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协会”的第二项要求就是“有因统治者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的权利”。或许是我们祖先的担心导致了“因行为不端而被废黜”的先例。这种担心是形成这一公告的原因 ^[58] ，它暗示了詹姆斯国王的逊位。这种担心，如果说是有什么过错的话，还不如说是过于小心，过于谨慎罢了。但是，所有这些防范措施以及积累起来的各种情况，都表现了在人们被压迫所激怒和为胜利而激昂的情况下，国民会议中已居主导地位的小心谨慎的意识。这种防范和情况，使他们自己不易于犯错并使过程极端化：它表明了在使革命成为安定之母而非未来革命的哺育者的那种伟大的事件中，影响着国事处理的那些伟大人物们的焦灼之情。

如果一个政府可以被如此之轻松而又不明确的东西——诸如“行为不端”的这种看法——所颠覆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够片刻维持下去了。领导这场革命的人们决不是把国王詹姆斯的实际逊位置之于这一角度和不确定的原则之上的。他们宣告他的罪状恰好是被大量公然的非法行为所证实了的、有计划地要颠覆新教教会和国家以及他们基本的、无可置疑的法律和自由；他们宣布他的罪状是破坏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公约。这就不止于是行为不端了。一种严重的、对在上者予以否定的必要性，就迫使他们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是极为勉强地这样做的，正如在一切法律中那种最为严峻的情况那样。他们对未来能保全宪法的信心，并不在于未来的革命。他们全部那项规划宏伟的政策，就是要使任何未来的当政者几乎无法做到再去强迫王国的各个等级诉之于这类激烈的补救办法。他们把王位留在——在法律的眼中和法律的评估中——它过去的那种状态，即根本不负任何责任。为了更进一步减轻王位的分量，他们就加重了国家大臣们的责任。根据国王威廉的第一号法令、议会记录第二，亦即那个被称之为“宣布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与规定王位继承法令”的，他们宣布大臣们应该按这一宣言的条件为国王服务。不久以后，他们又成功地使国会频繁集会，从而整个的政府就被置于王国的人民代表和显贵们的经常的检查和主动的控制之下了。在下一项伟大的宪法法案 ^[59] 中，即国王威廉的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法令中，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就提出“在英格兰伟大的封玺之下，国会下院对提出的弹劾不得请求赦免。”他们认为《权利宣言》中为政府所奠定的规则，即国会经常不断的检察和实际的弹劾权，要比保留像“废黜他们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实行起来是那么困难、问题是那么难以确定而后果又往往是那么灾难深重的权利来，不仅对于他们的宪法自由，而且对反对行政的罪恶，都是更加好得无比的一种保障。

普赖斯博士在他的讲道中 ^[60] ，很确切地谴责了对国王使用粗俗谄媚的言词。代替这种令人作呕的风格，他建议国王陛下应该被告知，在庆贺的场合“他要把自己更确切地看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主人。” ^[61] 作为一种致贺来说，这种新形式的说法似乎并不使人很舒服。在名义上以及在实际上都是仆人的人们，并不喜欢人家说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责任和他们的义务。在古老的戏剧中，奴隶告诉他的主人说 “Haec commemoratio est quasi exprobratio”［这种提示就带有责备的味道］。 ^[62] 作为一种祝贺，它是不愉快的；作为一种教导，它是不健全的。毕竟，假如国王要使自己回应这种新的说法，要实施它的条文，甚至于要采用“人民的仆人”这一称谓作为自己王家的风范的话；那么无论是他还是我们由此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善，我是无法想象的。我曾见过一些非常自负的函件，署名为您的最驯服、最卑微的仆人。大地之上所曾出现过的最骄傲的职称，却采用了一个比自由的使徒们现在向君主所提出的更为谦卑得多的头衔。多少国王和多少国家却被一个自称是“仆人的仆人”的人践踏在脚下；而废黜君主的授权却被盖上了一个“渔夫”的印记。

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当作只不过是一种空洞无聊的闲谈，在那里就像在一种没有味道的气氛中一样，有人受着自由精神的蒸发之苦（假如并不是简单地拥护这种思想的话）以及“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国王”这种规划的一部分之苦。从这个角度上看，它是值得考察的。

国王在一种意义上无疑是人民的仆人，因为他们的权力除了以普遍的利益为目的而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目的；但是要说他们的哪一点在通常的意义上（至少就我们的宪法而言）就像是仆人一样，那就不真确了；仆人处境的实质就是要服从别人的命令，并且可以随意被人解雇。但是大不列颠的国王并不服从任何别人，而所有其他的人，个别地以及集体地，却都在他的下面，对他有合法服从的义务。法律是既不懂得奉承，也不懂得侮辱的；而法律并不像这位谦卑的神学家所称呼的那样，称呼这位最高长官为我们的仆人，而是称为“我们的君主国王殿下”；而在我们这方面，我们也学会了只讲法律的原始语言，而不讲他们巴比伦 ^[63] 神坛上那种混乱的行话。

既然他并不要服从我们，而且既然我们要服从他的法律；所以我们的宪法就并没有做出任何规定，要使他在任何负责的程度上成为一个仆人。我们的宪法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什么像是阿拉贡的执法官 ^[64] 那样的长官，也不知道有任何依法任命的法庭或任何法定的程序使国王要承担那属于所有仆人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与下院和上院没有区别；他们在他们的若干公共职能方面，绝不奉命要陈述他们的行为，尽管“革命协会”直接与我们宪法中最明智而最美好的那部分相对立，一味在声称“国王无非就是第一公仆，是由他们所设立的并且对他们负责”。

