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莱茵河神话
翻开第一页就可发现，费弗尔想要做的不是撰写一部详尽的“莱茵河史”，而是评述一些“问题”，其中有些因历史纠葛而成为现实问题，有的则恰恰相反，因现实问题而追溯以往的历史。面对莱茵兰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把自己的责任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他们读着书，倾听着隆隆之声，今日的隆隆之声或是淹没或是增强了往昔的不协和之声。他们试图作出努力，以超脱的姿态，勇敢地从大量相互矛盾的事实和解释中，对莱茵河在以往各个时代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梳理出一个全面性的看法来。”（1935年版序言）
因此之故，前景就发生了双重变化：
“刚才谈到应该加以引导，是否可以说这件并不轻松的差使，意味着要完成两项任务呢？一项是破坏性的，即消除所谓的命运幻影；另一件是建设性的，那就是告诉大家：在莱茵河的历史中，除了用来编织不和与冲突的那些事实和事件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事实和事件。”（1935年版序言）
与这项“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政治的和科学的任务相对应的，是费弗尔为第二版所选定的副标题“神话与现实”，以及在序言中所申述的长期目标：
“为驱散孕育着灾祸的乌云（费弗尔写下这句话是在1932—1933年间！），为摧毁地方主义的战争和仇恨的历史，代之以和平交流和团结的历史作出贡献。”（1935年版序言）
这就是说，这部书能“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关注，撰写一部莱茵河的人类史”作出贡献。（1935年版序言）
可是，如何撰写一部“截然不同”的莱茵河史呢？首先，必须把传统史学所崇拜的偶像打翻在地。费弗尔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在第一版中至为明显。1931年版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下述原则：
“倒霉的国务活动家、目光敏锐的实验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大著作》（Instauratio Magma）开篇处，揭示了误导人的判断，将幻觉植入精神与现实之间，从而造成幻想的四个主要来源。笔者以他为榜样，在进入莱茵河湍急的水流之前，就毫不迟疑地在本书开篇处，列出数百年来用妖术冲击莱茵河河岸的那些偶像的名单。幸好这个名单不算很长 [79] 。”
费弗尔在修订此书时，删去了开篇处的这几句话（或许是因为说教气味过重）以及培根有关偶像的说法。应该打翻在地的偶像有四个，与此相应的章节也是四个，如今只留下了三个章节。可是，偶像依然如故，它们是：所谓地理“自然边界”的决定主义；把短头型人和长头型人截然对立起来的所谓科学的种族主义；所谓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对抗。最后他谈到了“王朝偶像”，他在第一版中曾说过，王朝偶像是特意制造出来的，为的是“让坐在厚厚一摞故纸堆上……心满意足地俯视着往昔那些年月的历史学家们犯晕，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这许多世纪的历史虽然喧嚣嘈杂，却并无意外，因为，从843年的凡尔登和约通向1917年的凡尔登之役，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80] 。”
在这部书的两个版本中，从头到尾都有一些批评的段落和言辞尖锐的讥讽，矛头所指，既是德国人心头也是法国人心头如下挥之不去的梦魇：那就是从“自然边界”的神话到莱茵兰自治共和国的幻想；人们以为，莱茵兰人不会成为普鲁士人，相反，他们将会为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茵兰自治共和国而欢欣鼓舞。当费弗尔出发投入战斗，反对双方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歪曲历史的行径时，他无比振奋，激情满腔，这些民族主义者借古喻今，不但为政治侵略搜罗正当的理由，而且阻挠并摧毁同一个边境空间内部近邻之间的长期关系。所以说，法德最广义的谅解的政治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超越从“凡尔登”到“凡尔登”之类的（反）历史投射。
费弗尔选取了孟德斯鸠的一段名言作为卷首的题词：
“把当代所有的概念统统放置到遥远的已逝年代中去理解，谬误之源即在于此，后果之严重莫过于此。”（“序言”） [81]
费弗尔认为，此类时代错置现象在职业历史学家中流传甚广，尤其在危机时期。他就此写道：
出于精神的自然作用，历史学家们把新近的过去和眼下的现今统统投射到往昔的数百年中去。他们天真地以为，今天所看的悲剧古已有之，而且永无终结之日。原本是一部人道的交换、借贷、智力交流、宗教和艺术（暂且不深入到经济事务中去）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却往往情不自禁地竭尽全力回顾往昔，竟然把它变成了一部充满着谋杀和战争的非人道的历史。更有甚者，他们恣意地压在莱茵河历史背上的东西，就是那个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宿命论包袱，它让人的意志屈从于一种既盲目又目的明确的命运。（序）
