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利与国民所得福
第1章 福利和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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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开始从事任何一项探索时，其目的不外乎是知识或成果——不是为了知识而获得知识，就是为了知识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而获得知识。这两种目标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在吸引我们兴趣的、几乎所有的现代伟大科学之中，一些人既想获得知识，又想得到成果，但这种混合的比例，在不同的学科间是不同的。天平的一边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普通的科学，形而上学——实在的科学。从事这种工作的学者，确实可能早晚会给未来的期待者带来某种有价值的事物；但他所带来的必定只是知识而已，绝不可能是成果。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最为相近的是从事物理学终极问题研究的学者。到目前为止，物质的基本粒子理论仅仅为人们带来知识。但目前这门科学在其他方面还是大有前途的；因为，对原子结构的研究，终有一天会导致人们发现引发物质分裂的实用方法，并向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能源。而在生物科学中，给人们带来成果的一面较为突出。近年来有关遗传的研究，无疑已引起人们极大的理论上的兴趣；但人们在想到这一问题时，没有一个人不同时想到对遗传的研究所导致的在小麦育种工作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也没有一个人不同时想到它们为改善人类本身而开始提供的深远的、目前还很难充分说明的可能性。在以单个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同在纯自然科学中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合。在心理学研究中，理论兴趣是主要的——特别是在它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提供材料的那一方面；但心理学作为实用教育学的基础，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在人类生理学研究中，虽然存在着理论兴趣，但却是次要的，这门学科很久以来主要是作为医学的基础而受到重视。最后，我们要谈及是那些同单个人无关而同人的群体有关的学科，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处于初创时期的科学。在许多人看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甚至对某些特殊事件的研究，由于其本身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我认为，人们普遍会同意，在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中，这些科学作为知识载体其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值得我们关心的是获得成果的可能性而不是知识本身。在麦考利的历史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或许有些过分的话：“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其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了解之所以重要，仅在于它能使我们对未来形成正确判断。对与达到此目的没有什么帮助的历史事件，即使充满了战争、条约和暴动，也和马修·迈特爵士收集的公路通行费单据一样无用”。这种悖论，还是有部分道理的。对人们社会活动的研究，如果不符合这种愿望，即对社会进步必然直接或立即发挥作用，而只是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大多数的研究者就会认为他们为此而投入的时间是一种浪费。这对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来说都是正确的，对经济学来说，尤其正确。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才能最引发人的兴趣或灵感。如果人们要想了解人而不是知识成果，那么，他们就应该从宗教史、殉道史或爱情史中去寻找这些东西；而不用在市场中寻找。当我们决定观察人们日常活动的动机时——这些动机有时是卑鄙和阴暗的，有时则不那么光彩——我们的动机不是哲学家的动机，即为知识本身去掌握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动机，即为寻找有助于治愈疾病的知识。卡莱尔曾经说过，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不是好奇，而是对陋巷的厌恶以及对衰弱生命哀愁的社会热情，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孔德经常说的这段话，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领域，依然有用：“用心灵去提出问题；用智力去解决它们……适合智力的惟一位置，是作社会同情心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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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关经济研究的动机的这一概念能被接受的话，那么，经济学家所要着力发展的科学形态，则必然是适合于形成一门技艺的基础的形态。当然，它本身并不是一门技艺，或是政府的规定的直接阐述。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研究“是什么”以及“很可能是什么”，而不是研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的科学。它也不把自己局限于显然与当前的实际问题紧密相联的实证科学的研究领域。