假如我们的祖先们对自己的自由找不到任何保障，只好使自己的政府运作无力、任职不稳，假如他们除了让国内混乱而外，就想不出任何防止滥用权力的更好办法；那么他们在革命时就配不上明智这一声誉了。就请这些先生们说明，他们所肯定国王作为仆人要对之负责的那种代议的公众究竟是谁吧。那时候，我就足以向他们提供可以肯定他并非是如此的那种成文法了。

这些先生们任意高谈阔论的那种撤销国王的仪式居然可以不用武力来完成，即使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那时候，它就成为一场战争的、而不是一项宪法的个案了。法律在武力之下就得俯首听命并保持沉默；审判官也就随着他们那无法再维护的和平而一齐倒台。1688年的革命是由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取得的，那是任何一场可能是正义战争的、尤其是一场内战的唯一个案。“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战争当其不可避免时，就是正义的］。” ^[65] 废立的问题，或者假如用这些先生们更喜欢的词句，是“废黜国王”，就将永远是——正如它曾一直是——国家的一个特殊问题，并且是完全超乎法律之外的；正像所有其他国家问题一样，这是一个如何处置的问题，是一个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是一个可能有什么后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关成文权利的问题。正如它不是通常人可以滥用的，同样地它也不是通常的头脑就可以激发出来的。究竟在什么地方服从应该告终而抵抗必须开始，这条思想上的分界线是微妙的、模糊的、很不容易界定的。决定它的，并不是单独的一项行动或单独的一桩事件。在想到它以前，政府确实必须是已经滥用职权并且乱了套；而未来的前景又必须是像以往的经验一样糟糕。当事物陷入了那种可悲的状态时，这种病症的性质就要向那些大自然已使他们有能力以极端的方式对一个失调的国家行使这种急需的、可疑的苦药的人们指明补救之道何在了。各种时间和局势和挑战，都将讲授它们自己的课程。聪明人将根据情势的严重性做出决定；而激怒的人将根据对压迫的敏感；思想高尚的人将根据对不称职的人们滥用权力的鄙视和愤怒；勇敢大胆的人则根据在一桩慷慨的事业中对有荣誉的危险的热爱：但是，无论是有还是没有权利，一场革命都将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老犹太”神坛所声称的第三项权利，即“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的权利”，则革命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在先例上或在原则上，至少也是像他们的前两个要求一样地缺乏依据的。进行革命乃是要维护我们古老的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以及那种成为我们对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的政府体制。如果您渴望知道我们宪法的精神，以及保障了它直到今天的那个伟大时期的主导政策，就请您在我们的历史中、在我们的国会法案中和国会记录中，而不是在“老犹太人”的讲道中以及在“革命协会”晚宴的祝酒词中去寻求它们吧。在前者之中，您将发现别的思想和另一种语言。那样的一种说法之并不适用于我们的气质和愿望，正有如它之并没有任何方面的权威的支持。组成一个新政府这一观念本身，就足以使我们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了。我们在革命时期曾希望过——我们今天还在希望着——推导出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作为是一份得自我们祖先的遗产。对于那份丰厚的遗产，我们已经小心翼翼地不去进行违反原来作物本性的任何幼芽接枝。我们迄今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根据对于古代的尊崇这一原则在进行的；而且我希望——不，我坚信不疑——今后所可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将根据类似的前例、权威和典范而小心翼翼地来形成。

我们最古老的改革就是“大宪章”（Magna Charta） ^[66] 那场改革。 您将看到， 从我们法律的那位伟大的先驱者爱德华·柯克爵士 ^[67] （以及确实继他之后的所有伟大的人物）下迄布莱克斯通 ^[68] ， ^[69] 都在孜孜以求地要证明我们自由的渊源。他们力图证明约翰王的大宪章这份古老的宪章是与另一份出自亨利一世 ^[70] 的成文宪章有联系的，而且这两份文件都只不过是重申这个王国更加古老的现成法律而已。就事实而论，这些作家看来大部分都是对的，虽说或许并非总是对的；但是假如说法学家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错了的话，那就更加强而有力地证明了我的立场；因为它指明了我们的全体法学家们和立法者们以及他们所希望影响的全体人民，一直都充满着对于往古那种极其强烈的关怀的心灵，还有这个王国把他们最神圣的权利和公民权当作是一种遗产的那种稳定的政策。

在查理一世的被称之为《权利请愿书》第三编的著名的法律中，国会向国王说，“您的臣民已经承袭了这种自由，”声称他们的公民权并不是基于“作为人的权利”的抽象原则，而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并且是作为得自他们先人的祖产。塞尔登 ^[71] 和其他学识渊博的人一样，在起草这份《权利请愿书》时，至少也如同我们的讲道坛上或你们的论坛上的任何人一样地熟悉有关“人权”的各种普遍理论，熟悉得正有如普赖斯博士和西哀士神父 ^[72] 一样地充分。但是出于与那种取代了他们的理论科学的实践智慧相称的原因，他们就宁愿要这种成文的、有记录可查的、世袭的资格，而不愿要对人和对公民可能是很珍贵的一切东西，不愿要那种暧昧的思辨的权利——那权利把他们确凿的遗产暴露在争权夺利之下，并且被各式各样穷凶极恶、争论不休的精神撕裂得体无完肤。

同一种政策也渗透在从此以后就被制订出来用以维护我们自由的所有各种法律之中。在威廉和玛丽的第一编叫作《权利宣言》的有名的法令中，国会两院关于“有权利组成他们自己的政府”并没有说过一个字。您可以看到，他们全部的关怀都是要确保他们长期以来所具有的、而后来却受到了威胁的那种宗教、法律和自由。“他们极其严肃地考虑 ^[73] 建立这样的一种机构的最好的办法，从而使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可以不再有被损坏的危险”；他们一开始他们的程序就首先声明某些这类最好的办法，“首先”就要做到“他们的祖先在类似的情况中通常所做过的那样，为了维护他们古老的权利和自由而宣告”；——于是他们就祈求国王和王后，“应该加以宣告和实施的乃是，被肯定了和宣告了的全部的和个别的权利和自由，都是本王国人民真正古老的和无可置疑的权利和自由”。

