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钦人
上面分析了关于掸这个术语的基本含义;克钦这一范畴较为复杂。首先来看这个词本身。Kachin是缅文词汇 ɛ的罗马字拼写。大约在1890年开始使用这一拼法。在这之前常用的写法是Kakhyen(卡欠)。
在缅语中,这一范畴最初意义含混,泛指东北边境的野蛮人。该词第一次在英语中出现大概是在1837年。 [77] 之后它被用以统称山地部落民,但不包括生活在八莫地区和北部兴威邦的崩龙人。和现在一样,这一人群当时包括说各种语言的人;所用的语言和方言包括现在所称的景颇语、高日语、木如语、阿几语(Atsi)、 勒期语(Lashi)和傈僳语。因此克钦最初就不是一个语言范畴。
缅语中关于族群的另一个范畴是最早被转化为罗马字体时作Theinbaw(森博)。这个词出现在文献中的其他译法是新颇(Singpho)、新福(Singfo)、贞颇(Chingpaw)、景颇(Jinghpaw),等等。那些讲我们现在称之为景颇语的人用这个范畴自称。但正如英语中“我们大不列颠人”这一表达可被理解为包括或不包括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加拿大人,这多少取决于说话人的想法,因此“我们景颇人”(anhte jinghpaw ni)这一表达也同样意义不明。它通常包括大量自己不会说景颇语的人,实际上,这个词甚至可用来表达整个人类。缅语中主要将“森博”用于指代在孟拱地区和胡康河谷的野蛮人。他们似乎把它当作一个与卡欠截然不同的范畴。
英国人大约在1824年首次与说景颇语和其他“克钦”语言的人有政治上的接触;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新颇人和卡库人(Kakoo)。 到了1837年,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不仅有关于阿萨姆的新颇人的,而且还有关于新颇人在胡康河谷以及孟拱东北部地区的部落亲族的。 [78] 在这些报告中,新颇被用来指代胡康河谷说景颇语的居民以及他们在阿萨姆的近亲部落,而卡库则包括江心坡和孙布拉蚌(Sumprabum )地区的景颇人,以及木如人、 勒期人、 傈僳人, 侬人和都凉人 [79] 。“卡库人”被看作是新颇的一个分支,但等级较低。 [80]
看来那时认为英语中新颇这一范畴就是缅语中的“森博”,而卡欠这个范畴则是独立的。 [81] 十年以后,负责部分原始情报工作的汉内发表了一篇论文:《缅甸的新颇人或卡欠人》 [82] ,从而把缅甸东部的山地人、胡康河谷和阿萨姆地区的新颇人,以及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N'mai Hka)谷地的各种“卡库”人归为一类。 [83]
汉内把缅甸北部八莫所有人口划归两类:掸人和卡欠人。显然,最令汉纳印象深刻的是山地各个不同部落之间有着普遍的文化相似性。他知道他们并不说同一种语言,但他并不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汉内的观点直至19世纪末一直被普遍地接受。例如在1891年有一位作者 [84] 认为,说一种景颇方言的高日人和说一种木如方言的载瓦(Szi)(或阿几)人,是同一个“克钦亚部落”中“关系密切”的分支。因而克钦仍然是一个文化范畴,而非语言范畴。
然而在这一时期,克钦山区(Kachin Hills)一词却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缅甸的官方行政术语,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武断的观念,认为克钦人是生活在一个特定地区的人,而不是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人。我们比较一下分别在1892年和1893年公布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政府指示,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1892年) “在我们的驻防和定居村落范围内,对待克钦人的各部落和氏族……所依之标准,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和对待那些与之混居的缅甸掸人和其他族群的同等。”
在这里克钦是一个文化范畴,但是,
(1893年) “只要在我们特别行政管理区之内,克钦的山地人将受到与低地不同的管理,一般的法律和税收标准只适用于低地。” [85]
这里克钦是一个地理上的范畴。
大约自1900年起,语言学家的民族学理念开始占主导地位。 [86] 格里尔森(Grierson)和其他学者提出,分析当代语言和方言的分布,可以揭示被视为现代人祖先的各“种族”在历史上的迁移过程。
这一理论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缅甸的人口普查,在1911至1941年间,缅甸的每次人口普查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类,这里的“种族”是语言的同义词。 [87] 同样在题为《缅甸的部落》 [88] 和《缅甸的种族》 [89] 的手册中,人群事实上也是按语言来划分的。
