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代的真知灼见
——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一书的价值（中译本序）
许多年前，在法兰西甚至国际史学界，若干史学流派曾经进行活跃的学术活动。他们各持其理、各抒己见，分别注重某些史学研究的领域，陆续出版了不少佳作。后来的研究者们显然无法忽视有关史学成就，不能漠然地绕过这些历史科学发展途程中的界碑。
但是，历史冷酷无情，对于钟爱它的历史学家们也是如此。这些学派曾经各领风骚若干时年，而后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只留下宏篇巨著与学者们的些许平生逸事，以及追随者们偶然发表的动人回忆和赞誉之词。
如今法国史坛状况如何？当本文作者多次提出此问题时，十数位法国学者异口同声地回答：“目前到处平淡无奇。”情况的确如此。马斯佩罗、科尚、奥拉尔、马迪厄、班维尔与塞纽博斯等史学大家，早在1944年之前进入了史学先贤祠。1944年，布洛克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枪杀。此后，自然死亡陆续夺走了费弗尔与马德兰（皆1956）、勒费弗尔（1959）、勒努万（1974）、索布尔（1982）、阿里埃斯（1984）、布罗代尔（1985）、拉布鲁斯（1988）、迪比（1996）、菲雷（1997）等史学界代表人物。尚健在者多已进入垂暮之年，如勒华拉杜里、日拉尔、吉拉尔、勒戈夫、硕尼、阿居龙、雷蒙、沃维尔与奥祖夫等。这些人多数难如往昔那般全力从事研究，他们或已退休，或仅限于为后起学者的著作撰写序言，或在某个历史人物纪念碑像落成典礼上致词祝贺，或十余年不曾步入档案馆……虽然他们早已写成的传世佳作还在再版、重印。法国史学界经历了数十年的高潮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积蓄力量、逐渐探索新方向和新领域的广泛酝酿之中，人们在准备着新高潮的到来。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已经50余年，年鉴派也大势已去，我们为何需要翻译出版《莱茵河》一书？仔细思量便能看到需要的迫切性。
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上述种种学派已有不少介绍，但是这些多属信息性质的交流，而上述学派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者为数不多，更少有人去阅读法文原著。人们知道费弗尔，但是往往缺少深入了解。 [1] 实事求是地讲，《莱茵河》一书过去影响有限，但这正是缺乏全面研究的缘故。人们侧重关注费弗尔对于创立年鉴派的重大贡献，而忽略了他与当年时代大潮、两次世界战争之间欧洲政局的密切关系，正是作者这种与时代局势息息相关的状态导致《莱茵河》一书的产生。此书曾经受到忽视，但是数十年的岁月不曾使它泯灭，今天人们从崭新的角度发现了它的光辉。如同真实的莱茵河对于西部欧洲那样意义重大，《莱茵河》对于费弗尔和欧洲史学也是一部珍贵的著述。
费弗尔在《莱茵河》一书中表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注莱茵河者大有人在，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们，时刻注意这条著名的河流，他们的出发点是各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是他们都将莱茵河视同一条明确的边界、民族与国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跨越即可引发战争的危险万分的河流。对于莱茵河的如此认识以及按此认识而制定的政策，反映了当时欧洲政见的主流，也代表了当时众多的历史学家的看法。
法兰西的政治家与文人们历来在莱茵河上倾注了对于德国的深仇大恨。戴鲁莱德、巴雷斯、普安卡雷、米勒兰、杜美格以及德古特将军等人都是这种心态的代表。戴鲁莱德曾用诗句如此发泄自己的感情：“我仇恨他们，我诅咒他们，我诅咒这个必将带来不幸的种族。这就是普鲁士和普鲁士人！”“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狗，你们也在拒绝德国国籍！” [2] 巴雷斯一向关注着“蓝色的孚日山脉”，指出莱茵河为“区分高卢与日耳曼的河流……”、“莱茵河是拉丁各国的最远点”、“我们只有以莱茵河作为屏障”。 [3] 杜美格总理就职时公然宣布：“任何时候，我皆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我将对它寸步不让！” [4] 法兰西不仅深怀复仇情绪，而且找到了恰当的机会——德国拖延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普安卡雷总理与米勒兰总统以及众议院采取强硬的对德政策，1923年1月11日德古特将军率领法国与比利时军队跨过莱茵河、占领鲁尔地区。1929年德国政府接受“杨格计划”，1930年6月法比占领军才全部撤出。