您可以看出，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们宪法的一贯政策都是要申明并肯定，我们的自由乃是我们得自我们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是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那是一项专属本王国人民的产业，不管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都是些什么。我们的宪法就以这种办法而在其各个部分之如此巨大的分歧性之中保持了一种统一性。我们有一个世袭的王位；一种世袭的贵族制；以及从一个漫长的祖先系列那里继承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的下院和人民。

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不如说是顺其自然的幸福结果——自然乃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 ^[74] 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子孙后代。此外，英格兰的人民很懂得世袭的观念提供了一条确凿的保守原则和一条确凿的传递原则，而又一点也不排除一条改进的原则。它不管获得，但是它却保障所获得的东西。一个国家按照这些准则行事，无论会得到什么好处，都会像是在一种家庭协议中那样地牢靠，像是在一种永久产业中那样地有把握。根据一项按照自然的模式而运作的宪法政策，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掌握了，我们就传递了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特权，其方式正如我们享受并传递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生命一样。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财富、上天的赐予，都被留下给了我们，并且由我们以同样的历程和秩序留传下去。我们的政治体系是被置于与世界秩序、并与一个由各个短暂部分组成的永恒体所注定的生存方式恰好相符合并且相对称的状态；在这里，由于一种巨大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为一个整体，它便永远既无老年，也无中年或青年，而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状态，经历着永远的衰落、沦亡、新生与进步的不同进程而在前进着。因而，在国家的行为中，在我们所改进的事物中，由于保持着自然的方法，我们就永远都不是全新的；在我们所保存的事物之中，我们永远也不会过时。由于坚持这种态度和我们祖先们的这些原则，引导我们的就不是崇古的迷信而是一种哲学类比的精神。在这种对遗产的选择中，我们就赋给了我们的政策结构以一种血缘的形象，用我们最亲密的家庭纽带约束我国的宪法，把我们的基本法律纳入我们家庭亲情的怀抱之中，保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室、我们的茔墓和我们的祭坛，使之不可分离，并受到它们相互结合并相互作用的仁爱的鼓舞。

通过我们人为的制度中与自然相符合一致的同样规划，并且由于召唤了自然之永不错误的和强大有力的本能的帮助来加强我们理性之易于失误而又软弱的策划，于是我们便从一种遗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自由而得到了其他某些不小的好处。自由的精神其本身虽则导致误用和过分，却经常仿佛是在圣徒化了的祖先们的面前以一种令人畏惧的严厉方式而在受到锻炼。自由的后裔这一观念，就以一种习惯性的、天然的尊严鼓舞了我们，它防止了那些最先获得任何名气的人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的那种使人丢脸的暴发户式的倨傲。就靠了这种办法，我们的自由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自由。它带有一种堂皇动人的面貌。它有一部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们。它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它有它的肖像画廊、它的纪念铭文、它的记载、物证和勋衔。我们是根据自然在教导我们要尊敬个人这一原则而学习到对我们的公民基本原则的尊敬的，而且是着眼于它们的时代并着眼于把它们遗传了下来的那些人们的。我们选择了我们的天性而不是我们的思辨、我们的胸襟而不是我们的发明，来作为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伟大培养室和贮存库；所有你们的辩士们都做不出任何东西能比我们所采取的途径更好地适应于维护一种合理的而有气概的自由。

假如你们高兴，你们也可以受益于我们的先例，并赋给你们所恢复了的自由以一种相应的尊严。你们的特权虽则中断了，但并没有被忘怀。你们的宪法，在你们并未能享有的时候，确实是遭到了浪费和败坏；但是你们却享有一个高贵而又可敬的堡垒的部分墙壁和整体基础。你们可能已经修复了这些墙壁；你们可能已经在这些古老的基础之上重新进行了修建。你们的宪法在它得以完成之前就被中断了，但是你们已经有了一部宪法，其成分已经非常之接近于所能够希望的那样美好。在你们古老的三级会议里，你们有着各个部分，与你们的社会有幸所由以组成的各个行业相对应；你们有过一切的那种结合和一切的那种利益对立，你们有着那种作用和反作用——它们在自然的和政治的世界里，从各种不调和的权力的相互斗争中，得出了宇宙的和谐。这些互相对立和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是你们认为在你们的旧宪法和在我们目前的宪法之中成为了如此之巨大的污点的，却对一切鲁莽的决策设置下了一道有益的障碍。它们使得深思熟虑成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它们使得一切变化都成为一种妥协的课题，那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节制；它们形成了种种气质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改革，并可以使得少数人或者许多人的所有的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通过各个成员与各种利益的那种分歧性，普遍自由所具有的安全性就正如几个不同等级中所有的各种不同观点是一样之多；而由于一个真正的君主的分量压倒了全体，各个部分就会受到阻碍而不会歪曲，并且会从它们所规定的地位出发。

