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科学的第二要求

迄今，我们认为近代科学对公民有感召力的唯一根据在于，由于它所提供的比较有效的精神训练，而对公民的行为有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进而认识到，与从柏拉图时代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任何国家理论相比，科学能够随时对社会问题提出具有更为直接意义的事实。除了引用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精心制作的遗传理论向我们介绍的一些结论之外，我无法使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可能性。魏斯曼的理论处在科学知识的边疆；他的结果还是可供讨论的，他的结论还是可供修正的 ^[14] 。但是，为了指明科学能够直接影响行为的方式，我们可以暂时假定魏斯曼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他的理论的首要特点之一是，双亲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特征不能遗传给后代。因此，父亲或母亲在他们的生活时期获得的或好或坏的习惯未经他们的孩子遗传下来。对双亲特别训练或教育的结果在孩子出生前不直接影响孩子。双亲只不过是受托管理人，仅把他们的混合股本留传给他们的后代。低劣的后代只能来自低劣的血统，即使这样一个血统的成员由于特别训练和教育成为他的家族的例外，他的后代在出生时还带有旧的感染 ^[15] 。现在，魏斯曼的这一结论——假如它是正确的，我们目前能够说的一切就是，有利于它的论据是相当有力的——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关于个人的道德行为，关于国家和社会对它们的退化成员的责任之判断。退化的和虚弱的血统永远无法通过教育、良好的法律和卫生的环境的累积效果，而转变为健康的和健全的血统。这样的手段可能使该血统的个别成员成为社会中合格的、尽管不是强健的一员，但是同一过程将无法一而再地贯穿到他们的后代中去；而且，如果该血统由于社会为它安置的条件能够繁衍生息的话，那么在不断扩大的圈子中情况依然如此。如果社会仅仅依赖改变环境使它的被遗传的坏血统变为可遗传的好血统，那么排除在生存斗争中消灭虚弱的和退化的血统的自然选择过程，对社会来说可能是真正的危险。如果社会要塑造它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们能用比较温和的消除不合格者的方法代替自然规律的严酷过程，该过程把我们提升到目前高标准的文明，那么我们必须特别留神，在听从我们的社会本能的过程中，同时不要使坏血统越来越容易传播而削弱社会。

如果魏斯曼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即使劣种人能够因教育和环境的影响而成为好人，但是坏血统永远不能转变为好血统——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加在每一个公民身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公民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考虑与国家的教育拨款、济贫法的修正和管理，尤其是与每年处置庞大资源的公共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行为有关的问题。在所有这类问题中，盲目的社会本能和个人偏见在当前形成了我们判断的极其强大的因素。可是，正是这些问题，恰恰是影响我们社会的整个未来、它的稳定和它的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作为好公民的我们尤其要理解和服从健康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们考虑过的例子将不是无益的，它的教训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尽管魏斯曼的观点毕竟是不精确的。很清楚，在我涉及的这类社会问题中，无论遗传定律可能是什么，都必然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判断。双亲对孩子的行为，以及社会对反社会成员的行为，倘使不注意科学就遗传的根本问题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就永远不能放置在可靠而持久的基础上。“哲学的”方法从来也不能导致真实的道德理论。尽管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实验也许比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国家理论具有更大的分量！生物的或历史的事实的分类，它们的相关和顺序的观察，导致与个人判断对立的绝对的判断，这些是我们能够在像遗传学问题这样的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中达到真理的唯一手段。只有在这些考虑中，才显露出对国家的科学拨款、对我们公民在科学的思想方法方面的普遍训练的充分辩护。现在，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对我们的社会生存来说是决定性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判断。如果这个判断确认措施和行为有助于已增长的社会福利，那么就可以称它是道德的，或更确切地讲，是社会的判断。由此可得，要保证判断是道德的，方法和知识对于它的形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的判断的形成，即个人合理地肯定的判断将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判断的形成，并非唯一地依赖于准备牺牲个人的收益或舒适、准备无私地行动，它首先取决于知识和方法，对这一点无论怎么经常坚持也不算过分。国家对个人的第一个要求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发展。给庞大而模糊的慈善事业计划捐款一千英镑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社会地行动；他的自我牺牲没有证明什么，即便它确是自我牺牲；但是，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投票选举代表的人，在基于知识形成判断之后，他无疑是社会地行动的，是达到了较高的公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