用这一教条分析克钦山区就出现了悖论。克钦被认为是一个“种族”,那么他们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所以景颇语词典被描述为《克钦语词典》。 [90] 但这就意味着克钦山区那些不说景颇语的山地人就不是克钦人。所以在1911至1941年间的所有官方编制的人口资料中,把说木如语、勒期语、载瓦语、孟塔、庞语、侬语和傈僳语的人分列在别的章节,与讲克钦语(景颇语)的人区分开来。
无论在语言学家看来这是多么地符合逻辑,它在民族学上是荒谬的。传教士 [91] 、军队 [92] 和当地的行政当局 [93] 经常沿用汉内所提出的界定,继续把克钦当作通称来使用。我也将这样处理。
英国殖民政府撤离后,先前八莫和密支那的行政区域合并为一个半自治的政治实体,被称为克钦邦(the Kachin State,Jinghpaw Mungdan),所以该地区中的所有人口,如果既非掸人也非缅人,那么大概就被官方认为是克钦人(景颇人),不论他们说何种语言。然而在仰光大学里,克钦人仍然被认为是说景颇语的人!这实在太复杂了。
按我的用法,克钦一词可按照三种标准细分:(1)语言学上的,(2)地域上的,(3)政治上的。从本章结尾部分开始,本书所关注几乎都是政治上的区分,尤其是克钦人自己用贡萨和贡劳来表示的政治区分。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几乎不会提及语言上的划分。那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语言上的差异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自觉未必能胜任这一主题的详细探讨。
不过,由于关于这个地区现有的许多民族志是按照语言上的分类来撰写的,因此我有必要对这些类别作一说明。同时我也应该,至少大致地,说明这些语言学上的类别与我自己主要关注的政治差异有何关联。
在克钦山区,可辨识的方言不胜枚举。语言学家通常把它们划分为(除泰语之外)四种独立的语言,每一种又包括众多的分支。有几种方言的确切划分——例如阿几语、 孟塔语和庞语——似乎有待商榷,但下面的分类还算是被普遍认同的。
1.景颇语(Jinghpaw)——所有的方言大致能互通。
(1)普通景颇语(Normal Jinghpaw)——如教会学校所教授的
(2)高日语(Gauri)
(3)茶山语 (Tsasen)
(4)都凉语(Duleng)
(5)喀库语(Hkahku)
(6)腾奈语(Htingnai)
2.木如语(Maru)——有大量的方言,据说彼此不能通话。
(在缅语和景颇语之间,木如语更接近于缅语)
(1)普通木如语(Normal Maru)—— 如学校中所教授的
(2)勒期语 (Lashi)
(3)阿几语(Atsi)—— 似乎是木如语和景颇语的一种混合语。
(4)孟塔语(Maingtha)或阿昌语(A'chang)—— 似乎是阿几语和掸语的一种混合语。
(5)庞语 (Hpon)——可能是木如语的一种方言。
3.侬语(Nung)——有几种不同的方言。汝汪(Rawang)和达如(Daru)方言据说互不相通。从语言学上看,在藏语和景颇语之间,侬语更接近于藏语。侬语南方的各种方言可能与木如北部方言相融合。 [94]
4.傈僳语(Lisu)——有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方言。这种语言与景颇语和木如语的差别都很大,但其语法却属缅甸语一类。在本书所讨论的“克钦山区”中,说傈僳语的人并不重要。
在边缘地区有些重要的方言群很难被归入这些类别中。例如在伊洛瓦底江西面的杰沙(Katha)行政区,有一个大约40000人的族群被称为葛笃(Kadu)人,他们在文化上多少接近缅族文化,但他们的语言似乎混合了浓重的景颇语和其他克钦方言。我不知道本书在后文所作的概括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如果有一些适用的话)这些葛笃人。与此类似,在克钦山区的西部边界上,景颇语中融合了那加和库奇(Kuki)方言。在这里,语言上的混乱也与掸族、克钦人和那加人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有关,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95]
有些克钦方言只在一个特定地区出现——比如高日语、茶山语、庞语——而另一些散布在广泛的地区,并与当地其他语言相混杂——比如,和木如语、阿几语和普通的景颇语。在地图3和地图4中,我尝试根据已知的情况大致标出这些语言的分布情况。但这些充其量只是非常近似的信息。首先,普通景颇语作为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广泛地被母语相当不同的族群使用——在克钦山区的西北边缘的许多那加村寨就是这样;其次,说各种语言的族群高度混合,因此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无法标明说同种语言的小块。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后一点,1940年在帕朗(Hpalang)这个克钦社区(第四章中要详细分析的对象)中,被当作“母语”来使用的就有不下六种的不同方言,而社区总共不过130家住户!