你们在你们古老的等级中已经有了所有的这些优点；但是你们选择的行为却仿佛你们从不曾被纳入过公民社会，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你们开始得很糟糕，因为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你们是在做着没有本钱的生意。如果你们国家的最近几代人在你们的眼里显得没有多少光彩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们忽略过去并且从更早的祖先群那里得到你们的要求。在对这些祖先们的一种虔诚的爱戴之下，你们的想象力就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为超乎当前的流俗做法之上的一种道德的和智慧的标准；你们就会随着你们所热望仿效的范例而升高。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为了以你们的荣誉为代价而为你们的某些穷凶极恶行为的辩护士们提供一个借口，你们就不会满足于被说成是一伙逃亡黑奴 ^[75] ，突然之间从囚牢里跑了出来；因此就要宽恕你们滥用（你们所并不熟悉而又很不适应的）自由。我的可敬的朋友们，把你们想成——我就是一个总在这样想你们的——是一个节亮慷慨的民族，却长期被你们对忠实、荣誉和忠诚的高尚而浪漫的情操错误地导向了你们的不幸；事态已经不利于你们了，但是你们并没有被任何不自由的或奴性的气质所奴役；你们在最热诚的驯服之中是被一种公共精神的原则所驱使的；在你们国王的身上，你们所崇拜的是你们自己的国家——这样想岂不是更为明智吗？你们是不是已经使人了解到，在这种可爱的错误的幻觉之中，你们已经比你们聪明的祖先们走得更远，你们已经决心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同时你们却保留着你们古老的和你们最近时代的忠诚和荣誉的精神；或者说假如你们缺乏自信，不能清晰地分辨你们祖先的几乎已经被忘却了的宪法，你们却观看到了你们在这个国土 ^[76] 上的邻人，他们还活生生地保留着欧洲古习惯法的古老原则和典范，只是加以改善以适应于现在的状态而已——你们遵循着明智的范例，就会向全世界做出新的智慧的范例的。你们就会使得自由的事业在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可尊敬的心目之中成为尊贵的东西。由于表明了自由不仅能与法律相调协，而且当其规范得良好时还是有助于法律的，你们就会耻于大地之上的专制主义了。你们就会享有一种非压迫性的、而是一种生产性的税收。你们就会享有一种繁荣的商业来培育它。你们就会享有一部自由的宪法；有一个强大的君主制；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一个改革了的和受人敬重的教士阶级；有一种心平气和而精力充沛的贵族来领导（而不是来扼杀）你们的德行；你们就会有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来竞相模仿并充实那种贵族；你们就会有一族受到保护的、心满意足的、勤劳而驯服的人民，他们被教导着去寻求并且承认德行在一切条件之下所能发现的幸福；人类真正的道德平等就在于此，而不在于那种怪诞的神话，那种神话向注定了要跋涉艰苦生涯的、捉摸不定的旅程的人们，激发了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望，而其作用只不过是加重了和恶化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永远不能消除的；而且，公民生活的秩序之所以要确立这一点，是为了它使之必须留在卑贱状态之中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如也是为了它能够使之上升到一种更光彩的（但并非更幸福的）地位的那些人的利益一样。你们有一桩顺利而轻松的福祉与光荣的事业在向你们敞开着，那是超乎世界历史上所曾记载过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你们也已经表明了，困难对于人类乃是有益的。

计算一下你们的收获吧：看一看引导你们的领袖们去鄙视所有他们的前人和所有他们的同时代人以及甚至于鄙视他们自己（直迄他们变得真正可鄙的那个时刻为止）的那些妄自尊大的思维得出的是什么东西。由于追随这些虚伪的光明，法兰西竟以比任何民族所曾购买过的最确凿无疑的赐福都更为高昂的代价，买下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法兰西用罪行买来了贫困！法兰西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德行，而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以便她可以出卖自己的德行。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以从根本上创立、或者是以更大的严谨性在推行宗教的这些或那些仪式而开始组建新政府或改造旧政府。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已经以更严肃的风尚奠定了公民自由的基础以及一种更严峻、更有阳刚之气的道德体系。法兰西，当其放松了王权权威时，却对风尚的放纵恣睢和对意见与实践的肆无忌惮的亵渎神明加倍地予以纵容；并且那漫延到了各色人等，就仿佛她正向通常成其为财富和权力的疾病的一切不幸的腐败现象接通某种特权或暴露某种隐蔽的利益似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新的平等原则之一。

法兰西，由于领袖们的背叛，已经全然玷污了王公们内阁里的宽厚的会议声调，并且解除了它那最强劲的论据的武装。她已经神化了暴政那种缺乏信心的黑暗而又可疑的准则，并且教导了国王们在道德政治家们之（今后人们将称为）虚妄的花言巧语面前发抖。君主们要考虑一下这些人，他们劝告君主们要对于作为自己王位的颠覆者、作为意图推翻自己的叛逆者的人寄予无限的信心，办法是在华而不实的借口之下引导他们轻易善良的天性，容许把勇敢而不忠的人们结合进来参与自己的权力。仅仅这一点（假如再没有其他的话），就对你们并对全人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灾难了。请记住，你们在巴黎的国会告诉了你们的国王，在召集三级会议时，除了他们十分慷慨地过度热衷于向王位提供支持而外，他用不着有什么可害怕的。确实，这些人应该把头藏起来。确实，在他们的劝告引致了他们的君主和他们的国家的倾覆之际，他们应该承担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如此之乐观的宣言就有助于对权威进行催眠；鼓励它鲁莽地对未经考验的政策进行危险的冒险；忽视使仁爱有别于愚蠢的那些做法、安排和防范措施；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人能对政府、对自由的任何抽象计划的有益作用负责。因为缺少了这些，他们就看到了对国家的良药会腐化变质成为对国家的毒药。他们看到了法国对于一位温和的合法的君主造反，那要比人们所曾知道有过任何民族起来反抗最非法的篡权者或最血腥的暴君，都带有更多的激愤、狂暴和侮辱。他们的抗拒是针对着忍让的；他们的反叛是由于保护而来的，他们打击的是一只提供了恩惠、爱护和保护的手。

