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以后的岁月里，杰斐逊宣称他的党与联邦党人的斗争是热爱人民的人同不信任人民的人之间的斗争。但是，人们想到他就往往会联想到一些毫不热爱人民的人，如：埃尔布里奇·格里、皮尔斯·巴特勒、查尔斯·平克尼以及埃德蒙·伦道夫等；抽象原则上的分歧也不至于激烈到能够说明对抗的尖锐或所划分的具体界线。虽然具有民主思想传统的美国人都站在杰斐逊一边，但分界线却在两类财产之间，而不是在两种理论之间。
汉密尔顿任财政部长期间，联邦党人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之得以毫无顾忌地专为商人阶层和投资者阶层效劳。汉密尔顿通过筹集偿还国债基金的方法，通过建立国民银行以及政府的各种辅助政策，补助了投资于制造业、商业和公债券的人，并尽其所能把税务负担压在种植园主和农场主身上。然而，地产利益势力仍占多数，不久便自成一党。杰斐逊党的目的是维护具体的有产者利益而不是抽象的民主理论，其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均颇审慎温和，而这正是杰斐逊那代人心目中有产公民进入政治舞台所必需具备的素质。
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一些较天真的联邦党人由于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而深感惊恐，他们觉得世界末日似乎来临了。费希尔·埃姆斯预言他很快将闻到“祭坛上人类供品令人恶心的汗气”。不过，了解当选总统的人没有这种惊恐发狂的心态——深察他当选内幕的人尤为放心。
1800年的选举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独特。当时《宪法》中对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票并无区别规定，杰斐逊和他的竞选伙伴阿伦·伯尔在选举团中得到了相同的票数。这一势均力敌结果只得交众议院处理。这样就要那些联邦党众议员在两位共和党人之间作出选择。在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在两个刽子手之间作一选择而已；但另一些人则把杰斐逊视为头号敌人，因而自然倾向于伯尔。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却不属于后一类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伯尔在纽约的政治对手。汉密尔顿在写给一位联邦党众议员的精彩信函中对杰斐逊的品性作了锐利的评价。他承认这位老对手的观点“极富狂热色彩；对其民主主张热衷有余”。但他又说，有一种尖锐而措词不公正的评价并不正确，即
说杰斐逊极端狂热，将不惜一切以推行他的原则，终将和他的声望或利益不相容。实则这个人同我所知之任何人一样能够顺时应势——斟酌如何有利自己的声名或利益；这种气质的可能结果是使体制得以维持，这一体制原来虽然遭到反对，但既已确立，要想推翻势必危及推翻者。我认为，观杰斐逊先生的品性，保证可望有一顺时应势的体制，并无生成狂暴体制的可能……况且并无充分理由推断他有堕落的可能，故可断定他必不致有越轨妄为。
汉密尔顿的意见并没有使联邦党领袖完全感到放心，他们要求杰斐逊提出保证。这位弗吉尼亚人不肯正面答复，但一位朋友非正式地试探了他的意见后，能够向联邦党人传递令人宽慰的消息，即杰斐逊的意向是温和的。杰斐逊极不可能放弃原订计划或就此而言牺牲原则以换取职位；但他确实是在使联邦党人确信他是在同他们已达成某种谅解之后才进入白宫的。
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杰斐逊当时所处的困难地位就不难相信，对他这样一个气质温和的人来说，基本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很小。汉密尔顿体制到这个时候已实行了12年，已经成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部分。全国的情况很好。如要整顿汉密尔顿的偿债基金、银行和税收体制，就会引起尖锐的斗争、扩大阶级裂痕并把温和派赶出共和党人的队伍；这样做也可能造成萧条，甚至使联邦解体。而且，冲突结束之后，总还需要同从事商业、银行业和制造业的阶层讲和。此外，即便汉密尔顿把债务负担转嫁到土地利益集团头上，他们在体制运转顺利的情况下处境也很可能好于体制受到摧残性的成功打击之后的情况，总之，杰斐逊当时所处的地位很像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地位，他们掌权之后就发现自己成了一家开着的商店的经理人员，不敢予以打乱。正像他们未能根除资本主义一样，杰斐逊也发现无法阻止它发展壮大，乃至逐渐凌驾于农民大众之上。他明智地使自己限于小心地修整汉密尔顿体制的边边角角。