在这里，问题不只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批评。费弗尔所观察到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史方法之间的关联。“没完没了的政治—外交史”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眼中只有君王、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史学，他从不放过批判这种史学的机会。这种史学对于在政治上恶化和扭曲欧洲史尤其是法德关系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不良）外交家“只愿看到政治—外交人这个抽象而又抽象的东西，所以只能在普世人这个永远无法被认知的东西中寻找现实。”
相反，费弗尔关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民”，关心实实在在的人，无论在盛世或是危世，他们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劳动、祈祷、相爱、相恨，适应着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时也改造着自然和社会环境。这部著作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要说明，莱茵河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人固然要力求自己适应莱茵河，莱茵河也不应被设想为数千年来丝毫未受人类干预的一条河流。所以，凭空想象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种”的初始状态是徒劳无益的。恰恰相反，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应该对这条河流的作用作出新的分析。
这正是费弗尔试图用粗线条加以勾勒的东西，为此，他先后逐一研究了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综合体，以及莱茵河两岸只顾各自追逐利益，毫不关心与之有关的那些男女老少的教会、城市、君主和历代王朝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莱茵河所发挥的边界这个政治功能，是迟至16和17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相对近代的现象。因此，编写一部数千年以前的“史前史”，以便为现今的冲突和领土要求提供理由，这实在是一桩极其荒谬的事。他写道：
“起先是这些墨洛温王朝和加罗林王朝的法兰克人，他们操着一口日耳曼方言，用蛮人的方式生活、战斗和思考，然后是今天的德意志或法兰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历史不是化装舞会。”
这部书中最长的一节是“莱茵河城市”。费弗尔是一位中世纪史专家，对于他来说，莱茵河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在16世纪初进入黄金时代的城市和市民的历史。他认为，城市共和国是“市民、城市和莱茵河文化”短暂理想的化身，不过，他并未因此而给予过度颂扬。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想到了斯特拉斯堡 [82] ，同时也想到了“我们文明的圣地之一”巴塞尔 [83] 。全书从头到尾都能读到的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彩语句，使作者的分析更显清晰，在其中的一句中，费弗尔对博尼法斯·阿麦巴赫作了描写，此人被他视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的最佳代表，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很难说究竟是“德国式”还是“瑞士式”：
“博尼法斯 ·阿麦巴赫代表着体质和精神无疑都极为罕见的一类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他是这些莱茵河城市名副其实的人文文化的产物，而这些城市则是莱茵河及其精灵壮丽宏伟的创造物，在中世纪末期，它们很少受制于各民族的政治，可以自由地彼此取长补短，把那些老实人的力量和才能自由地召唤到自己身旁，而无需顾及他们来自何方，带着哪个国家的印记。”
但是，这许多莱茵河城市并未组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不少城市处于一些大公国的包围之中，更多的则是一些很小的公国。“它们彼此进行对话，但就像韦桑岛和圣马蒂厄 [84] 的两个灯塔一样，隔着狂暴的大海相互回应。”因此，莱茵河没能组成为一个“同质的文化”， 他亲眼看到了“致命的二元对立”日趋尖锐，一方是城邦中的市民，另一方是农民和君主。从长期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后果就是政治不稳定和德意志民族的碎化。莱茵河各个国家的悲剧于是就开始上演，费弗尔在1932—1933年间增写的关于德法两国间边界形成的第四节中，努力试图对这些悲剧加以分析。