这一点是不自然的。其余的则都秩序井然。他们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发现了对自己的惩罚。法律被推翻了，法庭被颠覆了，工业毫无生机，商业奄奄待毙；已经不纳税，但是人民却贫困了；教堂遭到洗劫，国家得不到休息；政治的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成了王国中的宪法；一切人间的和神明的事物都为着公共声誉这个偶像而被牺牲了，其后果则是国家破产；而一切之中登峰造极的则是新的、不稳定的、摇摇欲坠的权力这份纸债券，即那种穷极无聊的欺诈和乞丐式的掠夺之信誉扫地的纸债券，那是为了支撑一个帝国而发行的通货，以代替两大公认的通货 ^[77] ——而那两大公认的通货是代表人类持久的、传统的信贷的。但是当财产的原则——它们就是它的产儿和代表——有系统地被颠覆时，它们就从它们所来自的那个大地之上消失了并隐匿了起来。

这一切可憎恨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吗？它们真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们，被迫不得不涉猎鲜血和混乱以抵达平安和繁荣的、自由宁静的彼岸而进行殊死斗争之无可避免的结果吗？不是的，一点都不是那样！法兰西的新鲜的废墟只要我们放眼望去，就会震撼我们的感情的，它们决不是内战的蹂躏；它们乃是深远的和平时期的粗暴无知的谋划之可悲的但却富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纪念碑。它们是轻率而狂妄的——因为没有人抗拒而且也不可抗拒——权威的表演。那些在这样以自己的罪行挥霍掉了宝贵的财富的人们、那些造就了公共灾祸（那份为国家的最终得救而保留的最后赌注 ^[78] ）的这群肆无忌惮的奢侈浪费的人们，在他们的前进之中竟没有遇到什么——或者不如说就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反对。他们的整个进程比一场战争的进程更像是一次凯旋。他们的先驱者们 ^[79] 已经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摧毁了一切，把一切都拉平在他们的脚下。他们为了被他们所毁灭的国家，不曾流过自己的一滴血。除了他们的鞋带子而外，他们对他们更伟大的结果的各种计划并不曾做出过任何牺牲，而他们却囚禁他们的国王，杀害他们的同胞公民，把千千万万可尊敬的人和可尊敬的家庭投入穷愁悲苦之中，以泪洗面。他们的残酷甚至于不是恐惧心的怯懦的结果。那乃是他们在他们饱受折磨的大地上因批准了叛国、抢劫、强奸、暗杀、屠戮和焚烧而享有十足的安全感的结果。但是，这一切的原因从一开始就都是明显的。

这种不受约束的抉择、这种对罪恶的多情选择，假如我们不考虑到国民议会的组成的话，看起来就是无法交代的；我不是指它的正式体制（那就其现状而言，是十分例外的），而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所由以构成的材料，那比全世界上所有的手续都要有着上万倍更为重大的后果。如果我们除了根据它的名称和职能而外，就对这个议会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色彩可以向我们描绘出任何更为可敬的东西了。就这方面来看，一个研究者的头脑当其被好像是整个民族的德行与智慧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之上的那样一种可畏的形象所屈服时，就会停顿下来的，哪怕是对事物最恶劣的方面也会迟疑不决而不敢加以谴责。它们看来倒不是可谴责的，而只是神秘莫测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名义、权力、职能、人为的制度，都不能把任何权威体系所由以组成的那些人们，造就成为并不是上帝和自然和教育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所造就成他们的那种样子。人民并没有超出这些之外的能力。德行和智慧可以是他们选择的目标；但是他们的选择既没有把德行也没有把智慧赋予他们所选定的那些人们。对于任何这类的权力，他们都没有任何自然方面的保证 ^[80] ，他们也没有任何宗教启示方面的许诺。

在我读过了被选入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 ^[81] 的人的名单和介绍时，他们随后的所做所为，并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可以令人诧异的。确实，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某些有名望的人、某些才华耀目的人；但是在国家的任何实际经验方面，却找不出一个人来。最优秀的人也只不过是谈理论的人。但是不管这些出色的少数人可能怎么样，构成其特性并且最后必然决定其方向的，却是整体的素质和质量。在所有的团体之中，凡是将实行领导的人，必定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要跟随在后面。他们必须使他们的种种提议符合他们所希望加以指导的那些人们的趣味、才能和心性；因此假如一个议会有很大一部分组成得很邪恶而又很脆弱，那么除非是世上能有那样一种极其罕见的——并且因此之故就是不能加以指望的——至高无上的德行，否则的话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防止有才能的人会通过它而散布开来并且变成为各种荒谬计划的专门工具！代替非凡高度的德行的，事情倒更有可能是：他们会被邪恶的野心、被对庸俗的光荣的欲念所驱使，如果这样，那时候议会的这一脆弱的部分——他们最初是与之保持一致的——就轮到自己变成为他们阴谋诡计的愚弄品和工具了。在这场政治交易中，领袖们将不得不向他们的追随者们的愚昧低头，而他们的追随者们则将不得不屈从于他们领袖们的极其恶劣的阴谋诡计。

在任何公共的集会中，领袖们所提出的建议要获得任何程度的郑重性，他们就应该尊敬——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惧怕——他们所指导的那些人。要不被人盲目地领导，追随者们就必须有资格如其不是作为行动者，至少也是作为审判官；他们必须也是有着天然的分量与权威的审判官。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这类集会中的稳定与温和的行为，但是他们这个团体应该是令人尊敬地——就生活的现状而论——由有恒产的、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着诸如扩展与解放理解力这样的习惯的人们所组成的。