杰斐逊的首次就职演说着眼于安抚，意在弥合1798年至1800年间激烈斗争造成的伤口，并争取温和的联邦党人的支持。他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又都是联邦党人。”这位总统不久又写信给杜邦·德·尼莫尔，信中的言词正合汉密尔顿对他的估计：
本政府初创的时候，本有望依据真正的原则行事，然而汉密尔顿以他约略的一知半解的英国思想摧毁了这种希望的萌芽。我们可于15年内偿清他欠下的债务，但决无法挣脱他所建立的金融制度。要加强我视为极其恶劣的原则，实在令人痛心；但这种弊害乃是最初的错误留给我们的。希望能在政府的其余部分逐渐推行健全原则并使之蔚然成风。需常以切实可行的办法制约纯理论的议论。
杰斐逊对友对敌都没有食言。他成功地削减了开支，从而削弱了联邦党人操纵的机构，所以才能够废止引起“威士忌酒叛乱” [9] 的深受痛恨的“消费税”，但同时仍能大减公债。他竭力想制伏联邦司法系统——联邦政府中仍在联邦党人把持之下的最后一个机构——但收效甚小。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入地，他扩大了农业扩张的地域。1811年，即他的任期结束两年后，共和党还让第一合众国银行随许可证到期而自动消亡。
但是汉密尔顿体制的其他重要部分并没有受到触动。杰斐逊政府既没有着手制止诸如对公有土地的投机等弊端，组织良好的共和党机器也没有大力在各州或联邦政府的机构中推行民主化。例如，并没有去触动对选举权的限制。比尔德教授指出，共和党控制的各州并不比联邦党控制的各州“更倾心于平等主义的政治民主”。如果杰斐逊真的提议大改选举办法，他手下对民主理论毫无兴趣的州领导人一定会对他侧目怒视；如果他真的是杰斐逊传说中的从事改革的民主斗士，他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地领导政府机构。
既然杰斐逊的政策同联邦党人的政策相去并不甚远，他当然希望把他们队伍中的温和派争取过来，并且也打算利用许以官职来做到这一点。他在就任后不久写信给霍雷肖·盖茨说，“我们如能正确行事，安抚被称作联邦党人中的诚信之士，并公正对待那些长期被冷落而未被授以官职者，就可望消除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分野，或甚至将二者联合起来。”
因而，在政治中，策略是和解；在经济中，策略就是妥协。共和党的国家机器很快就开始和他们曾矢志反对的金融利益集团调起情来。共和党掌握的州议会慷慨地给本地银行发放许可证，银行反过来在政治上靠向共和党。杰斐逊为这种互相迁就的过程祝福。当巴尔的摩银行向政府求助时，他写信给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说：
如果审慎区分各银行，从而使各银行争相求助于我们，就可以使它们属下的人士拥护革新秩序，或至少予以默认，这肯定有利于公众。
并且：
……我决意使各银行拥护共和党，将视它们的倾向的不同程度而存入不同量之存款……共和主义如要安然长存，须使商人利益集团同它的政敌分离，并将之收入盟友阵营。商人是天生的共和党人，唯有在纲纪败坏之时才不是。
约翰·亚当斯已退出政坛，在昆西过着宁静的生活，他如注意到共和党核心部分竟会出现一批与金融利益集团联系密切的新贵，一定会感到十分有趣，但持激烈农民观点的约翰·泰勒却深感失望。他在1811年写道：
……银行或债券以牺牲公共利益而肥了联邦党人并加强他们的力量，人们虽能明察这种不公正和失策之处，但很少会拒不接受类似的干薪待遇。总之，议会的人士握有权力，可以用自织之网捞取人民之财富，这一权力势将腐蚀任何体制下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公职人员。
共和党人既无能力推行纯粹的农业民主政治政策，也无能力推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农业经济理论。他们的经济思想的主导倾向是自由放任主义，他们的主要目标基本上属消极性质——摧毁联邦政府同投资阶层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经济著作最擅长的是批判，既尖锐又明察，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农业方案的指导意见。他们全无计划；事实上，他们的原则就是不要计划。
