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应邀撰写之作的故事
在这部版本多、书名也多的讲述莱茵河的著作背后，有着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费弗尔是应斯特拉斯堡的一家银行之订而写作此书的，而这家银行此前原本打算委托另一位历史学家撰写此书。然而，这部应命之作从许多方面来看，却成了费弗尔的名著之一 [5] 。
创建于1881年的阿尔萨斯兴业银行（la Société générale alsacienne de banque）为庆祝其50周年，有意出版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 [6] 。依据总裁勒内·德布里的建议，莱茵河被选定为这部著作的主题 [7] ，藉此将受该银行经济影响的地区 [8] 、围绕着莱茵河的争执、莱茵河上的航运，以及自战争 [9] 结束以来始终成为政治争论中心的左岸领土问题，一并纳入同一部书中加以探讨。在德国方面，协约国的军事存在和法国为确保获得赔偿而采取的抵押政策，掀起了一阵文宣热潮，并于1925年达到顶点，这一年据说是莱茵兰各国归属帝国的一千周年，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10] 。1927年还出版了一部有关莱茵河航运的纪念性著作；“地理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那部关于莱茵河的多卷本著作从1928年开始出版，莱茵河在书中被视作“生存空间”和“命运” [11] 。费弗尔应该给予回应的便是所有这些有关莱茵河的著作。况且，德布里是洛迦诺时期致力于促进法德关系和缓的大企业家之一 [12] ，这部纪念性出版物自然应该为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形象增添光彩，并展示法国方面在莱茵河问题上较为“开放”的看法。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原本打算委德布里的好友夏尔·施密特撰写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这位阿尔萨斯历史学家是长期从事莱茵河研究的专家 [13] ；其余部分则由文学教授费尔南德·巴登斯贝尔格 [14] 、地理教授阿尔贝·德芒戎 [15] 和该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负责撰写。但是，施密特于1928年升任档案馆和图书馆总监后，因无暇从事写作而不得不退出为莱茵河编书的计划。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他推荐斯特拉斯堡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取他而代之。
费弗尔就这样参与到为莱茵河编书的工作中来了。其实，费弗尔的老家并非阿尔萨斯，而是弗郎什—孔泰，他在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在第戎大学教书，直到战争爆发。费弗尔并不精通德文，仅因教学和工作所需略知一二，他到莱茵河彼岸也仅仅寥寥数次（从1921年起，他在隶属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日耳曼研究中心教书，该中心设在美因茨）；不过，德国历史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16] 。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5世纪的勃艮第和16世纪的哈布斯堡，1928年他出版了专著《路德》 [17] ；此外，20年代初期，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地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关系的研究方法专著，在这部书中，他把“莱茵河—边界”作为实例，论述了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意识形态神话化问题 [18] 。费弗尔虽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莱茵河专家，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莱茵河在法国、德国与欧洲背景下所扮演的历史、政治和地理角色。
费弗尔接受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委托，把它视为一种专业和知识的挑战。他在1929年2月写给兴业银行董事长的信中说道：
‘莱茵河史’包含着许许多多彼此矛盾的事实和倾向，想用200页的篇幅一股脑儿加以概括，并且寻找到一种观点，藉此理性地厘清一系列包含各种事件、抱负和梦想的名副其实的混沌，同时又不忽略任何基本的东西；这实在是一桩十分吃力、非常困难的差事。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位喜欢进行职业冒险的历史学家来说，却又是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工作 [19] 。
商定的酬金为25000法郎，在艰难的经济危机时期，对于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这笔钱颇具诱惑力 [20] 。