那时，德国人的群体心态基本相同。第一次大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忍气吞声，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河左岸与右岸的条文。当鲁尔区遭到侵占时，他们被迫进行若干抵抗。1923年，施特雷泽曼总理发出号召：“为了德国的未来，为了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利益，必须消除（殃及德国人生存的）这一危险。”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此大力加强对于莱茵兰的攻势。1935年3月16日，德国正式废除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其军事实力的条款。1936年3月7日，德军进驻莱茵兰这一非军事区，由于莱茵兰而引起的欧洲冲突达到了新的高潮。20世纪20—30年代，德法关系逐渐恶化。莱茵河两岸德意志和法兰西走向战争的格局基本上形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问题或莱茵河问题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主要的倾向，与此相异者实属学术“异端”。虽然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但是在多数人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这些少数人有时必须经受血与火的磨炼。此时，欧洲社会的多样性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出现了争夺莱茵河与法德仇恨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战和群体心态的狂热浪潮，同时存在着一种虽然微弱但却别具一格的力量，它尝试另辟蹊径，追寻法德的非战争状态与欧洲的合作。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与费弗尔等人就是此种“标新立异”者。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创办于1881年，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后来日益获得发展。20世纪20年代，该银行已在科隆、美因茨、伊达尔—奥斯贝尔斯泰因、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路德维格沙芬、萨尔布鲁克与威斯巴登等城市设立了分号，银行业务不断开展。人们看到，该银行成立之时，斯特拉斯堡还处在德国的统治之下，法国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后才收复此块失地。同时，该银行开设分号的城市多在德意志地域之内，可见这个银行与德意志的客户、地区、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莱茵河两岸的和平、合作与繁荣是这个银行经济利益的基本保证。正是由于如此原因，阿尔萨斯兴业银行需要区别于当时民族主义喧嚣的、反对潮流的著述，以便申诉自身的主张。
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勒内·德布里思想比较开放，曾加入卢森堡工业家创办的法德研究会，他一向努力倡导法德缓和。那时，为了庆祝该银行创建50周年，他请好友夏尔·施密特和一位地理学家德芒戎执笔撰写一部有关莱茵河的著作。施密特教授多年潜心研究莱茵河的历史，他先允诺而后婉拒了德布里的建议，因为此时他已晋升为档案和图书馆总监，无暇顾及著书立说了。施密特当即提出由费弗尔来完成德布里所委托的重任。
1928年，费弗尔欣然接受上述任务，他的个人经历实际上早已为此准备了条件。费弗尔的故乡是弗朗什—孔泰，他于1878年出生于南锡，1902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文学与史学的学士学位，1911年通过国家博士论文《菲力普二世与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1912年任第戎大学历史系教授，1914年入伍参战，1919年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1921年，他在美因茨的日耳曼研究中心执教。同年，他与一位历史教师苏珊娜—艾丽丝·多尼翁结婚，他们生育了3个孩子。1929年，费弗尔与布洛克共同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3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的近代文明史教授。他将历史与地理等领域结合起来研究，视历史为一系列要素的综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费弗尔已出版若干著作，如《土地与人类演变·地理历史学引论》（1922年、1970年，与巴塔约合著）、《马丁·路德，一个命运》（1928年、1988年）。
费弗尔知晓德语，一向对于莱茵河与德意志怀着巨大的兴趣，曾关注莱茵河对于法德两国、对于欧洲的地理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作用，着重研究15世纪的勃艮第与16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一位具有如此专长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费弗尔本人乐于接受上述委托，此项著书任务既符合他的专长，也能为家庭增加收入。1924—1929年，法国工业平均增长5%，但是1926年出现战后最厉害的通货膨胀，同年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在如此情况下，撰写《莱茵河》一书将获得25000法郎的稿酬无疑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约稿者的利益与撰稿者的利益因而互相结合，这就是《莱茵河》一书产生的物质基础。费弗尔学术上的长年积累，他对于莱茵河的实地考察皆有助于《莱茵河》一书的撰写。1930年5月，费弗尔等数人应邀去莱茵河旅行，乘船从美因茨直至鹿特丹。此行给费弗尔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旅行结束后，他开始撰写此书。1931年该书以非卖品方式出版，1935年才公开出版。布洛克对于此书的写作，曾给予大力支持。