在召集法国的三级会议时，使我震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大大脱离了古老的渠道。我发现第三等级的代表是由六百人所组成。他们等于其余两级代表的总人数。 ^[82] 如果各个等级分别活动，则人数无需费力去思索，便会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当三个等级合为一体时，那么这一多数的代表的政策和必然作用就是明显不过的了。另两个等级任何一个中有非常之小的背叛，就必定要把这两者的权力都置于第三等级之手。事实上，这个等级的全部权力不久就归并到了那个团体之内。 ^[83] 因此，它的正式组成就具有无限重要的意义。

阁下，当我发现该议会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我相信是出席的成员的大部分）是由法律的开业者们所构成的，就请您判断一下我的惊异吧。 ^[84] 它并不是由显赫的行政官员（他们曾宣誓以自己的知识、审慎和品格效忠于国家），并不是由居领导地位的律师（他们是法庭的光荣），也不是由有名的大学教授所组成的；而是绝大部分（正如这样的一种数目所必然地）都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行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的。也有显著的例外；但是一般成分则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律师、小地方司法机关的管事人、乡村的法律代理人、公证人和一大串市镇诉讼的有司、农村纠纷的琐屑争执的挑拨者和调解人。从我读到这份名单的那一刹那，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而且几乎正像它所发生的那样——一切随后发生的事。

任何一种行业被认为所应有的估价水准，都成了从业者们对他们自己的估价的标准。不管许多律师的个人优点可能是什么，而且那在许多人的身上无疑是很可观的；但是在那个军事王国里这个行业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曾受到人的重视，除了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些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职位结合于伟大的家族荣誉并被授予巨大的权力和权威。这些人肯定都是受人高度尊敬的，并且甚至于对他们怀有很大程度的畏惧之情。但是再下的一级就不大为人重视了；那机械的部分其声誉程度是很低的。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被赋给了这样组成的一个团体，那么它就必定会明显昭著地产生要把至高无上的权威置之于习惯上并没有受过教育要尊重自己的那种人之手的后果；他们此前并没有幸运在品格上受到过威胁，他们也不能被人期待着有什么节制或者是谨慎行事，他们自身必定会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惊异于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谁能够自诩，这些人突然之间并且仿佛是魔术般地从最低微的屈从阶层之中被推了出来，是不会陶醉于自己意料不到的伟大之中的呢？谁能够设想，习惯上总是好管闲事、冒险、机巧、活跃、秉性好斗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们，会轻易地就回到他们那种古老而又含糊不清的争论和艰辛的、低级的、无利可图的诡辩里面去呢？谁又能怀疑，唯有必须是由国家来负担（这一点是他们一无所知的），他们才能够追求他们个人的私利（这是他们太了解的了）呢？这并不是一桩取决于机遇或偶然的事。它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必然的；它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之中的。他们必定要参与——假如他们的能力不容许他们领导的话——任何一种可能为他们获得一部聚讼纷纭的宪法的计划，那就能够为他们打开数不清的有利可图的工作的大门，那些工作会随着国家一连串种种巨大的痉挛和革命（特别是一切巨大的和激烈的财产变动）而到来的。难道能够期待着他们会照顾财产的稳定性吗？——他们的存在，总是有赖于一切使得财产成为有问题的、暧昧不明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的。他们的目标会随着他们地位的提高而扩大，但是他们的心性和习惯以及完成他们计划的方式，却必定是始终如一的。

好！可是这些人却受到其他类型有更冷静的头脑和更广阔的理解的人的影响和约束。他们那时候是不是也被一小撮乡下老粗们的超级显赫的权威和可怕的尊严所震慑呢？这些乡下佬在那个议会里有席位，其中有些人据说还不能阅读和书写。还有数目差不多的商人，他们尽管多受了点儿教育，社会地位也更显赫一些，却是除了他们账房里的事情而外从来就不知道有任何别的。不！这两类人只是更加容易变成被律师们的阴谋诡计所压倒和左右，而不是成为对他们的制约。具有这样一种危险的比例失调， ^[85] 全体就必定要被他们所统治。与法律界相联合的，还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医学界的比例。医学界在法国并不比法律界更享有其公正的评价。因此，它的从业者就必须具有那些并不习惯于尊严的情操的人们的品质。但是假设他们是置身于他们所应有的地位，而且他们确实也是那样的话（就像在我们这里一样），那么病榻之旁却并不是造就政治家和立法者的学院。然后出现的是股票和基金的交易商，他们必定不惜任何代价渴望着把自己理想中的纸面财富转化为更为牢靠的土地资源。在这些人之外，还参与有其他各色人等，从他们那里并不能够期待有什么对一个伟大国家的利益的知识或关注，以及对任何制度的稳定性有什么关怀；人们都被造就为工具而不是控制者。一般说来，国民议会中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的构成就是如此，其中简直看不到我们所称之为对国家的天然的乡土之情的丝毫痕迹。

我们知道英国下院 ^[86] 并不向任何阶级的任何人才关起它的大门，它由于各种适当原因的确实运作，就在地位上、在出身上、在世袭的和后天的财富上、在有教养的才能上、在军事的民事的海事的和政治的卓异上充满了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辉煌的东西。但是假设——这是很难以假设的情况——［英国］下院是以法国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的同样方式而组成的，那么这种骗局的统治能被人忍受吗？或者甚至于能被人想象而不感到恐怖吗？上帝禁止我去含沙射影地说任何有损于那种行业的话，因为它是另一种祭司，在行使着神圣的正义的权利。但是当我尊敬人们行使属于他们的职能，并且尽力做到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那样，防止他们被排除于任何职能之外时，我却不能为了奉承他们而向自然撒谎。他们在这个组织中是良好的和有用的；但是假如他们占有优势以致于事实上变成了全体，那么他们就必定会成为灾难了。他们在自己特殊职能方面的优越性，很可能远远超过了别人的条件。但是这一点是逃不过人们的观察的，即当人们过分局限于职业的和专业的习惯时，而且当其在那种狭隘的圈子里反复加以应用而变得根深蒂固时，他们与其说是有资格，倒不如说是没有能力去做有赖于人类的知识、有赖于复杂事务的经验、有赖于关于各种复杂的内外利益（它们都参与形成那个被人称之为国家的五花八门的东西）的有广泛联系的观点的任何事情。

