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情况了解不完善对收益相等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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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较详尽地研究无知所起的阻碍作用。资源宛如河流，源源不断地流淌，在不可避免的移动费用允许的范围内，奋力从收益较低的地方流向收益较高的地方。在这种奋争中，成功受阻于那些有权指导流向的人对情况了解的不完善。要想知道这造成了多大损害，就得对现代企业财务有一些了解。
第2节
首先，必须指出，收益就是不同用途中的资源在每一连续的时刻产生的收入；收益在指导正确的资源配置方面非常重要。在静态中，用一个企业过去所投资的货币总额除以该企业的净收入所得到的商，可提高一衡量目前投资收益的真正尺度。但在实际情况中，这样获得的衡量尺度常常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误解。例如，一个人过去可能将10万英镑投入了一家工厂来生产某种东西，该工厂却被火灾毁灭了，或由于陈旧而变得一文不值。而现在投资1万英镑却可能给他带来了2千英镑的收益，这项新投资的收益为20%，但投资总额的收益似乎是2千英镑对11万英镑，即低于2%。不管企业的账目做得多么好，公布得多么全面，这种困难都会掩盖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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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说一说的是实际账目的一般性质。个人经营的企业不公布利润。合股经营的企业，根据法律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公布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常利用股票掺水和其他手段，来对外人隐瞒实际投资额的收益率，因而，即使公布的收益率能使人对当前投资的收益和未来的前景有所了解，专家以外的人也很难对其加以利用。使困难进一步加大的是，所必须预测的前景，不是指眼前的收益，而是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收益。显而易见，就这种收益而言，即使对不久以前的情况有正确的了解，也只能向人们提供不完善的指导。鉴于这些事实，在目前情况下，看来无知几乎会完全阻止在不同时间流向不同用途的资源的收益趋于相等。不过，这种观点或许过于悲观了。马歇尔写道：“虽然很难看清单个商人的经验教训，但整个行业的经验教训绝不可能完全隐藏起来，绝不可能隐藏很久。尽管我们不能仅仅看了几个拍打海岸的波涛就说出是在涨潮还是退潮，但只要稍稍耐心一点，问题就会解决的；企业家们一般都认为，某一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可能大幅上升或下降而不会很快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虽然有时企业家要比技术工人更难于弄清改换行业能否使自己的前途更光明，可企业家更有机会看清其他行业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他想改换行业，他一般也要比技术工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24] 简言之，虽然单个企业可以成功地掩盖自己的真实状况，但整个行业却几乎做不到这一点。普通人可能很不了解使用资源在不同行业创办新企业所能获得的相对收益，但那些指导资源流向的人却很可能不像乍看起来那么无知。而且，在公开企业经营状况这件事情上显然还有改进的余地， [25] 如果进行了改进，就会减少对情况的不了解，就会促进净边际产品价值的相等，从而增加国民所得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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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下来讨论不了解情况与掌管资源者的素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早期社会中，投资几乎完全是由企业家进行的，他实际从事各项产业并专心管理属于自己的资源。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仅仅是他们的素质；显然，所作的预测的误差可能较大，也可能较小，这全看有才干的人是不是愿意把办企业当做一项职业。在现代世界中，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仍然来自于实际经营企业的人们，他们把利润重新投资于企业，或者从合伙人或朋友那里获得资金，这些合伙人或朋友完全了解所有相关的情况。有人说，这种不属于狭义货币市场的筹资方法，支配着国内新投资总流量的一半以上。 [26] 然而，除了这种方法外，现代世界还采用其他方法。投资于产业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于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不实际经营企业。这些人一方面包括职业金融家、公司发起人或发起成立公司的辛迪加，另一方面包括普通公众中的有钱人，公司发起人诱使他们投资于商业冒险事业。米切尔教授写道：“发起人的特殊职责是找到并使投资人关注新的赚钱机会、可以利用的新资源、可以开发的新工艺、可以制造的新产品、可以对现有企业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等等。