这种做法会阻碍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排斥最终会产生结果的探究。因为，正如我们已很好地阐述过的，“在我们以纯理论状态思考时，我们可能最接近于最实际的应用”。 [1] 不过，虽然与其战术和战略完全无关，但在一般方向上它还是要受实际利益的驱动。这将对其基本形式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实证科学形态。一种是形式逻辑和纯数学科学，其作用是发现“蕴涵”。另一种是实际科学，如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它们关心的是现实性。这一区别是罗素在其《数学原理》中提出来的。“自从非欧几何出现以后，似乎纯数学不再关心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和命题与实际空间是否一致的问题：这是实用数学的问题，如果任何决定都是可能的，必须由实验和观察所决定。纯数学所要证明的仅仅是，欧几里得命题是由欧几里得公理引申出来的，即证明一种‘蕴涵’关系：任何空间如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则必有这样或那样的其他性质。因此，在纯数学中，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里得几何同样正确：在每一个体系中，除蕴涵关系外，并未肯定什么。关于什么是实际存在的所有命题，如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属于实验科学或经验科学，而不属于数学。” [2] 这种区别对经济研究领域也适用。我们可以概括我们的意愿构建经济学，或者像纯数学所代表的纯理论形式，或者像实验物理学所代表的实用形式。在这种意义上，纯经济学——毫无疑问，这种意义是不常见的——将研究由任一一组动机x的刺激在不同人群中所造成的均衡和均衡的破坏。据此，纯经济学可以划分成无数的细类，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非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能包括在内。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x是赋予经济人——或普通人——的动机值；在非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中（它类似于几何学中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包括了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对获取的憎恶。对经济学来说，这两种政治经济学同样都正确；但它与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的实际人群中x究竟为何物无关。与纯经济学相对的是实用经济学，其兴趣旨在研究由经验所感知的世界，而不涉及天使社会中的商业行为。既然我们的目的在于实用，那么显然，如此扩展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而言，不过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儿而已。因此，只有实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经济学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我们所努力阐明的，不是可能世界的一般性体系，而是由有经验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实际世界的一般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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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纯理论形式的科学显然不适合我们的目的的话，那么，仅对观察到的事实作描述性记载的实用主义，显然同样也不适合我们的目的。漫无边际的叙述本身绝不会成为预测，当然，实际需要的是作出预测的能力。在获得这种能力之前，事实必须通过理性的检验。除了不具理性的事实之外，还必须要有布朗宁所说的“我自己的一点儿东西，把它同原料相混合，使它经得起锤炼和推敲”。正是这一点儿东西，才使它同单纯的记载有所不同，而且对实用科学来说，它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实用科学中，事实并不是被简单地搜集到一起；必须通过思想加以说明。正如M.庞加莱所说，“正如房子是由石头建造的一样，科学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的堆积不是科学，就如同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 [3] 天文物理学也不仅仅是在不同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星星，并简单地记录下它们在天空中的位置而已。生物学也不仅仅就是记录下动植物培育和试验的多次结果。相反，任何一门科学，都是通过对能够加以确定的特殊事实的考察和反复考查，努力发现其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而这些特殊事实正是这些规律的表现。牛顿发现的规律阐明了天体的运动，门德尔发现的规律说明了蓝色安德鲁斯种鸡（the blue Andalusian fowl）的繁育。而且，这些规律也不仅仅是对所观察事实的简短重述。它们是概括和归纳，再经过这种概括和归纳之后，将我们的知识扩展到尚未观察的事实上，甚至扩展到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的事实上。至于这种概括和归纳所依据的哲学原理是什么，我们在此不想予以探究，我们只要知道，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就足够了。恰如惠桑先生在谈及物理学时所说的，任何一门实用科学都在“设法发现一般性规律，这些规律可以描述各种情况下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 [4] 只有参照这些一般规律，才有可能作出实践所需要的预测。实用科学只是在其作为研究原则这最基本的方面，而不是其作为对事实的描述这表面性的方面，才对事物的处理发生影响。