归根结底，倘若下院就是一个全然职业性和专业性的组织，下院既然是被法律、习惯、理论与实践的成文规则之不可动摇的屏障所限定和封闭，被上院所制衡，而且它的存在又时时刻刻都要依靠王权的规定来决定延续、中止或解散我们；那么下院的权力又是什么呢？下院的权力——直接的或间接的——的确很大，并且但愿它能长期充分保持其伟大以及属于真正伟大性的精神；并且只要它能使在印度的法律破坏者 ^[87] 不致成为英格兰法律的制订者，它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英国］下院的权力即使一点儿都没有减小，比起你们［法国］国民议会中稳定的多数身上所掌握的权力来，也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已。那个［国民］议会自从推翻了秩序以后，就没有根本法，没有严格的惯例，没有受人尊敬的习俗来限制它。他们发现自己不是有义务要遵守一部固定的宪法，反而是自己有权力制定一部能符合自己想法的宪法。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控制他们。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头脑、心灵和气质才有资格或者才敢于不只是在一部固定的宪法之下制定法律，而且还一举而对一个伟大的王国——对其中的每一部分，从在位的君主直到一个教区的小教堂——抛出一部崭新的宪法来呢？但是，——“笨蛋闯进了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在这样一种对未经界定和不可能界定的目的之不加限制的权力状态之中，一个对职务在道德上而且几乎在体力上是不能胜任的人，其灾难必定会是我们所可能想象发生在处理人事上的最大的灾难。

考虑过了第三等级在其原来所处的结构中的成分之后，我来看一下教士的代表们。在那里似乎也是，在他们的选举原则中根本就没有顾及到对于财产的普遍保障或者他们公共目标的代理人的才能。选举是这样设计的，以便把很大一个比例的单纯的乡村有酬牧师 ^[88] 派来从事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从新塑造国家的工作；只不过在图片上看见过国家的人并且在偏僻的乡村边界以外就对于世界一无所知的人，这些人沉沦在绝望的贫困之中，除了以嫉妒的眼光而外就不会看待任何财产，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财产；他们中间必然会有很多人，怀着能够分到掠夺来的最微小的一份这最小的希望，就轻而易举地参与图谋那份看来很难说是他也有份的财产，除非那是一场大争夺。这些代理牧师们不是在制衡其他在议会里活跃着的骗子们的权力，而是必然地成为那些人的积极的助手，或者最好也只是消极的工具，他们习惯地被那些人引到他们琐屑的乡村事务里去。他们也很难成为他们那类人中最真心实意的人，那类人利用自己那种不中用的悟性，却能策划出一种信任来，把他们从他们与他们那伙人的自然关系中以及从他们自然的行动范围中导向担当起复兴王国的事业来。这种占压倒优势的分量，再加上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骗子集团的力量，就形成了那种愚昧、粗暴、狂妄和掠夺欲的冲击力，那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的。

对于细心观察的人来说，从一开头看来就必定是第三等级的大多数与我所描述过的这样一个来自教士的代表团相联合，而当其力图推翻贵族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屈从于那个阶级中某些个人的最恶劣的诡计。这些个人玷污了并侮辱了他们自己的等级，他们掌握着一笔可靠的资金来偿付他们的新追随者。大肆挥霍种种可以使得他们同伙们开心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一点儿都算不得什么牺牲。冲动而又心怀不满的有身份的人们，与他们之被个人的骄傲和狂妄所激动成比例，一般地都是鄙视自己的等级的。他们那种自私且具灾难性的野心所呈现的最初征兆之一，就是他们对与别人所共享的尊严不屑于一顾。依附于自己的同类、热爱我们在社会中所属的那个小集团——这是公共感情的第一条原则（仿佛就是它的胚胎）。这是我们所由以走向热爱自己国家和热爱人类那条锁链的最初一环。对那一部分社会的安排感兴趣，就成为对于组成了它的所有那些人手的信任；而且既然除了坏人以外绝没有任何人会对它滥加论证，所以除了卖国贼而外就绝不会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卖它。

在我们英格兰的内乱时期（我不知道在你们法国的议会有没有过任何这样的时期），曾有过几位人物，比如当时的荷兰伯爵 ^[89] ，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庭由于挥霍王室赏给他们的恩赐而使得王室臭名远扬，他们后来又参加了由于人们不满而掀起的反叛，而他们本身就是那些不满的起因；他们协助颠覆了王位，而他们又有赖于王位，对有些人来说，是其生存，对其余的人来说，则是那种他们所用来推翻他们恩主的全部权力。假如对于那种人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规定了界限的话，或者是也容许别人来分享他们所霸占的东西的话，那么报复和嫉妒很快就填补起他们的贪婪所留下来的贪得无厌的空虚。他们的理性被复杂失调的情绪所搅乱，已经是一片颠倒；他们的眼光变得庞大又惶惑；那对别人是莫名其妙的，对他们自己则是捉摸不定的。他们发现，他们在任何固定的事物秩序中的无原则的野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界限的。但是在一片混乱的迷雾和朦胧之中，一切就都被扩大了，并且看起来像是没有任何限度似的。