但发起人常常只是探路者，仅仅指出产业大军前进的新路线。……发起的计划总是多于现有资金所能资助的计划。通过拒绝其中的一些计划和接受另一些计划，有钱人在决定如何雇用劳动、使用何种产品和在什么地方建立企业方面，起着虽然不很显眼但却很有影响的作用”。 [27] 因此，在现代产业中，很大一部分社会投资的方向，是由对建立公司感兴趣的职业金融家和普通公众中的有钱人联合控制的。对于这一复杂指挥机构的能力和商业判断，我们究竟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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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确定职业金融家和普通企业界人士（即以前的企业投资者）谁更有能力发现创办企业的新良机。首先，职业金融家是这一特定工作领域的专家，而普通企业界人士从事此工作的机会，即使有，也只是偶尔才有。很显然，专家会比普通人作出更准确的预测。其次，交通工具的发展，近来使许多产业具有了国际性，这使专家享有的有利条件比过去大了许多，过去精明的企业界人士只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就足以作出准确的预测。最后，专业化可以使破产淘汰机制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即那些承诺为创办企业选择机会而又选择得不准确的人，将会被自动消除。当金融家和制造商的职能由一人承担时，这个人即使在制定商业战略上不称职，也可以靠制造技能（即良好的商业战术）兴旺发达。当这两项职能分开时，一个人若承担其中一项职能而又不如他人干得好，则会赔钱，被逐出该领域。而且，这种自然选择的效率被以下事实增大了，即一个职业金融家要进行大量的交易，结果，机遇这个因素只起很小的作用，而效率这个因素则起很大的作用。因而毫无疑问，职业金融家进入某一产业，便意味着来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同该产业中的企业家相比，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情况。除此之外还必须指出，普通公众中那些最终为职业金融家创办的企业提供资金的人，其绝大多数预测未来情况的能力，要比普通企业界人士差得多。如果发起人总是寻求从总体上看有利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寻求能够加以巧妙操纵而变得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机会，那么追随他们的人不了解情况，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不幸的是，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或采用其他手段，故意曲解其纯朴同事的预测，对职业金融家常常是有利的，而且也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正是这个事实，使现代制度对社会投资在具有不同价值的机会间的分配产生的最终影响，有点难以预测。在战前的德国，法律禁止发行面额极低的股票，禁止以此筹资建立新公司，仿效此做法，很可能会增加现代制度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某些较为贫穷的、不太了解情况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就会被逐出资本市场。 [28] 任何法律法规，若能强制执行，阻止不诚实的职业金融家欺骗性地利用无知的投资者，都将相应减少普通民众作预测时出错的可能性。“这方面的措施包括：由国家审核新公司的计划书，针对欺诈性的创立公司的行为颁布法律并辅之以有效的管理，股票交易所对正式挂牌交易的证券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及建立更加高效的机构向投资者发布信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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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为彻底的补救办法是，将创立公司这项工作本身保留在银行家手中——银行家的信誉自然取决于他们所建立的商业企业的永久成功。德国就是这么做的。德国各大银行都保留有一个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审查人们提出的创立工业企业的计划并向上级汇报，经仔细研究后，决定为哪项计划出资，简言之，这个班子就是在金融方面为工业出谋划策的参谋部。下面一段话充分表明了英国体制与德国体制的显著差别：“英国的合股公司（即银行），按照理论，不直接参与为创办企业搞的筹资活动，不开展认购业务，也不从事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但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另一大弊害，即银行对新建立的公司和这些公司发行的股票毫不感兴趣，而德国体制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德国银行即便只是出于维护自身发行信誉的考虑，也得经常关注它们所建立的公司的发展”。 [30] 无疑，银行充当公司发起人这一做法，包含着巨大风险，绝对要求其资本额，像在德国那样， [31] 相对于其负债额而言，远远大于英国银行通常拥有的资本额；否则，所创立的企业的亏损，甚或搁置在这种企业中的资金的暂时“固化”，会使银行无法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而且，必须记住，我国是世界金融中心，并且直到最近仍是主要的黄金自由市场，这种地位使得把银行资金搁置在长期投资中，要比在其他国家更加危险。