确定这样一种研究原则，这种原则对特定的问题是适用的、并准备将它应用于特定的问题，这才是实用科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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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而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的话，很可能会给人们造成误解。经济学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还不能够声称，它可以提供一种研究原则甚至从远处接近它为自己确定的理想。借用马歇尔的话来说就是，要为实践提供充分的指导，不仅需要进行质的分析的能力，更需要进行量的分析的能力。“质的分析告诉冶铁人，铁矿中含有硫磺，但质的分析使他难以决定，他究竟是否值得花时间把矿石熔化，如果需要熔化，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熔化。为了达到那一目的，他需要进行量的分析，这种分析会告诉他铁矿中含有多少硫磺。” [5] 经济学在当前几乎还完全不具备提供这种信息的能力。在把一般规律应用于特定问题而得到量的结果之前，必须对这些规律本身作量的叙述。一般性规律是大前提，而任何问题的特定事实只是小前提。当对一般规律的叙述尚缺少精确性时，一般而言，其结论也必然会有同样的缺陷；不幸的是，以精确的形式构筑经济规律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之所以这样，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必须加以确定的关系非常之多。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因素——表示距离和引力之间关系的万有引力常数，对所有物质来说都是不变的。但经济世界中的主要因素——表示一群人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喜好和厌恶的函数——却不这么简单和一致。我们所处的情况与物理学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如果锡对铁的引力与其距离的立方成反比，对铅的引力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对铜的引力又是某种其他的比例。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解释引力一样，说明对每一个别商品的供给量或需求量是价格的一个和同一特定函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它是一大族特定价格函数中的一个。因此，经济学和力学一样，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基本规律，而是存在着许多规律，所有规律都用同一形式的方程式来表达，但有不同的常数。由于这种多样性，因此，对这些常数的确定，或推而广之，对经济学所感兴趣的各种商品的供求弹性的度量，是一项非常庞大的任务。其次，在着手解决这一任务时，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在此不能被充分利用。莱昂纳多·达芬奇说过，“理论是将军，实验是士兵”。经济学已经有了受过良好训练的将军，但由于其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战士则很难得到。“外科医生在对活体施行手术之前，先行解剖尸体，在给人动手术之前，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性手术；机械工程师在建造原尺寸的机器之前，先要制作一个工作模型，并对这个模型进行测试。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在进行冒险之前，这些事情中的每一步都要经由实验检验。未知事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掉其大部分的神秘和可怕之处。” [6] 在经济学中，由于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活生生的自由人，因此，在充分受控条件下进行直接实验，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然而，还存在第三个甚至更为严峻的困难：即使经济学家希望确定的常数的数量不是很多，并且实验方法也较为可行，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常量本身随时间不同而不同。引力常数永远不变。但经济常数——供给和需求弹性——如它们所表现得那样，却很可能根据人们的观念而变化。在环境的影响下，不仅原子的位置会发生改变，其结构亦会改变。因此，早期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造成的真正损害，不是对其特定产业的摧毁，甚或其海上贸易的没落。“真正的损害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产业的某种根本特性已丧失了，它不仅仅是取消了限制就可以修复的。树不仅被剥了皮，而且根也被毁了。” [7] 经济研究所涉及的实际内容的这种可变性意味着，所寻求目标本身就是永恒变化着的，因此，即使我们可由实验精确地确定今天的经济常量的值，我们也不敢有把握地说，这种确定在明天也能成立。因此，这是我们这一学科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缺点。当然，通过对所有相关事物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对许多事物的供求弹性有所了解，但我们却难以精确地确定其大小。换句话说，我们的基本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特殊情况下所得出的一些推论，还不能以精确的量的形式表达。其结果是，正如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必须从各个角度加以考虑，即使完全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考虑，经济学也几乎常常不能提供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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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话说得似乎有点离题。