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然而,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现实。黑格尔就已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且以很近似马克思的方式表述了它,尽管给它披上了过于抽象的、自我误解的、从而使人更加误解的外衣。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必然性就在于整体被分为各种不同的概念,在于这个被划分的整体具有持久的和巩固的规定性,然而这种规定性又不是僵死的,它在自己的分解过程中不断地产生自己。” [25] 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地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但是,我们必须简明地指出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同样是现实的问题,历史过程统一的问题。马克思责备黑格尔(还以甚至更强烈的口吻责备回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黑格尔后继者)未能真正克服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他认为,据称是历史过程内部的真正辩证法的黑格尔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假象:在关键的地方,黑格尔未能超过康德。黑格尔的认识只不过是对一种与自己根本不同的材料的认识,而不是这种材料即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正如他在批判中所明确地说的,“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黑格尔“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 [26] 黑格尔主义的这种概念神话被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活动最后消灭了。
然而,马克思通过反对它而达到了“自我理解”的那种哲学,早已是黑格尔主义的倒退回康德去的运动。这个运动利用黑格尔的晦涩和内在的不确定性来剔除他的方法中的革命因素。它力图把反动的内容、反动的概念神话、思维和存在的冥想的二重性残迹同在当时德国流行的一贯反动的哲学调和起来。由于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他不仅使自己与黑格尔的继承人分道扬镳,而且把黑格尔的哲学本身也分裂为两部分。他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他以他自己发现的、并且系统地阐述过的这一尺度来衡量黑格尔的哲学,发现它太不够分量。马克思从辩证法中清除掉的“永恒价值”的传奇性残余基本上同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同属一类,黑格尔殚精竭虑同这种哲学斗争了一生,他曾用他的整个哲学方法、过程和具体总体、辩证法和历史与之相对抗。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27] 因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它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
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一部分原因是,在黑格尔创造他的体系时,这种力量还不能完全看明白。结果他不得不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但是由于构成这种意识的成分多种多样,他看不清它的真正性质,所以就把它变成了“民族精神”的神话。)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虽然极力想要突破,但仍然禁锢在柏拉图和康德的观点中,仍然禁锢在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两重性中。虽然他最先真正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虽然他的思想始终注意克服一切抽象,但是内容在他看来仍然带有“特殊性的污点”(他在这里很有点柏拉图主义的味道)。这些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倾向不可能在他的体系中弄清楚。它们往往是并列的、没有中介的、矛盾的和不协调的。因此,最后的(表面的)综合必然转向过去而不是转向未来。 [28] 无怪乎资产阶级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把黑格尔的这些方面作为本质的东西加以强调和发展。结果,他的思想的革命内核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几乎完全模糊不清。
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29] 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这些辉煌的神话形式中的最后一个。它已经包含了总体及其运动,尽管它不知道它的真正性质。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那种“向来就存在,只不过不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 [30] 的理性,通过发现它的真正根据,即人类生活能据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础,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这就最后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纲领,尽管以牺牲他的体系为代价。黑格尔强调说,自然界的“变化是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总是重复同样的东西”,与此相反,历史上的变化“不只是发生在表面上,而且发生在概念中。被改正的是概念本身”。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