所以我并不认为，英国银行截至目前所遵行的一般政策有什么不妥。但毫无疑问，当条件允许银行安全地从事创立公司的工作时，是会带来真正的利益的。同某些类型的私人金融家相比，银行更有可能寻找真正可靠的机会，而不是寻找被人操纵得一时显得可靠的机会。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关乎不同民族间相互对立的利益时，按上述方式运营的强大的金融机构有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其行为有可能被非经济因素所左右。但该问题的这个方面不适合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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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银行家并非只有充当公司发起人才能帮助将资源引入生产渠道。固然，普通银行家在向商人放款时，无论是直接放款还是通过票据经纪人放款，关心的都只是贷款的安全。想借款的人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抵押品后，银行家在判断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时，并不需要判断和比较不同的借款人用借款开办的企业具有的赢利能力。但当银行家向不能提供充分担保的人放款时，他们就不得不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能仅凭还款承诺就放款，而必须为了自身的利益，仔细调查借款人可以信赖的程度，调查他打算用贷款干什么。谈到印度借款的农民时，西奥多·莫里森爵士写道：“不管多么仁慈，都不能相信，印度农民渴望得到资本完全是为了能立即投资于其地产的改进和开发”。 [32] 1907年发表的“缅甸合作社法实施情况报告”也认为，“在缅甸，人们借款大都是习惯所致，是缺乏远见的表现，而不是出于需要；真正为了资助耕种（而不是为了生活上的奢侈）所需的资本，要比一般所认为的少得多；通过合作社或其他机构单纯提供低息资金，在民众目前的精神状态下，往往诱使人们挥霍浪费，而不是勤俭节约；最后，在缅甸，要特别注意确保信用合作社的管理，能有效地防止其成员挥霍浪费，能有效地向他们灌输勤俭节约的思想”。 [33] 所谓“人民银行”，例如德国的瑞费森银行和意大利的一些银行，提供了一种得到大家认可的办法来实施这种控制和监督。这些银行通过一双重过程来了解必要的情况。首先，一些人作为银行的会员从而作为潜在的借款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都来自一个范围很小的地区，这样，管理委员会便能很容易地获得所有这些人的基本个人资料。能够成为会员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诚实可信和良好品行已被管理委员会所确认。在一些银行——例如意大利的人民银行——中，管理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特定申请人的影响，列出一张贷款金额清单，该委员会认为，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金额向各个委员安全地放款。 [34] 随后这个清单便被用做放款的依据，就像在法国，公共济贫所的清单被用做发放救济金的依据那样。其次，发放贷款时常常要求必须将其用于指定用途，借款人必须同意放款人享有某些监督权。因此，虽然在大多数土地银行（这种银行采用实物抵押制）那里，“抵押品的收益可以按借款人的意愿使用，例如用于偿还贷款，作为遗产分给幼子等”，但德国的瑞费森银行却要仔细审查借款人要把贷款用于何种用途，并规定，若借款人将其挪作他用，银行有权收回贷款。 [35] 这种做法一般说来会减少盲目投资的数目，不将贷款投入收益极低的项目，从而间接地增大国民所得。
[1] 《经济学原理》，第608页。
[2] 参见莱顿，《资本与劳动》，第4章。
[3] 拉文顿，《英国的资本市场》，第281页。
[4] 米切尔，《商业周期》，第34～35页。
[5] 在德国，过去绝不允许发行面额低于10英镑的股票，通常不允许发行面额低于50英镑的股票（参见舒斯特，《德国民法原理》，第44页）。1924年，最低面额降至1英镑（20马克），普通面额降至5英镑（100马克）。
[6] 参见米切尔，《商业周期》，第585页。
[7] 里塞尔，《德国大银行》，第555页。
[8] 英国银行的通常做法是提供“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通过票据贴现或其他方法，提供只具有短期信用的垫款，而不提供“财政贷款”，即具有长期信用的垫款。有人说，这一做法不利于一些产业，在这些产业中会出现在短期内可以有利可图地扩大厂房设备的机会——以便能够例如接受某一大订单，从而进入某一新的市场；因为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来筹集新资本必然要花费很长时间。还有人说，我国银行的做法使英国商人很难进入这样一些外国市场，这些市场通常希望购买者具有长期信用。为了消除这些抱怨，法林顿勋爵任主席的财政贷款委员会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机构，不从事银行的一般存款业务，而是时刻准备为发展国内产业和必要时为进行对外贸易提供财政贷款。这个建议已被采纳，打算建立的那个机构——不列颠贸易公司——于1917年4月获得了特许状。
[9] 《印度某邦的工业组织》，第110页。
[10] “报告”，第15页。
[11] 参见沃尔夫，《人民银行》，第154页。
[12] 关于瑞费森银行及相关银行的情况，参见费伊，《国内和国外的合作》，第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