费弗尔的《莱茵河》一书特点突出，这是那个时代欧洲的逆向思维的一个学术成果，全书充满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它超越了民族感情与国界限制，不仅看到了莱茵河的严酷性，而且展示了她的亲和性，她维系两岸、沟通法兰西与德意志、连接西欧的南北两端……如果考虑到西部欧洲多年来从“欧洲共同市场”至“欧洲联盟”的发展，考虑到近年东欧与西欧的非战状态，那么必须坦然承认，过去人们代代相传与不厌其烦地重复法德世仇、英德冲突、世界大战以及雷马根大桥生死争夺等等的时候，是否仅仅见到了历史的一面（哪怕在一定时段内是主要的一面）？必须坦然承认，历史还有其他内容、其他方面、其他层次，历史的大河中无疑存在支流、潜流，甚至倒流，有时支流在其他时段将变成为主流……《莱茵河》一书给予后人的启示在于：国无常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共处交流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方法。
笔者曾在法国和德国的境内访问莱茵河，见过它的宽阔雄壮的浪涛，也嗅到了它并非清新的工业气息。还曾访问莱茵河两岸法德两国的城市与乡村，触摸过教堂墙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痕。几乎在每一个法兰西乡村的小广场边，都能找到“死难者纪念碑”，上面主要镌刻着该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战士的名字，人数较少的1870—1871年法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难战士的名字，往往添加在末尾或旁侧。这是一条传统史学的莱茵河，兵戎相见、血肉横飞与结下世代国仇家恨的莱茵河。带着如此深刻的记忆来阅读费弗尔的《莱茵河》，我们便发现另一条莱茵河，它既不是“德意志的莱茵河”，也不是法兰西的“自然边界”，它是一条“欧洲的河流”。布洛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谁希望撰写莱茵河的历史，他首先应该驱除头脑中的幽灵。”让我们依照费弗尔的笔迹，来探索一条没有战火硝烟的、两岸交流的、上下游贯通的与勃勃生机的莱茵河。
费弗尔不是一个思想过激和头脑僵化的浅薄者，而是一位认真严肃与宽容大度的历史学家，至少《莱茵河》一书无可辩驳地展示了他的这个长处。他不曾回避莱茵河两岸的仇恨、法德两国的冲突与欧洲的争夺这些永久的伤痕，指出莱茵河有它一部“屠杀和战争的历史”，“出现了悲剧，令人心碎的莱茵河近代的悲剧”，“……边界有了。换句话说，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是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总之，遗留在历史性大河上的所有战争残迹，都是‘莱茵河边界’这两个法语词汇造成的结果。”费弗尔将莱茵河的血与泪深藏在心底，而以更为宽阔、更加远眺的目光来看待这条河流。
关注客观存在的又是社会生活中基本的与本质的要素，这是费弗尔的出发点。他细心考察莱茵河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活动、族群特征、语言变化、人际交流、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思想感情，还有这个地区的绘画、河谷的飓风乃至灌木丛中的蚊子等等。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莱茵河，看得见摸得到感觉得出来的真正的莱茵河，不是哪个王朝、哪个国家的莱茵河。“莱茵河老爹”作为一条地理的河流，其上游形成于远古，它往北流至杜伊斯堡一带便扭头西去，如此状态是于距今300万至1万年前逐渐形成的。它长达1000多公里，由南往北浩荡奔流，目空一切，养育着一批又一批的人类群体。欧洲的王朝、国家、边界与战争，在它的面前完全是一些晚辈后生。作者高瞻远瞩地紧紧抓住了永久的莱茵河，而不过多关注作为历史现象的王朝、国家、战争和仇恨，他也不顾那芸芸众生无意识的如同过眼烟云的冷热情怀与群体心态。如果说在艺术中人们要善于发现美，那么是否可以说在历史中人们要善于发现自然与永恒，哪怕是相对的自然与永恒！
对于费弗尔而言，莱茵河不是“一条界河”、“用长矛和大炮建立起来的边界”，不是德法两国之间的“围墙与壕沟”，相反，“莱茵河犹如一个人”，“站在眼前的一位交往已久的老友”。它给人以一种“生动而强烈的莱茵河观念”，人们应该将莱茵河看做“一个巨大的历史常数”。