当有地位的人们为着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野心而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并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着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都是低级而可鄙的了。难道某些类似这样的东西，现在不是正出现在法国吗？难道它不是产生了某些不名誉的和不光彩的事情吗？在所有的现行政策中，难道不全都有着一种卑鄙吗？在一切的所做所为中，难道不都有一种倾向要随着个人一道而降低国家的一切尊严和重要性吗？进行其他革命的人们，在他们企图进行或者是实际上造成了国家的变革时，全都是由于推进了人民——人民的和平是被他们搅乱了的——的尊严而使自己的野心得以圣洁化的。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以治理好国家而不是以毁灭国家为目的。他们是具有伟大的政治天才和伟大的军事天才的人，如果说他们也是他们时代的恐怖和装饰品的话。他们不像犹太人的掮客那样，竞相争执谁最能够以骗人的通货和贬值的纸币来弥补由他们那些堕落的会议给他们的国家所造成的悲惨和残破。这种老式的伟大的坏人中有一位（克伦威尔 ^[90] ）得到了他自己的同胞、一位当时受人爱戴的诗人 ^[91] 的称颂，它表明了他所提出的都是些什么，他在自己野心的成功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都成就了些什么：

这些捣乱者不大像篡权者那样地要肯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自然位置。他们的升起，是来照亮和美化这个世界的。他们之征服自己的对手，是以自己的光芒盖过了自己的对手的。那只像一个毁灭的天使在打击这个国家的手，同时也把国家所忍受的力量和能量传递给了它。我并不说（上帝不许那样说），我并不说这些人的德行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罪行的一种平衡；但是它们却是对他们罪行的效果的某种矫正。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克伦威尔就是这样。你们［法国］的吉斯、孔代和科利尼整整那几族人 ^[92] 也是这样。黎塞留家族 ^[93] 也是这样，他们在较为平静的时期，却以内战的精神在行事。像这样人品较好、从事的事业较少可疑之点的，还有你们的亨利四世和你们的苏利 ^[94] ，尽管他们是在内乱之中养育起来的，并不是全然没有自己的某些污点。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应该看一下法国当她有了一个喘息的时刻时，是多么快地就从任何国家所曾有过的最漫长和最可怕的内战之中恢复并站立了起来。为什么？就因为在所有他们的屠杀之中，他们并不曾害死他们国家的心灵。一种自觉的尊严、一种高贵的骄傲、一种强烈的荣誉和竞争意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它却被点燃了并且在燃烧着。国家的各个器官，不管是多么破碎，依然存在着。所有对荣誉和德行的奖励、所有的报偿、所有的区别，都还依旧。但是你们当前的混乱就像是一场瘫痪，已经打击了生命泉源的本身。在需要以一种荣誉的原则来推动的局势之中，你们国家的每一个人却都在含垢忍辱，除非是在一种委屈而羞辱的愤怒之中，就不可能享有生命的感觉。但是这一代人将很快地就成为过去的。下一代的贵族将有似于阴谋家和小丑，有似于钱商、高利贷者和犹太人，这些人会永远都是他们的同伙，有时候还是他们的主子。阁下，请相信我，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们使社会的大厦不堪重负，因为他们把结构的坚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东西置之于空中。裁缝们和木匠们的联合——（例如，巴黎的）共和国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是不能应付你们以最恶劣的篡夺，即一种对自然特权的篡夺而企图迫使他们进入的那种局势的。

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法国的财政大臣以一番辞令华美的语调说道，一切职业都是荣誉的。假如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哪种正当的雇员是不光彩的，那么他就并没有超出真理。但是我们在肯定任何事情都是荣誉时，却包含有对其垂青程度的区别。一个理发匠或一个蜡烛商的职业，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桩荣誉——更不用说许多其他伺候人的雇工了。这类行业的人，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压迫；但是如果允许像他们那样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来进行统治的话，国家可就要遭受压迫了。在这一点上，你们认为自己是在向偏见进行斗争，但是你们却是在向自然开战。 ^[95]

亲爱的阁下，我并不设想您是属于那种诡辩的、强词夺理的人，或者是属于那种极不坦率的迟钝的人，竟至于对每一种普遍的看法或观点都要求对各种纠正和例外加以明确详尽的说明，那本是理性假定会包含在一切出自有理性的人的普遍命题之中的。您并不会想象，我希望把权力、权威和荣誉，仅仅限定于血统、名分和头衔。不会的，阁下。除了实际的或设想中的德行和智慧而外，政府并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只要是实际上发现了有它们的地方，它们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什么地位、职业或行业，都有上天的通行证通向人世上的地位和荣誉的。一个国家疯狂地和邪恶地排斥政治的、军事的或宗教的才干与德行的服务（那些才干与德行之赋予人们正是为它增光和服务的），并且把一切造就出来是要围绕着国家放射出光辉和光荣来的东西都贬斥到默默无闻的地步——这样的国家就有祸了。走到相反的极端，把一种低水平的教育、对事物的一种庸俗狭隘的眼光、一种污秽的雇佣职业，当作是一种值得博取的资格——这样的国家也有祸了。一切事情都应该开放，但却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没有哪种轮换制、没有哪种以抽签任命的办法、没有哪种以抽签制或轮换制 ^[96] 的精神而进行的选举方式，在一个涉及到广泛目标的政府之中可能是普遍良好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意图，要着眼于责任而选择人或者是使之彼此适应。我要毫不迟疑地说，从默默无闻的状况通向荣名显赫的道路不应该弄得太容易，也不应该过于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假如说罕见的才能是一切罕见的事物之中最为罕见的，那么它就应该经过某种验证。荣誉的殿堂应该是坐落在卓越性之上的。假如它是经过德行而被打开的，那么也应该记得，德行是只有由某种困难和某种斗争才能得到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