在费弗尔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国学者就这样一个题材撰写的书，不能也不应是一部平庸之作；因为，这是一个良心问题。” [21] 所以，这部书不能仅仅是多篇文章的简单汇编，而应该有一个总纲，借以把拟定撰写的文章有条不紊地相互连接起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部分。德芒戎是费弗尔的故交（他是费弗尔的妻子苏姗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两人早就是好友，况且费弗尔对地理学兴趣颇浓 [22] ，所以他相信，找到一个“共同点” [23] 并不困难。但是，他的乐观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散，他们两人写出来的这部书只是一部将地理和历史糅合在一起的著作。
1929年2月，德芒戎向银行提交了提纲草稿，依据这个提纲，这部书将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撰写 [24] 。在他写给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封信中，他所表明的也是这个观点：
“1）各个时期的莱茵河及其航运：水运流量、内河航运业、河流状况、河流整治，所有这些自然是指顺流而下，直至入海口。莱茵河上的港口。内河航运的交汇点（我说的这些并无先后顺序）。我愿意依照这样的思路撰写。
2）政治组织和商业中心（这部分似乎应该由你撰写）。这条大水道的存在如何支配着政治组织？莱茵兰诸国。当然，所有这些也都直到入海口。关于比利时和荷兰有多少事情要说？当然还有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甚至还有与瑞士的关系？
财富、交换、商业中心在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巴塞尔、法兰克福、科隆、斯特拉斯堡等地的作用。金融辐射。
3）莱茵兰诸国的工业。［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博斯先生对我说 [25] ，他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当前可能主宰着过去。这些莱茵河国家的相互联系。煤炭以及不久之后的水力发电将会把这些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4）莱茵河沿岸城市。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觉得虽然既非经济也非历史，但可能相当别致，相当生动；这许多城市逐一予以描述，就像是展示一条街，就它们离不开莱茵河这个角度，让人们看到这些城市的生活。” [26]
我们没有见到费弗尔的复信，不过，鉴于被他称作“德芒戎提纲” [27] 的这个提纲，对于莱茵河历史仅仅只是一笔带过，恐怕他很难接受。因为，尽管莱茵河是法国与德国的连接线或者说联结点，可是，这个提纲对于莱茵河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却只字不提。所以，虽然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开了几次会，但是，最终还是决定彻底分开，各自执笔撰写，以便让每个撰稿人将自己认定的问题充分展开，完全根据自己的观点撰写。于是，在费弗尔执笔的第一部分中 [28] ，他采用“问题史学”的手法，提出新问题，采用新视角；而呈现在德芒戎执笔的第二部分中，最终还是一幅传统的莱茵河航运和经济图景。（正因为如此，此次重版时没有把这部分保留在书中 [29] ）。此外，本应由阿尔弗雷德·博斯撰写的关于经济的那几章 [30] ，后来没有写成，原定的内容被压缩成一篇无人署名的“序言”，而原本应该阐述文学史的那篇序言则全然付诸阙如。
起初，费弗尔觉得这部著作并不难写，他在1929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相当乐观，这部书“不会费多少力，……倒是一个机会，写百十来页让人感兴趣的书”。 [31] 1930年5月，阿尔萨斯兴业银行邀请这两位尚未动笔的作者畅游莱茵河（他们的夫人以及银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陪同）；整个行程如下 [32] ：
5月24日，星期六，抵达美因茨：在Hollande饭店晚餐并过夜。5月25日，8时45分搭SS Nanny轮（莱茵河航运总公司 [33] 的一艘拖船）出发，在船上进早餐和午餐，18时45分抵达科隆（下榻Exclsior饭店）20时晚餐。5月26日，9时，在科隆分行举行理事会，其他客人搭大巴士游览市容，并观光杜塞尔多夫，13时，在Park饭店进午餐，15时，搭大巴士郊游埃森，游览鲁尔盆地，18时抵达鲁尔奥特 Duisberger饭店进晚餐并过夜；5月27日，9时，参观港口，11时30分，在Duisberger饭店进午餐，13时，搭另一艘法国拖轮继续旅行，18时，抵达奈梅亨，在Bergendahl饭店进晚餐并过夜；5月28日，9时出发，15时抵达鹿特丹，参观港口，16时，在Mass俱乐部进茶点，18时，旅行结束。
泛舟河中，凝视两岸，悬崖峭壁、古堡和城市，逐一从眼前掠过，一步步走近北海；闻到它的气息，听到它的涛声，看到灰蓝色的“荷兰天空”，对于吕西安·费弗尔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别具一格的观察角度。后来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次莱茵河之游。日后他与朋友谈及此行时说，那天虽然是个阴天，但并不影响此行的“效果”，“灰色对于这些地区很合适，若是在明媚的阳光照射下，它们的轮廓可能就会显得不那么自然，灰色简化了它们的轮廓，并赋予它们以宏伟壮观的气势。” [34] 壮丽的景色和斯特拉斯堡的大亨们丰盛的“金融家筵宴”，只不过是此次河上之游的一个方面，在到达奈梅亨之前，游船一直在一个不久之前还处于军事占领甚至相互争夺的地区内航行。此外，费弗尔在此次航行中访问鲁尔地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鲁尔南部景色秀丽，风光迷人，北部强盛，但是，埃森显得丑陋，而我们曾经留宿的杜伊斯堡和鲁尔奥特则令人忧虑。”在他的游记摘要中，我们也能读到他这种独具特色的忧虑：