对于这种情形,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它历史层面的问题——这一奇异的分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可激发丰富的想象力。我认为有几种可能,但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可支持其中任一种推测,只能暂时存疑。但这种语言分布另一层面的问题所受的关注则要少得多——对于当代这些人群而言,语言上的差别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此地拥有几乎相同的文化的人保持着语言上的差异,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不便,这是为什么?
语言学家认为从客观上来看,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必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单位。他们使用“那些木如人、那些勒期人、那些景颇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并把这些人群称为“种族”。无疑,语言集团在地区上总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个混居了说傈僳语、阿几语、木如语和景颇语的社区,说景颇语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对抗其他人时,互相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团结。但不能就此推测,在整个克钦山区所有说景颇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有别于所有讲阿几语或讲木如语的人。从政治上看,阿几人作为一个群体与贡萨景颇人是很难区分的。
语言对于群体团结的重要性并不是由基本原理所决定的;这是个需要探究的问题。根据我自己的田野经验,我相信一般的克钦人和一般的英国人一样对方言甚至口音上的差异很敏感;但关于这些差异的意义,他们的理解与语法学家不同。我想,用英伦三岛上对应的现象来作类比,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情境。
在英国,我们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
首先,语言的统一可被用作社会阶层的标记。在英国“公学口音”(public school accent)在这方面是一个极易被感知的标准。关于这个英国中上阶层的语言我们会发现:(1)它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口音;(2)虽然以这种口音说话的人相互并不熟悉,但光凭这一表征他们就可以轻易地识别彼此的身份;(3)这一精英阶层的言语方式经常会被非精英阶层的人所模仿,以致其他方言形式逐渐消亡;(4)精英阶层的人认识到这一模仿问题后,为让自己区别于普通民众就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花样。
在缅甸北部,泰语和景颇语在这个意义上都可被看作“中上阶层”的语言,虽然目前泰语的地位正在下降。从历史上看,讲泰语和景颇语的族群一直在同化那些说那加语、木如语和崩龙语的族群。这种同化并非主动性的征服策略所致,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语言混杂的地区,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说泰语和景颇语的贵族手中。所以“变成泰人”或“变成景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有优势的。作为回应,真正的泰族和景颇贵族就转而发展他们自己的言语方式。为此他们就在自己的日常谈话中加入大量取自宗教仪式的、华丽和诗歌化的表达方式。两个说景颇语的陌生人碰面时,他们的口音和措辞透露的不仅是他们的出生地,还有他们的社会阶层。
第二,语言的统一可被用作政治或“民族”团结的标志。在英伦三岛,说威尔士语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个标志。应该指出,在这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威尔士语共同体中,许多人在日常事务中仍使用英语,而使用他们的“母语”实际上是以极大的不便为代价的。
在缅甸北部,像庞人、孟塔人、高日人和都凉人这些有着各自地方性语言的群体(以及没有受到语言学家关注的其他许多类似的语言群体)也具有这种政治上的团结性。这些群体各自通常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继嗣,并有大量共同的习俗。在这里,语言上的统一只是充当把“我们”从“他们”那里划分出来的众多标志中的一个。