“老友”与“历史常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一条“长长的莱茵河走廊，风平浪静的水道”，穿梭如织的船只上飘扬着数十个国家的旗帜，这是“欧洲最活跃的自然通道”。“过于详尽的细节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应该牢记的，或者说自古以来照亮莱茵河之命运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是人……将山谷与急流锻造成为一条通道，而不是一堵屏障。这是一条纽带，而不是一道鸿沟”，“是一条交流的通道”。莱茵河自然而大方地、烟波浩渺地流过西欧大地，如果企图画地为牢进行争夺与扩张，河的两岸便将分裂为二，彼此对立与互相残杀，但是“总共只有一条莱茵河”，两岸民族与国家完全可以广泛结交，变分力为合力，缔造普遍的联盟……莱茵河也可以成为南北欧洲的“一个中介”、“一种纽带”，“莱茵河地区诸国便是桥梁”。莱茵河沟通东西与连接南北的巨大作用，如何充分估计恐怕也不会过头。
莱茵河不是一条笔直北流的长度较短的河流，它有若干大小弯道。在费弗尔的眼光里，“莱茵河好像一条长长的街道，时而穿行在山间，时而流经平原的心脏地带，商人和军人，旅行家和学生，总之形形色色的莱茵河的使用者们，摩肩接踵地走在莱茵河两岸，有人慢条斯理地闲逛，有人匆匆忙忙地赶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无所顾忌”。这是一条正常的、在日常生活中消磨时光的莱茵河。
费弗尔不仅对莱茵河进行了综合的思考，而且深入到西欧的具体历史事实之中。他明确指出：“数千法兰克人征服了罗马人的高卢，当他们胜利地进入这片广阔的土地时，除了他们就没有别的居民吗？在他们之前的数千罗马人呢？这些人征服了高卢的凯尔特人之后，没有在这块处女地上扎根定居吗？凯尔特人呢？数千凯尔特人到哪里去了？人群逐渐屈服、归附，最终融为一体。”凯尔特人、罗马人与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在莱茵河的乳汁哺育之后终于彼此影响与同化，人类群体的混血过程导致新的“混合体”的出现。“莱茵河老爹对于我们来说，如同传说中的查理曼。”查理大帝定都于亚琛，公元843年他的后代们缔结凡尔登条约决定三分天下，后来才有法兰西与德意志诸国。回溯到查理曼，其寓意在于强调莱茵河两岸共有的历史遗产和久远传统。
莱茵河究竟是什么？是奈梅根的小巧玲珑的房舍、科隆的映照水面的钟楼尖顶、阿尔萨斯的富饶美丽的田野及其竞相繁荣的文化、工业和贸易……“在我们的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宝中之宝，都是古老西欧的基石，这块基石虽然曾被砸碎，然而无论在经历困苦还是在享受繁荣的时候，它总是将整个西欧连成一片。”如同上游流向下游、众多的支流先后注入这一条大河那样，莱茵河是一条体现了向心力、聚合力的西欧大动脉。“共同的莱茵河文明的各种成分沿着这条长线流动，这种文明也许完全不具备土生土长的特点，而是包含着许多借鉴与模仿的成分，但是它的组合却独具特色，它的魅力也与众不同。”莱茵河地区的习俗传统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等“构成了共同的宝库”，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欲望，有时“如同河谷中的飓风那样，飞快地从康斯坦茨吹到莱顿”。莱茵河之风吹拂着瑞士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法国人与荷兰人，涤荡着他们的心灵。
莱茵河的魅力早已明确显示出来，这就是它所孕育的创造力、它所造成的勃勃生机。人们很难设想如果缺少莱茵河的辛勤劳作以及它所带来的恩泽，西欧可能是一个发达的整体吗？请看费弗尔娓娓动听的叙述：“这些莱茵河城市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犹如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酵母，它们是一些地区的实力所在，这些地区在数百年中借助强大的城市组织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而这些城市组织则以其光彩、富有和生气令外来者赞叹不已。”的确如此，莱茵河是一条“维系各族人民的纽带”、一个繁荣兴旺的“大熔炉”，它具有“永远旺盛的创造力”。“莱茵河是财富、生活与自由行动的源泉”。“这条大河拥有巨大的能力，可以创造智力，并对之进行集中和再分配。”
费弗尔在“结束语”中作了一个概括：“从人类历史初期直至现代文明的繁荣时期，莱茵河的巨大特征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民族的激情无法摧毁这一特征，因为它不顾各个民族的意愿，把自己镌刻在每一个世纪中，镌刻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与事业中，这个特征就在于：莱茵河是一条密切联系和促进相互接近的河流。”“历史就这样继续着，尽管存在着政治仇恨与冲突，莱茵河依然是一条联合各个民族的河流。”
当时，作为一个新史学派的领头人，费弗尔还向我们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十分强调莱茵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认为“与其说莱茵河所呈现的是统一，毋宁说是多样性。”“说实话，无须过于认真……无论是短暂的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的那些条约，都不值得历史为之着迷。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过于杂乱也许反而有利于统一。我们可以从高处和远处勾勒一幅图景，将莱茵河的历史简化……”“与其争论不休，不如理解为佳。”费弗尔对于莱茵河上的防洪工程也持独特而辩证的见解，他将筑堤控水视同“文明的紧身衣”。
《莱茵河》一书是费弗尔个人的情感与文采交融的产品，该书自始至终流露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厌恶与追求。让我们随着他的生花妙笔，来到孚日山脉与黑森之间的平原上，穿过树丛和芦苇荡，在河狸与候鸟经常驻足的沼泽地后面，发现神往已久的莱茵河。这里灌木稠密，蚊虫成群……费弗尔对于莱茵河水的记述又是一个例证。“荒凉的莱茵河波涛滚滚，夹带着来自比瑟河的松枝，箭一般地穿过巴塞尔市内的桥梁奔腾而下……”
费弗尔热爱莱茵河、讴歌莱茵河，但是他指出：“莱茵河集中了许多神话……莱茵河的景色美丽吗？当然，不过并不特别美，而且并非全程皆美，它如同许多其他河流一样。”他拒不接受法德世仇的绝对化与“神化”，也反对莱茵河的“神化”，即将它奉若神明，对它顶礼膜拜。当人们告别了某一尊神像时，绝不是为了再次跪向另一座神龛。我们学习费弗尔的此种精神时，也不必将这一位史学名家加以神化，何况《莱茵河》一书的确存在某些不足。“整个欧洲没有一条河流能与莱茵河匹敌”和“对于人来说，山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山顶而在于山口”等看法，显然值得商榷。莱茵河全长1320千米，发源于瑞士东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法国与荷兰，注入北海。多瑙河源于德国西南，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与乌克兰，注入黑海。多瑙河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重大意义，应该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曾为它而长期持戈相向。同时，山顶在自然地理与交通军事上的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古往今来为了争夺山头的制高点，多少人死伤恐怕难以计数。
在批评实证主义史学的学术活动中，费弗尔和布洛克一同起了主要作用，他抨击“事件史”，主张历史是“综合史”，即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与精神的要素的综合”。众所周知，他的代表作是1935年问世的《为历史而战》（Combats pour l'histoire）。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撰写与发表有关莱茵河著述的还有其他专家，如布洛克于1933年5月在《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发表《莱茵河》专文等等。
《莱茵河》不是费弗尔用来与实证主义相抗衡的主要武器，但是毫无疑问，它具有另一种代表性。它在两次大战的炮火间歇期间，面对一系列国家的民族主义复仇的愤怒目光，显示出法国人、欧洲人挣脱传统束缚与放下历史包袱的决心，表明了他们寻求欧洲和平与向往化干戈为玉帛的远见。今日“欧洲联盟”的巨大国际意义，更使费弗尔的莱茵情怀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在读完《莱茵河》一书时，我们的视线自然而然地从这条河流移开，环顾全球，看到还有多瑙河、尼罗河、尼日尔河、亚马孙河与湄公河等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河流。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研究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与加勒比海等等。思路的开阔、思考角度的更新、历史束缚的解除，往往能使学习历史与研究历史的人们眼前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彼得一世仅仅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欧洲之窗”，我们则完全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宽阔的“通往世界之门”。
明龙老弟翻译此书为我国史学界做了一项难能可贵的工作。当我们对比《莱茵河》一书的法文版和它的中文译文时，翻译此书之艰难性显而易见。明龙老弟嘱咐我为此书撰写译序，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第戎大学历史系执教，与费弗尔相比迟了七十余年，实际上这一篇文字是晚辈学习前辈学者的粗浅心得。
郭华榕
1999年秋于北京大学
[1] 有人有时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与另一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相混。
[2] 《Chants du Soldat》，Paris，1972，p.118.
[3] 《Appel du Rhin》，Paris，1919，p.14.
[4] Geneviève Tabouis:《Vingt ans de‘suspense’diplomatiuque》，Paris，1958，p.164.《Le Génie du Rhin》，Paris，1921，p.28，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