“这样的一次游历着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活生生的莱茵河，看到它如何改变节奏，如何改变空间，看到它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激活了若干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呈现出世界上所有工业区中最美的景观。然而，在杜塞尔多夫这样的城市中，尤其在杜伊斯堡、鲁尔奥特这类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市中，我们强烈地感到，战前的警觉和令人恐惧的狂热心态正在德国重新抬头。因傲慢而生的危险的陶醉状态，难以遏制的滥用实力的企图，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其实并不令人十分吃惊，因为，无论哪个民族，倘若同时拥有鲁尔的煤炭、矿藏和莱茵河，能不借助这三大优越条件，创建一个名列全球前茅的工业强国吗？”
在费弗尔看来，威胁战后欧洲秩序的不是“复仇使徒”，而是重新抬头的日耳曼人的傲慢，就如同人们在莱茵兰某些城市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写给亨利·皮雷纳的信中表述了他的这种判断：
“我乘船顺流而下，在极佳的条件中走完了从美因茨到鹿特丹的全程，途中上岸游览了鲁尔地区。我在脑海中带回来了一些图像，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图像令人十分震惊。就像是一只巫师的酒槽，里面激烈地翻腾着三四个彼此矛盾的德国，它们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怪异的、让人无法看懂的混合体，而这个混合体就是德国；然而，这是哪一个德国？从什么地方源源不断地冒出狂热的、觊觎和贪婪的浓烟，这些浓烟将会带来什么，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在阿姆斯特丹，在伦勃朗的画作前，在郁金香和玫瑰遍地盛开的荷兰，我们也许不禁会为自己的杞人之忧发笑；可是，我们不妨严肃地思索一下，荷兰的这种和平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极端自私为代价取得的。存在于罗森达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是什么国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事实提供了什么教训。” [35]
此次旅游结束后，费弗尔方才正式开始写作，此前仅仅做了一些笔记，收集了一些材料。马克·布洛赫也给了他几包带有“《莱茵河》用”字样的材料 [36] ，他们是同事和朋友，从1929年开始联手编辑出版《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0年1月，费弗尔只知道一件事：“无论如何，我不会陷在凡尔登条约、法兰克福条约、凡尔赛条约等等这些没完没了的史实里面。还有别的事情要说，莱茵河比这些条约的价值更高、更重要 [37] 。” 时光匆匆，交稿的时刻日益逼近。这个写作计划要求他广泛而大量地阅读，恰如费弗尔的档案、他的著作以及《莱茵河》第二版所附的参考书目所表明，在1930年夏季和整个1931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阅读。与此同时，他还得备课，还得主持问题成堆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编务工作，有时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文章和截稿之前匆忙撰写的书评凑够杂志的版面 [38] 。他从1928年起就试图在巴黎谋到一个教职，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政治形势 [39] 。1939年夏季，费弗尔做了一次鼻窦炎手术，同年11月，他与妻子一起遭遇车祸，他的一条手臂骨折，好几个月不能提笔 [40] 。可是，出版日期不能延后，况且他已经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就此书发了预告 [41] 。写作必须在一个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从费弗尔口里听到的就只有这件令他厌烦的事，不过，他似乎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来做了 [42] 。1931年7月终于交出书稿（晚了四个月）后，还要选插图、改清样。他在致马克·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哎呀，在莱茵河这件苦差事上，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如果德芒戎和我不想让这部书有太多的差错，我们还继续干下去。可是，这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 [43]