现在则要进一步说明，正如我们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决定其形式一样，它们也控制着其范围。追求的目的是找到更加简便易行的方法去促进福利——政治家的工作建立在经济学家的工作之上的那种可行的方法，如同马尔科尼的发明是建立在赫兹的发明之上一样。 [8] 但福利所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在此，我们无意就其内容展开讨论。只需多少有点武断地提出两个命题就足够了。其一，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许是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其二，福利可以在或大或小的范畴内产生。对可能影响福利的所有原因进行广泛的探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很难实行。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的主题进行一些限制。这样做，我们将自然被吸引到科学方法能最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当眼下的事物是可测度的，并且可充分利用分析方法时，这点显然能够做到。在社会生活中，一种明显的可资利用的测度工具就是货币。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被限制在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可以被称为经济福利。当然，不可能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把它同福利的其他部分分隔开，因为“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部分也是各不相同的，它全靠我们对“能”的理解而定，是“很容易的能”，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能”，还是“非常困难的能”。因此，我们疆界的轮廓必然是模糊的。坎南教授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面对、并且是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满足和非经济满足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所以经济学的领域不像政治疆界或地产一样，用一排界桩或篱笆标出。我们可以从显然是经济学的一端走向显然是非经济学的另一端，而没有发现要在什么地方攀过篱笆或越过沟壕”。 [9] 不过，在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之间虽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界限，但对货币尺度的可使用性的测试，却使我们对此能有一个粗略的区分。正如通过这一测试所大致确定的，经济福利是经济科学的主要内容。本书的目的即是研究在实际现代社会中，对经济福利发生影响的某些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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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计划乍看起来似乎显得有点狂妄的话，但无论如何都是合理的。不过，人们只要加以深思就会发现，仅仅是建议孤立地探讨影响一部分福利的原因，就极易招致严重的反对。当然，我们最终的兴趣在于，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原因对整个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但没有人能保证，对能与货币的测量尺度建立联系的那部分福利产生的影响，不能被福利的其他部分或方面所产生的那种相反的影响所抵消；而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结论的实用性将会被破坏殆尽。必须仔细加以注意的这一困难，并不是因为经济福利只是总福利的一部分，总福利经常发生变化，而经济福利保持不变，以致很少发生经济福利的特定变化与总福利的同等变化同时发生的情况。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晴雨表或指数。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所要研究的，并不是福利有多大，或曾经有多大，而是其大小由于某些原因的加入如何受到影响，这些原因正是由于政治家的力量和私人的力量引发的。我们不能因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指数而据此证明，对经济福利的研究不能为总福利提供信息：因为虽然整体是由于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因此，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来测度整体的变化，但这一部分的变化却总是可以通过自身对整体的变化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那么，研究经济福利的实际重要性便被完全确立了。当然，它不能告诉我们，在引入经济原因以后，总福利与以前有何不同；但它会告诉我们，如果那一原因未被引入，总福利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所要探求的信息。因此，真正的异议所在，并不是经济福利是总福利的不良指数，而在于经济原因可能对非经济福利产生影响，从而抵消它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对这种异议需要加以认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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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人类本身既是目的，也是生产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美或艺术美所熏陶，其品格单纯而诚实，其激情受到控制，其同情心得到发展，其本身即是现实世界伦理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感觉的方式和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能从事复杂的工业活动，仔细探究困难的证据，或进行某一学科的实践活动，因而是很适于生产物品的工具，其使用产生福利。