第三,语言的统一可能是历史的遗存。大多数爱尔兰人继续说英语,这是个客观事实,有着自身的历史原因。我不认为这个事例中的语言统一就体现了社会团结的深厚情感,我也不同意另一种观点,即认为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历史的巧合而没有社会学上的意义。那些能解释爱尔兰人说英语的历史事实,同样能说明当今爱尔兰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问题。
当今缅北的语言分布情况应该被看作一种历史的遗存。今天说景颇语、木如语、侬语、傈僳语和泰语的社区都杂居在一起。这些语言群体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应该是分开居住的。如果能发现当今这种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社会状况。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重构非常困难。过去所作的种种假设,大多数是相当荒谬的。
正如我已指出的,下述观点一直被当作教条接受:那些说同种特定语言的人组成了一个独特和可界定的单位,而且这个单一的人群总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描述这一语言的历史,也就同时在描述着说这种语言的群体的历史。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有学者提及缅甸“种族”和“部落”,他们指的就是这种群体。
这种简便的学术理论并不符合经验材料。很容易证实,这些据信是不同“种族”和“部落”的族群中大多数其实是相互通婚的。而且,甚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有相当多的人从原来的语言群体那里转入另一个语言群体。可见语言群体的形成既不是因袭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96] 这就证明了整个历史语言论的荒谬。例如,根据语言学的标准,崩龙语属于南亚语系的一种语言形式。因此根据语言学家的观点,崩龙应该是克钦山区所能发现的最古老的“种族”。同理,说泰语的掸人应该是最晚移入该地区的“种族”。既然种族、文化和语言被认为具有一致性,那么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崩龙人在文化上与他们的掸族邻人很不相同。但实际上掸人和崩龙人互相通婚,而且在总体文化上,以种茶为业的崩龙人比该地区其他任何山地人都更接近掸人。而且崩龙人和掸族同属一个政治体系。
我对克钦山区语言分布的兴趣主要并不在于它作为历史依据的价值,而在于这个表面现象的吊诡之处:在有些地方克钦人似乎对语言过度保守——以至于毗邻相居并同逛一个掸人集市的小群体,还是继续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另一些人则似乎像换件衣服那样心甘情愿地更换他们的语言。 [97]
这一悖论的两个侧面都用实例证明了同样的社会事实,用我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一个人说这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它是个人身份的一种声明;与邻居说同种语言表达了他与这些邻居的团结,而说与邻居不同的语言则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社交距离甚至敌意。
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中,都有彼此作为派系对立的亚群体。这样的亚群体或地位相当,或有高下之分。使用共同的语言是一个亚群体表达其一致性的一种方式。
因此,关于帕朗社区同时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方言,一种解释是:它是一个派别林立的社区。在帕朗,说不同语言的六个群体就是六个不同的派系,用语言作为标志来表明其群体团结和群体差异。
在克钦山区的某些地方,我们会发现这种语言分裂主义的极端例子,而在另一些地区,“混居”的克钦亚群体都乐意采用景颇语言,根据上面所提出的论点,这一经验事实应该被视为两种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志或象征。这就把我们引入关于贡萨与贡劳的话题,我将在下文详论。以下稍加概述应该足矣。
简而言之,贡萨意识形态把社会表述为大规模的封建邦国。这个体系意味着社会世界中有阶序的等级制,也意味着大规模的政治整合。各个群体之间都有固定的关系。它像罗马天主教会一样无所不包;理论上排斥派系主义。我认为,在这种政治集权的有效运作与长期存在地方化语言差异之间有种内在的不相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政治体系包含了说不同语言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按三六九等排列的话,那么语言状况可能明显是不稳定的,而且厕身高等级的语言群体往往会同化低等级的语言群体。我们欧洲社会的经历明显就是如此,而这出于非常简单的经济原因。对于个体而言,在语言上与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人相认同是很有利的。
