新教皇进行改革的那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时的教皇是整个欧洲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们问一位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一位意大利女士，为什么她对所有这些示威游行这么忧心忡忡，她回答说，“因为，1789年，我在凡尔赛”。
一直反对内克尔的大臣巴朗坦（Barentin）始终对三级会议心怀忧惧和厌恶，他继国王之后讲话。他是一位法国法官，他除了古代法兰西实行过的制度之外，对于任何治理形式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承认，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思考是合乎理性的解决办法。他又说，仅靠共识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强烈要求其他两个等级放弃自己的豁免权。内克尔则把他的听众们搞糊涂了，他背弃了首相一直坚持的立场。他向其他两个等级保证，只要他们作出已经许诺的让步，那么，由于实行分开投票，他们不会被第三等级吞没。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他们的保护人，条件是，他们必须服从一般的法律，按与自己相称的比例交税。尽管他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他们拒绝给予国王的东西，将被人民抢走。在他的财政预算报告中，他低估了赤字水平，对于宪法，他也未置一词。伟大的一天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议员们返回之时，应当由司仪官引领，我们很快还会再次看到这位官员。平民等级议员却拒绝了这位司仪官，因为前一天，他曾要求他们腾出他们在教堂的中殿占据的地方。于是，他们把司仪官的训令置之脑后；因为政府权力的批准权已经交给了议员们，他们成了一个杠杆，借此，那个人数最多的等级推翻了君主制；就这样进行了七周之后，由于一篇讲话，终于爆发了世界历史上所进行过的最大一场宪制斗争。
[1] Montmorency，1493—1567，法国陆军元帅，弗朗西斯一世、亨利二世和查理九世时的重臣，曾镇压波尔多反抗盐税的叛乱，在与胡格诺教派的战争中负伤而死，称号为Duc de Montmorency。——译者
[2] 该图案象征法国王室。——译者
[3] 1756—1763年间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地利、俄国、瑞典、西班牙之间进行的战争，法国在其中丧失了很多海外殖民地，而英国则成为海上霸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