从1922年以来，费弗尔是第一位关注“边界”和“界限”史的历史学家，他的地理学著作和后来发表于1928年的论文都涉及这个问题。他的档案中一份厚厚的卷宗表明，他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多年 [85] 。在他看来，除了阿尔萨斯之外，所有莱茵兰地区都属于德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德国究竟是什么？把普鲁士视为德国的唯一代表？萌发于19世纪的这个非分之想原本就难以自圆其说，何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有其它多种可能性需要考虑。其实，普鲁士在莱茵河的存在不就是因为曾经有过维也纳的外交交易 [86] 吗？而这个交易本来是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的。法国不也只是在“百日” [87] 中才丢失萨尔的吗？尤为重要的是，是否曾经有人征询过操日耳曼语、居住在莱茵各地民众的想法，他们愿意在何种国家结构下生活？这些莱茵河地区包括蒙—托奈尔、莱茵—摩泽尔、罗埃尔，此外还有莱茵河河口、威悉河河口、易北河河口。在很多年中，这些地区的民众难道没有拒绝后来的主人吗？后来的主人只能借助一系列普鲁士化的措施，有时甚至借助暴力，才得以整合莱茵河地区的市民社会吗？ [88]
对于当代人来说，最具政治性和爆炸力的自然就是最后这一节。费弗尔把莱茵河沿岸各地区定义为一个位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历史性地区，这不啻是说，这些国家并非如2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所说是德国的心脏。他把莱茵河称作“欧洲河流”、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通道”或“连接线”，以此来对抗臭名昭著的“德国人的圣河”论调。同样也是在最后一节中，费弗尔说出的一些话，无论在用字遣词方面或是在思想方面，今天都让我们感到吃惊。其实，他的论断和他所选择的隐喻一样，常常使用一些反衬，而这些反衬与被他所批评的那些反衬非常相似，譬如，普鲁士被描绘成一个黑暗的强国，一个东方式的、野蛮的乃至亚细亚式的强国，它与军国主义、基督新教、非理性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和咄咄逼人的侵略性有着必然联系。其它国家必须进行的社会和历史的区分，普鲁士不也同样必须进行吗？同样，民族主义原本是20世纪的一种欧洲现象，却被说成是德国的“病毒”，这样一来，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被看作是一种因感染而得的病症了。德国统一运动和抵抗拿破仑的所谓“解放”战争，都被以法国人想象得到的方式作了最负面的处理。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更多有问题的段落 [89] 。相反，费弗尔对法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的时段却采取了令人震惊的宽容态度。自始至终受到他的批判的只有被他以讥讽的口吻称作“大师”的塔列朗和拿破仑。修订版中尽管有许多表述的口气有所缓和，但在不少段落中，依然把是否与法国一致当作判断是非的论据，而历史事实则被置于阴影之中。因此，路易十四在位时法兰西王国向东的扩张和争夺阿尔萨斯的行动，即法国人所说的“收复”行动，也被费弗尔视为一种“和平”行动 [90] 。相反，普鲁士19世纪的霸权政策则被他称为“收复失地运动” [91] ；这位世俗历史学家的想法也就不难由此想见了。
由此可见，费弗尔也并非毫无偏见。他对莱茵河的介绍是一位当代人的看法，是一位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人的看法，恰如他的所有法国读者一样，他自信属于公正阵营，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成员的想法。不过，除了这几行，作者对正义事业的认定还是客观和理性的。例如，他在序言中批判了“人种”神话，并宣称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能对外国人挥舞“人种”观念，否则就是对始终热情好客的法兰西民族的愿望的背离。费弗尔还自豪地指出，正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菲斯泰尔·德·古朗治和茹里安等人，把盛行在莱茵河彼岸的人种观念从历史科学中清除出去 [92] 。
此书的结论既简明扼要，也很理性，因为费弗尔对于在短期内达致法德和解不抱任何幻想，他写道：“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仇恨和冲突，莱茵河始终是一条聚合的河流，不过，限于目前各方的民族主义心态，莱茵河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正因为如此，他宁可改换课题，避开政治现实，仅从历史角度入手研究莱茵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