许多作者，包括V．L．帕灵顿，都把杰斐逊描述为一位重农主义者，但正像那种认为他主要受法国思想影响的荒谬观点一样，上述观点也没有多少实据。他生来满足于做一个经济折中派。他于1815年写信给J．B．塞伊说，“决无对一切时代和一切环境都明白和适用的原则。”重农主义者对杰斐逊的吸引力全在于其维护自由贸易的论点；但当他读了《原富》一书后，便又成了亚当·斯密理论的虔信者。 [10]
杰斐逊同“自然法则”时代的其他理论家一样，也很容易相信追求私利的私有企业体系的“自然”运转本来是有益的，政府一般不应加以干扰。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要求“政府明智而俭朴，除应防范人们相互伤害外，无须多加干涉，应任其自主各营其业并谋求改善，并且不应剥夺劳动者挣得的收入”。 [11] 他在1816年4月6日致约瑟夫·米利根的信中讨论了课税的合理限度，他的结论是，国家在财产再分配方面切勿侵犯个人利益： [12]
某人及其祖辈很勤勉，他人或其祖辈可能并不如此勤勉，且不具备相当的技能，如果因此而认为前者所获过多，应将他的财富分给他人，则无异于任意践踏联盟的首要原则，“保证人人得自由辛勤劳作并享其果实。”
约翰·泰勒大概是最聪明的重农理论家，他也认为“由勤勉及才干决定财产的分配，这是既明智又公正的办法”。
这种国策构想并非反资本主义，而是反重商主义。杰斐逊及其追随者曾目睹英国政府干涉美国经济事务所造成的不愉快后果，并且认为汉密尔顿的国家经济活动制度（“汉密尔顿的约略的一知半解的英国思想”）只不过是英国式经济思想在美国的延续。汉密尔顿使政府牺牲农民利益来帮助资本家；杰斐逊的反应并不是要求政府牺牲资本家的利益来帮助农民，而只是要求政府听其自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把政府干预视为帮助穷人的办法，而杰斐逊则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政府干预主要是一种不公平的手段，通过有息债务、税收、关税、银行、特权以及各种补助来帮助富人。他的结论是，共和党政府唯一需采取的补救办法是取消这些有利于富人的手段，并通过“自然”经济力量恢复自由和平等。他一般不认为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固有的剥削成分，因而也不认为有必要由国家出面干预反对。政府没有改变经济秩序的任务：富人没有这种权利，穷人并不认为必要。
杰斐逊从他的政治哲学出发，反对有的人生而优于别的人的观点；但由于他接受了竞争性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因而等于默认——或许是不自觉地默认——了上述观点，因为自由放任经济理论设定，只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且政府不偏袒任何人，财富就将依“勤勉和技能”来分配。对于美国的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来说，这种理论十分自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企业家、商人、出口者，而且常常是一些小规模的投机者，注视着地产价值的行情——他们习惯于自立。
诚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杰斐逊的自由放任主义成了国内最保守的思想家主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杰斐逊去世50年之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在著作中几乎用杰斐逊和约翰·泰勒的原话来为积极创业的工业资本家和铁路大王辩护，要求使他们不受政府的管制和整顿。距杰斐逊一派首次在选举中向约翰·亚当斯提出挑战100年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作为以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最后一批重农主义的领袖，仍在力求为其事业增添光彩，证明农场主毕竟也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