就克钦人的情况而言,如果专制和等级制的贡萨政治体系如理论上所推想的那样有效运作,那么我们大都可以发现在这些贡萨山官统治之下的政治区域中,语言往往趋向于统一。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克钦政治理论是用贡劳来表示,其极端形式是无政府的共和主义。每个人都与他的邻人一样优秀,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山官,有如与天主教理论相对的新教理论。在贡劳制度下派系主义当然很普遍,每个地方性小单元都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个小村寨的头人都乐于显示自己与其邻人同样出色,因此我们会发现哪怕在名义上集权的政治权威之下,也存在着一种绵延不断的语言派系主义。
我必须承认这个理论如果有效,那就意味着语言和方言的分布会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不过我将在下文解释这一点。
先来看看有关的事实。就地区和语言群体而言,贡萨和贡劳政治体系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见地图2和地图3):
A地带 在这里只要是克钦人,几乎都说景颇语。其中也有一两个有木如和傈僳血统的小群体,在胡康河谷还有大量自称是“阿萨姆人”出身的群体。不过,所有这样的群体都有采用景颇语的倾向。这个地带既包括贡萨地区也包括贡劳地区,但方言和政治形式之间并无明显的对应。例如,景颇语中特色最鲜明的一种形式是居住在胡康河谷北部和阿萨姆的茶山(新颇)人所说的方言,但说茶山方言的人一部分是贡萨人,另一部分则是贡劳人。
B地带 多种语言并存。这个地带被认为可分成三部分:
1. 缅甸的北部掸邦地区——在此说景颇语、阿几语、木如语、勒期语、傈僳语、崩龙语以及掸语的社区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混合。整个部分在政治上是贡萨。在英国对这里专断地施以行政区划之前,所有这些山村在理论上都是当地各掸人召帕的属地。(地图2的B地带,北纬24度。)
2. 中国掸邦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多种语言混杂现象。“克钦人”大部分说阿几语,都是贡萨,理论上都依附于当地的掸人召帕。中国政府对“克钦人”的治理似乎向来比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更为间接,因而中国的掸人召帕虽被他的中国统治者课以重税,但他在辖区的政治影响力要比在英治缅甸下的召帕大。(见地图2。B地带从北纬24度到北纬26度。)
3. 南德迈地区。这里并存着傈僳语、侬语及其介于两者之间的方言,诸如当色尔(Tangser)和根防(kwinhpang)。侬人在这里是贡劳,某些傈僳与侬人混杂的社区也是贡劳。大多数傈僳村寨似乎以一种很不同于克钦贡萨制的阶层分层制度进行组织。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萨尔温江谷地主要是傈僳人的地区不应算在克钦山区范围之内。
C地带 这个地带的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萨董和南坎之间的边界地带。这里的语言混杂情况类似于B地带中的第一个地区,不过此地崩龙人很少。我认为在1940年这里所有的村寨名义上都是贡萨,但这可能由于行政部门对世袭山官的偏好。许多“山官”并未完全得到克钦人自己的承认。
这个地带的北部地区包括恩梅开江谷地及其以东的山区。这里的人说木如和勒期的各种方言。也有众多的傈僳人和少量汉人。几乎没有人说景颇语和阿几语。木如和勒期社区中的大部分看起来是按贡劳原则组织的。目前关于这个地区的民族志还相当不足。
上述这些情况呈现出的规律只有三条。第一,说阿几语的人都是贡萨,而且居住在恩梅开迈立开江汇流处以北之地未见有阿几人。第二,只要聚落中有人说景颇语,说明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按贡萨原则组织的。第三,凡在无人说景颇语也无人说阿几语之处,就不存在本书所描述的贡萨制。
我将在最后一章再谈这个问题,并讨论我们分析过的事实在什么程度上符合我的论点,即采用一种新语言和沿用旧语言都可视为一种仪式行为。
并非所有的克钦亚族群的分类都是基于语言的,有些分类基于地域,而有些则同时基于地域和语言。在列出的方言中,高日、茶山、都凉、孟塔、庞语和几种侬语方言大致上是地区性的。因此,提到一个高日人、茶山人或都凉人就如同提到一个约克郡人一样。问题的关键是他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即便你碰巧是在伦敦遇见他而且他也不会说约克方言,他仍然是个约克郡人。令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克钦人自己往往以亲族群体的称谓来定义自己的社会。所以诸如茶山或都凉这样的范畴习惯于被描述为阿缪(amyu)——即“氏族”(Clan),氏族都共有一个祖先,族名即得自这个祖先。