这些人中的前者所直接提供的福利是非经济的；而这些人中的后者间接提供的福利则是经济的。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在这两类人中间进行选择是社会的自由，而把其努力集中在第二类人所体现的经济福利上，可能不自觉地牺牲了第一类人所体现的非经济福利。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对此加以说明。一个世纪以前，衰弱和四分五裂的德国是歌德、席勒、康德和费希特的故乡。道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知道古老的德国对世界的贡献，对那种贡献，世界将永怀感激之情；但我们不知道谷仓充盈、商船满载的现代德国，除了其物质科学和商品外，还能向世界贡献什么……德国的教育制度，在其目的是培养学者、教授，或官员和公务员，去为复杂的国家机器发动引擎，上紧螺丝，拉动滑轮，润滑轮轴的意义上说，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塑造人格和个性上，却距同样的成功甚远”。 [10] 总之，德国人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学习做他们不关心的事的观念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学习做人。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是德国人；一位英国人从东方人的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对现代英国人的描述，亦可作为证据：“通过你们的行为，便可以对你们有所了解。你们在机械技术方面的成就恰好反映出你们在所需要的精神悟性方面的失败。你们可以制造出各种机器，并使之尽善尽美；但你们却不能建造一幢房屋，或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你们更缺少追求与崇敬……你们内心与外形皆已僵固，你们既盲且聋。推理取代了感知；你们的整个生活就是对各种假设的没完没了的演绎推理，对这些假设你们既没有认真审查过，对其结论你们又未曾料想到或未曾想得到。到处都是手段，却没有一个目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动机，而那个发动机本身又出了毛病。这就是你们的文明呈现给我想象中的情况”。 [11] 当然，这个指摘不免有些夸大，但也有其道理。不管怎样，它生动地提出了一个正在这里引起争论的观点，即致力于造就人民使其成为良好工具的努力，可能在使人民成为良好的人方面引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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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所强调的在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和其对一般福利的影响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性，是易于解释的。一般而言，在人类的意识生活中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从而属于经济福利范畴之内的惟一方面，是某种有限的满足和不满足。但人类的意识生活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它不仅包括这些满足和不满足，还包括其他的满足和不满足，以及认知、情感和欲望。因此，凡是能以本身的影响改变经济满足的环境因素，可能或以同样的行为，或以其行为的结果，改变这些其他因素中的某些因素。为便于说明起见，我们将发生作用的方式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首先，非经济福利很容易受到获取收入方式的影响。因为工作环境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道德质量受职业的影响——仆人的服务、农业劳动、艺术创造、独立的以及与之相对的附属的经济地位、 [12] 对同一操作的单调重复等， [13] ——消费者的欲望驱使人们去工作以满足它们。这些人会对和他们有着个人交往的其他人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也对道德质量产生影响。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省中国劳工的社会地位，以及澳大利亚牧场主维持徒刑制度的努力，作为劳动供给一个来源， [14] 都与福利有关。成为农村家庭特征而与在城市居住的家庭有所区别的兴趣与职业的统一，也与福利有关。 [15] 在印度农村，“家庭成员的合作，不仅节省了支出，而且使劳动更加愉快。对工匠而言，在亲朋好友中工作，也使得培养与提高变得更容易”。 [16] 因此，当工业革命把村民从其住所引向工厂时，也对生产以外的其他事物产生了影响。同样，产量上效率的增加，也不是农业革命以其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种植所带来的惟一结果。在古老的自耕农阶级被摧毁的同时，社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工业联系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是有关联的。例如，在伟大的合作运动中，非经济的那方面至少与经济方面一样重要。然而，在通常的竞争性的产业组织中，在竞争性的销售者之间以及在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利益的相反必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因而时常导致欺诈和相互间的猜忌；但在合作组织中，利益的一致是最为重要的。这种情况会对日常的生活情调产生影响。