1931年11月月底，这部著作终于问世。这是一部400页的对开本，用厚纸印刷，附有许多木刻、图画、照片、地图和城市的平面图 [44] 。此书尽管是非卖品，印数却高达1200册 [45] 。此外还有一种豪华本，供分赠当地议会议长和其他政治人物之用。1200册书中的大部分赠送给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顾客和合作者 [46] 。法国设在国外的一些机构把这部书作为致力于法德边境地区经济开发的实证，寄赠给外国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为费弗尔和德芒戎分别专门制作的抽印本，是两部各自完全独立的著作 [47] 。对于此书的需求很旺盛，况且书的主题颇具爆炸性，有关方面于是很快就考虑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版，以便在书店公开销售。巴黎的阿尔芒·科林（Armand Colin）出版社准备揽下这笔业务。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早已在这家出版社出版，德芒戎与他人合作主编的《地理学年鉴》也在这家出版社出版。1932年4月，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正式表示同意 [48] 。费弗尔在当年夏季重拾这项“令人厌烦的莱茵河”活计。他在写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表示，要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重读这部限期完成的著作。
“我正在重新整理《莱茵河》，设法把费弗尔和德芒戎融合得略微好一些。这项工作实在令人厌倦，比表面所看到的更难，至少更棘手。我不能请德芒戎来干，这不是他的专长，如果听他的意见，那就干脆原样再版……但是，我写的那部分不能原样再版。因为，依照兴业银行的要求，我心甘情愿地截长就短，有时甚至戛然而止。关于法国与莱茵河，几乎什么都没说，其实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题目。对于莱茵河边界如何再度燃起了仇恨与狂热，我几乎什么都没有说。所以，这一切都必须重写。照看孩子们占了我许多时间，我要把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空余时间，用来做这件事。……” [49]
写作计划一拖再拖，旷日持久。费弗尔新写了一篇序言和一篇结语。首版中的两篇完全分开的“结语”都被删掉 [50] 。费弗尔除了逐句修改书稿，还补写了一章“一条边界是如何形成和消失的”，开列了一个带有评语的参考书目 [51] 。修改后的书稿于1933年秋交到出版社，1934年3月印制，又等了将近一年，1935年1月方才出版，书名改为《莱茵河，历史与经济问题》 [52] 。
这部著作出版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拖沓，原因何在？由于缺乏档案材料，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出版时，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在截然不同：纳粹已经上台执政，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萨尔州的全民公决，无疑是第三帝国的一次胜利，莱茵兰地区的重新军事化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期间，因《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事宜，费弗尔与阿尔芒·科林书局相处得很不开心。他认为，《莱茵河》迟迟不能出版的责任显然是在出版方，他们不但不同意添加插图，而且拒绝依照作者的意愿修改版面。双方的争执大概致使出版方出现了障碍。费弗尔在1934年3月的一封信中对布洛赫说：
“莱茵河……。 书稿已经交到阿尔芒·科林书局，即将开始印制。我之所以未曾与你谈及此事，是因为这个话题令人不快。我为枯燥无味的改稿耗费了许多时间。德芒戎让我做这件事，我为此而受宠若惊。可是我觉得，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助我一臂之力才是！很显然，此事当初若由他来做，肯定不如我做得好。然而，要把我们两人写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实在是一副很重的担子。况且，科林书局的那些人依然像是一群白痴。考虑到插图得当的书籍容易销售，我希望添加一些图和表。可是，除了原有的那两三幅可怜的地图，他们什么都不愿意添加，甚至流着眼泪要我减少插图。这是一家可恶的出版社，我尝到了苦头，十分后悔，当初真不应该委托它出书。” [53]
一年以后，书刚刚出版不久，费弗尔依然十分懊恼：
“你大概已经收到我那本一拖再拖的书了。科林书局的那些人终于决定放它出笼。你大概以为我很高兴，其实，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的吝啬和愚蠢实在太离谱了。” [54]
不过，尽管事先对困难估计不足，如今终于完成了这项写作计划，费弗尔毕竟松了一口气。第一版和第二版都受到热烈好评，辛苦总算有了回报。费弗尔终于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此事与1931年的《莱茵河》（当然是指第一版）以及此前的《路德》和他的其它著作肯定不无关系，此次当选使他得以离开已经令他厌恶的斯特拉斯堡。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上，他不无自豪地谈到他的莱茵河研究以及他的批判性视角 [55] 。他把一部应景之作、一部“令人厌烦”之作，变成了一部品位完全不同的作品。那么究竟这是一部什么类型的著作？是科学分析，抑或是政治评论？与其匆匆给予回答，莫如回首审视一下费弗尔写作此书时的政治形势。因为，那时的莱茵河并不是一个怎么谈都可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