在这些例子中,整个方言群体就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而且据信有某种基于亲属关系上的团结,因此,乍一看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相当于通常民族志意义上的“部落”实体。那么为什么我不满足于把诸如高日这样的群体当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志单位来研究,并且也就到此为止呢?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如此复杂,连另外的这些克钦方言和语言都要扯进来呢?以阿几语的人群分类为例可以很好地解释我的做法。来看看下列事实材料: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阿几是一种独特的方言。从语言学上看它似乎是木如语和景颇语的一种混合语。 [98] 所有的阿几村寨都有贡萨组织。说阿几语的人居住在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汇流处以南,但分布得相当分散。说景颇语的人承认阿几人有自己的语言,但声称后者还具有其他独特的习俗(htung)。因此一个阿几人未必一定讲阿几语。事实上居住在孟拱南部的人几乎都讲景颇语 [99] 。阿几的山官们认为自己都属于同一世系,亦即勒排支丹奥拉(Lahpai-Shadan-Aura)世系 [100] 。在勒排支丹世系中,奥拉这个分支拥有众多很有势力的、讲景颇语的山官。奥拉世系本身也包括高日诸山官。因此,讲一种景颇方言的高日山官和讲木如语方言的阿几山官常被认为是同一世系的兄弟。而且讲景颇语的高日人和讲木如语的阿几人之间的这种关联并不仅限于贵族阶层。两个语言群体中许多平民世系也是“同一”的,例如:
高日世系名 阿几世系名
达石(Dashi)朵石(Dawshi)
张玛(Jangma)张麽(Jangmaw)
梅卡(Mahka)梅和(Mahkaw)
孙努(Sumnut)孙鲁(Sumlut), 等等
这一认同在全社会得到承认。达石是朵石的世系兄弟。一个高日达石人可以顺理成章地与一个阿几张麽人婚配,却不可与一个阿几朵石人通婚。
另外,如果我们还注意到高日地区毗邻阿几地区,而且他们虽然说景颇语但通常与阿几人,而非其他说景颇语的人群,进行政治结盟,那就很容易理解,尽管居住在一定的地区,但高日绝不是一个可分立的民族志区域单元。阿几人和高日人,虽然分属不同的语言群体,不可能被当做相互分离的社会,因而我们也不能把高日认做是一个独立的“部落”。
克钦人除了把地方性的语言群体当做氏族一样来称呼而带来种种混淆之外,还有另一个令人困扰的习惯:他们在提及氏族时,言谈之中好像氏族就是地方性群体!1885年之后的一小段时期里,英国殖民官员被这种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他们真的试图将克钦山区划分成不同的“部落”区域——“部落”在这里被用来当做景颇的山官氏族:木日、勒托、 勒排、 恩孔(Nhkum)和木然(Maran)。 [101]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在克钦贡萨制度下,一个山官所管辖的领地被认为“属于”这个山官的世系,因而也“属于”他的氏族。比如帕朗的山官属于木然-恩麽威(Maran-Nmwe)世系;因此它常被说成是木然人的土地或恩麽威人的土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帕朗中的人口大多有着恩麽威血统或木然血统。克钦社会中主要的继嗣群体(除了茶山和都凉)没有一个是地区性的。在阿萨姆有勒排人、勒托人和恩孔人,而在景栋(Kengtung)北部同样有这样的勒排人、勒托人和恩孔人。亲属体系的主要框架覆盖着整个克钦山区,并跨越了所有政治和语言的边界,只有克钦人和掸人之间的分野是例外。正是这一事实,而非其他什么情况,证明了在对这样一个多种语言并存的辽阔区域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分析时,使用克钦这一概念是合理的。
语言之外,克钦山区不同地区之间最明显的文化变项是服饰。除了傈僳人,各地克钦人居住的房屋都大致相似,耕种土地的方式也大致相同,所遵守的宗教规则也大致相似,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共享一套共同的神话和传统体系,但他们在服饰和物质文化的细节上却有广泛的不同。这些差异大致上是地区性的,和语言差异之间关联不大。服饰无疑很容易被用作身份差异的象征,但我并不了解克钦人不同装扮的原因和理由。为什么侬人着白而有些克钦人着黑?为什么有些克钦人的服装饰以织锦图案,而另一些克钦人的服装只饰以素朴条纹?为什么北部(喀库)克钦人穿长筒裙而南部克钦人穿宽摆裙?我完全不知缘由。对于研究物质文化的学者而言,这方面的确大有可为。
我在地图2上标出的是按气候划分的地带。克钦人对各个区域有自己的命名。例如省普洛嘎,意为东部地区,大致相当于八莫和萨董地区;省立嘎意指北部兴威邦;腾奈嘎,意为低地,指孟拱和杰沙之间的地区;喀库嘎,意为上游地区,在恩梅开迈立开江合流处以北,如此等等。我在提及的服饰差异,大致对应于上述这些名称不同的区域;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方便起见,我将用一个术语汇总来结束本章,它将归纳上面这些相当繁琐的信息。所列词汇及其含义如下: