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平 点 滴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年 [2] 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90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3] ，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 [4] 。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芗（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 [5] ，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20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份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 [6] 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 [7] ，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J．罗曼定为公元前59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54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 Munatius）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64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当时担任最高司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 Dea）的节日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只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渎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 [8] 。克劳狄乌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执政官的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撒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法（Leges Aelia et Fufia） [9] 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48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Marcus Caelius Rufus）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 [10] ，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斯（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辞尖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54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官，公元前50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 [11] 。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3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光彩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瞒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公元前49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Caius Claudius 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900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Scribonius 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 [12] 。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46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独裁者苏拉的侄子，曾参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65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 [13] 。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时，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Circina），并把敌人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及时地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地里 [14] 。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长官 [15] 。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词salarium（来自sal这个词，sal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语的salary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 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分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竞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 [16] ，撒路斯提乌斯为此曾贿赂了恺撒120万谢斯特尔提乌斯 [17] 。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绝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恺撒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 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 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芗、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
作为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终始的。撒路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恺撒的信和他对恺撒的演说的话 [18] ，那么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35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
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 [19] ，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的妻子特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离婚，西塞罗已经60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抑郁寡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10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10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 [20] ，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10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断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么情况大致是这样：
《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 CAESAREM，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写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写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 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发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记述从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约12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Lepidi cos． ad populum 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 Philippi in 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C．Cottae ad populum 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 Macri TR．PL．ad plebem），公元前73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 Cn．Pompei ad 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istula 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彩而被后世的修辞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断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De 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因为就文笔而论，《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