“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当他和其他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时，这个个人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养成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诚实变得极为重要，并由整个群体强加于个人之上，忠于整个群体对于个人权力的更好发展是必需的。欺骗社会就是伤害邻居。” [17] 一般产业中，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非经济因素同样完全重要。集体精神及对企业财产的共同利益，在雇主及雇员的个人交往是热情诚挚这样的体制中，能够激励劳动者，它除了能够导致财富生产的增加外，其本身就是福利的增加。18世纪和19世纪，当大规模的产业扩张时，雇主与雇员之间在社会地位方面的距离拉大了，其相互接触的机会也日渐减少。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形式上的分离之后，紧接着是精神上的分离——“在雇主与其大量雇用的、为他而工作的同伴之间，产生了个人之间疏远的关系”。 [18] 这种精神上的敌对状态是在非经济福利中由经济因素造成的明显的消极因素；通过协调委员会、惠特利协议会 [19] 和合伙人权益安排将其部分压制，同样是一个明显的积极因素。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劳动者的骚动”的一个根源在于对工资率的不满，那么，第二个具有同样重要性的骚动的根源，则是对工资劳动者的一般社会地位的不满——感觉到现代工业制度剥夺了工人作为自由人所应该有的自由和责任，而使他们仅仅成为在别人支配下被使用成摒弃的工具：总之，这种感觉，正如马志尼很早以前所提出过的，资本是劳动者的暴君。 [20] 工业组织的变化，往往使工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力，不论这种变化是通过工人代表联席会联合雇主去监督纪律和工厂的组织，还是通过民主选举的议会，如果这种方法被证明行不通，则通过某种形式的由国家承认并由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的同业公会 [21] 直接负责国有化工业的经营，都可以增加总福利，虽然经济福利可能保持不变，或是实际上受到了损害。
其次，收入支出方式很可能会改变非经济福利。能够产生同样满足的不同的消费行为，一种消费行为可能产生使人堕落的影响，另一种消费行为则可能产生使人向上奋发的影响。 [22] 公共博物馆，或者甚至市立公共浴室对人的品德所产生的反作用， [23] 同具有相同满足的酒吧对人的品德所产生的反作用是大不相同的。由恶劣的居住环境所产生的粗俗的和残忍的影响是件小事，但由其引起的直接不满足却不是不重要。还可以举出很多同类的例子。它们所要说明的问题，显然在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例如，我们假设，一位政治家正在考虑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对总福利，而不仅仅是经济福利的影响有多大。经过深思后他认识到，对富人的某些欲望的满足，如赌博所带来的刺激、奢侈的肉体的享受，甚至东方诸国的吸食鸦片，其对品德所产生的影响，在道德上要低于对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所产生的影响；由富人的需求所控制的资本和劳动，如果转移给穷人，很可能被用于获得对这种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经过深思后他还将认识到，由富人所购买的其他满足——例如，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那些满足 [24] ——所产生的影响，在道德上要高于同基本需求有关的满足，更高于由过度沉溺于刺激所获得的满足。这些在福利上非常实在的因素，当然会与货币的测度尺度有关，因此，只要一群人把其收入用于为其他人购买物品，就被计入经济福利。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不仅考虑到对那些人的满足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以上所说的那些人是他们自己的子女的话，——而且很可能考虑到总影响。因为，正如西奇威克所敏锐观察到的：“对我们邻居的真切关心，当它不受习惯的暴君所阻碍时，将促使我们给予他我们认为对他是真正好的东西，而天然的自我关心，会促使我们给予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25] 因此，在这些特定情况下，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和对总福利的影响之间的缺口，只是部分地得到弥合。不过，就一般而言，它并不是这样被弥合的。
第9节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虑，其重要性已为最近的事实所证实。这个问题与亚当·斯密很久以前所强调过的富裕与防卫之间的可能的冲突有关。对可能实施的敌人的攻击缺少安全感，可能涉及到一种非常可怕的“不满足”。这些事情不在经济学范围之内，但其风险却很容易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毫无疑问，在经济力量和战争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准确的一致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能够从其国内工业的每年产出中，从其土地、劳动及消费品存货的年收入中，保留一部分资力向远方国家购买消费品的国家，可以支持对外战争。 [26] 但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这种一致性，是根本性的和一般性的，而不是直接的和完全的。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国对农业、航运业及生产战争物资的产业所采取的政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常常是其整个影响中的一个非常次要的部分。由于国防战略而对经济福利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必须予以接受。从经济上讲，这个国家向国外购买其大部分食品，而用其制造品去交换，同时保留2/3以上的耕地去种草，可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相应的较少的人类食物。 [27] 在一个能够维持长期和平的世界上，这种政策在整体上也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较少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较少比例的人生活在农村条件下。但当考虑到进口可能由于战争封锁而被切断的可能性时，上面的推断结果未必能够成立。无疑，多年以来，德国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保护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使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抵抗英国的封锁；当然，尽管还有其他的防备方法，如建立庞大的国家粮食储备，但从政治观点考虑，是否在英国要给予农业以某种形式的鼓励，以在发生战争时，作为对发生食物危险的一种部分保障，现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及类似的与物质和产业有关的其他问题，其对战争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仅仅根据经济方面的考虑就作出决策。
第10节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到对总福利的影响所得出的严密推论，是难以成立的。在某些方面，这两种影响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但在其他方面，其差异则很大。然而，我还是认为，在缺乏某些特别知识的情况下，仍然还有进行概率判断的余地。当我们已经确定任何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时，当然，除非我们有特别的相反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影响在方向上，虽然不必在数量，与对总福利的影响可能是相同的；而且，当我们已经确定，某一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较另一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更为有利时，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条件得出结论说，这一因素对总福利的影响可能也更为有利。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假定——被艾奇沃斯称之为“未经证实的概率”——一种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质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对总福利的影响。当经验表明，所产生的非经济影响可能很小时，这一假设更具说服力。但无论如何，这种证明的责任将落在那些认为这一假设将被推翻的人的肩上。
第11节
显而易见，以上结果告诉我们，经济科学，当其进入充分发展阶段时，很可能为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不过，对这种意见，还存在着重大的障碍。当我们在上一节中所得出的结论被承认为有道理时，对其实际效用问题仍会产生疑问。有人可能会说，就算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表对总福利产生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得到什么东西。其理由如下：因为，对经济福利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不能由仅仅属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不完全的和有限的研究事先确定。其理由是，任何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被非经济条件所改变，这种非经济条件经常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存在着，但它却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J.S.穆勒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已对此困难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他指出，对事物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在任何情况下，只能产生近似的结果，对此不能期望过高：“对社会状态的任意因素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通过它而对其他所有因素产生影响。……我们绝不可能不考虑社会在其他各方面的状态，就在理论上理解或在实践中控制社会状态的任何一个方面。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不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同一社会的每一个其他部分的状态的影响，因此，也受到每一个影响其他任何同时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因素的影响”。 [28] 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因素的影响必然部分取决于非经济条件，这样，比如说根据当时的一般的政治或宗教情况的性质，同一因素会产生多少不同的经济影响。由于存在着这种依赖性，显然，经济学上的因果命题仅能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经济范围之外的事物，要么保持不变，要么，至少其变化不超过某种规定的限度。这个条件破坏了经济学的实际效用了吗？我认为，在具有稳定的普通文化的国家中，如西欧各国的文化，这一条件几乎得到完全满足，从而使经济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能够合理地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于真理。这就是穆勒的观点。当他认识到“在任何特定社会中，文明及社会进步的一般状况必然对所有的部分的和附属现象具有最重要的支配地位”时，他断定，其直接决定因素主要是通过对财富的追求而起作用的部分社会现象，“至少是在最初，确实主要仅仅依靠一种情况”。他还补充说，“即使涉及到其他情况时，对仅由于一种情况而产生的影响加以确定，要使其顺利的一次完成，然后再考虑其他限制条件的影响，就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当前者的某些固定组合与后一类不断变化的条件很容易经常出现时，更是如此”。 [29] 对这种说法我没有什么要加以补充的。如果它被接受，那么本节所讨论的困难，就不再会使我们停止下来。用经济科学的方法确定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大概影响，未必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以前各节中，在经济福利和总福利之间所架设起来的桥梁弃之不用。
[1] 怀特黑德，《数学导论》，第100页。
[2] 参见《数学原理》，第5页。在这一节中，我已用“实用”一词替换了罗素先生的“应用”一词。
[3] 参见《科学与假设》，第141页。
[4] 参见《物理学的新发展》，第30页。黑体字是我加的。
[5] 参见马歇尔，《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第11页。
[6] 休·塞西尔勋爵，《保守主义》，第18页。
[7] 普伦基特，《新世纪的爱尔兰》，第19页。
[8] 吉列尔莫·马尔科尼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实用无线电系统的发明人，19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H.R.赫兹，德国物理学家，是第一个播出并接收了无线电波的人。马尔科尼的发明深受赫兹发明的启发。——译者
[9] 《财富》，第17～18页。
[10] 《现代德国的演进》，第15～16页。
[11] 迪金森，《中国人约翰书信集》，第25～26页。
[12] 因此，注意到以下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机器变得越来越精密，从而价格越来越昂贵，因而使得工业和农业中的小人物开始他们自己的独立事业更加困难。参见奎因坦斯，《农业机械》，第58页。
[13] 斯特伯格写道：“单调的感觉很少是源于特定的工作，而是源于个人的特定的个性”（《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198页）。但当然，单调所引起的道德影响必须与由它本身所造成的不快相区别。马歇尔强调，生活的单调是重要的事实，他认为，当机器取代了耗费精力的劳动时，生活的多样化与职业的单调是相一致的，因为“人的精力并未被工厂的一般性劳动所完全耗尽”（《经济学原理》，第263页）。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工作日的长短而定。斯马特认为，“大多数人的工作不仅辛苦、单调、无趣味，而且占去了一天的较好时光，因而人们很少有精力再从事其他的爱好”。（《一个经济学家的反思》，第107页）
[14] 参见V.S.克拉克，《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第32页。
[15] 参见《美国经济学会论文集》，第10卷，第234～235页。
[16] 参见慕克吉，《印度经济学基础》，第36页。
[17] 史密斯—戈登和斯特普尔斯，《爱尔兰农村的重建》，第240页。参见沃尔夫根据雷费森计划所描述的有关农村合作的一般社会利益的热情画面：“它是如何创造了欲望并乐于接受和吸收技术性的和一般性的指导，它是如何帮助提高了由它所团结的人的素质，造成了平和的、绝对诚实的、良好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一般性的生活。”他说，“在比较有教养的德国农民、不识字的意大利乡村人民及塞尔维亚的原始耕种者之间，已看得出产生出了这样的影响，而在印度的农民之中，已开始显现同样的影响”（《农业的未来》，第481页）。
[18] 参见吉尔曼，《劳动所得》，第15页。
[19] 惠特利协议会（Whitley Councils），亦称英国联合工业协议会。它由工人和管理人员代表组成。旨在促进建立更好的工业关系。该组织是根据调查委员会主席J.H.惠特利的提议建立的。——译者
[20] 参见马志尼，《人的责任》，第99页。
[21] 参见贝克豪夫和雷凯特所著的《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的意义》，以下各段散见于书中各处：“劳动者对责任需求的本质在于，这将被承认为是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对资本家负责”（第100页）。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的目标，“是由工人自治的同业公会控制生产，同国家共同控制工人劳动的产品”（第285页）。在这些基础上所制定各种工业重组方案遇到了严重的实际困难，方案的制定者似乎此前并未充分考虑到，但这并未减少对这一理想的精神的敬佩之情。
[22] 霍特里先生曾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我的分析提出了批评：毫无疑问，它使同样的满足表现为数量相等的福利，因而事实上，满足是不同程度的善与恶（《经济问题》，第184～185页）。但我自己和霍特里先生没有实质性的分歧。我们都考虑到它们在性质上差异。是否可以更确切地说，对两种相同的满足来说，一种满足本身可能比另一种满足包含更多的善，或者说，作为满足本身，它们是同样的善，但对享受满足的人的品德的影响，在善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好，主要是一个字面上的问题。我已在本书中用“人的品德”（the quality of people）代替了我原来的“人的品质”（the character of people）。
[23] 参见达尔文，《市镇商业》，第25页。
[24] 因而，西奇威克在经过认真的讨论所注意到：“因此，似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一成员财富的完全平等，将导致阻碍社会文化发展的倾向”（《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3页）。
[25] 《实用伦理学》，第20页。
[26] 《国富论》，第333页。
[27] 参见《德国农业的最新发展》，1916年版，第42页及书中各处。
[28] 《逻辑学》，第2卷，第488页。
[29] 《逻辑学》，第2卷，第490～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